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分离障碍的争议
调查发现，美国和加拿大的精神病医生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认为，实证证据有力地证明了分离障碍诊断的有效性（Lalonde, Hudson, Gigante, & Pope, 2001; Pope et al., 1999）。怀疑者认为，这些障碍是临床医生在易受暗示的来访者身上人为制造出来的，这些临床医生强化了来访者产生的分离障碍症状，甚至通过催眠暗示诱发症状（见Kihlstrom, 2005; Lilienfeld et al., 1999; Loftus, 2011; Spanos, 1994）。
儿童期性虐待的受害者在多年压抑受虐记忆后，最终常常在心理治疗环境中恢复这些记忆，围绕分离性遗忘症诊断的争议因此变得更加激烈。这些被压抑的记忆代表了分离性遗忘症的一种形式。相信存在被压抑记忆的人认为，分离性或心因性遗忘症有充分的临床证据，并且实证证据也在增加（Freyd, DePrince, & Gleaves, 2007）。而怀疑者则认为，反对分离性遗忘症真实性的实证证据也很充分，而支持的证据都是有偏差的（Kihlstrom, 2005; Loftus, 2011）。
有关记忆压抑现象的大部分证据来自对已知受过虐待或自称受过虐待的人，或者是自称忘记或压抑了过去受虐记忆之人的研究。例如，琳达·威廉斯（Williams, 1995）调查了129名有档案记载显示在1973年至1975年间遭受性虐待的女性。这些女性被虐待时的年龄为10个月至12岁不等，她们在受虐事件发生大约17年后接受了会谈。威廉斯发现，129名女性中有49人对有记载的受虐事件没有记忆或已经遗忘了。
布瑞尔和康特（Briere & Conte, 1993）找到了450位确认自己是虐待受害者的就医患者。他们询问这些人在18岁生日前是否曾经有一段时间“不能记起”他们的受虐经历。其中59%的人承认有过这种情况。另一个例子中，赫尔曼和哈维（Herman & Harvey, 1997）调查了77名报告有童年创伤记忆的女性会谈记录，发现17%的人主动报告她们对创伤事件的回忆有些延迟，其中16%的人报告创伤事件发生后曾一度完全遗忘这段经历。
记忆压抑的怀疑者对这些研究的方法和结论都提出了质疑（Kihlstrom, 2005; Loftus, 2003; McNally, 2003）。例如，根据威廉斯的研究，49名声称自己不记得被问及特定受虐事件的女性中，有33人能回忆起童年时的其他受虐事件。因此，她们并未完全遗忘或压抑所有的受虐记忆。相反，她们只是无法记起被问到的特定事件。对于16名完全遗忘童年时受到性骚扰女性的情况，威廉斯并未做出进一步说明。这些女性可能因过于年幼而不记得当时的情形——大约3岁前发生的任何事情通常都很难留下记忆。
记忆压抑的怀疑者也引用了大量有关证人指认和作证的研究来证明，人们会受诱导，进而相信一些实际没有发生过的事件（Ceci & Bruck, 1995; Frenda, Nichols, & Loftus, 2011; Read & Lindsay, 1997），而且这些信念可以持续长达数月或数年（Zhu et al., 2012）。例如，伊丽莎白·罗夫斯及其同事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以给人灌输5岁时在某个场合走失的童年记忆（Loftus, 2003）。这种方法需要一位可信赖的家庭成员和被试谈论他当时走失的情况（Loftus, 1993, p.532）：
吉姆使14岁的弟弟克里斯相信他5岁时曾在一家商场走失。吉姆把下面的故事讲得如同真的一般：“那是1981年或1982年，我记得克里斯当时是5岁。我们去斯波凯恩的大学城购物广场买东西。一阵恐慌之后，我们发现一个上年纪的高个子男人正领着克里斯在商场里走（我想那个男子穿着一件法兰绒衬衫）。克里斯哭着抓着男子的手。那名男子解释说他刚才发现克里斯哭着在商场里乱走，他当时试着帮克里斯寻找父母。”只过了两天，克里斯就回忆起走失时的感受：“那天我害怕极了，担心再也见不到家人。我知道自己遇到麻烦了。”第三天，他记起了母亲的一次谈话：“我记得妈妈告诉我再也不要那样了。”第四天：“我也记得那个老人穿着一件法兰绒衬衫。”第五天，他开始回忆起商场的样子：“我依稀记得那个商店。”最后一次回忆时，他甚至能记得和那名男子的对话：“我记得那个男的问我是不是和家人走散了。”……两周后，克里斯描述了那些并不存在的记忆，而且还详细描述了一番。“当时我和你们在一起，我想后来我走进一家玩具商店去看凯比玩具，我们走散了，我四处张望，心想，‘哦，我遇到麻烦了。’你看，然后我想到再也见不到家人了。我真是害怕极了。接着那个老头，我记得他穿着一件蓝色法兰绒衣服，朝我走了过来……他上了年纪，头顶有点儿秃……头上好像有一圈灰白色头发……戴着眼镜。”
其他研究发现，反复向成年人询问虚构的童年事件会使一部分人（或许20%～40%）最终“记起”那些事情，甚至还能说出些细节（Frenda et al., 2011; Hyman & Billings, 1998; Schacter, 1999）。例如，在一项实验中，样本中40%的英国人说他们见过2005年伦敦恐怖袭击中巴士爆炸的影像片段，但这样的影像片段并不存在（Ost, Granhag, Udell. & Hjelmsater, 2008）。35%的人描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一些记忆细节。
通过模仿那些“恢复”被压抑记忆的人使用过的一些心理治疗方法，参与者中对从未发生的事件产生虚假记忆的人数比例会增加。例如，心理治疗中有时会使用家庭相册来帮助人们回忆创伤性事件。在虚假记忆实验中，在讲述虚假记忆的故事背景下，向参与者展示他们自己或其他家庭成员的照片，导致参与者更容易相信虚假记忆证据确凿（Lindsay et al., 2004）。心理学家仅仅暗示梦境反映了个体被压抑的童年记忆，大多数参与者随后就会报告梦中的事件的确发生过（Mazzoni & Loftus, 1998）。
这一系列研究的批评者认为，这些研究可能并不适合对性虐待压抑记忆是否存在给出结论（Barlow & Freyd, 2009; Gleaves, Hernandez, & Warner, 2003）。他们认为，人们也许愿意附和实验者，实验者想让他们相信自己童年时曾在商场走失过；但是人们可能并不愿意附和心理治疗师，承认他们事实上并未经历的性虐待事件。回忆曾经受过的虐待是很可怕的事情，而且承认自己受过虐待的社会影响以及面对虐待自己的人都是非常负面的，如果没有发生这些事情，人们根本不可能承认。
研究者已经运用认知心理学范式来检验压抑记忆真实性的假设。理查德·麦克拉里及其同事在一系列研究中（McNally, 2003; McNally, Clancy & Schacter, 2001; McNally, Clancy, Schacter, & Pitman, 2000a, 2000b）发现，那些报告恢复了儿童期性虐待或被外星人劫持的记忆的个体，更可能在完成特定的实验室任务时形成虚假记忆。例如，一项实验任务要求参与者说出，他们是否能够识别与之前学过的其他单词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单词。与对照组相比，那些声称自己恢复了被外星人劫持的记忆的人，更容易错误地认出他们之前并未见过的单词（Clancy, Schacter, McNally, & Pitman, 2000; Clancy et al., 2002）。研究者认为，这些人的信息加工方式使他们更容易相信自己经历过一些特定事件，如儿童期性虐待，但实际上，他们经历的是其他相似的事件，如身体虐待或情感忽视。
詹妮弗·弗莱德及其同事（Freyd et al., 2007）认为，麦克拉里等人使用的认知任务类型并没有针对与压抑记忆有关的特定认知现象。他们特别指出，与受虐待经历分离并发生遗忘的人在要求分配注意力的认知任务中最有可能与其他人存在差异，因为分离的关键就是注意力的分配（DePrince & Freyd, 1999, 2001; Freyd et al., 1998）。一项注意力分配任务要求参与者一边注意并记住电脑屏幕上出现的单词，一边按键盘上的某个键来完成另一个次级任务。在这些分心任务情况下，分离测试得分高的人对创伤相关的词回忆的更少，但对中性词回忆的更多；而分离测试得分低的参与者情况则正好相反。这意味着分离测试得分高的人能够更好地阻止具有威胁性的信息进入意识，如果他们能够将注意力转移到当时环境中的其他任务或事件时尤其如此。
关于记忆压抑的争论看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研究者试图运用科学方法来支持他们的观点，而心理学家也被召到法庭上为记忆恢复或虚假记忆的情况作证。贯穿所有这些争议，那些努力理解自身痛苦症状的人，发现他们自己正位于这场科学漩涡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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