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帝国史话：俄罗斯帝国

一、大改革：挽救衰势的努力

19世纪60—70年代，在俄国被称为“大改革时代”。这一时期，除了废除农奴制外，沙皇政府还在其他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一是地方行政改革。1863年，沙皇政府制订了《关于省和县地方自治机构》的法令草案，翌年1月由亚历山大二世批准生效。根据该法令，在省和县设立地方自治机构。地方自治机构由自治会议及其执行机关自治局组成，均由选举产生。县自治会议由地主、市民、村社农民三个阶层分别选举的代表组成，省自治会议由各县自治会议选举的代表组成。自治会议三年选举一次，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负责政策和预算的制定。自治局设主席和委员若干人，由自治会议选举产生，每三年改选一次。县自治局主席由省长批准，省自治局主席由内务大臣批准。

之后，沙皇政府又对城市行政机构进行了改革，规定在城市中建立无等级的城市自治机关城市杜马及其执行机关自治局。城市杜马由纳税人选举产生，自治局由市长和数名成员组成，市长为城市杜马和自治局主席，大城市市长由内务部批准，小城市市长由省长批准。

亚历山大二世进行地方行政改革，并不是要把地方行政权力完全交给当地广大群众，他不愿意也不可能这样做。按照地方自治会议和城市杜马选举法等有关规定，地方自治机构都被控制在地主贵族手里，城市杜马则被控制在大资产阶级手里。同时，它们都要受沙皇政府的严格监督。它们的职权也很小，只能管理地方经济、教育、卫生和社会救济等。尽管如此，它毕竟改变了过去地方行政官员完全由地主贵族充任的现象，使得一般农民和市民也有机会参与地方行政管理，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二是司法改革。之前沙皇俄国的司法审判基本上还处在黑暗落后的中世纪时代。虽有法律而非人人平等，贵族享有特权；司法附属于行政，政府控制司法；审判秘密进行，不准被告提出辩护，即予判决；法官知识浅陋，待遇低微，随意判决，贿赂公行。废除农奴制后沙皇政府立即着手司法改革。亚历山大二世指示以“迅速、公正、仁慈”为改革的三原则。1864年12月沙皇批准了以西欧司法制度为模式的新的司法章程。新的司法章程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用对所有人士在同一法院、依照同一法律、遵循同一程序审判取代了旧的等级法院；根据司法独立的原则，规定司法人员不受行政任命和撤职，审判完全依照法律进行；根据司法公开的原则，确立了公开的诉讼程序，建立了陪审员制度和律师制度，规定审判公开举行，原、被告均须出庭，被告可有辩护律师辩护，由陪审员决定被告有罪或无罪，再由院长和两名法官量刑或释放；法官改为终身制，慎选廉能之士担任，并提高其待遇，借以养廉。总之，司法改革贯彻了资产阶级法律原则，是当时各项改革中比较彻底的一项。但是改革中规定政治案件不归陪审法院审理，而由高等司法厅或参政院审理，这就为沙皇政府迫害革命者，肆意逮捕、流放或处决革命者大开方便之门。

三是财政改革。为进行此项改革，亚历山大二世先派其得力助手塔塔里诺夫到西欧各国考察，归来后提出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均被沙皇采纳。1860年，沙皇俄国首先创办了国家银行，规定国家银行有权优先贷款给工商业。之后，又建立了预算统一、收支统一的制度，取消各部门独立的财政权，所有行政收支预算统归财政部审理。同时实行财政监督制度，中央政府在各省设监督局，每月检查所有地方机构的收支情况。在税收制度方面，过去由私人承包，问题极多，为社会所诟病，现改由政府自行征收，使税源大增，也使贪污贿赂之风稍减。

四是教育改革。在中小学教育方面，过去小学教育被教会垄断，私人无权办学。教会学校设备简陋，师资缺乏，教学内容陈旧。随着农奴的解放、经济的发展与就学儿童的增加，此种状况已极难适应形势的需要。1864年6月，沙皇政府颁布了《关于初等国民学校的条例》，规定小学教育由教育部和地方自治机关主办，同时允许私人创办小学。紧接着政府又颁布了《中等教育法》，决定仿照日耳曼中学形式创办中学，高中分文、实两科；中学实行各种等级和信仰平等的原则，女生也可入学。在大学教育方面，1863年6月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大学章程草案，授予大学广泛的自治权，规定大学校务会议有权独立解决科研、教学、行政和经费问题，大学校长、副校长、系主任均由教授选举产生，由教育部批准，但规定学生不拥有自治权，不得结社，违反纪律要受纪律法庭审讯，同时提高了学监的权力。

五是军事改革。克里木战争中沙俄军队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军事改革势在必行。1861年11月，亚历山大二世任命杰出军事家和国务活动家季·阿·米柳亭为陆军大臣，主持改革工作。米柳亭在赴西欧考察后拟订了改革方案，1874年1月经沙皇批准颁布实施。其要点是：改变征兵制度，改募兵制为普遍义务兵役制，规定“男性居民，不分财产状况，均应服兵役”，也即全国人民不分阶级，服役义务一律平等；缩短服役时间，将服役期由原来的25年缩短为15年，其中现役期为6年（20—26岁），预备役9年（26—35岁），期满后退为民军，直至40岁。海军则另有规定，现役7年，预备役3年；对负担家庭生计的独生子免役，对学生减少服役期，如大学生服役期仅半年，高中生服役期为两年；加强军中教育，扫除文盲，改善军法，取消重刑，给士兵合理待遇。

亚历山大二世实行的农奴制改革以及上述一系列改革，都是由俄国农奴主自上而下实行的资产阶级改革，是沙皇政府为国内外情势所迫而对俄国被压迫人民做出的让步。它标志着俄国开始由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由于这些改革局部地调整了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部分地解脱了对生产力的束缚，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在农业方面，由于许多农民从农奴地位解放出来，并获得了一部分土地，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促进了农业发展。同时，他们在经营过程中逐渐发生两极分化。经营有方的富裕农民买田租地，逐渐上升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经营不善或因天灾人祸等原因日益贫困的农民则出卖田地，沦为农村无产阶级，靠出卖劳动力为生。那些在农奴制改革中获得了俄国大部分土地的贵族地主，由于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直接役使农民为自己劳动，也开始转变经营方式，出租、出卖土地或把田庄押给银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开始发生变化。与此同时，伴随着当时正在开展的工业革命，农业中机器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如1870年时全国约有780台收割机，到1894—1895年时增加到约2.7万台。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得到较大幅度的发展。

在工业方面，资本主义发展尤为迅速。这是因为，第一，农奴制的废除和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的演变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就消费市场来说，当时俄国还是个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自然是工业品的主要消费者。随着他们社会地位的改善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品的消费量也在不断增加，同时他们要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就要购买农业机械，这些都刺激了工业的生产。就劳动力市场来说，在农奴制改革过程中，许多农民无力赎买土地，沦为无产者，之后随着农民的两极分化，破产农民不断增加，这就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第二，农奴制改革过程中广大农民给贵族地主交付大量赎金实际上是一次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一些贵族地主将之用于工业投资，促进了工业的发展。第三，沙皇政府大力修建铁路，沟通了国内市场，也推动了工业发展。“若要富，先修路”，交通运输是一个国家机体的动脉。1861年前，俄国仅有铁路一千多公里，之后大力发展，到19世纪末铁路线增加到5万多公里，基本把国内市场连成一体，也把俄国进一步卷入世界市场。第四，沙俄政府还采取了许多鼓励、保护本国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如给企业主贷款资助工业发展；引进外国资本，扶植工业发展，到19世纪末外资在重工业中已居统治地位；实行保护关税政策，1868—1890年，生铁的关税增长达9倍，铁轨增加3.5倍，所有的重要工业品都实行了高关税政策。第五，由于西欧大多数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远比俄国先进，俄国学习和引进了它们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设备，少走了许多弯路。

由于上述原因，俄国在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工业迅猛发展，到19世纪8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到大机器工业的转变，完成了工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一时期，俄国的工业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西欧先进国家。1860—1900年，俄国的工业产量增加了6倍，而英国仅增长了1倍，法国增长了1.5倍，德国增长了4倍。同时，俄国工业生产集中程度也超过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1866—1890年，雇佣1000人以上的大企业的数目增加了1倍多，工人人数增加了2倍多，产品总值几乎增加了4倍。波罗的海沿岸成为俄国机器制造业和纺织业的工业区；高加索的沿海城市巴库成为石油生产的中心；南方的顿涅茨盆地成为煤和冶金业的生产基地。俄国的经济发展从来没有这样迅速、繁荣过，俄国似乎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二、惊雷滚动：革命暴风雨要来了

虽然俄国经济发展迅速，然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俄国机体上的毒瘤并没有完全割除，经济繁荣的表象下潜伏着更深刻的危机。在俄国上空，乌云正在聚集，惊雷已在滚动，它们很快将化作暴风骤雨，摧垮这貌似强大的“泥足巨人”，摧毁这千疮百孔的帝国大厦。

1881年3月13日（俄历3月1日），正是乍暖还寒的早春季节。在首都圣彼得堡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像往常一样在一帮侍从、阁僚和将军的簇拥下首先检阅了军队，然后按照日程安排前往姑母海伦大公处赴宴。酒足饭饱之后，他乘车沿叶卡特琳娜运河大道返回宫中。就在这时一枚炸弹飞来，炸中了他的马车。所幸沙皇未被炸着，他的卫士却被炸伤在地。当仁慈的沙皇下车察看卫士的伤情温言慰问之时，第二颗炸弹飞来，正好落在他的两足之间爆炸。沙皇就此倒地，再未起来。行刺者伊格纳吉·格利涅维茨基也当场死去。

这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第四次遭暗杀，也是最后一次遭暗杀。他在位26年，有13年都在推进改革，在俄国开创了“大改革时代”，被人们誉为“解放者”。虽然他进行改革、解放农奴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样做毕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俄国的传统社会基础，使俄国由封建主义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地说，他应该是功大于过，在历代沙皇中属有建树者。那么，为什么他还会接二连三地遭受暗杀，最终难逃一劫呢？这便是俄国社会危机的反映。

到19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在西欧已发展了两个多世纪。虽然整体说来它仍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阶段，但它所产生的问题也益发严重。每隔几年就要发作一次的经济危机，资本家为追求超额利润的无穷贪欲，广大工人极其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以及日益贫困化，多数人的命运继续操纵在极少数有钱人的手里……这些都促使人们思考、探索，寻找问题的根源，希冀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那两位出生于德国却属于全世界的杰出思想家、理论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已不再是到处游荡的“幽灵”，而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1871年法国巴黎工人阶级举行起义，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更使之成为实践。

然而在俄国，虽然废除了农奴制，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仍保留着严重的封建残余。政治上仍保留着沙皇专制制度，沙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有权颁布法律，任命官吏。各级政权基本被贵族地主把持。直至1897年，俄国955名一至四等文官中，世袭贵族仍有735人，占总数的3/4。人民没有言论自由，书刊的出版要受到严格检查和限制，任何不满政府的言行都要受到严厉查处。经济上仍然保留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大部分土地仍掌握在地主贵族手里。据1877年的调查资料，在俄属欧洲境内的49个州中，全部私有土地中约80%即7300万俄亩属于贵族，而其中又约有3000万俄亩属于1000个最大的地主。农民不但仍然缺少土地，还要为赎买份地背上沉重的债务。他们为了养家糊口还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把收成的一半或一半以上交给地主，或用自己的农具和牲口在地主的土地上服一定工役。同时，根据《赎地法》规定，他们没有交清份地赎金，不能离开村社；根据连环保制度，他们没有付清赋税，也不能离开村社。他们的自由仍然受到很大限制。

正因为如此，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当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迅速发展的时候，政治上的反抗斗争却不断发生。农民不断举行起义，要求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要求获得足够生存的土地。以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秘密出版报刊，大量发表文章，揭露沙皇政府的虚伪，鞭挞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腐朽，号召农民举行起义，推翻专制制度。一些革命者开始建立秘密组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批门生建立的“土地和自由社”，是自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以来俄国出现的最大的秘密协会，它的名称来自革命民主主义者奥格辽夫《人民需要什么》一文中的一句口号“土地和自由”。它的总部“俄罗斯中央人民委员会”设在彼得堡，在莫斯科、喀山等城市也建有分社，其中莫斯科分社的成员达400人。该组织系统地进行革命宣传，散发传单，出版刊物《土地和自由》和《自由报》，指出专制制度是俄国一切灾难的唯一根源，必须予以消灭；为保证人民的胜利，革命者的首要任务是召开由人民自由选举的代表组成的立宪会议，建立俄国新的社会政治制度。1864年，由于沙皇政府对革命运动的镇压，该组织自行解散。

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民粹主义运动了。

民粹主义运动是一批代表农民利益的平民知识分子发动的，由于他们自称是人民的精粹，故称“民粹派”。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一种偶然现象，是一种衰落、倒退和祸害，必须加以阻止；农民村社是社会主义的胚胎和基础，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俄国可以在农民村社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俄国的出现是历史上的“不幸”，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按本能、按传统来说是共产主义者”的农民，农民是俄国革命的动力；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少数出类拔萃的英雄人物。这实际上是一种“农民社会主义”，也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在这种思想理论的指导下他们展开了反对农奴制残余和沙皇专制制度的英勇斗争。他们建立秘密组织，印发秘密报刊传单，进行革命宣传。1874年春夏，他们发动了“到民间去”的运动，约两三千名革命青年怀着对农民的满腔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从各个城市来到伏尔加河中游一带的农村。他们身着农民的服装，模仿农民的语言，学习各种工匠手艺，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宣传他们的思想主张，鼓动农民起来进行“社会革命”，其足迹遍及俄国在欧洲地区的37个省。但由于农村的阶级矛盾还没有激化，农民对他们将信将疑，社会革命并没有发生，等待他们的却是沙皇政府的脚镣手铐，“到民间去”运动很快就被沙皇政府镇压。

1876年10月，民粹派最大的秘密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社在彼得堡成立。土地和自由社有统一的组织机构，实行集中、秘密、纪律、互助监督、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把争取土地和自由作为其旗帜和纲领的基础。该组织成立后发展很快，在伏尔加河沿岸、俄罗斯中部、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和南高加索都建立了革命小组。他们除了继续进行鼓动宣传，组织暴动、罢工、示威游行等反抗活动外，一些成员还装扮成医生、教员、工匠等，在乡村建立固定活动地点，在那里进行长期工作，以便在时机成熟时发动起义。

但是，这些急于求成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渐渐失去了耐心。一些人开始热衷于恐怖暗杀活动，企图通过刺杀沙皇来推翻专制制度，实现“土地和自由”的目标。1879年夏，由于对个人恐怖活动的做法产生严重分歧，土地与自由社分裂成了两个独立的组织，一为土地平分社，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反对个人恐怖策略，主张把全部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另一个叫民意党，自称他们代表民意，主张把个人恐怖活动作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他们决定首先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为此成立了专门机构，秘密进行了训练和准备。在土地与自由社分裂之前，1879年4月，该组织一成员亚历山大·索洛维约夫就曾暗杀过一次沙皇，结果没有成功，本人也被逮捕处死。从1879年11月到1881年3月，民意党锲而不舍，又进行了三次暗杀活动，前两次都未得手，第三次终于大功告成，亚历山大二世死于非命。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举世皆惊，但并没有在俄国激发社会革命，反而给民意党人带来灭顶之灾。继位的亚历山大二世之子亚历山大三世动用军警疯狂报复，民意党的主要活动家很快被逮捕处死，革命力量严重受挫。1884年10月，民意党停止活动。之后，民粹派逐渐转向放弃革命斗争、主张和沙皇制度妥协的自由主义道路。

民粹主义运动的失败证明，由于其理论和策略的错误，尽管民粹派对沙皇专制制度切齿痛恨，对广大农民深切同情，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救民于水火之中，为他们夺得土地和自由，但最终不能达到目的。俄国革命需要一个新的阶级来领导，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指引。就在此时，一支新的更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俄国的历史舞台，这就是俄国无产阶级。

农奴制改革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完成，俄国形成了一个新的独立阶级——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据统计，到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雇佣工人已近1000万，其中约150万是工厂、矿山、铁路工人。众所周知，无产阶级由于同大机器生产相联系，他们一无所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是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有组织性、纪律性，最具革命彻底性的阶级。俄国无产阶级除具备无产阶级的总特点外还具有自身的特点：第一，由于当时俄国刚刚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工人的劳动条件极差，每天一般要工作12个小时，有的行业则要工作14—15个小时，甚至长达18个小时，工伤事故层出不穷，每年受伤工人人数竟达工人总数的25%—30%。居住条件非常恶劣，一间矮小的集体宿舍要住10—12名工人，一个斗室里要住2—3家。但他们的工资在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低的，而且常常被罚款，罚款往往高达工资的30%，甚至50%。这就是说，俄国无产阶级要遭受资本家极其残酷的压迫剥削。第二，由于当时俄国60%的工厂设在农村，约94%的工人来自破产农民，有的工人在农村还有少量土地，俄国无产阶级同农村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使他们不少人还要受封建主义的剥削，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容易同农民建立革命联系，结成工农联盟。第三，由于俄国当时还处于封建的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之下，无产阶级缺乏基本的民主权利，在政治上遭受封建专制制度的压迫。第四，由于俄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和组织大企业的经验等诸多原因，俄国的工业集中程度高，近半数工人集中在5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远远高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就使俄国无产阶级更便于组织和发动。总之，俄国无产阶级身受资本主义、封建专制制度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他们的反抗性也更顽强、更坚决，这就注定了他们将作为一支不可替代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最终成为摧毁俄罗斯帝国的主力军，演出震撼世界的活剧。

1875年，在民粹主义运动尚处于高潮之时，濒临黑海的工业城市敖德萨出现了俄国第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南俄工人协会”。协会有自己的章程，它规定协会的宗旨是“宣传工人要从资本家和特权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思想；联合南俄边疆工人；在将来进行反对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斗争。这就在俄国工人运动中首先提出了工人反对资本家、同现存制度斗争的思想。该协会团结了约200名工人，组织了两次罢工。是年年底协会被沙皇政府破获，部分成员被判服苦役。

1878年年底，彼得堡的工人阶级建立了“北方工人协会”。协会的纲领宣布其宗旨是“推翻国内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同时第一次为俄国工人提出了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一系列政治要求，并号召俄国工人在阶级斗争的道路上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携手前进。1880年，协会出版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的秘密刊物《工人曙光》。协会积极进行宣传活动，组织和参加罢工，同莫斯科等地革命者联络，但该协会也只存在了一年多就被沙皇政府破坏。

19世纪80—90年代，当民粹主义走向低落之时，工人运动却逐渐高涨。80年代上半期，俄国发生工人罢工和骚动共145次，80年代下半期则增加到221次，参加斗争的工人达12万多人。到90年代上半期，工人罢工和骚动的次数又增加到232次，参加人数近16万人。但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基本上还处于自发阶段，还没有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引，工人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工人罢工的要求局限于缩短工时、减少罚款、不得随意解雇工人等改善自身生活的条件。因而，这些罢工斗争一次次被沙皇政府镇压。俄国无产阶级迫切需要先进的思想理论来指引，迫切需要自己的先进政党来组织领导。就在此时，无产阶级的先进理论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俄国传播，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为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杰出贡献的首先是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

1856年12月11日，普列汉诺夫出生在沃罗涅什省利彼茨克县古达洛夫卡村的一个小贵族家庭里。少年时代他曾就学于军校，18岁时转入彼得堡矿业学院学习。那时他特别崇拜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之下，他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并加入了民粹派组织土地和自由社。他曾两次参加“到民间去”运动，到农村进行革命宣传，也经常参加工人集会，帮助组织罢工，和工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他领导土地平分社，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但遭到沙皇政府镇压，被迫于1880年流亡国外。在那里，他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882年，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并通过拉甫罗夫写信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俄文版序言。翌年，他在瑞士的日内瓦建立了第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把传播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派的错误学说作为其主要任务。之后，他和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们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了《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翻译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著作，把它们秘密运送回国。与此同时，普列汉诺夫本人也撰写出版了《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一系列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了民粹派的错误理论。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培育了俄国新一代革命者，其中包括未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领袖、苏维埃俄国的缔造者、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也即列宁。

1870年4月22日，列宁出生在伏尔加河畔辛比尔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父亲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思想进步，热爱教育，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学任教，后升任省国民教育视察员、省国民教育总监。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乌里扬诺娃是一位医生的女儿，勤奋好学，喜爱音乐，通过自学考取教师资格。这是一个文明、健康、进步的家庭。列宁兄妹六人，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和正直、诚实的品质。

列宁天资聪颖，5岁时开始在母亲的教育下读书，9岁就进入中学学习，学习成绩在班上年年名列第一。1887年5月，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因参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被沙皇政府判处绞刑。此事深深地震撼了列宁的心灵。哥哥对他的影响太大了，从小哥哥就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从哥哥那里第一次知道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罪恶，第一次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现在，哥哥死在了沙皇政府的绞刑架下，他对沙皇政府充满了深仇大恨，决心投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

同年8月，列宁中学毕业，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在这里，他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2月中旬，他因参加该校学生反对警察制度的抗议大会被捕入狱，后被开除学籍，流放到喀山省的柯库什基诺村。半年多后返回喀山，他又立即参加了由著名革命者费多谢也夫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始深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之后列宁便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先后在萨马拉、彼得堡等地组织马克思主义小组，发表演讲，撰写文章著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理论，成为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公认的领导人。

列宁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并为此而努力活动。1895年12月，根据列宁的倡议，彼得堡二十多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成为一个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坚持集中制、严格的纪律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列宁是领导核心“中心组”成员之一。这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在该协会影响下，其他城市也纷纷建立类似组织，为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组织基础。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建立后很快被沙皇政府发觉。1895年12月，列宁和协会的其他领导人及许多成员被捕。1897年2月，列宁被判流放西伯利亚3年。列宁在流放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同各地马克思主义者保持联系，并深入研究俄国的状况，完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三十多部著作，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就在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1898年3月13—15日（俄历1—3日），来自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地的斗争协会和西部边境的一些社会民主组织的9位代表在明斯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

尽管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党纲和党章，实际上并没有完成建党任务，但它毕竟标志着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的诞生。这无疑是俄罗斯上空的又一声惊雷。列宁有句名言：“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此言并非妄谈。当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长大成人”之后，俄罗斯帝国果然被他们搞得天翻地覆。

总之，到19世纪60—90年代，俄罗斯帝国大厦的支柱已经腐朽，基石已经动摇。俄罗斯上空乌云翻滚，惊雷阵阵，暴风雨就要到来了。

三、虎狼相争：日俄战争的失利

1894年11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位仅13年即病故，终年49岁。其长子、26岁的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罗曼诺夫继位，称尼古拉二世。

和其父相比，尼古拉二世幸运而又不幸。幸运的是，他比父亲多做了10年皇帝；不幸的是，他比父皇承受了更多的苦痛，成为断送俄罗斯帝国的末代皇帝，最终遭受灭门之祸。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垄断资本主义，也即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一点上沙皇俄国没有落伍，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它奋起直追，紧步西方先进国家的后尘，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但沙皇俄国毕竟与先进国家不同。号称托拉斯帝国主义的美国，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自由民主的经济政治环境，广纳贤才，物尽其用，很快后来居上，跃居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并继续向第一经济大国迈进，令世人垂涎侧目。号称日不落帝国的殖民帝国英国，虽然遇到后起之秀美、德等国的挑战，但毕竟“姜还是老的辣”，它以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的雄厚积累，以对比本土大一百多倍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野蛮掠夺，继续保持着第一经济大国和第一海军强国的地位，国内众多人士因分享了垄断资本从殖民地榨取的超额利润而安居乐业，从而基本保持了社会稳定。人称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法国，以其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而闻名于世，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没有封建羁绊的束缚，资本主义按照其内在规律向前发展着。至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德国，虽然保留着许多封建残余，但垄断资产阶级毕竟参与了国家的治理，加之普法战争的胜利为德国夺得了重要矿产资源、工业基地和大量赔款，德国垄断资本为了给德国争夺“阳光下的地盘”正开足马力进行军火生产，国内也似乎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而沙皇俄国却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国家，政治上继续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广大人民毫无自由民主权利；经济上保留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保留了严重的封建残余，广大农民无地少地，他们“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他们和牲畜住在一起，穿的是破衣，吃的是野草……农民经常挨饿，由于连年歉收，成千上万的农民死于饥饿和瘟疫”。这就使俄国成为帝国主义各国中最落后、最腐朽的国家，成为帝国主义各国中矛盾最尖锐的国家，成为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集合点。这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和1905—1907年发生的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中体现出来。

1904年2月，沙皇俄国和日本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中国的东北和朝鲜爆发了两国间的第一次战争。

早在19世纪末，俄、日两国围绕远东的争夺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它们乘中国大清王朝腐朽没落、国力衰弱之机，都想独自吞并中国的东北和朝鲜，建立远东霸权。1894—1895年，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侵占了朝鲜和中国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这就打乱了俄国称霸远东的计划，使俄国大为不满，于是它勾结德、法两国共同干涉，迫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但日本因此又向清政府多索取3000万两白银）。之后俄国加紧在远东的扩张，接连取得了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从满洲里经齐齐哈尔、哈尔滨至海参崴）的租让权，租借了旅顺口和大连港，直至控制了整个中国东北。对此，日本当然不会坐视不理，它也不甘忍受“三国还辽”之辱，于是便制订十年扩军计划，加紧扩军备战，准备重夺辽东，实现其充当东洋霸主的夙愿。沙皇俄国知道日本不会善罢甘休，为了保护其在远东的利益，扞卫其在远东的霸权地位，同时为了转移人民视线，缓和国内矛盾，俄国也进行了战争准备，希望打“一场小小的胜利的战争”。双方均磨刀霍霍，一场战争不可避免。

1904年2月8日午夜，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军舰静悄悄地停泊在著名的远东不冻港旅顺港内。舰上的士兵们都已歇息，只有军官们还在城里频频举杯，翩翩起舞，参加舰队司令斯塔尔克将军为其夫人的命名日而举行的晚宴。就在这时，远处传来隆隆炮声，军官们以为这是为祝贺司令夫人鸣放的礼炮，所以毫不在意，再说，他们“英明”的斯塔尔克司令曾经有言“战争打不起来”，要求舰队“没有特别命令，不得进行军事行动”，现在司令无动于衷，他们也就颇为放心，更加起劲地干杯狂舞，殊不知日军已开始向俄军进攻了。

原来，日军联合舰队在其杰出统帅东乡平八郎的指挥下，经过两天秘密航行，神不知鬼不觉地逼近旅顺港，不宣而战，向俄舰发动了突然袭击。当时俄军毫无戒备，军舰上灯火通明，港口外围无防雷网保护，使得日舰得以靠得很近向俄舰开炮和发射鱼雷，当即炸毁俄铁甲舰二艘、巡洋舰一艘。次日，沙俄对日宣战，2月10日，日本正式对俄宣战，日俄战争爆发。

日俄战争首先是一场争夺制海权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岛国，要想从俄国手中夺得中国东北，占领朝鲜及整个中国，充当东洋霸主，必先夺取制海权。当时日本有各类军舰76艘，鱼雷艇76艘，总计二十多万吨；俄国则拥有庞大的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总计有各类军舰二百多艘，八十余万吨。就总体而言，沙俄海军与日本海军的比例为18∶10，沙俄海军实力占绝对优势，但就沙俄太平洋舰队与日本海军相比，则为7∶10，日军占据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海军倾巢出动，同时采取其惯用的偷鸡摸狗的伎俩，突然袭击，先发制人，企图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俄太平洋舰队，夺取制海权。于是日本海军把俄太平洋舰队围困在旅顺港内，接连不断地发动攻击，同时几次派敢死队驾驶装满巨石的15艘旧船在港口附近炸沉，企图堵塞港口，阻止俄舰出入。此外，日军还在旅顺港外布设大量水雷，设置四道封锁线，严密地封锁了旅顺口，日本舰队主力则埋伏在离旅顺港50海里的长山列岛锚地，随时准备打击出逃的俄舰。俄太平洋舰队被死死地困在旅顺港内，成了瓮中之鳖，日本掌握了制海权。

陆战方面，2月8日，即在日海军偷袭旅顺口的同一天，日本陆军在朝鲜的仁川登陆，占汉城，克平壤，陷义州，一路过关斩将，迅速向中国东北逼近。4月29日，日军渡过鸭绿江，进入东北。当时，沙俄在远东有陆军二三十万，日本只有13个步兵师，15万人左右，俄军占明显优势。但俄军由于指挥不当，消极避战，在日军的猛烈攻势下节节败退。到8月下旬，日军已逼近辽阳城。双方在这里展开了大会战，9月4日，日军攻占辽阳。之后，日军又集中优势兵力，强攻旅顺，连续猛攻数日，双方都损失惨重。日军参加攻城的兵力累计13万人，其中伤亡达5.9万余人。俄军死伤人数也达2.3万多人。应该说，俄军凭借旅顺城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以劣势的兵力、较少的伤亡，对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给日军以重创。但守卫旅顺的俄国关东防御地区司令施特塞尔却无心继续抵抗，于1905年1月1日向日军投降。俄太平洋舰队也在日本进攻旅顺的过程中被日军炮火摧毁。

之后，日本乘胜进军，调集27万兵力、1082门大炮，于2月中旬向沈阳发起进攻。当时俄军在沈阳还有33万兵力、1266门大炮，仍然处于优势，但由于俄陆军前线总指挥、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部署不当，指挥失误，俄军行动迟缓，致使俄军连战皆败。3月10日，在经过近一个月的会战，双方都付出了数万伤亡的沉重代价后，日军攻占沈阳，陆战基本结束。

再说海战方面，太平洋舰队被围困后，沙皇尼古拉二世立即命令从波罗的海舰队抽调六十余艘各类舰艇，组成第二太平洋舰队，于1904年10月中旬启航驰援。该舰队沿非洲西岸航行，绕过好望角，两个多月后才行至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这时旅顺失守、太平洋舰队被歼的消息传来，舰队司令罗日斯特文斯基向沙皇请求返航。尼古拉二世非但不允，还将波罗的海舰队所剩舰艇组成第三太平洋舰队，赶来支援。他是狗急跳墙，企图凭借其海军优势挽回败局。1905年5月中旬，两舰队在越南西贡湾会合，组成一支拥有48艘铁甲舰和巡洋舰的庞大舰队，继续向旅顺方向行驶。

对于俄舰队的行动，日军早已探清，东乡平八郎遂准备全歼俄海军。他将日舰队主力潜伏在对马海峡，另把一些大商船伪装成主力舰在台湾以南海面游弋。俄舰见前面有日舰活动，误以为是日海军主力，便改道对马海峡。5月27日，当俄舰进入对马海峡后，早已隐蔽多时的日舰立即猛扑过来。俄舰由于在海上已连续航行了半年多，人人疲惫不堪，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打得晕头转向，无力还击，只得仓皇逃窜。俄舰“奥斯里亚比亚”号当即被击沉，旗舰“苏沃洛夫”号遭重创，连同俄舰队司令罗日斯特文斯基一起被俘。翌日，日舰发现逃窜俄舰后，将其团团包围。俄新任舰队指挥涅波加多夫以为逃脱无望，无心交战，率舰队向日军投降。日俄海战就此结束，俄第二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

此时，日本战争的目的已基本达到，也已被战争搞得精疲力竭，无力再战。俄国由于国内掀起革命风暴，也想结束战争，以便集中力量镇压国内革命，于是两国停战议和。在美国的调停下，1905年9月5日，两国在美国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条约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卓绝之利益”；把旅顺、大连及其附近的领土、领水的租借权让给日本；把长春到旅顺的铁路及其支线、煤矿等转让给日本；把库页岛南部及附近一切岛屿让给日本。日俄战争，这场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战争，一个亚洲弹丸小国对世界第一大国的战争，终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

需要指出的是，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的。欧、亚两洲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国家，为争夺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领土上互相厮杀，同时也肆意蹂躏中国的土地和人民。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无数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其原因皆在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的落后贫弱。此一悲惨屈辱的历史，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反面教材。

四、血腥星期日：革命的总演习

日俄战争也给俄国人民带来了苦难与屈辱。俄国人民本来就承受着比欧洲其他国家人民更多的苦难。1900—1903年俄国又爆发了经济危机，生产锐减，工人失业，收入下降，劳动条件恶化，阶级矛盾加剧。日俄战争使俄国人民雪上加霜，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同时，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泱泱大国竟然败在亚洲的一个弹丸岛国手里，充分暴露了专制制度的腐朽、沙皇政府的无能，这使俄国人民心如刀绞，倍感屈辱。这样，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一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爆发了。

读者会问，俄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吗？这布尔什维克党由何而来？

如前所述，早在1898年3月，俄国无产阶级就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建立自己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由于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党纲和党章，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很快就被沙皇政府破坏，社会民主工党各地方组织实际上是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领导，建党任务并没有完成。1900年列宁从流放地返回后，立即投入建党工作。为了躲避沙皇政府的破坏，他来到国外，首先在德国莱比锡创办了《火星报》，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机会主义，为建立一个坚强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从1900年到1903年，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五十多篇文章，批判主张无产阶级只应进行经济斗争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号召无产阶级同资本家和沙皇政府进行政治斗争，推翻专制制度，并阐述了建党计划、党的性质和任务等。他还领导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样是为了防止沙皇政府的破坏，大会在国外举行——先在布鲁塞尔，后移至伦敦。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彼得堡、莫斯科、图拉、哈尔科夫等地共26个组织的43名代表，列宁也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党纲、党章和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这些问题上，与会代表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关于党纲，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派（围绕《火星报》形成的派别）制定的党纲规定党的最低纲领是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8小时工作制，消灭农村中的一切封建残余；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经济派等机会主义者坚决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写进党纲。关于党章，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主张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活动，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少数派则认为党员无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每个罢工者、示威者都能宣布自己为党员。关于党的领导机关，列宁坚持要让火星派在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中占优势，但马尔托夫等人坚决反对。双方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由于列宁的火星派在会议中占多数，大会最终通过了火星派提出的党纲，选举出了全部由列宁拥护者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同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就此分裂成两个派别，列宁的拥护者因在会议中占多数，在大会选举时获得多数票，从此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文“多数派”一词的音译）；马尔托夫等机会主义者在会议中占少数，在选举中获得少数票，从此被称为“孟什维克”（俄文“少数派”一词的音译）。之后两派分道扬镳，往往各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义举行自己的会议，所不同的是前者自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简称“布尔什维克”，后者自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简称“孟什维克”。这便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来历。布尔什维克党成为真正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

1905年革命的导火线是沙皇政府对1月22日和平请愿群众的血腥屠杀。

1905年1月16日，彼得堡最大的兵工厂普梯洛夫厂的工人为抗议厂方无理解雇4名工人举行罢工。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号召首都的工人起来支援普梯洛夫厂工人的罢工。罢工迅速扩展到其他工厂，到1月20日，参加罢工的工人已达15万人。这时，在彼得堡颇有影响的一个叫格·阿·加邦的牧师开始组织工人到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在加邦牧师的动员下，1月22日（俄历1月9日），彼得堡约20万工人及其家属举着三色旗、圣像和沙皇肖像，唱着祷歌，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请愿书由成千上万名工人签名，它言辞恳切，句句泣血，申诉了工人的痛苦生活，并提出了一些最低限度的要求。它写道：“我们贫困，备受压迫，我们承受着难以忍受的劳动负担，我们被人辱骂，不被当人，对待我们如同对待应当忍受自己的苦命而默不作声的奴隶一样。我们都忍受了，但是我们更被推进赤贫、无权和愚昧的深渊，专制和恣肆压抑着我们……我们的忍耐达到极限了。对我们来说，一个可怕的时刻来到了：死倒比继续忍受难堪的痛苦更好。”它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将土地转交人民，实行大赦和各种政治自由，召开根据普遍、平等、秘密投票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

然而，工人们太善良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对他们的和平请愿，沙皇的回答是子弹、马刀和铁骑。当请愿队伍来到冬宫入口处时，他们被沙皇早已部署的军队挡住了。接踵而来的便是血腥屠杀：军警向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队伍猛烈地开枪射击，宪兵马队冲进人群挥舞马刀横冲直撞肆意砍杀，当场有一千多人被打死，三千多人受伤。皇宫广场和邻近街道上留下了具具尸体，殷红的鲜血融化了广场和街道的积雪，此情此景让人想起了80年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这一天恰逢星期日，从此便以“流血的星期日”载入史册。

沙皇政府对和平请愿群众的血腥屠杀暴露了沙皇的凶残本质，教育了善良的人民，擦亮了千百万人的眼睛。人民不再信任他了，不再把他看成是自己的保护者，而把他看作最凶恶的敌人。工人们用质朴的语言愤怒地说：“沙皇痛打了我们，我们也只好把他痛打一顿。”他们的愤怒、怨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当天晚上，工人们自发地行动起来，夺取兵工厂和武器商店的武器，用大车、圆木、电线杆、铁丝网筑起街垒，同军警展开英勇搏斗。各地工人闻讯后，迅速掀起罢工浪潮，抗议沙皇政府的暴行，支援首都工人的斗争。当月全国罢工人数达40万，超过过去10年罢工人数的总和。

1月9日事件发生后，布尔什维克党积极进行引导，把群众自发的斗争转变为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自觉的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当时正在日内瓦的列宁写了《俄国革命的开始》一文，盛赞这场革命。1905年4月25日至5月10日，布尔什维克党在伦敦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参加并领导了会议。大会分析了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的性质，指出这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任务是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等农奴制残余，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并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无产阶级是这次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党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举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罢工则是发动群众的一种主要方法。这就为党在这次革命中的路线、方针、策略指明了方向，使得这次革命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迅速走向高潮。

1905年5月14日（俄历5月1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全俄有近200个城市举行了“五一”大罢工，充分显示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5月25日，全国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7万名工人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举行罢工。这场罢工历时72天，直至8月5日才结束。罢工期间，工人们选举出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机构“工人全权代表苏维埃”，苏维埃组织工人民警，维持市内和工厂秩序，禁止饭店、酒馆出售烈酒，禁止商人抬高物价，成立工人战斗队和粮食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开始扮演革命政权机关的角色。这是俄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创举。6月20日，俄罗斯帝国境内波兰工业重镇罗兹的工人举行总罢工和示威游行，抗议沙皇军队打死打伤无辜的集会工人。野蛮残忍的沙皇军队根据上司“不吝惜子弹，无情地行动”的命令，再次向手无寸铁的示威游行工人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一百余人。愤怒的工人忍无可忍，迅速举行起义，筑起街垒，同沙皇军队激战三天，300名工人壮烈牺牲，一千余人被打伤。这是1905年革命中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罗兹工人的英勇斗争，极大地推动了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在俄国无产阶级展开反对沙皇专制制度斗争的时候，俄国水兵也造反了。6月27日，黑海舰队“波将金号”装甲舰的水兵发动了起义，导火线是午餐时水兵们发现煮汤的肉已腐败生蛆，他们不堪忍受这非人的待遇，拒绝吃饭，横蛮暴虐的舰长便下令把拒绝吃饭的水兵抓起来，准备枪决。水兵们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们迅速夺取了武器，打死了包括舰长在内的平时骑在水兵头上作威作福的7名军官，选出了30名代表组成军舰委员会，在舰上升起了红旗。

起义发生后，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令黑海舰队立即镇压，如拒不投降，就把它击沉。但黑海舰队的水兵们拒绝向“波将金号”开炮，还向起义的水兵们高呼：“乌啦！”其中一艘“乔治常胜号”军舰则投奔“波将金号”，站在了起义军舰的一边。黑海舰队司令见状，唯恐整个舰队哗变，急忙命所有军舰掉头撤离，镇压归于失败。

至于两艘起义军舰，由于内部意见不统一、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等原因，“乔治常胜号”在敖德萨附近搁浅，向当地驻军投降；“波将金号”向罗马尼亚政府投降，起义归于失败。

“波将金号”军舰起义是沙皇政府的一支巨大军事力量第一次公开转向革命，标志着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又向前迈了一大步。之后，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10月下旬，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莫斯科实行全市总罢工，罢工的口号是“打倒沙皇政府”、“立宪会议万岁”、“全民武装起义万岁”。紧接着，总罢工扩展到全国，参加罢工的产业工人达一百多万，铁路职工达75万，此外还有小店员、小官吏、律师、工程师、教师、作家等。总罢工使工厂停工，商店停业，学校停课，车船停驶，邮电不通，许多政府机构陷于瘫痪。到处是工人、学生、知识分子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到处是打倒专制制度、实行立宪民主的强烈呼声。在总罢工的过程中，彼得堡、莫斯科等许多城市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组织领导罢工和武装起义的机关，同时也是革命政权的雏形。首都彼得堡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拥有代表562名，代表147家工厂、34家作坊和16个职工会。全国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革命景象，沙皇政府的统治开始动摇。

面对全国出现的革命形势，沙皇政府已无力进行镇压，但如若允许革命进一步发展，沙皇政府的统治将岌岌可危， 沙皇尼古拉二世进退维谷。这时，俄国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前财政大臣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伯爵恰好同日本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从美国归来。沙皇立即任命他为大臣会议主席，企图利用他来寻找出路，摆脱危机。维特是位沙皇制度的虔诚卫士，又是善于根据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而改变统治方式的官僚。他建议沙皇因势利导，实行君主立宪，以平息人民的革命情绪。沙皇别无选择，只得暂时接受了维特的建议。10月30日（俄历10月17日），他签署了由维特起草的关于《改善国家制度的宣言》，宣布“赐予”人民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和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扩大选举权，承认国家杜马为立法机关，未经杜马批准任何法律无效。这样，沙皇被迫在俄国改行君主立宪制。

10月17日宣言颁布后，俄国资产阶级欣喜若狂，以为从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得到了保证，沙皇政府也向他们敞开了大门，为此他们成立了“十月十七日同盟”（即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以便和沙皇合作，共行宪政。但布尔什维克党认为这只是沙皇被迫做出的让步，是斗争的第一个胜利，必须继续推进革命，推翻沙皇制度，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0月31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发表《致俄国人民书》，揭露了10月17日宣言的虚伪性，号召人民继续斗争。11月1日，彼得堡、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散发传单，号召无产阶级准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制度。不久，列宁也从瑞士回国，直接领导起义的准备工作。

沙皇尼古拉二世虽然颁布了10月17日宣言，决定实行君主立宪制，但并没有停止对革命的镇压。12月15日，沙皇政府查封了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等彼得堡的8家报纸。第二天，反动军警包围了正在开会的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将二百多名与会代表逮捕。消息传来，莫斯科的工人群众异常愤怒。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很快召开了全市代表会议，决定进行总政治罢工，继而转变为武装起义。随后莫斯科苏维埃举行会议，通过了告全体工人、士兵、公民书，号召从12月20日中午12时起开始政治总罢工。

这样，从12月20日开始，莫斯科各界响应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的号召，举行了政治总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15万。罢工使莫斯科全城陷入瘫痪。当沙皇政府派军警前来镇压，逮捕了部分革命者后，总罢工转变成了武装起义。工人们组成战斗队，拿起武器，筑起街垒，同反动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当时一份资产阶级报纸《权利报》这样描述道：“大炮轰鸣，机关枪咔嚓咔嚓，榴霰弹在空中作响。战斗仍然紧张。在战斗中已倒下数百个，甚至数千个牺牲者。所有街道上都躺着尸体,所有殡舍和医院都无空位……”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在这段时间，莫斯科大部分地区被起义者控制。12月26日，莫斯科总督向沙皇紧急求救。沙皇尼古拉二世立即抽调数千精锐部队前来镇压。他们用大炮猛轰，用机关枪狂扫。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和苏维埃决定12月31日午夜停止武装起义，撤出战斗。

莫斯科起义爆发后，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犹如滚滚波涛，汹涌澎湃，在全国普遍发生。有些地区还推翻了沙皇地方政府，建立了共和国。但由于这些起义都是分散进行的，缺乏统一领导，先后被镇压下去。

12月武装起义是俄国1905年革命的最高潮，之后逐渐低落。1906年3月，俄国进行了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根据国家杜马选举法，地主的一张选票等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张、农民的15张、工人的45张，同时许多工人、农民由于种种限制被剥夺了选举权，这就保障了地主和资本家在杜马中占绝对优势。尽管如此，沙皇尼古拉二世仍然觉得杜马不够驯服，在第一届国家杜马召开仅两个多月时便于7月21日悍然宣布解散。1907年3月5日，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幕。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抵制了第一届国家杜马的选举，参加了本届的选举并获得了65个议席，本届杜马左派力量大大增强。对此，沙皇政府更加不能容忍，于6月15日以“策划叛国政变”的罪名逮捕了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第二天（俄历6月3日）又宣布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这就是著名的“六三政变”，它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结束。

1905—1907年革命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不久，还不够成熟，不够强大有力，缺乏经验，没有形成一个集中统一的能够指挥协调全国无产阶级行动的领导力量，没有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但这次革命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它是一次推翻沙皇制度、埋葬俄罗斯帝国的革命的“总演习”。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胜利的曙光已经显现，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已指日可待了。就世界范围而言，这场革命唤起了亚洲的觉醒。时隔不久，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和“西亚病夫”的土耳其以及伊朗等国都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亚洲革命的时代也到来了。

五、左支右绌：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沙皇俄国为从奥匈帝国手中夺取加里西亚，从土耳其手中夺取黑海海峡和君士坦丁堡，参加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如果说，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给俄国带来了一次革命的总演习的话，它所参加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则给它带来了灭顶之灾。

如前所述，1905年革命后，沙皇政府被迫改行君主立宪制，将立法权交给国家杜马。但由于沙皇仍然拥有任免官吏的权力，内阁是对沙皇负责而不是对国家杜马负责；同时选举法赋予地主资产阶级以特权，规定大地主占有选举人总数的49.4%，城市资产阶级占有选举人总数的15%，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职员共占有选举人总数的36%，这就保证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杜马中的优势，保证了沙皇对杜马的控制。此外，对不驯服的杜马，沙皇可随意解散，这样，国家杜马实际上成为沙皇制度的点缀和遮羞布，沙皇专制制度的本质没有变。

1906年开始，为缓解农村阶级矛盾，沙皇政府又进行了土地改革。这次改革因是在沙皇政府的首脑、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主持下进行的，故称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并把份地变为自己的私有土地。具体规定，每一个拥有村社份地的农民，任何时候都可以要求把他们的份地确定为自己的私产；若份地超过家庭人口的定额，多余部分可按1861年改革规定的价格赎买；个人不但有权支配土地，也有权支配退出村社的庄园的全部财产；退出村社须获得村会同意；如果村社共同重新分配土地，应尽可能给农民分配整块土地。这项改革的目的是要破坏村社和村社土地平均使用的制度，培植和加强富农经济，作为沙皇在农村的统治支柱，防止农民用暴力手段消灭地主大地产。改革历时10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一部分富裕农民通过收买贫农的土地和改善自己的经营方式，建立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这次改革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丝毫没有触动，10年中脱离村社的农民只占村社总农户的1/4，其中建立单独田庄和独家农庄的农民仅占脱离村社农民的一半。广大农民无地或少地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农村的土地集中和贫苦农民的破产以及农村阶级矛盾的激化。在1901—1914年间，农民起义就达1.3万多次。

总而言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沙皇俄国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残余，保留着沙皇专制制度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依然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是世界几个帝国主义大国中最落后的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更进一步地、彻底地暴露了沙皇俄国的落后与腐朽，激化了俄国的各种矛盾，加速了俄国革命的爆发和俄罗斯帝国的崩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俄国强征了1500万青壮年入伍，几乎占全国男劳力的一半，是交战各国中参战人数最多的国家，但其战绩不佳，交战连连失利，丧失了波兰、立陶宛的大片土地，战死、受伤、被俘人数达800万人。这无疑是劳动人民的沉重灾难。

战争期间，俄军指挥官庸碌无能，指挥不力，常常坐失良机。军队缺乏训练，军事装备不仅落后，而且严重不足。到1915年8月时，仍然有1/3的士兵没有枪支，徒手作战，他们只有等到持枪同伴受伤或阵亡后才能拿起同伴的武器投入战斗。有的战地医院既无军床，又无军毯，伤患士兵往往和衣卷卧在冰雪泥潭中痛苦呻吟，有的伤兵几天得不到食物和纱布。在喀尔巴阡山作战的部队甚至没有鞋靴可穿，只得赤足攀行于崎岖山道。

军事装备的落后与不足反映了俄国经济的落后。当时俄国虽然是世界第五大工业国，但仍然是个落后的农业国，80%的人口以务农为生，出口额的63%是农产品，11%是木材。工业生产虽然在农奴制改革后得到迅速发展，但和欧美先进工业国相比还处于落后状态，它的不少重工业，如90%的采矿业、几乎100%的石油工业、50%的化学工业、40%的冶金工业还是外国人开办的。俄国拥有世界1/6的土地和1/13的人口，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它的工业总产量只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2.7%，仅及美国的7%，德国的17%，英国的22%，法国的40%；人均工业产量仅及美国的1/12，德国的1/13，英国的1/14，法国的约1/8。如此落后的工业生产，使得俄国不仅不能制造西欧已经使用的飞机、高射炮等新式武器，就连枪支弹药也不能自给。前线每月需要子弹2.5亿发，而兵工厂每年最多只能供给5亿发。最高统帅部要求每月供给炮弹150万发，而兵工厂只能生产5万发。

在铁路运输方面，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俄国铁路的总长度已达4万多英里，但许多线路质量低劣，铁轨太轻，路基太差，水塔和交叉点太少，铁路承担不了繁忙的军需和民用物资运输任务，使许多货物堆积在车站，无法运到前线或工厂，影响了前线士兵的军需供应、工厂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在农业方面，本来俄国的农业生产就十分落后，主要是一种广种薄收的掠夺性生产而非集约化生产，每俄亩谷物的产量仅及法国的1/2，德国的1/3，丹麦的1/4。大战期间，由于近半数劳动力被征召入伍，约200万马匹及其他牲畜被调去军用，农业机器的生产锐减，导致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农村一片萧条，全国粮食紧张，食物价格飞涨，面包店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全国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

早在战前，俄国就成为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战争期间，沙皇政府为支付庞大的战争费用，大量举借外债，滥发纸币，使得外债猛增，通货膨胀，国家债务由1913年的88亿卢布增加到1917年的500亿卢布，每年仅支付的利息就达数十亿卢布，人民的负担更沉重了。

总之，战争暴露了俄国经济的落后，也加剧了俄国的经济困难，使得企业倒闭，工农业生产下降，物价上涨，粮食和日用品供应紧张，全国经济一片混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六、政治毒瘤：妖僧拉斯普庭

当沙皇俄国在军事上连连败北、经济上濒于崩溃之际，政治上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有谁能想象得到，这时左右沙皇朝政的竟是一个冒充“先知”的流氓、无赖、盗马贼——拉斯普庭！

拉斯普庭原名格里哥里·叶菲莫维奇·诺维赫，“拉斯普庭”是他的绰号，“淫逸浪荡”之意，后来他被冠以此姓，也以此姓而成名。

拉斯普庭无确切出生年月，1864年或1865年出生在萨拉托夫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后因家庭贫困，举家迁至西伯利亚距秋明约80俄里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安家落户，毁林开荒。渐渐地，这里又来了一些移民，逐渐形成村落，取名为波克罗夫斯科耶村。

拉斯普庭从小好逸恶劳，家里人都在干活，只有他冬天躺在热炕上，春天把皮褥子铺在篱笆下面，躺在那里晒太阳。父亲为教训他抽断了几条马缰绳，但他秉性固执，积习难改。后来，家门不幸，连遭横祸，母亲、哥哥、姐姐、父亲相继病故，拉斯普庭从此沦为孤儿，到处流浪，起初干点小偷小摸的营生，后来入伙当了盗马贼。盗马贼的生涯赋予了他魁梧健壮的体魄、凶狠刚强的性格，也使他学到了一星半点治马的医术，这些对他后来的发迹不无裨益。几年后他返回故里，开始冒充“先知”，装神弄鬼，渐渐出名。

1905年，俄国发生革命，拉斯普庭也时来运转。沙皇关于召开国家杜马的宣言发表后，一个名为“俄罗斯人民同盟”的组织（又称黑色百人团）派司祭长沃斯多尔戈夫到托波尔斯克省拉选票。在波克罗夫斯科耶村，司祭长结识了拉斯普庭，认为他是位农民雄辩家，可以很好地为本党宣传，因为让“农民同农民讲话，效果会更好”。于是司祭长把拉斯普庭推荐给“俄罗斯人民同盟”，并把他召到莫斯科。但盟员们看不起这位仪表粗俗、衣衫不整、举止猥琐的“神人”，不愿接纳。司祭长无奈，便把拉斯普庭包装一番，介绍给莫斯科的上流社会，之后又把他带到了彼得堡。

在彼得堡，拉斯普庭在那些愚蠢昏聩的贵族群中如鱼得水。他被一步步向上引荐，最后被引荐给沙皇和皇后。1905年11月1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日记中写道，他“结识了托波尔斯克省的圣者格里哥里（即拉斯普庭）”。

拉斯普庭结识沙皇和皇后后，很快博得了他们的信任。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愚昧无知、迷信固执而又神经质，她认为僧侣、游僧是俄国的精华，她的身边“先知”、“预言家”、“救世主”如走马灯般川流不息。她婚后连生四胎公主，为了生一位皇位继承人，她请了无数“先知”、“神僧”、“预言家”，为她预言作法。尽管这些人都是骗子，沙皇、皇后也常常发现上当受骗，但毫不改悔。也许是他们的虔诚感动了上帝，夫妻俩终于生下了一位皇太子。美中不足的是皇太子从小身体孱弱，得了一种怪病，每受创伤便血流不止，令群医束手无策，沙皇夫妇便又走上求神问卜之路。说来也巧，自从结识拉斯普庭之后，每当皇太子患病之时，只要拉斯普庭为其祈祷，便适时痊愈。或许拉斯普庭略施小计，偷偷运用了当年当盗马贼时学到的一点医治人畜创伤出血的秘诀，但皇后全然不知，总以为这是神的旨意，拉斯普庭是神的化身，对他更加崇拜宠幸。沙皇尼古拉二世秉性懦弱，优柔寡断，既无洞察力，又无决断力，对皇后又情爱甚笃，往往听命于皇后，皇后宠幸之人，他焉有不宠幸之理。于是乎，拉斯普庭，一个流氓、无赖、江湖骗子，很快成为沙皇夫妇的座上宾、沙皇宫廷中的特殊人物。他称沙皇为“爸爸”，称皇后为“妈妈”，称皇太子为“小娃娃”，沙皇夫妇则称他为“我们的朋友”，皇太子亲昵地叫他“格里哥里叔叔”。他巧施计谋，竭力让沙皇夫妇及宫廷中人相信他是先知、圣者、神人，让沙皇夫妇相信只要有他在他们就不会大难临头。被革命所困扰的沙皇夫妇似乎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越来越把他当成是生命的依托和精神支柱。他给皇太子讲盗马贼的故事，使他倍觉新鲜，成天嚷嚷着要“格里哥里叔叔”给他讲故事。这就使沙皇夫妇对他越发依赖，越发宠幸，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便授予他“沙皇神灯掌灯官”的宫廷头衔，有权自由出入内宫，皇后还亲自打电话给彼得堡密探局局长，要求警察局保障“我们的朋友”拉斯普庭的安全。

但拉斯普庭并不满足于沙皇神灯掌灯官的职务，他从小羡慕、渴望得到的是金钱、美酒、美女以及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显赫地位。从此，他便利用其在沙皇夫妇身边的特殊地位，通过沙皇夫妇干预朝政。到1915—1916年，他的权力达到顶峰。从国家大计、内阁首相及大臣的任命，到作战方略、军事调动，他几乎无不插足。他把个人好恶说成是“神的旨意”，传递给皇后，皇后再转告沙皇。沙皇每遇疑难问题，必先征询“我们的朋友”拉斯普庭，甚至连前线是否发动进攻，什么时候发动进攻，也要依拉斯普庭的“预言”行事。其实，这些所谓的“预言”往往是拉斯普庭酒后或睡梦中的胡言乱语。一次，皇后命令沙皇说：“我要把我们的朋友在夜梦中得到的使命转达给你。他请你下令，在里加附近开始进攻……”沙皇依命行事，结果造成重大伤亡。沙皇和皇后为获得“神人”的“祝福”，把军队调动等许多军事机密告诉拉斯普庭，拉斯普庭转而泄露给德国间谍，使俄军屡遭损失。首相葛瑞米金戏谑地称拉斯普庭为“问题医院”。在他的干预下，内阁不断更迭，从1914—1916年的两年多中，内阁首相换了4个，内务大臣换了6个，外交大臣换了3个，陆军大臣换了4个。反对他的人、他不满的人通通被撤职、免职，就连沙皇的叔父尼古拉耶维奇也因反对他而被撤销了俄军总司令的职务。拉斯普庭权倾朝野，住宅前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巴结者、求助者络绎不绝。对于求助者，他只要为他们写个纸条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便不敢怠慢，迅即办理。他自然也从中捞取不少好处，不少贵妇人为巴结他，竟甘做他的情妇。

对于拉斯普庭的飞黄腾达、胡作非为并非无人指摘反对。从皇叔尼古拉耶维奇到皇弟米哈伊尔，从内阁首相斯托雷平到国家杜马主席罗将科，都要求沙皇把拉斯普庭这个骗子赶出宫廷。斯托雷平早在1909年就让警察局调查拉斯普庭，把关于拉斯普庭丑行的材料呈递给沙皇，要求把他放逐西伯利亚，但沙皇不允。当斯托雷平说拉斯普庭品行恶劣，把一些宫廷贵妇和宫廷女官拉到浴室去一同洗澡，顺手还拉上妓女时，沙皇庇护道，拉斯普庭在浴室里也在布道。忠心耿耿的斯托雷平没有料到，他不仅没有扳倒拉斯普庭，后来反而被拉斯普庭伙同参与的一起谋杀事件谋杀。在沙皇夫妇的宠信、庇护下，拉斯普庭气焰嚣张，狂妄至极。他扬言他马上要把杜马解散，把议员通通打发到前线去打仗。他不无真实地吹嘘道：“要不是我，皇上、皇后就彻底完了。我不跟他们客气，如果不照我的办，我马上拍桌子，站起来就走。”正如后来背叛东正教的神父伊利奥多尔抨击的：“在俄国没有沙皇，在俄国没有东正教最高会议，在俄国没有政府，也没有人民的杜马……只有一个大恶棍拉斯普庭。他是个败类和小偷，他代替了皇上、东正教最高会议、杜马和我们整个政府！”

拉斯普庭的胡作非为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引起天怒人怨。1916年11月国家杜马开会期间，右派领袖普利什凯维奇在一篇演说中痛陈时弊，最后说道：“我们必须请求沙皇陛下，把国人从拉斯普庭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全场闻言欢呼。

但是沙皇夫妇这时已鬼迷心窍，愚顽透顶，执意不肯把拉斯普庭赶走。这使那些沙皇制度的忠诚卫士痛心疾首，他们决心采取行动，干掉拉斯普庭，拯救沙皇制度，拯救俄罗斯帝国。1916年年底，尤苏波夫公爵、德米特里·帕甫洛维奇亲王、国家杜马右派领袖普利什凯维奇等一伙君主主义者经过周密策划，制订了暗杀拉斯普庭的详细计划。12月28日，和拉斯普庭颇有私交的尤苏波夫公爵邀请拉斯普庭于次日晚12点到他家会见公爵夫人。拉斯普庭久闻公爵夫人美丽异常，有心结识，便毫不怀疑，欣然应诺。次日晚，尤苏波夫亲赴拉斯普庭官邸，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引进刚刚经过装修的豪华的地下室，借口公爵夫人正在接待客人，要拉斯普庭稍候片刻。乘着等候闲聊的机会，尤苏波夫殷勤地请拉斯普庭吃下了含有剧毒氰化钾的点心，喝了加入氰化钾的马德拉酒。但拉斯普庭似乎生命力极强，尽管吃了足以致人死命的7块毒点，喝了3杯毒酒，仍未像常人那样倒地毙命，而是继续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尤苏波夫颇感诧异，于是，他乘拉斯普庭不备，绕到背后开了一枪，拉斯普庭中弹倒地。但当他前来查看时，拉斯普庭霍地又站了起来，口吐白沫，面目狰狞，呼喊着跑出地下室，冲入庭院。阴谋的另一位参加者普利什凯维奇立即对他连开两枪，拉斯普庭再次倒地。当尤苏波夫一伙把他拖进房子后，拉斯普庭睁开右眼，重新爬了起来。尤苏波夫又用沉重的哑铃在他的太阳穴上连击几下，他这才倒地不动了。之后，尤苏波夫等人把拉斯普庭的尸体用窗帘包住，抬到车上，扔进了事先察看好的涅瓦河的冰窟窿里。此时已是12月30日凌晨5点钟。

拉斯普庭终于被除掉了。尤苏波夫等人原以为此举割除了沙皇制度的一个毒瘤，挽救了沙皇制度和俄罗斯帝国，殊不知拉斯普庭事件表明沙皇制度已到了癌症晚期，已全身布满了毒瘤，已腐朽到极点，非任何药物与手术可以挽救。它的死期已经临近，再过两个多月它就将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彻底埋葬了。

七、灭顶之灾：帝国在革命风暴中覆灭

到1917年年初，沙皇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两年多。饱受战争之苦的俄国人民不堪重负，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沙皇制度的新高潮，并演变成一场猛烈的革命风暴。

1月22日，俄国各大城市的工人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举行政治罢工，纪念1905年革命中“流血星期日”的死难者，拉开了革命的序幕。当天，彼得格勒（1914年沙皇政府将彼得堡改为彼得格勒）参加罢工的工人达14万。他们在工厂举行集会，然后打着红旗，高唱革命歌曲，上街示威游行。它预示着一场新的革命风暴就要到来了。

2月27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十几万工人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提出的罢工口号是“打倒沙皇君主制度”、“以战争反对战争”、“临时革命政府万岁”。

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加强了革命宣传，他们在散发的传单中满怀信心地指出：“公开斗争的胜利时刻到了！”号召工人勇敢地起来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8小时工作制，把所有地主的土地转交给农民。

到了3月，首都工人的反抗斗争不断发展，3月3日，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为反对厂方无理解雇工人、要求提高计件工资额开始罢工。3月8日，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鼓动下，彼得格勒的纺织女工和广大妇女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声援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的罢工斗争，许多男工也加入了示威游行队伍。他们打着红旗高呼“打倒战争”、“面包，面包”等口号，有的还举出了“打倒专制制度”的标语牌。政府出动军警进行阻拦驱赶，游行示威群众便同他们展开英勇的搏斗。当天，参加抗议示威的人数超过12万。当天晚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局和彼得格勒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继续罢工和示威游行，加强对士兵的宣传。第二天，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运动和示威游行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加者达二十多万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俄罗斯局举行会议，决定尽最大努力把士兵吸引到起义人民方面。

3月10日，彼得格勒开始全城政治总罢工，无论是大中企业还是小企业，乃至小店铺、小作坊都停止了工作。参加罢工者达三十多万人。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市中心，到处是游行示威的队伍，到处是工人集会，到处是“打倒战争”、“打倒沙皇专制制度”的呐喊。当时沙皇尚在莫吉廖夫的大本营，对彼得格勒连日来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只是在当晚接到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拍来的电报后才得知事态的严重性，立即电令哈巴洛夫“于明日将京都中的骚乱悉行制止”。哈巴洛夫得令后立即采取行动，张贴禁止集会和示威游行的布告，在彼得格勒市中心和交通要道上布满了军警，在屋顶和角楼里架起了机关枪，准备血腥镇压示威游行群众。第二天中午，当示威游行群众冲破沙皇军警的封锁，再次来到涅瓦大街时，反动军警果然开枪镇压，当场打死打伤近200人，制造了又一个“流血的星期日”（当天恰好也是星期日）。

沙皇政府的暴行再次暴露了其与人民为敌的丑恶嘴脸，激起了人民的无比愤恨。当晚，布尔什维克党维堡区委员会开会，决定将总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3月12日（俄历2月27日），起义开始了。工人开始占领工厂，成立战斗队，从警察手中和武器库中夺取武器，向市中心挺进。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鼓动及工人、妇女们的影响下，士兵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掉转枪口反对沙皇制度。早在11日晚上，巴甫洛夫近卫团后备营的部分士兵就因反对镇压示威游行群众举行了起义。12日早晨6点，沃伦近卫团教导队士兵起义，杀死教导队长，打开武器库，夺取了武器。之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立托夫斯克团等部纷纷起义，一天之内，起义士兵增加到6.67万人。起义士兵和工人相会合，夺取了兵工总厂、炮兵总部和彼得保罗要塞，占领了火车站、发电站、军需库，捣毁了警察所，打开了监狱，释放了政治犯。被释放的布尔什维克旋即投入战斗。

面对彼得格勒如火山喷发般的革命，沙皇政府束手无策，陷于瘫痪。奉沙皇之命镇压起义的哈巴洛夫见大势已去，只得率残部撤离彼得格勒。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了。当晚，起义工人根据1905年革命的经验，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权“工人代表苏维埃”，后改为“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地主资产阶级把持的国家杜马为了防止国家权力落入无产阶级手中，也急急忙忙成立“临时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3月15日，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他们还企图继续保留沙皇制，只想让尼古拉二世退位，让皇太子继位，由皇弟米哈伊尔摄政，并派临时政府的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等人为代表，前往普斯科夫晋见已从莫吉廖夫大本营来到这里的尼古拉二世，请求他退位。以总参谋长阿列克塞耶夫为首的俄军重要将领也来电认为尼古拉二世只有退位才能维持帝制。尼古拉二世无奈，只得同意退位，同时考虑到皇太子的健康状况，决定由皇弟米哈伊尔继位。3月16日凌晨3点，尼古拉二世签署了退位诏书，交给古契柯夫带返首都。退位诏书写道：“我出于良知认为有义务促使我的人民获致精诚团结。……今俯遂国家杜马之请求，自俄罗斯国家皇座退位并交出最高权力。”古契柯夫携带尼古拉二世的退位诏书返抵彼得格勒后，一下火车便忙不迭地高呼：“米哈伊尔皇帝万岁！”这暴露了他们维护帝制的丑恶嘴脸，但这一做法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米哈伊尔本人也看到沙皇制度气数已尽，迫不得已，当日即宣布退位。

尼古拉二世退位后，起初临时政府打算把他们全家送到英国去，但遭到苏维埃的坚决反对。后根据苏维埃的强烈要求，临时政府将其全家逮捕，拘禁于沙皇村。是年8月，他们被转移到西伯利亚的托波尔斯克，后又转到叶卡特琳堡（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18年6月17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并逼近叶卡特琳堡的紧急情况下，根据乌拉尔省苏维埃的决定，尼古拉二世全家被就地处决。

就这样，统治俄国长达304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了，统治俄国长达四百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了，拥有1.7亿人口、两千多万平方公里领土、面积达世界陆地1/6、曾经不可一世的欧亚大帝国——俄罗斯帝国覆灭了。它是被短短的几天中发生的一场革命推翻的。因为这场革命发生在俄历1917年2月，故被称为二月革命。这是继1905年革命后在俄国发生的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经几百年的沙皇专制制度之所以被这只有短短几天的革命推翻，首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世界历史从17世纪就开始进入民主、自由、科学、进步的时代，到20世纪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候，沙皇俄国仍然固守着中世纪的封建专制制度，它显得那样苍老，那样腐朽，那样不合时宜，它已成为阻碍历史车轮前进的绊脚石，迟早要被汹涌澎湃的历史洪流冲垮。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提供了这样的历史机遇。它给俄国人民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激化了俄国的各种矛盾，充分暴露了沙皇制度的腐朽，这就使得在一个已拥有数百万工人阶级大军的俄国，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开始广泛传播的俄国，在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已深入人心的俄国，一场革命不可避免了。对此，沙皇政府中一些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人士已感觉到了。在2月23日，即革命开始前两星期，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就当面禀奏沙皇说：“我确信，不出三个星期就会爆发推翻陛下的革命，陛下就不能继续统治了。”事情的发展果如他所料，这再次证明了这场革命的不可避免性。

当然这场革命的发生也有其偶然性。其偶然性就在于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米哈伊尔没有实际执政，算不上一代沙皇）既没有其先祖彼得大帝的雄才大略，也没有其父亚历山大三世的充沛精力、坚强意志，而是一个软弱无能、愚昧固执之辈。同时，革命发生时他偏偏又不在首都，而远在前线大本营。这就使他既无能力阻止革命的发生，又无能力在革命发生后迅速镇压革命，使曾经显赫一时的罗曼诺夫王朝、不可一世的俄罗斯帝国最终断送在他的手里。但是，这种偶然性又是由于沙皇专制制度的本质决定的，是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愚昧无能的他在老沙皇父亲死后继承了皇位，最终导致了俄罗斯帝国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