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魔在人间：华尔街的风云传奇

最后一个也是最痛心的讽刺之事是，证券化市场中两个长期的敌对军团——投资银行和政府支持企业——最终不断地加深对方的罪恶，而非互相牵制。如果没有政府支持企业的购买力，自由市场不可能达到现实中的规模。如果没有华尔街，市场上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的劣质抵押贷款来供政府支持企业购买。

小布什（George W. Bush）认为，人们应该拥有住房。

2002年6月，也就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9个月后，小布什总统来到亚特兰大市南部的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教堂，在那里公布了他推进“住房拥有”的议程。该议程名为“美国梦的蓝图”，它主要宣传让少数族裔拥有住房的计划。小布什总统说，政府的目标是在2010年前将少数族裔的住房拥有者增至550万户。“使美国社会稳定的一个要素是鼓励人们拥有住房。”他说。这么一说，拥有住房不知怎么竟变成了反恐斗争的一部分。

当天演讲听众中有房利美的首席执行官富兰克林·德拉诺·雷恩斯。这次演讲对雷恩斯来说是一个胜利的时刻。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自己属于少数族裔——他是第一位《财富》500强企业的非洲裔美国人首席执行官。和房地美的首席执行官勒兰德·布伦德塞尔（Leland Brendsel）一起，当天雷恩斯在白宫的指示下来到了亚特兰大。白宫想要他成为当天政府工作流程的一部分（两人回程时乘坐的是空军一号）。尽管围绕着政府支持企业有很多争议，但是新的政府似乎在发出信号说，房利美和房地美可以和以前一样运作。几个月后，在一次关于少数族裔住房情况的白宫会议上，小布什总统特意表扬了雷恩斯对房利美的管理工作。

然而，如果雷恩斯认为从此他能安稳度日，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不出一年，小布什政府将和房利美、房地美进行一场苦战。2004年底，这场苦战将让雷恩斯丢掉工作，而房地美也因卷入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财务丑闻之一而被迫重报利润中的数十亿美元。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华尔街中的狂飙突进运动。然而最终，现实情况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政府发起这场苦战，是因为它害怕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规模过大而引起金融体系发生系统性危机。政府想要政府支持企业降低公司账本上的风险。但是，因为该系列事件推动了政府支持企业在错误的时间购买风险更高的抵押贷款，可以说这次“暴动”（雷恩斯之后这样描述）将情况弄得更糟了。而且，同样重要的是，由于过度关注房利美和房地美可能给体系带来的风险，国会和监管者忽视了自由市场上正在不断增大的系统风险。毕竟，如果说最初目的是要限制政府支持企业，那么监管者一般也不愿意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它们的竞争对手。

大家都叫富兰克林·德拉诺·雷恩斯为弗兰克·雷恩斯。他出身贫穷，在精英制度中获得成长，并将自己接受的精英教育运用到极致。雷恩斯在西雅图长大，父亲是市公园管理局的管理员，母亲是波音的清洁员，后来雷恩斯也为波音公司效力过。在出任房利美首席执行官之后，雷恩斯总喜欢回忆说，他的父亲没有足够的钱来申请30年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如果要买房，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支付高额的利息去向硬货币贷款者借款。

雷恩斯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他不仅在哈佛大学同时加入了民主党青年部和共和党青年部，还获得了“罗德奖学金”。从哈佛商学院毕业之后，雷恩斯加入了尼克松执政的白宫，并在卡特政府效力过。之后他离开政府作为合伙人加入拉扎德公司（Lazard Freres），并在这家公司效力11年。投资银行家的生活是不间断地旅行，而雷恩斯觉得自己已经受够了这样的生活，于是他辞了职却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1991年，吉姆·约翰逊提出让他出任房利美的副董事长。雷恩斯接受了这个职位。他在华盛顿的家离房利美的办公室仅有1.5英里的距离。

5年后，雷恩斯重新回到政府中，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开始时担任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当雷恩斯问总统这个工作将持续到什么时候时，克林顿回答说：“直到你消灭了财政赤字。”两年后，克林顿政府财政确实达到了平衡，这可是一代人中第一次实现收支平衡。这给雷恩斯带来了巨大的声望。1998年，雷恩斯的政治资本已经达到最高点，他回到房利美，而约翰逊答应雷恩斯将很快接手该公司。雷恩斯极具魅力，聪明，坚韧，曾受雇于房地美的游说家安德鲁·洛温塔尔回忆说，他拥有“很强的感染力”。安德鲁还说，“你见到他，和他说话，就不自觉地愿意相信他。”一些民主党人曾预测雷恩斯可能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所有的表象都显示，雷恩斯接手的房利美是一个运营良好的机器。房利美完全主导了传统抵押贷款市场，几乎担保了7500亿美元的证券化抵押贷款，而这当中相当一部分是30年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利美实力强大，它几乎决定了巨额贷款客户获得贷款的标准。房利美其他的高利润业务也在大幅度增长，公司的账本上增加了很多购买来的抵押贷款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那时，房利美的账目上拥有价值5000亿美元以上的抵押贷款资产。房利美正尝试着开展风险更高的抵押贷款业务，但是它小心谨慎。事实上，房利美并不在意信贷风险。虽然次贷能够帮助公司实现保障性住房目标，但是房利美还有更好的方法来实现此目标——那些不会影响公司利润的方法。

据桑福德·伯恩斯坦公司（Sanford Bernstein）的调研报告称，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公司的资产超过了除美国、日本、德国之外的其他任何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受到政府支持企业的鼓舞，更有传言说，房利美和房地美的30年票据将取代作为美国基准债券的30年国债。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政府支持企业的监管者，即美国联邦住房企业监察局。但是，它基本不构成影响——该机构严重缺乏员工，他们依靠房利美和房地美来获得信息，并在偶尔尝试维护自身地位时遭到国会中房利美的同盟者的痛斥。房利美的资本要求量为最低水平；其杠杆借贷比率很高，超过了60∶1；它的收入增长稳定，股票也在10年内涨了10倍。房利美管理层的薪酬和公司的收入目标直接相关，因此他们也变得十分富有。当然，房利美还是要面对批评者，但是事实证明，房利美能够将这些人像赶恼人的苍蝇一样赶走。

这也就是为什么1998年雷恩斯成为房利美的首席执行官后，向公司的部分投资者展示出他制定的非凡的任务指标。雷恩斯说他很有信心在未来的5年内公司的每股收益将翻番，从3.23美元上涨至6.46美元。在公司内部，这个目标数字成为了咒语，甚至本应对收益问题毫不关心的内部审计长都对自己的下属说，“现在，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牢记6.46。睡觉时说梦话也要说6.46，要将6.46倒背如流。对此你们不能心存半点疑虑。你们呼吸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就应该要想着6.46……毕竟，因为雷恩斯，我们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其中。”

现在看来，这个目标仅仅是自傲的表现。尽管房利美实力强大，但是作为政府支持企业，它的商业模式受到了严重的制约。作为政府支持企业有利也有弊。其中一个主要的不利条件是，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特权同时阻止了它们朝着其他业务进行多样化发展。在唯一能够进行的业务领域中，也就是房屋抵押贷款二级市场，它们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2002年，房屋置业率高达接近68％，创下了历史最高点，这样的市场中还剩多少发展空间呢？一位前房利美高管回忆说，在雷恩斯宣布了新目标之后，“公司里所有的副总裁面面相觑，并说，‘要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事实上，房利美要维持快速增长，方法仅有一个，就是继续扩大公司中仍颇具争议的抵押贷款组合。大家来想想，房利美拥有这么庞大的贷款组合的原因实际上和“保障住房”无关。特别是在市场情况良好时期，市场上会有很多抵押贷款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买家。（萧条时期，这样做的理由可能是房利美和房地美必须不断购买抵押贷款来保证抵押贷款市场的持续运行，而事实上，自从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两家政府支持企业确实这样做了。）房利美的批评者们主要担心的是贷款组合中的利率风险，而且随着组合规模变大，他们越来越为之担心。为了对冲风险，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了大量的衍生品，几乎成为了全美最大的买家。但是，对冲不一定总是起作用。批评者们担心的是，如果利率突然发生变化，房利美因此出现巨大损失，而最终买单的却是纳税人。要知道，在很多年以前，如果不是马克斯韦尔积极拯救，房利美就几乎落到了这步田地。

雷恩斯从约翰逊学到的唯一品质，就是与任何敢于批评房利美的人进行斗争的精神。事实上，有时候他在这方面表现得甚于前任。“我认为雷恩斯只怕自己不够强势，其实他反应过度了。”一位前房利美高管说。按他自己的说法，雷恩斯后来说，“我们从来不幻想自己是最强的。如果我们最强，那我们就不会打那么多仗。每一天，我们都感到被包围了。”四面楚歌时，对待公司和国家面临的极端伤害，房利美的激烈反应也遭到了围攻。

雷恩斯领导的房利美第一次反击发生在小布什政府之前。那是克林顿第二任期快要结束时，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房利美长期批评者理查德·贝克提出了一个政府支持企业改革法案。^①当时的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决定支持该法案。然而，这个政府支持企业改革法案不可能被通过。即将到期的民主党政府，受到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政治力量，这三个因素让这个事实显而易见。但是，萨默斯想要敲响警钟告诫贷款组合面临的风险。克林顿时期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博迪斯塔说，萨默斯让白宫同意财政部将为该法案作证，但是不会投入任何政治资本。也许，萨默斯认为下一任政府会接管这件事。

这件事其实很奇怪。在政府内，萨默斯始终如一地保持和格林斯潘观点一致，即认为市场能比华尔街的监管者们更好地认识并处理风险。并且，还是和格林斯潘一样，萨默斯对于市场处理问题的信念让他忽略了慢慢积聚起来的系统风险。

但是，萨默斯还是能很清楚地看到房利美和房地美造成的风险。对于格林斯潘和萨默斯这样的监管者来说，政府支持企业有一些让人很讨厌的地方。虽然道德风险问题在金融危机中随处可见，但是政策制定者总是无法清楚地看到银行体系中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可是，房利美和房地美带来的道德风险呢？这可是能清清楚楚地看到。

1999年末，萨默斯在一次住房与金融姐妹会（Women in Housing and Finance）会议上发表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关于房利美和房地美说了一句话，“关于系统风险的争论也应该将政府支持企业考虑在内，因为它们规模巨大并且发展快速”。这句话引起了房利美的注意；萨默斯则第一次尝到了传说中房利美反击的滋味。房利美的副董事长杰米·格尔利打电话给财政部抱怨这次“攻击”。雷恩斯也亲自打电话给萨默斯。这两个电话里充满了极其愤怒的言辞。

一位原财政部官员回忆说，几个月后，到了“带着女儿去上班”的日子时，萨默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带到了公司。另一位员工对这两个小姑娘说了些关于政府支持企业的事：“如果有人在干坏事，你们的爸爸会解决他们，但是他们也许会伤害爸爸，而爸爸做的事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那你们会要爸爸怎么做呢？”

“哦，爸爸和罗莎·帕克斯^②一样吗？”萨默斯的一个女儿回问道。

最终，2000年3月22日，财务部副部长金斯勒代表政府作证，支持贝克的改革法案。在他说到的事情中值得一提的是，金斯勒说到美国财政部将会考虑削减联邦政府为政府支持企业保证的25亿美元的最高信贷额度。

地狱的大门打开了。听证会上，金斯勒遭到了房利美众多辩护者的严厉斥责。政府支持企业担保的贷款收益上涨猛烈，这意味着投资者突然发现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风险变高了。这进而减少了房利美贷款组合上的价差，房利美的收入将受到影响。房利美的反击比平常更不受控制，它称金斯勒“不负责任”、“不专业”，当然还说他反对人们拥有住房。

国会很快站出来为房利美辩护。一个星期内，住房小组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里克·拉齐奥宣布，他将反对任何可能增加购房者成本的立法。来自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到美国公共事务有线卫星电视网（C-SPAN）上说房利美这些年“工作出色”，“如果它没破产，那就用不着管它”。

到这里，故事还没有结束。在幕后，大概持续了一年的时间，财政部和房利美高管举办了一系列未对外宣传的会议。这些会议是在房利美的鼓动下召开的。为了平息批评者的言论，房利美整理出一系列“自愿”的倡议，并且希望财政部能够对此表示赞同。这些倡议中包含了各种措施，其中一条是公开更多关于公司利率风险的信息。这是房利美典型的做法：把朋友放在近处，把敌人放在更近的地方。但是，按照一位原高管的话说，萨默斯和雷恩斯之间的火药味“太浓”。“他们俩太相像了，”这位高管解释道，“他们都很自负、顽固，他们都认为自己才是会议室里最聪明的人。”当房利美小组解释拥有巨大的抵押贷款组合的必要性时，萨默斯一点也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而且，当房利美坚持说公司没有收到补助金而且也没有给纳税人带来风险的时候，萨默斯嘲笑出了声。“他们侮辱了他的智商，这种做法大错特错了。”一位原财政部官员说。

这份倡议最终变成了一个错误的喜剧。察觉到房利美的计划，房地美则运用了循环策略。房地美想出了一个办法：和贝克一起宣布房地美整理出的倡议。然而，在宣布之前的那个周末，房利美察觉到了房地美想要抢先一步。所以，房利美想要加入房地美来让它们一起宣布该倡议。但是，整件事的关键在于让财政部对这一系列倡议表示赞同，因为这样才能向市场表明财政部最终支持房利美的商业模式。然而，财政部并没有这样做。没有财政部的支持，该倡议在平息批判方面起不到任何作用。

最开始促使小布什政府决定不干涉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原因是纯粹的政治考虑。不是说白宫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也不是说在政府内没有批评者。只是，在政府内部房利美同样有辩护者：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弗里德曼。他曾是高盛的合伙人，和鲁宾一起管理过该公司。他也曾经是房利美的董事会成员之一。况且，房利美和房地美还是小布什政府住房拥有计划的支持者。

然而，小布什政府中反对房利美的人中有一位可不是什么默默无名的白宫经济学家，他是美国联邦住房企业监察局局长。他的名字是阿尔曼多·福尔肯，是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监管者。

福尔肯和雷恩斯一样是精英制度的产物。他的父亲是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飞机技术员。福尔肯先后就读于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毕业后，在1990年时他担任了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法律总顾问。输掉国会选举之后，福尔肯被任命为监察局局长。开始管理这个机构时，福尔肯才刚刚40出头，是一个喜欢扑克牌和雪茄的害羞、犹豫不决的人。他不像雷恩斯一样拥有魅力和光芒，因而容易被人低估。慢慢地，福尔肯看到政府支持企业是多么难对付，而监察局是多么无力。他先感到恼怒，后来是真的生气了。

每年监察局提出的预算都遭到了削减，不是被国会削减就是被白宫削减。后来福尔肯回忆说，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发现因为该机构的执行人员人手不够，很多风险检查都被推迟了。要很好地完成检查工作，监察局估计至少需要60名检查人员，而实际上只有17人。监察局的整个预算基本上在1900万美元到3000万美元之间，而这个数额竟低于房利美和房地美四位高管的总薪酬。

2000年，福尔肯上任一年。他之后证言说，那年“众议院莫里斯·辛琪（Maurice Hinchey）勇敢地在众议院提出修正案以增加监察局的预算”。“这个修正案受到了退伍军人管理局和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拨款委员会主席愤怒的反对，他还针对我进行了痛批，斥责我鼓励该修正案的提出。”该修正案没有被通过。

小布什政府对于政府支持企业的态度是“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所以在早期，政府并不是监察局的支持者。然而，2002年，福尔肯决定对政府支持企业引起的系统风险进行调研。这个工作对于监察局来说再重要不过了，而这也是最容易引起房利美怒火的事情。

2003年初，监察局准备发布调研结果报告。事实上，这个报告并不是特别严厉。“政府支持企业中任何一家倒闭或者促成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都是非常小的。”报告总结道。但是，该报告还是提出了一个很小的可能性，即房利美和房地美可能被卷入困境并且“扰乱房地产市场和金融体系”。

面对这样温和的批评，大部分公司最多就是发布新闻稿来表达抗议。但是，据福尔肯说，雷恩斯和房利美立即进入了杀戮模式。在计划发布这份报告的前几天，雷恩斯打电话给福尔肯并要求他取消发布。“当我再次向他确认我的计划时，”福尔肯后来说，“他威胁说要打垮我和我的机构。”房利美的游说家们当时还给财政部和其他监管机构打电话，要求他们迫使监察局取消发布该报告。（雷恩斯说福尔肯的这些控告“完全是编造的”。尽管他确实打电话给福尔肯说“监管者发布报告说，自己监管的公司可能弄垮金融体系，这是前所未闻的事情”，但是他坚持说没有进行威胁。）

房利美的行动现在才真正开始。2003年2月4日是福尔肯计划发布该报告的日子。当时，他飞到纽约准备进行演讲来大概介绍一下该报告。在等着准备上台演讲时，福尔肯接到了白宫人事办公室的电话，说政府将要宣布他的继任者。这位继任者不是别人，正是马克·布里克尔，他曾是摩根大通的衍生品游说家。尽管福尔肯的任期还有一年半之久，他还是尽职尽责地写了一份辞职信。并没有出乎意料的是，关于布里克尔的新闻报告淹没了任何关于监察局报告的报道。福尔肯感到莫大的屈辱。

然而，福尔肯最终还是保住了自己的职位。一部分原因在于，2003年下半年的任职批准听证会上，布里克尔说了许多不明智的话。然而，更重要的是政治风向发生了变化。尽管对房利美和房地美态度好是政府曾经的利益所在，但就在突然间，表现出能够对政府支持企业进行严格管理才有利于政府的政治利益。尽管福尔肯和小布什政府之间存在敌意，但是白宫突然意识到福尔肯的坚持不懈和愤怒能够为自己所用。当布里克尔撤回提名时，白宫决定继续任用福尔肯。政府支持企业和白宫之间的战争爆发了。

引发政治风向转变的事件是安然丑闻。这个丑闻事件吓坏了白宫。小布什曾经和安然的首席执行官肯·雷（Ken Lay）是好朋友，他还给肯·雷取了一个很著名的外号“肯尼小子”（Kenny Boy）。安然瓦解后，政府紧接着查看了是否存在其他潜在的商业丑闻，这个检查要漏掉房利美和房地美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安然丑闻还带来了另外更实际的影响：它使得房地美需要重新雇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房地美长期合作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因受到控告说卷入安然丑闻而被迫退出了市场。在2002年提心吊胆的商业环境中，房地美新雇用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仔细查看并清理了房地美的账本后发现其严重不合格。这迫使房地美重报前几年的收入情况。2003年1月，大概在监察局发布关于系统风险的报告时，房地美宣布它将重报前两年“实质上”的公司利润。六个月后，重报结果公布了，它简直能让人晕厥：自从2000年以来，房地美少报了50亿美元左右的利润（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平稳的收入增长）。房地美的整个高级管理层全都必须辞职。

对于房地美问题，房利美的反应非常自以为是，可这也并不让人觉得出乎意料。雷恩斯公开控诉房地美造成了“连带损失”。房利美网站上经常更新的问答环节中出现了这样的声明：“房利美上报的财务报表符合一般公认会计准则……我们的账目应该不存在任何问题。”

房地美的利润重报对于福尔肯来说又是一个屈辱。在房地美宣布要进行收益状况重报前不久，福尔肯公开断言说房地美的内部控制“精确而可靠”。对于自己作出的错误判断，福尔肯感到非常生气，于是他决定开始对房利美进行调查，来看它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监察局雇用了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德勤来深入研究房利美的账本。

白宫积极响应，迅速撤回政府支持企业董事会中受小布什总统任命的人。2003年秋，白宫给一个加强政府支持企业管制的法案施压。这个法案最终被房利美的游说家们成功压下去，这也导致了白宫不再给政府支持企业提供支持（这个法案没有被通过）。大概在同一个时期，新上任的财政部长约翰·斯诺甚至考虑到房利美或者房地美资不抵债的情况而提出了制定破产管理条款的必要性。令人吃惊的是，在政府支持企业万一破产的情况下政府并没有合适的程序来重组它们。当然，财政部长这种做法背后隐含的意义很明显：政府在发出信号说它不再是房利美和房地美贷款的靠山了。

一些白宫助手开始开玩笑称这次反对政府支持企业行为为“诺列加行动”，他们指的是美国在搜查前巴拿马军事强人曼纽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时运用的策略。（美国政府用巨响的摇滚乐“轰炸”他。）政府开始鼓励那些反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专栏文章和社论。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也采取行动，宣布说它将稳定地把政府支持企业50％的保障性住房的目标购买量提高至56％。“这是有意惩罚。”一位前房利美高管说。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这个百分比提高了，而是政府支持企业首次在大城市地区设定了具体的单个家庭住房拥有目标。这样的话，利用公寓大楼或者再融资都不再是绕开规则的有效方法。道琼斯通讯社得到过一份房利美员工邮件的复印件：“你可想象不到事情变得有多糟糕，特别是站在一个共和党人的角度上来说。”邮件这样写道，它指的是新判定的更艰巨的目标。

甚至连格林斯潘也参与了进来。他和雷恩斯是普通朋友，他并不相信房利美拥有巨大的抵押贷款组合是对的。“他们给出的解释简直是胡说八道。”格林斯潘后来说。

白宫的攻击似乎给美联储主席壮了胆，他开始经常公然反对房利美和房地美。2004年，格林斯潘对国会说出了最具有针对性的言论，“我们估计，如果政府支持企业持续扩张，有可能会发生系统危机，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应尽早做出预防性行为。”（当然房利美跟着作出了回应，即使是格林斯潘也无法不受房利美回应的影响。）

2004年秋，监察局发布了调查的初步结果。该机构声言房利美故意违反了关于衍生品的复杂的会计原则来帮助保持收入的平稳增长。房地美少报了收入数目，而监察局指控房利美多报了收入数并有意地违反了会计原则。

这明显在暗示说房利美在篡改账目来让高管们中饱私囊。在之前的五年里，正如雷恩斯刚出任首席执行官时保证的那样，公司的收入的确翻了一番，这也带来了上千万美元的管理层奖金。监察局指出大部分利润其实是假账。监察局还说，在雷恩斯的带领下，房利美公司内形成了一种“温和的或者也许根本不存在的内部控制”。雷恩斯的回应极其不寻常：他迎面迎战，提出要求让证券交易委员会重新审查公司账目。

房利美还有一张王牌。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基特·邦德的一位助手和房利美首席游说官马洛尼玩过扑克。邦德是监督监察局的拨款委员会的一员。在监察局的调查结果公布之前，邦德给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写了一封信，要求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对监察局进行调查，而非对房利美或者房地美进行！（邦德这封信的草稿几乎和实际发出的那封信一致，后来在房利美的计算机系统中被找到。）另外，该拨款委员会还要求扣留1000万美元监察局预算，直到福尔肯被免职。

监察局的做法毫无疑问地超出了一般监管范围。它向媒体透露有害信息并总是想要为难政府支持企业。和白宫一样，监察局和房利美之间发生了战争。说穿了，它就是故意为难房利美。这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报告中有明确的记载。

这份报告本应该是机密文件，但是，房利美本身进行策略性泄密的历史悠久。果然，在一次关键的听证会上，房利美成功地将这份报告发到了每个国会议员手中。可想而知，听证会开始后委员们都追着监察局和福尔肯询问各种问题，而不是询问雷恩斯。

“这次听证会就是雷恩斯施行的政治私刑。”一位密苏里州的非洲裔美国人、民主党国会议员威廉·雷西·克雷说。

“在中伤诋毁之后……实际上你正在潜在地削弱该机构，实际上你在削弱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有没有这种可能？”阿拉巴马州民主党国会议员阿图尔·戴维斯在会上质问道。

雷恩斯在回应监察局提出的控告时没有表示丝毫抱歉之意。“这些会计原则非常复杂，专家们意见相左时要去判断、选择，”一位国会助手后来说，“我从没见到谁对待别人像民主党人和雷恩斯对待福尔肯那样不尊重。”

然而，雷恩斯过于高估自己的力量了。在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查看房利美账目时，他想当然地认为该委员会会站在自己公司这边，而非公司的监管者一边。但是，雷恩斯算计错了。2004年11月15日，在一次雷恩斯、福尔肯、司法部官员等人参与的会议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首席会计师唐纳德·尼古拉森宣布，房利美的记账“在关键方面”不符合会计原则。

雷恩斯被惊得目瞪口呆。“我们错在哪里？”他用颤抖的声音问道。尼古拉森拿出了一张纸。如果这张纸的四个角代表了遵循一般公认会计准则的底线，而正中心代表完全遵循，他告诉雷恩斯，“你们公司根本不在这张纸上。”房利美的代表尝试着辩解说，如果他们做得不对，那没人能做对。尼古拉森才不信呢。“很多公司都做得对。”他说。

房利美的收入重报结果令人震惊。监察局宣称，从2001年以来，房利美多报了90亿美元的收益，占总利润的40％。（最终，房利美将利润重报为“仅仅”63亿美元。）监察局还报告说，雷恩斯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获得的薪酬是9000万美元，其中5200万美元直接取决于房利美是否实现了公司收益目标。雷恩斯和他的副手、首席财务官蒂姆·霍华德被迫辞职。房利美同意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支付3.5亿美元、向财政部支付500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和监察局签订的同意判决书中，有一条记载了房利美同意额外留出30％的资本，并且不再扩大贷款组合的规模。房地美须同样遵循这样的规定。

包括雷恩斯和霍华德在内的很多房利美前高管到最后都坚信，整个丑闻是由监察局和白宫故意发起的，这些高管们认为它们仅仅是为了打倒房利美才这样做的。2006年8月，司法部作出艰难的决定，它公开宣布停止对房利美账目的调查，到最后也没有提出刑事起诉。针对这件事，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没有对任何个人提出民事起诉。宝维斯律师事务所进行了调查并成功地免除了雷恩斯所有的罪行。确实，监察局和雷恩斯、霍华德之间进行了协议清算，可是其条款却慷慨得令人难以置信。雷恩斯得到的清算费用达到了2500万美元，这些钱来自他获得的股票期权，然而其实他本不应获得这么多钱。由于房利美外部的会计人员对一般公认会计准则最开始的解释表示赞同，雷恩斯仅将这个财务丑闻描述成“会计人员之间的判断意见不统一”。衍生品会计方法非常复杂，“草率”、“进取”、“欺诈”三者之间的界限很难划分。本可以不用参与进来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监察局在一条战线上说明这个丑闻是事实，而司法部拒绝起诉又暗示着这个丑闻可能不符合事实。

不管这次丑闻是不是事实，面对后果，雷恩斯只能怪自己。被监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也许私底下会对监管者有些怨声，但是很少有人会愚蠢到让公司和监管者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公开对立。不管是因为草率的记账，还是其他更严重的事情，房利美将把柄送给了自己的监管者。辱骂诋毁了监管者这么多年，房利美怎么能奢望监管者不利用这个把柄呢？

然而，接下来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事情：尽管房利美和房地美均出现了丑闻，尽管白宫掌权者是共和党人，尽管国会中有像理查德·贝克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理查德·谢尔比这样强有力的政府支持企业反对者，尽管格林斯潘也提出了强烈要求，国会和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加强对政府支持企业的管制。直到很久以后，新措施才出台。

“无法想象他们全都会说，‘要适可而止。我们会让国会立法，来将房利美和房地美私有化，并终止它们因受到联邦政府支持而获得的有利地位。’”一位原房利美的游说家这样说，“那时候，共和党人根本不相信他们能够实现这个想法。在政治光谱的另一头，像巴尼·弗兰克和参议员克里斯·多德这样的民主党人根本不会支持这样的行为，因为如果房利美和房地美实现私有化，这两家公司将不必支持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了。没人愿意采取折中的方法。”

实际上，即使没有新的立法，财政部还是可以对政府支持企业采取一些措施。在“诺列加行动”的早期，财政部在一部1954年的法律中找到了一条隐蔽的条款。该条款授予财政部限制政府支持企业放贷量的权力。财政部和司法部得出结论说，财政部确实拥有此项权力。如果好好运用该权力，它们本可以将政府支持企业关闭掉。但是，它们从没有尝试过这样做。甚至布什政府都害怕看到如果没有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参与，抵押贷款市场将会变得怎么样。

房利美新一任首席执行官是丹尼尔·马德，他很自谦，曾在海军服役。在2000年加入房利美之前，他管理通用电气公司日本分公司。马德的父亲是著名的电视台记者罗杰·马德。和前三位首席执行官相比，马德完全不一样。他不是民主党人，不是华盛顿的权术家，也不是住房规划家。马德和雷恩斯从没有走得很近，他甚至曾经想过离开房利美，因为他不喜欢公司“自负、目空一切、我行我素的氛围”，他这样解释说。尽管他想要和政府达成和解，但是白宫里面根本没人接他的电话。

从另一角度看，白宫根本不是马德应该担心的问题，房利美与白宫之间的战争已经吓住了华盛顿。然而，市场上正发生着意想不到的危机：房利美在二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控制地位在减弱，并且是大幅度地减弱。2003年，房利美的单个家庭住房贷款支持的债券的市场份额约为45％。仅在一年之后，这个数字降到了23.5％。2005年，房利美的一次内部会议警告性地提到，“私营公司的交易量第一次超过了房利美的交易量”。

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显而易见：次级抵押贷款产品公司开始主导市场了。这些公司不再需要房利美或者房地美来为贷款提供担保，它们主要是不希望政府支持企业来掺和自己的业务。因为华尔街不像政府支持企业，它不在乎贷款是否能够得到偿付，次贷产品开发公司便直接把贷款卖给华尔街。“次贷市场想要那些制定规则的公司退出市场。”次贷企业家比尔·达拉斯说道，“房利美和房地美现在坐在了受罚席上。他们不再在场上活动了。”

房利美的投资者们看到公司市场份额减少，于是开始变得很不安。房利美只好雇用花旗集团来寻找长期的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战略性决策。2005年7月的一次报告中，花旗得出结论说房利美不应该私有化，因为房利美的特权是它的“核心资产”，这个核心资产占公司现有总市值的50％。为增加房利美的市值，花旗给出了一些建议，其中一条是：房利美应该开始为“不符合标准的住房抵押贷款，也就是次贷”提供担保。

同时，房利美和它最大客户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之间的关系恶化。某些年份中，房利美购买的贷款中有1/4来自美国国家金融；而且房利美一直很支持莫兹罗的几个关键想法，比如低首付。“这两家公司之间关系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是相互的依赖性。”一位游说家说。但是，这个关系开始失衡，因为美国国家金融有其他的选择了。不像其他纯粹的次贷公司，美国国家金融希望房利美进入次贷市场。莫兹罗希望找到越来越多的买家来购买自己公司发放的贷款，也包括房利美。另外，美国国家金融希望看到房利美给次贷市场带来一些秩序，特别希望它能够坚持高贷款标准的立场。由于美国国家金融长期与政府支持企业合作，房利美进入市场可能帮助美国国家金融，而损害像美利凯斯特和新世纪公司这样纯粹的次贷公司的利益。

然而，由于房利美拒绝购买高风险的贷款，它占美国国家金融业务的比重下降了。根据一次房利美内部的报告，2002年中期，房利美购买了美国国家金融贷款量的80％。到2005年初，该数值缩小到20％左右。“我们与最大的客户之间的业务量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份内部报告提到。

另外，小布什政府给房利美设定了新的住房目标并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如果不能往账目上添上次贷这项，房利美要怎样才能实现这些目标？通过伪造收入情况，低收入人群体能够从其他的次贷公司处获得大额的抵押贷款，因此房利美专门为这部分人群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在市场上已经不受欢迎。然而，房利美不可能轻率地投入次贷市场。它的内部体制无法估计次级抵押贷款的风险。“针对信贷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我们甚至都没有合适的控制流程。”房利美的首席风险官恩里科·达拉维齐亚（Enrico Dallavecchia）在一封邮件中写道。这件颇具讽刺意味的事情很恼人：正好在市场愿意为低收入人群中想要贷款的人提供贷款的时候，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给房利美设定了更高的住房提供目标。“市场上普遍发放的贷款种类和我们只能发放的贷款种类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位原房利美高管说道。

“市场参与者都说，‘你们与这块市场无关了，’”马德回忆说，“但是我们必须和市场保持紧密联系。”

房利美传统的自负很快就变成了焦虑。马德后来说，每天去工作就像“在被挖眼珠和被砍手指之间作抉择”。2005年夏天，高管们休假的地方生动地上演了房利美内部挣扎求生的一幕。在题为“公司战略的十字路口”的幻灯片中，房利美向自己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房地产市场是否过热？”第二个问题：“房利美有义务保护消费者吗？”高管们就“次贷产品的主导地位到底是永久性的变化还是短暂的现象”问题进行了讨论。幻灯片接下来列出了房利美面临的两个“艰难抉择”。其中一个是“坚持到底”，这意味着房利美将远离次贷市场，并眼看着公司的市场份额继续减少。另一选择是“哪儿有市场上哪儿去”。这指的是次贷市场。幻灯片最后的结束语是一个听上去很悲哀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将市场带回到曾经的30年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时期？”

尽管公司在会上郑重宣告说会坚持到底，但实际上公司的业务走向早已出现偏离。首先，政府支持企业购买了市场上最安全的次贷证券放到公司的投资组合中，即AAA级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分档。（两家政府支持企业均没有购买债务抵押债券）因为这种证券分档的收益更高，它们从21世纪初开始就在购买这类证券分档。并且，在住房目标变得更难实现时，购买AAA级证券成为了公司更简单地实现目标的方法。最终，华尔街开始设计专门的政府支持企业分档证券，这些证券中包括了那些满足保障性住房目标要求的贷款。并且，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承认政府支持企业购买的这些证券属于目标额度。

久而久之，房利美和房地美成为了世界上两家最大的AAA级证券买家。2004年购买量达到顶峰，政府支持企业购买了价值1750亿美元的AAA级证券，占市场总量的44％。尽管还有很多其他公司购买了AAA级证券，但是政府支持企业巨大的购买量无疑助长了房地产泡沫。

就像房利美为实现住房目标而采用的其他方法一样，往账目上添加AAA级证券是一个愚蠢的把戏。这个方法并没有帮助低收入人群买房。因为政府支持企业无法决定自己能购买什么样的贷款，它们失去了给贷款公司确定任何标准的机会。并且，如保障性住房的提倡者肯尼迪所指出的那样，将AAA级证券放到账本上与实现保障性住房目标背道而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支持企业在购买发放给中低收入借款者的贷款，尽管这将损害公司的利益。然而，通过购买华尔街上的证券，政府支持企业实际上能在保障性住房投资上获得更多收益，而不是损害公司利益。

房利美和房地美就像普通的投资者那样对情况一无所知。尽管房利美有些谨慎，但它仍太过于依赖评级机构。（“尽管我们几乎只购买AAA资信评级证券，但是让人担忧的是评级机构也许并没有合理地估算出这些证券中的风险。”2005年春天，房利美的一份内部文件这样写道。）很显然，房利美的谨慎度还是不够。金融危机过后，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报告说，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的华尔街证券的价值与购买时相比下跌了90％。

政府支持企业还开始购买、担保并卖出Alt-A抵押贷款。房利美的高管说，他们最多只购买或者担保了几十亿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并且从来不担保风险分层贷款。但是，房利美担保的很多模棱两可的贷款在市场上实际都被认为是次贷。现在，房利美的前高管仍然坚持说，他们选择证券来担保时比别人要小心翼翼得多。也许这是事实。毕竟，在金融危机过后，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辩护者称，从Alt-A抵押贷款到次贷，政府支持企业在每个抵押贷款类别中的贷款违约率都低于全美平均水平。

然而，和购买AAA级证券一样，为Alt-A抵押贷款提供担保与住房目标没有丝毫关系，这完全是为了公司的利润和市场份额。和担保30年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相比，Alt-A抵押贷款带来的收益要丰厚得多。“我们进入市场是因为受到了巨额利润的吸引。”一位原高管说。两家公司都收到了关于市场真实状况的警告——房利美的警告来自外部，房地美的来自内部。独立国家房贷公司副总裁米歇尔·利（Michelle Leigh）后来在一个法律文件中声称，她当时警告房利美谨慎对待从独立国家房贷公司购买的Alt-A抵押贷款，原因是这些贷款问题太多。根据该法律文件，房利美没有对此作出回应，并还继续增加了从独立国家房贷公司购买的贷款量。

在房地美，首席信贷官戴维·安德鲁科尼斯（David Andrukonis）警告了前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董事长、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迪克·塞伦（Dick Syron）关于零收入零资产贷款的风险。（这类贷款被称为“双无贷款”。）“房地美应该尽早退出零收入零资产贷款市场，”安德鲁科尼斯在2004年秋天写道，“现在零收入零资产贷款市场像是在专门寻找那些财务一旦被曝光便会失去抵押贷款资格的借款人。”他继续说道，“为了不损害借款者的利益而放弃利润丰厚的业务，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使命感呢？”

据贾森·托马斯的一个研究报告，从2005年到2007年间，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和担保的抵押贷款中1/5是Alt-A抵押贷款和次贷。2007年末，房利美拥有3500亿美元的Alt-A抵押贷款、1660亿美元的次贷或信用评分低于620的借款者的贷款，而房地美则拥有2050亿美元的Alt-A抵押贷款、1730亿美元的次贷或信用评分低于620的借款者的贷款。托马斯估计，这些数据代表着政府支持企业持有市场上23％的未偿付次贷证券，和高达58％的未偿付Alt-A抵押贷款。

2005年到2007年是最不适合增加Alt-A抵押贷款和次贷购买量的时期。后来，一些批评家把矛头指向了这些大量购入贷款的事实，并从而将整个危机归咎于房利美和房地美。然而，正如托马斯指出的那样，正是因为它们进入市场太晚，所以损失才这么巨大。

另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是，尽管联邦住房企业监察局曾在短期内是强势的监管者，但它在最后还是和政府支持企业一样悲惨地倒下了。雷恩斯后来指出：“房利美和房地美在压力面前屈服了，而且是当着监察局的面。”在财务丑闻之后，监察局往房利美的办公室派了全日制的检察官，因此它对房利美的工作几乎是了如指掌。2006年监察局提交给国会的报告的说明信中有一部分这样写道：“监察局现在和两家公司通力合作来为它们提供关于次级……抵押贷款的指导。”如果监察局察觉到保障性住房目标影响到了政府支持企业的资金状况，它完全有权停止提出住房目标。在整个监管过程中，监察局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为保证“完全稳健”的市场而阻止政府支持企业购买高风险贷款。但是，它并没有这样做。监察局和其他负责保证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监管者一样，在一切都太晚的时候才意识到信贷风险的严重性。

最后一个也是最痛心的讽刺之事是，证券化市场中两个长期的敌对军团——投资银行和政府支持企业——最终不断地加深对方的罪恶，而非互相牵制。如果没有政府支持企业的购买力，自由市场不可能达到现实中的规模。如果没有华尔街，市场上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的劣质抵押贷款来供政府支持企业购买。

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房利美的辩护者声称政府支持企业其实是真正的受害者，而不是危机中的恶棍。也许这样说也对，它们确实可能是受害者，但它们绝不是无辜的受害者。

注释

①作为回应，房利美雇用了一家电话销售公司，该公司给美国国会发去成千上万份抗议信。其中有些署名的人其实已经过世。当有人问这次活动花了多少钱时，房利美回答说这个信息是“保密的”。

②罗莎·帕克斯，一个黑人女裁缝。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城市公交车上，她拒绝向一名白人男子让座，该事件最终引发了20世纪美国50～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