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5G如何改变社会

自2008年IBM提出“智慧地球”并逐渐形成“智慧城市”概念以来，各国纷纷开展建设实践，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 000个已启动或在建的智慧城市，中国更是以500个试点城市居于首位，并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等多个智慧城市群。 [1]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管理和运营面临更大挑战，以城市各部门信息化和电子化为主的传统智慧城市难以为继。为此，中国提出“新型智慧城市”的概念，在信息化的基础上加强城市各类信息和数据的共采、共享和共用，打破数据孤岛和信息烟囱，主要目标即是推动社会治理高效有序开展。

纵观历史，尽管“社会”一词近代才从日本传入，但“治理”一词在中国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就开始论述“治理”理念，如儒家的“君施教以治理之”，道家的“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和法家的“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汉朝确定安宁和稳定的社会状态是治理的主要目标；三国时期“治理”一词已用于描述具体功绩和政绩；唐朝开始探究法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宋朝总结“治道”和“资政”经验，并提出“治天下道二”，“未治有四”等具体治理之法；明朝将“治理”纳入举荐人才的考核内容；清朝更是从治理方略出发对各国政治体制进行比较，反思清末治理之乱。中国古代“治理”的本质是“治国理政”，这也与当今社会治理的内涵不谋而合。 [2]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和社会治理模式也在发生改变。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与之对应的社会治理模式经历了由统治型、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在前工业社会，政府通过对土地的控制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作为统治者以权力关系为基础行使社会治理职能。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主权在民”思想逐步建立起来，政府角色转变为管理者，并以法律为基础成为单一的社会治理主体和核心。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浪潮下，为应对社会矛盾的多样化、不确定性和高复杂度，政府再次转型为服务者，开启合作共治新模式，满足个性化、多样化的社会治理需求。 [3]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行政改革，在机构设置和职能方面进行调整和优化，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开始深入思考和谋划构建“服务型”政府。21世纪伊始，党的十六大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了“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并特别指出“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三共、四化”社会治理新模式。尤其是社会治理的“智能化”，强调“运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结合互联网等新思维方式，提升社会治理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更是顺应了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趋势，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以民为本、与时俱进的社会治理理念。

社会治理的智能化发展也将促进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孕育行业新物种的诞生。不同于传统产业链的各司其职和各自为战，行业发展将催生“新型智慧城市运营商”，帮助政府开展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等新型智慧城市各阶段工作，统筹协同采集、分析、预测、决策和行动等智能化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为公共部门和城市使用者搭建桥梁，促进城市健康发展和社会高效治理。

智能化的基础是连接和数据。“5G+”时代，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各种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交织并进，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深度融合，将进一步丰富人、物、环境和事件等社会治理对象，并促进社会治理模式由“机械、单一”向“智能、协同”加速转变。社会治理包罗万象，涉及领域广泛。本书仅选取安防、环保和政务三个方面浅析“5G+”将如何开启社会治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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