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课程
在工作场所由田地和家庭外移的同时,孩子必须迎接工厂生活。
1835年,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表示,在工业化的背景下,英国早期的矿场主和工厂主发现“几乎不可能把成年人变成工厂的有用人手,不论他们来自农村还是手工行业”。如果未成年人能够预先适应工业制度,那就可以大大减少他们日后在工作中的纪律问题,结果就产生了另一个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的中心结构:大众教育。
大众教育依据工厂模式,教授基本的读、写、算术及一点儿历史和其他科目的知识。这是“表面的课程”,大众教育还包括一个更为重要的“隐秘的课程”,其中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守时,二是服从,三是单调而重复的工作。工厂的工作要求工人准时上班,尤其是流水线工人,还要求工人无条件服从管理层的命令,不论男女,都要在机器旁或公司里进行非常单调的作业。
因此,自19世纪中叶第二次浪潮掠过各个国家后,人们发现了一项无情的教育进展:孩子的入学年龄越来越小,在学校的年限越来越长(在美国,教学年限从1878年到1956年提高了35%),义务教育的时间不可避免地被延长了。
大众教育显然是一项人性化的措施。1829年,一群技术人员和工人在纽约市宣布:“除了生命和自由外,我们认为教育是人类享受到的最大福祉。”然而,第二次浪潮社会的学校把一代代的未成年人打造成电机科技和流水线所需要的顺从、整齐划一的工作人员。
总之,核心家庭和工厂式的学校变成未成年人为进入工业社会做系统准备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也不论是北半球还是南半球,第二次浪潮社会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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