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今天的绝望事态
回顾美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其他危险事件可以给美国未来的发展带来一些希望和灵感。特朗普不是第一个滥用权力的总统,美国也不是第一次面对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美国的经济在以前也曾经被肆无忌惮的市场势力所扭曲,但美国最终都遏制了这些弊端,并重新回到正轨。
据说,安德鲁·杰克逊在谈到最高法院的一项他不赞成的裁决时曾经说:“既然约翰·马歇尔(第四任美国首席大法官)已经做出了决定,那就让他来执行吧!”[1]杰克逊知道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只有总统能执行法律,因为总统的政府控制着所有负责执行法律的机构,法院没有执行法律能力。在当时还是一个年轻共和国的美国,杰克逊作为领导力量主持了美国的一次“大分裂”时期。
在共和国的进程中,美国的体制得到了改进和重组。杰克逊那灾难性的“分赃制度”最终导致了专业公务员制度的建立。
这也不是政客第一次试图利用权力获得政治优势了。在南北战争之后,战后重建和数十年的种族隔离导致了更多的持续性危机和社会不公正,这些危机至少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难以处理和令人绝望的,尤其是对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而言。当时的问题不只是种族偏见,持续剥削他人的经济体系才是更严重的灾难所在。[2]特朗普煽动民众的偏见,试图将白人工薪阶层选民的愤怒指向移民,这与美国以前的情况十分相似。[3]
这些试图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与争取经济公正的斗争是相互呼应的。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社会不平等、市场势力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后来,包括旨在确保竞争的法律在内的进步立法将美国从悬崖上拉了回来。1920年,美国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再次登上了新的高峰,“罗斯福新政”社会和经济立法为美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美国人受益于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所提供的经济保障,通过立法遏制金融部门,赋予劳工运动新的生机,重新平衡了经济权力。[4]
- 出于对Worcester v.Georgia,31 U.S.(6 Pet.)515(1832)案的尊重,杰克逊对约翰·考菲准将所说的原话是:“最高法院的判决仍然无效,其发现自己无法强迫佐治亚州服从命令。”
- 美国南方发展了一种通过佃农制来保持地主阶级统治地位的经济体系。美国南方在教育、收入、健康方面均落后于美国社会和经济福祉的平均指标——尤其但不仅限于非裔美国人。由始至终,南方政治领导者都利用种族主义将贫穷白人的怒气转向他们的黑人邻居。最终,1938年,罗斯福实行了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南方的数据终于有所改善,大量非裔美国人从南方向北方大规模迁移。同时,为了寻求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许多工业产业转移到南方。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法本身就是为了抵制这些长期存在的经济和种族不公正现象而出现的,大规模反对运动的结果。人们希望它能够扭转局势(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它似乎确实生效了。然而,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惯犯势力,尤其是法庭上的惯犯势力,让时间倒流,阻碍了进步:经济隔离、种族经济分化和被歧视人群政治权力的丧失随后迅速恶化。
- 特朗普试图利用种族主义来谋取政治优势。当然,这有着悠久的历史先例。在约翰逊的民权立法之后,南方的共和党人利用种族主义促进了党派之间的重大重组。
- 有些人强调了战争在某些时期所起到的平衡作用。“二战”促进了团结,允许高累进税制存在,为战后不平等程度极低的时代奠定了基础。但是战争对建立平等社会是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这样做代价高昂且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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