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布热津斯基：您在和我们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国内的政治问题？

邓小平：当然，当然遇到过，台湾省内就有很多反对意见。

2002年，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我在美国华盛顿采访了政治家布热津斯基，1977年到1981年期间他曾经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中美建交的过程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在这次采访中，他向我讲述了与邓小平的一次私人对话，从这次对话中他感受到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很直率、很敏锐、很机智，也很风趣”。

就在这次“敏锐而风趣”的对话中，作为提问者，布热津斯基采取了典型的隐形假设提问。在这个提问中，两人都涉及了中国“国内”这个政治概念，凸显了两国之间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台湾问题”。

杨澜：一些人也许会争论，当整个流程启动，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之盒，毫无退路。并且因为体制固化过久，冲突很激烈，以致超过了任何人的控制。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如果那不是在您自己的手中，苏联仍然会解体吗？

戈尔巴乔夫：我认为，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现在只能谈谈改革的时间问题，改革是我们党的活动的产物，已经拿定了主意要进行改革。我认为，我们做得很正确，我不知道，换作别人会怎么做。在改革进程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遇到了许多困难，它导致了骚乱和改变。不管怎样，最终我们迎来了转变。

当我以假设式提问请戈尔巴乔夫回忆苏联解体事件，不同的价值观假设，使得我的提问中的“解体”，在戈尔巴乔夫的回答中成为了另外一个词语“转变”。

那么什么是价值观假设？在阐述这个定义之前，我们首先探究什么是假设。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假设是对客观事物假定的说明，根据事实提出，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是理论。“照理说，假设经过某种形式的检验，就会变成定论。然而，要是所有的假设都永远无法得到验证呢？”毕业于东京大学物理系的竹内薰博士用“假设式提问”来挑战“假设的定义”，并形成了自己“假设的世界”。

依据科学研究的视角，结合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从爱因斯坦到霍金的研究案例，竹内薰指出：假设是科学的根基。世界上并不存在“赤裸裸的事实”这样的东西。也就是说，在你搜集数据的时候，你的心里就已经有了假设，你会在一早搭建的框架之下解释你搜集的数据。^[2] 而这个早已搭建好的框架就是每个人的价值观假设。支配着人类的假设不仅存在于科学的世界，也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假设”来决定着自己应该怎么做。

美国经济学教授尼尔·布朗和心理学教授斯图尔特·基利对“价值观假设”进行了更系统的探讨，在两人合著的《学会提问》中给出了它的定义：所谓“价值观假设”，就是在特定情形下没有明说出来的喜欢一种价值观超过另一种价值观的倾向。我们把“价值倾向”和“价值取向”当近义词使用。^[3] 生活在世间的每个人都有着自身的“价值观假设”，作为提问者，勇敢突破认知的局限，在与受访者交流的过程中，不断思考结论和理由之间的关系。“隐形假设提问”就是建立在洞察力和思考力基础上的提问方式，即发现受访者潜在的价值倾向，用提问去推理和论证对方的观点，而不是不假思考，无条件地顺从和接受，这正是作为提问者在交流过程中应该具备的批判性思维，也是竹内薰大声呼吁的“健脑假设”。

作为提问者，察觉到对方头脑中的“价值观假设”的过程正是验证自己“价值观假设”的过程。

“隐形假设提问”不只是被运用于有辩论色彩的交流中。发现并激发对方的“价值观假设”，用自己的提问与对方呼应，也非常有利于促成双方高水平的情感互动。

杨澜：当女人拥有你这样大的权力，你觉得是会吸引男人，还是把他们吓跑？

我的提问代表着一种共识性的价值观假设：权力与爱情，女人无法同时驾驭。抛出这个提问，激发出对方的“价值观假设”。

赖斯：哦！我不确信权力和爱是相悖的还是相合的，我认为这取决于个人。我一直说，我未婚并非是因为我从事了这个重要的工作，也不是我没有时间，只是我从没有爱上一个自己确实愿意与之一起生活的人。你知道，在结婚之前，你的确得首先遇到那个人。

杨澜：所以你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因此埋怨命不好？

对方熟悉中国文化，我的回应融合着中国式的“命运”逻辑，所以也得到了赖斯的积极回馈。

赖斯：是的。我谴责命运。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