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走过开场与中场，就进入了访谈的结语部分，也就是终场。

如果将人物访谈的开场比喻为电影特写，中场就好像纪录片的纪实演绎，终场则更像文学创作中观点式的尾声。作者的介入使得这一串场环节体现出了更强的主观性。

“在访谈节目中，作为采访者，你是谁的代言人？”

2015年，《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向我提问了一个关于话语权的问题，我的答案很简单：我只代表我自己。

是的，我自己。

很难忘记一篇刊登于《纽约时报杂志》，名为《格雷迪的礼物》（Grady's Gift）的文章，1992年它被授予普利策特稿奖。“《格雷迪的礼物》远不只是一篇人物传略，豪威尔·瑞恩斯（Howell Raines）极富文采的报道，披露了一个富足的南部白人家庭和一位拼命想改变命运的黑人女佣之间的密切关系。”作者瑞恩斯以第一人称写作，但丝毫不影响他在行文中间与撰写对象女佣格雷迪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保持的方法就是“我”在每个关节点上的介入。当“我”与格雷迪初相见，“我最先记起来格雷迪告诉我的一件事是，一旦她有足够的钱，她就会去在她的牙豁里装一颗钻石，定会让男人们发狂”。在这样一个生动的细节描写之后，“我”以“评说”的方式出现在了文中：

描写种族隔离政策下不平等世界中的一位黑人和一位白人之间的感情，对一个来自美国南方的作家来说，没有比这更富有挑战性的主题了。在欺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让每一种激情都令人置疑，使人们无法知道在两个人之间流淌的，是否是诚挚的感情，抑或仅仅是怜悯，抑或是实用主义的。确实，对这个黑人少女来说，逢场作戏是生存的当然创造。

在豪威尔·瑞恩斯的笔下，“我”是随时可以介入的，以评说者的角色，以资料分析者的角色，而他用观点与主人公格雷迪进行互动却是那么水乳交融，毫无违和之感。阅读瑞恩斯的文字，吸引我的不只是那些动人心魄的细节，更大的吸引力在于他令人目眩的评说段落。

正是从这篇文章，我体验到了一种特别的文体带给我的独特体验，它就是特稿（Feature Stories），而《格雷迪的礼物》正是以特稿的形式获得了1992年普利策奖。哥伦比亚大学是普利策奖评奖委员会所在地，在这里求学期间，通过作业和阅读的学习方式，我得以了解杰出特稿的写作规则，那就是“高度的文学性和创造性”与新闻记录的结合，而两者的结合完全可以通过“我”的主观视角获得实现。

冲击力十足的开端，充满故事张力的主体，乃至意味深长的尾声，这是《杨澜访谈录》的开场、中场与终场。如果将《杨澜访谈录》比喻成笼统的“作品”，它分明就是我的人物特稿。

作为采访记者，肩负着提问者和观察者的多重角色，对于我而言，非常认同《纽约客》作者阿尔玛·吉列尔莫普列托（AlmaGuillermoprieto）的观点：故事中的“我”如同读者的代理人。我的梦想是带读者走出他们的舒适区，将他们推向不舒适的位置。我希望他们看到、闻到、尝到、摸到、听到我身为记者代替他们接触到的东西。

^[15] 但是，我认为又不能被“观众”或“读者”绑架，因为他们也希望看到你的独特观察和评论，而不是人云亦云。

1.从“选择”中观察人访谈 历史学家 梁从诫结语：1900年，梁启超在他那篇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他大概没有想到一百多年以后，他那已经不再是少年的孙子既没有直接从政，也没有像父母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建筑大师，而是把环保作为自己最心爱的事业。梁从诫自嘲说他们一家三代都是失败的英雄；是屡战屡败还是屡败屡战，各人自有不同的理解罢了。感谢收看这一次的《杨澜访谈录》，我们下次再见。

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选择”都与人生的非常时刻关联，而正是一次次选择勾连起了一个人的人生。作为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会长，历史学家梁从诫的名字，一般的中国人也许不太熟悉，然而他的祖父和父亲的名字可以说是如雷贯耳，祖父梁启超是维新思想家，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则开创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梁从诫开玩笑说自己一生都生活在祖辈和父辈的阴影之下。我的结语从引用梁启超文章观点开始，在这个观点下，考量祖孙三代人各自的选择，从而使观众从家族传统的视角理解了梁从诫“忠实于自我的选择”。

访谈 美国前国务卿 赖斯结语：诚然，就如赖斯所说的那样，一位领导者常常要在巨大的压力、短促的时间，在不完整的甚至是错误的信息基础上，做出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决定，然而决定一旦做出，就必须要有人承担相应的责任。虽然我可以看出赖斯并不情愿被我一再地追问有关伊拉克战争合法性的问题，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影响着美国命运和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的决定，我相信这不会是她最后一次接受提问。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杨澜访谈录》，我们下周见！

很多选择并不是在有条不紊的状况下做出的。我的追问让赖斯被迫再次面对选择时的仓促与艰难。我的结语作为追问的信息延续，将隐蔽的真相抛向时间的远方。圆满的结局往往流于肤浅，我选择让结束语常常在最艰难的那一刻戛然而止。

2.从“危机”中观察人访谈 新加坡开国之父 李光耀结语：李光耀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想要让别人重视和认同你的言论，那你就必须在危机面前，在水深火热的时候挺身而出。虽然人们对李光耀的政治成就、执政理念可能还存在着不同的评论，但他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的这一份承诺和担当却是用一生去完成的。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新加坡，而对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杨澜访谈录》，我们下周见！

我有幸在2009年和2010年两次专访被誉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先生。作为新加坡前总理、内阁资政，他91年不平凡的一生，分明是带领新加坡克服“我们很小很脆弱”的弱势，一次次突破生存危机，实现成功崛起的一生。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从满目疮痍的旧港口蜕变成“第三世界里的第一世界城市”，继而凭借着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成为贸易和金融中心，“新加坡模式”在全球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甚至是借鉴。他跟中国的几代领导人都有着深入的交往，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即便是退休之后，他也依然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被称作“政坛常青树”。而依据我的采访和观察，他常青的秘诀就在于根植于内心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伴随了李光耀一生，也成为他带领一个小国在危机中实现大发展的内在动力。

访谈 格力集团董事长 董明珠结语：也许有人会说，为了事业的成功就付出如此巨大的个人代价，是否值得？我想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标准，而我更想说的是，当一个市场，一个社会，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一位女性领导者的时候，她就不得不付出百分之二百，甚至百分之三百的努力和牺牲。而这样一份努力和牺牲，或许能够让更加年轻的一代女性领导者，不必面临同样残酷的选择。对于今天的董明珠而言，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毕竟在山顶上能够看到的，是无边的风景。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杨澜访谈录》，下周见！

访谈董明珠，我将其定位为“危机中的女人”。从一名普通的销售人员做起，2012年，董明珠成为格力集团的董事长，达到了事业的顶峰，但对于此时的董明珠而言，又可谓是危机四伏。成本的压力，同业竞争的压力，电子商务爆发式生长的压力，重重压力把董明珠推上了风口浪尖。我的提问并没有单纯围绕这几种有形的压力，而是以另外一种无形的压力——性别压力作为基点进行发散提问，一位在重重危机中突围、牺牲、忍耐，乃至享受压力，进而焕发出领导力的女性企业家形象得以透视化呈现。

访谈 好莱坞演员 基努·里维斯（Keanu Reeves）结语：走过动荡的童年，经历过失去爱人的痛苦，走出为死亡而焦虑的中年危机，如今的基努·里维斯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自己变老了，但却变智慧了。你可能会说，他早已过了演艺的巅峰期，《太极侠》或许并不如想象的精彩。然而电影对他而言，早已超越了所谓的名与利，拍电影，可能是为了一个故事，也可能是为了一个承诺。只是不知道下一刻，这个剃去了胡碴的男人，会骑着自己的机车，去往哪个地方？

“好像在青春期。我们进入青春期时，我们的身体在变化，荷尔蒙也在变，还包括你的生理，情感生活和心理生活。我的中年危机也有这种生理的感觉。”访谈好莱坞演员基努·里维斯，他谈论更多的不是即将播出的电影，而是他刚刚过去的中年危机。“你到40岁了，你就开始想到了死。过去和未来交织在一起，你变得有些抑郁，有些疯狂，你会哭一哭，然后危机就消失了。”他的迷失与他的明星身份关联，也与更多普通人的际遇相似，危机是阶段性，甚至是片刻的，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走出来的方式。在结语中，我运用“走过，经历过，走出”等动态的词语，乃至到最后“去往哪个地方”，都是来自我对跨越危机阶段的观察和认知，那就是积极面对，像曾经迷失的基努·里维斯一样冲过人生的重重关卡。

威廉·津瑟（William Zinsser）把一个好的结尾比作舞台喜剧落幕前的最后一句台词：我们正在一场剧的中间，突然一位演员说了些滑稽、夸张或者警句之类的话，舞台灯光随之熄灭。我们惊讶地发现这场戏结束了，随后为其奇妙的结束方式感到愉悦。完美的结尾应该稍微给读者一点儿惊奇，而且要恰到好处。^[16] 关于经典的结尾式写作有多种模型：前后呼应型、展望未来型和展开拓展型，等等。建立在访谈基础上的对“人”的观察，在结语部分我更愿意摆脱类型和模式的桎梏，将我的观点与受访者观点进行认知层面的互动。“惊奇”和“意外”是我希望留给观众和读者的礼物。

访谈 戏剧导演 林兆华结语：英雄暮年，壮心不已。直到如今呢，林兆华脑子里想的还是戏剧那点事儿。也许正像他说的那样，除了排戏，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活法。几十年来他把人生搬上戏剧，又让戏剧融入到自己的生命当中。究竟是戏剧人生，还是人生戏剧？这种区别对于他来说并不重要。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突然觉得，老爷子挺幸福的。感谢您收看本期《杨澜访谈录》，我们下周见。

“80年代的戏剧红火过一阵子，90年代相对比较低潮，到了21世纪相对比较多元了，那您觉得中国的戏剧未来是一种什么样的前景？”面对我最后的提问，林兆华的回复有些出乎意料的冷静：“我对这个问题从来不回答，因为我老了。”在这个回答里，我读出了自省，也读出了不甘。所以化用曹操的《龟虽寿》作为结语。

访谈 美国篮球运动员 迈克尔·乔丹结语：在谈到自己成功的时候，乔丹有这样一段名言：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经起码9000个球没有投中，我输过300场比赛，起码有26次人们都相信我会投入制胜的一球而我却失之交臂。在我的一生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这恐怕就是我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杨澜访谈录》，我们下周见。

迈克尔·乔丹被称为披着23号球衣的“神”。乔丹的NBA生涯始于1984年，整整15个赛季不知疲倦的征战，一系列让人望尘莫及的个人纪录，为NBA和整个篮球运动都书写了新的注解。他在球场上每一次的飞腾，他的意志，他的精神，都成为后来人膜拜的对象，直到今天，很多从未看过乔丹打球的年轻一代，仍然把乔丹视为榜样。2015年，当我完成对飞人乔丹的专访，没有罗列那些辉煌光鲜的纪录，却将最想说的话定格于结语中那一连串与“失败”有关的数字。让我们转到“神”的背后去看一看，也许会对何谓成功有切实的体味，才会知悉“神话”到底如何练就。

访谈 知名导演 田壮壮结语：我一直记得十几年前田壮壮曾经口出狂言，说他的电影是“拍给下个世纪的观众看的”。虽然今天的田壮壮一再声称这只是一种误传，我却宁愿相信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身在红尘之中，谁又能真的无欲无求呢？田壮壮的“野心”，大概已经超越了红地毯和奖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要拍的，是一部不朽的电影；他要做的，是一个超越时空的导演。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节目，下次见。

从当年的“艺术反叛者”到中年之后的“君子适中”，作为“第五代导演旗帜性人物”的田壮壮似乎从未随波逐流。当从不接受电视采访的他坐到我的面前，我看到的是一个具有“孩子气”的大人，像守护白日梦一样去守护一份艺术的纯粹。我在结语中宁愿相信他的狂野不仅仅是出于任性。

与观众共鸣并非刻意去迎合，而是让自己的观点蕴含其中。就好像我非常欣赏的这句话：收尾读起来应该像从屋檐上滴下的水滴，轻松而一往无前地滑进最后的思想。

访谈 作家 毕飞宇结语：做过推拿的人都知道，一旦身体出现了伤痛，仅仅靠一两次推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毕飞宇也深深地了解，仅仅凭他的几部小说，并不能够达到治疗社会的目的。但是他用他的文字告诉我们，在这个脚步匆匆又显得比较粗糙的时代，有一些疼痛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就像有一些人，不应该被忽略。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杨澜访谈录》，我们下周见。

访谈作家毕飞宇，谈及他对于文学价值的认知，印象深刻的是他以自己的作品《推拿》进行的阐发：相比主流渠道思想的传播，文学虽然处于边缘，但是它的重要补充作用恰恰体现在“神经末梢”，“推拿”通过脚趾神经末梢触及的正是人的心和其他内脏。我的结语围绕毕飞宇这种微妙的比喻，也进行了自己关于“一些疼痛”和“一些人”的思维阐发。

访谈 日本导演 岩井俊二结语：拍给一个人看的电影，可以感动整整一代人。那些关于青春的故事，可以是人类社会成长的缩影。岩井俊二的电影带给我们关于人性的细微的关照。在一个不断地提高速度，追求发生些什么，来证明自己存在的社会当中，岩井俊二的电影恰恰为我们描述了那些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日子，那些日子是重要的。因为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期待着即将发生的事。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杨澜访谈录》，我们下周见。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但真的什么都没发生吗？因为不符合自己的价值观，所以可能会觉得什么都没发生，其实很小的事情人都是能够感受到的。我将自己对于生命的体验借由岩井俊二的台词在结语中释放，关于青春的一切，也关于你我的一切：那些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日子，那些日子是重要的。因为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期待着即将发生的事。

在《哈佛非虚构写作课》（Telling True Stories：A NonfictionWriters'' Guide from the Nieman Foundation at Harvard University）一书中，美联社国际写作指导布鲁斯·德席尔瓦（Bruce Desilva）认为写好结尾有很多方式，一个好的结尾可以是：

（1）一个生动的场景。

（2）阐明文章主要观点的、令人难忘的奇闻逸事。

（3）一个生动的细节，它象征着比它自身更大的东西，或者暗示故事可能的发展方向。

（4）一个用心安排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在这个结论中，作者亲自向读者讲话，说：“这就是我的观点。” ^[17] 结合人物访谈节目的独特性，在我看来，好结尾的标准大致有3条：1.能够与问答段落无缝连接；2.既让观众听懂，又能够与他们共鸣；还有第3点，一定是我自己特别想表达的话，也就是上述的第4条：这就是我的观点。

与问答段落互为映照的开场、中场与终场组成了人物访谈节目的文本，“复调式”是访谈节目文本的形式，“特写”和“特稿”呈现着创造性写作的本质，它们共同架构的是更为宏大的“非虚构叙事”。我们称为“非虚构叙事”（或“叙事”）的体裁，对读者和作者都是挑战。它混合了人的事情、学术理论和观察到的事实，指向对日常事件的某种专门理解，整理归类来自一个复杂世界的信息。它始于作者走进真实世界去了解某种新的东西。^[18] 幸运的是，《杨澜访谈录》“一个人和他的时代”的定位为我的串场写作提供了创造无限可能的非凡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