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皇帝的政治
发生变化的,还不仅仅是凡事都携带家眷的作风。正当东方的帕提亚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身处西方的皇帝马可也在为国务忙得不可开交。这里所说的国务,指的是修改罗马旧时的法律,使之与现实相契合,以及根据需要制定一些新法律。今天我们追寻这些变化,就可以了解当时罗马社会的整体要求。其中的大多数可谓日常政务,比如确保基础设施的维护费用,改善奴隶的待遇,向各行省推广救济穷人的福利政策,加快法庭的审判速度,每年开庭320天等等,虽然都是贤明皇帝应该大力推行的政策,但其中有一些的确是由马可制定实施的新法律。
其中的一条法律,就是罗马公民权的拥有者生小孩时,必须在婴儿降生后的30天之内进行登记。这项法律的适用范围,不但只限于罗马公民权拥有者占绝大多数的意大利本土,而且也包括了居住在其他各行省的罗马公民权拥有者。至于该法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对军团兵的后备力量有个大致的估计。我想这里也不必重复,负责保障帝国安全的军团兵必须具备拥有罗马公民权。如果军团兵的数量得不到保证,那么自然也不能奢谈帝国的安全。虽然罗马推行募兵制而不是征兵制,但为有效发挥哈德良建立的防卫体系的功能,必须大致了解具备应募资格的人数。有的学者认为,马可此时的政策是希望增加税收,可是罗马公民权的拥有者负责保卫帝国,本来就免除了直接税,只有不承担防卫义务的行省居民才缴纳同时也是安全保障税的行省税。这样罗马公民权拥有者需要缴纳的就只有遗产税,而且直系亲属之间还免税,非直系亲属之间的税率只有5%,所以很难想象马可此举是为了增加税收。我还是坚持认为,马可的目的是为了预测将来能服兵役的罗马公民人数。
可是,既然马可强烈地意识到了预测人数的必要,那么就出现了一个疑问,在马可时代,志愿当军团兵的罗马公民权拥有者是不是减少了呢?罗马当然能够保证16.8万名军团兵用做主要作战力量,不过问题在于,如果志愿者的选拔还像哈德良皇帝时代那么严格的话,这种保证会不会出现一定困难呢?和平年代军人往往遭到忽视,虽然开展了帕提亚战争,但那是在遥远的东方进行的,并且以胜利告终,帝国西方的居民没有受到直接影响。另外,世上祥和而繁荣,除了从军以外还有许多其他职业可供选择,尽管当时服兵役能得到一笔可观的退役金,但只怕其吸引力也会有所下降。这也可算“和平的代价”之一吧。
其次,马可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用来遏制地方自治体(地方政府)的议员候选人减少的倾向。这也很引人注目。
无论是共和制还是帝制,罗马都能保证事务官员和办事人员的薪水,但以执政官为首的中央政府官员以及地方自治体官员都是没有工资的。因为参与公务尤其是出任高级职位,不但是国家公民的义务,同时也是一种荣誉。正如庞贝遗迹中残留的那些涂鸦所示,当时地方议会的选举竞争激烈,因为候选人数量众多。这些职位不但没有报酬,而且如果有人胆敢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话,等待他的也只有遭到揭发一途,所以在这方面绝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不仅如此,由于皇帝的率先垂范,人们还往往期待地方上的强势人物能对公共事业有所贡献。正是因为重视这种贵族义务,罗马才完成了那么大范围的公共建设,如果地方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减少,有可能关系到地方自治体本身功能的降低。
在这些法律条文中,把候选者减少的原因用“apatia”一词来表达,意为“缺乏朝气”。以前罗马人一说到代表共同体或国家的“共和”往往热血沸腾,或许此时个人主义已经开始蔓延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的国家意识在暴君尼禄时代尚且强烈,到了贤君马可时代却开始衰退了。
毫无疑问,制定这些法律的马可肯定发现了上述问题。时代正在变化,而且是在向坏的方向变化。在皇帝安敦尼· 庇护的时代,罗马人充分享受了史无前例的安定与繁荣。和“父亲”相比,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需要面对以往历任皇帝都没有面对过的深刻问题,而在这一时期,他又失去了可以推心置腹的恩师弗龙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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