在改革声中
当时台湾人处在何种情况呢?
杜鲁门总统的声明使台湾人的领袖陷入失望的深渊,这是日本投降後美国第二次错失替台湾岛民行动的机会。在艾奇逊宣称台韩属美国利益防卫圈外的当天,我收到一封沉痛的来信说,今後台湾人将在蒋帮特务统治的践踏下等待中共来接替,该信透露台湾人是如何细心的探索每一个从外国发出来的信息及对外的声明,看看是否能给予台湾人一线希望,信写着:
想到这可能是你接到我的信的最後机会,我下决心给你写这信⋯⋯
我曾渴望再度在较明朗的情势下与你在台湾岛见面,现在我几乎确定,我必须放弃我的希望,因局势已经十分明显,台湾已经被美国划除,因此再过几个月,我将发现被中共所统治,除非我成功的离开此地。期望国府军会抵御住二月以後随时会发生的共产党攻击,那是极端的乐观。
事实上台湾人对於杜鲁门总统的对台政策是彻底绝望了。我怀疑,假如前任的罗斯福总统还在的话,不知会采取什麽措施。我想他作梦也想像不到他答应将台湾给予中华民国而不是将台湾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然六百万台湾住民的意愿都没被考虑过。
自从马关条约订定迄今,当台湾人命运在被占卦的每一重要关头,台湾人的意愿从没被重视过。
从地图上看,台湾地形略像一个橄榄,难道台湾人因此注定像政治橄榄球一样在世界政坛上被踢来踢去吗?
我十分惊讶的在美国新闻处的新闻刊物里看到如下的文字:「底特律自由报的汉密顿・巴特拉,评台湾岛的战略重要性时说,永久占据台湾当做美国前哨,不但把我们及 台 湾 住 民 卷 入 无 穷 的 纷 争 里 , 而 且 如 此 做 极 不 正当⋯⋯。」(自台北美新处十二月十七日的每日新闻第一百四十号)
我不知巴特拉先生根据什麽如此说,我也不知他预测的纷争是什麽,无论如何,没有台湾人会同意他的意见的。
相反的,在一九五〇年元月四日的旧金山合众社电讯引用曾任美驻台北领事的麦唐纳(John J. MacDonald)先生的话说:「大部分台湾人希望他们能经由联大的托管而从蒋帮手下解放出来,但自从国府逃窜到台定居台北後,这一希望逐渐落空,目前他们似乎期望即使东京的最高统帅部能来接管也是好的,设使他们能保证日後给台湾人自由的话。」我遇到的台湾人当中,没有人反对麦唐纳先生的意见。
一些台湾人想:「政治上台湾只是一个婴儿,在挣扎着成为自由人民的过程上需人救助。但台湾将不会永远是个政治孤儿!假如情势像现在一样不改变的话,有一日台湾人可能将在克里姆林宫影响与指导下,成为美国可怕及咒骂的敌人。
我当然知道美国做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尚有许多难题要应付,而其能力亦有限,从这点看来,那麽台湾人这点要求就未免太自我中心了。
另一些台湾人认为美国决定对台政策的态度,不应在利与不利之间取舍,而应在对与错之间选择。假使只因曾受日本的殖民统治五十多年就要将台湾关入台湾人所不喜爱的共产世界,而最大的战争主犯日本,只因怕她可能发动另一次战争,就幸运的安享民主自由,这是何等不合理!历史将会给予公正的裁判。
当我写此信时,我听到一队沿街行进的台湾新兵在合唱一首日本军队进行曲,这一队台湾兵是日本投降後第一批被徵召入伍的兵丁,台湾青年充满热情地被应召入伍是十分神奇的,甚至使在台的大陆人害怕疑虑起来,相信你想像得出为何他们充满热情吧!
我脑子里充满着像这类的人物,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死於惨无人道,然而我仍然祷告,期待有一日,情况会好转。请告诉我你的意见好吗?假如可能的话!❷针对像写这封信的台湾精英,吴主席上任後首先开始减除地方痛苦,以及争取台湾人对国府的支持,因他内心已经十分明白,蒋介石将无法光复大陆,因为保住台湾已够困难了,而难民们将需要岛民的全力支持。
元月十三日,吴主席答允促进地方自治的政府,四月五日当局公布,行政院授权省主席举行全省县市普选,形式上最少这将给台湾人某种程度的对地方行政警卫的管理权,这实在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事变当中台湾人向陈仪的衷心要求。
吴主席起用的省政府委员二十三位里有十七位委员是出名的台湾人担任,有些甚至是二二八时反抗陈仪而一直躲藏未敢露面者。吴国桢的原意是主张当地人必须在其地方政府中有相当的发言权。
可是真正选举时,国民党严厉指定候选人之提名、投票者之资格、监视及控制选举之进行。那些被吴国桢选任的台湾籍厅处长也发现了,围绕在他们周围的竟是一群陌生的中国籍助手、属从、顾问等。虽然吴主席尽可能走向开明治理,同时减少弊端,然而不久他便发现每一措施都会遭受到蒋经国的爪牙的干扰。
吴国桢受到的困扰极大,铁腕宰相是其顶头上司,蒋经国的特务又渗透每一行政及军事单位,经常的逮捕搜查恐吓,在岛民间制造了极恐怖的气氛。经济方面,宋子文的阴魂似乎仍不散,在金融界,有两个熟悉的面孔,严家淦是前数任主席陈仪、魏道明、陈诚的掌柜,现在严家淦已升任为财政部长,这无疑赋予他超越省主席权限独立控制全省经济的特权。吴国桢被迫任命任显群来替代严家淦留下的空位,任曾是陈仪时代的交通处长,在一九四六年到四七年间事严家淦的同僚。
我们一点也不惊奇吴国桢在就任後的五十天内(元月十一日到三月九日)竟然两次被威胁去职。他的第一次困境是「职业台人」黄朝琴对财政措施的质询。黄朝琴这人在陈仪时代就被御用,二二八事变时以出卖其同胞而被任命为一间台湾最大银行的董事长。眼见吴国桢的改革计划影响到自己辛苦舖好的财路,黄朝琴开始强烈的反对,但吴国桢硬把计划呈到中央蒋介石处。蒋知道他必须摆出改革的姿态,因此吴国桢获胜。
- 1950年1月12日一封台北致Kerr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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