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法 肆

一位工会负责人的报纸投稿

这还是一件发生在去年（1998年）的事情，新年的一大早，我像往常一样打开各家报纸浏览，目光不禁停留在了《京都新闻》登载的一封写给我本人的读者来信上。

期待宗教界也出现新气象

长冈京市菊池博（公司法人代表69岁）

京瓷集团稻盛董事长敬启：

不知道稻盛先生您是否还记得，我们曾经在您大学毕业之后工作的第一家公司里一同共事过。到现在我还依然经常和别人聊起您当年在公司研究所工作时的情景。那时我曾亲眼目睹您为了开发新产品，在没有加班工资的情况下依然彻夜工作。

您曾经因为想要辞职而来咨询过当时担任公司工会主席的我。

尽管当时我曾经试图劝留过你，但是您最终回答道：“如果再在这个公司这么一直待下去，会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就算遇到再多挫折磨难，我也还是要去寻找自己的一片新天地。”于是您最终离开了当时的那家公司，创办了京瓷，并使其发展壮大至今。

前阵子，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您参加的NHK“新春对谈”节目。在节目里您直言道：“经营者不能仅仅只追求自身的利益，还应当追求全社会的利益。”想必会有许多人对您的这句话产生共鸣，并且您还同时袒露：等满了65岁，您就准备入佛门修行。

今年我依然与25个旧同事互换了新年贺卡，这都是源于当年我们曾经共事于同一家公司所结下的缘分。不管是您过去的旧同事，还是日本的广大民众，大家都盼望您能够发挥像以前的“商界隐侠高僧——土光敏夫”①那样的作用。衷心期待今后您依然能够斗志昂扬。不仅是在商界，同样也能够给宗教界带来新气象。

①译注：日本著名企业家，曾经担任过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造船厂和东芝总裁，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等职务。对于日本战后的经济界和政界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因为我从未料到报纸上会登载寄给我的读者来信。因此当我看到“京瓷集团稻盛董事长”这几个字时，心中不由得感到有些愕然。但是在阅读这封信时，脑海中不禁浮现起当年只有20多岁的我与时任工会主席的菊池先生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情景，以及在遭遇重重困难的同时，奋力创建京瓷的那些日日夜夜。尽管40多年已经过去，但是能够在报纸上读到这样一封洋溢着温情和鼓励的来信，仍然让我感到满心宽慰，同时也勾起了我对于往昔的一幕幕回忆。

正如这封读者来信所言，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最初就职的公司叫“松风工业”，位于京都，以生产销售绝缘瓷瓶为主。我在这家公司从事了大约四年左右的新产品研究幵发工作，后来由于感觉到在这家公司里自己的能力无法得到充分发挥，最终选择了辞职。在辞职后的第二年，我和那些向我提供了无数支持的伙伴们共同创建了京瓷的前身——“京都陶瓷”。自那时起，在将近40年的岁月里，我一刻都未曾松懈地努力工作至今。

从很久以前幵始，我就打算到了60岁，等有了空闲时就潜心学佛，修炼心性。然而由于企业公司运营上的诸多耽搁，一直到去年（1998年）我65岁的时候，才终于从企业管理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尽管京瓷公司内部，以及我身边的人都早已知道我的这个计划，可是一直到前年（1997年）九月，我在京都商工会议所的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才得到机会把这个决定公之于众。第二天，各大报纸都登载了我的发言，我立刻就收到了许多对这个消息感到意外人士的来信。然而我从未想过会在报纸上读到像菊池先生这样的、仅仅一起共事过极其短暂的时间、有将近40年再也没有联络过的旧同事的来信。

我在深感意外的同时，立刻就提笔回了一封信，并且同样也登载在《京都新闻》的读者投稿栏上。向令人怀念的旧同事给予的鼓励表示感谢。

伏见区稻盛和夫（公司主管65岁）

菊池博先生：

拜读了一月十六日本栏登载的您寄给我的来信，回想起与菊池先生一起共事的一幕幕场景，我心中不由得思绪万千。作为曾经共同在一家环境苛酷的公司里，同甘共苦，一起共事的伙伴，今天回想起来依旧是感慨无量。尽管我们共事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却依然能够从当年旧同事那里收到如此温暖的鼓励，对于我本人而言，实在是感到无比的荣幸。

正如您已经知道的，我即将于今年夏天进入佛门，专心修行，在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努力修习，并为世间，还有大众作出自己的贡献。今后，我依然衷心希望能够得到您善意且严格的指教与鞭策。

诚挚地祝愿菊池先生身体健康、事业隆盛。

(注：这一封信登栽于1998年2月20日的报纸上）

在我写这一封回信时，40年前的那些情景历历在目。当这位菊池先生担任松风工业的员工工会主席时，我正没曰没夜地全身心投入到新型陶瓷的研发工作中。由于我当时一心付出，对于工作不讲任何条件，并且也不向公司要求加班工资，对于工会而言，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存在。事实上，在我的记忆中，我与工会之间的冲突几乎就没有中断过。

现在回想起来，尽管当时我也不是非常明确，但是却已经具备了自己独自的判断标准，我是一个不愿轻易作出妥协，总是喜欢根据自己的信念采取行动的人。而我当时的判断标准也没什么了不起，都是自小从父母与长辈那里学到的诸如：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之类的非常朴素简单的做人规范而已。然而正是因为我的判断标准都是基于这样的为人处世所需要的最基本准则，因此要我作出与之相逆的事情绝难办到，这也正是导致我处处遭受排挤的重要根源。

进入松风工业的前后经过

1955年我进入了刚才提到的位于京都、生产绝缘子的松风工业工作。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曰本经济正处于朝鲜战争所引发的“特需景气”的最盛期。可是我要开始找工作时，这场景气却刚好结束，日本经济跌入谷底。当时整个日本社会都处于就业异常困难的时代。

更特别的是，当时的曰本企业在招工时都有专门的指定大学，而像我就读的鹿儿岛大学这样的地方大学，基本上不会在这些指定名单里。尽管我辛辛苦苦地应聘了许多家公司，但是得到的却全是回绝通知。我当时的指导教授竹下寿雄对我评价颇高，他眼见我一直都找不到接收单位，于是像父亲一样为我的工作问题操尽了心。

竹下教授刚好有一位叫做田中的熟人在松风工业担任技术部长。经过竹下教授的斡旋，对方终于同意录用我，但是先决条件是，我的专业必须是以瓷器为主攻方向的无机化学。

我的两个叔父都是由于结核病去世的，而我本人也曾深受结核病之苦。叔父们由于没有能够得到妥善的医治而最终离世的情景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因此自己最初的理想就是要研发出有效的药品，为那些因重病而受苦的人消灾止痛。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报考了大阪大学医学部的药学科，然而却落了榜。万般无奈之下才进入了鹿儿岛大学选择了多少与药学有些关联的有机化学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因此，松风工业提出的必须是无机化学专业的要求对我而言极不现实。然而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或许我将永远都找不到工作。正是出于这种危机感，我又选择投到教授无机化学的岛田欣二门下，在他的指导下撰写毕业论文。也就是说，直到大学毕业的半年前，我才幵始了无机化学的研究。恰好那个时候在鹿儿岛县的入来町发现了黏土矿藏，我就把毕业论文的研究题目定为《入来黏土的诸物理性质》。由于我没有任何无机化学方面的知识，在半年时间里我基本上是不眠不休地投入到相关研究之中。最终，作为回报，我的毕业论文得到了岛田教授的高度评价，自己的专业也顺理成章地转成了无机化学，并得到了松风工业方面的录用许可。

因此可以说我之所以能够在精密陶瓷这个领域创业，并最终获得成功，其契机正是源自当时的那种苛酷的就业环境。

1955年4月，我在全家和亲戚们的目送中意气风发地离幵家乡去京都赴任。胸中满怀希望的我就此进入了松风工业，被配属到研究科工作。 ’

可是当我进入公司，第一次被带到员工宿舍时，看到的却是一栋摇摇欲坠、破旧不堪的建筑，我忐忑不安地来到自己的房间，看到地板上是千疮百孔的榻榻米，用来编织榻榻米的干草全都杂乱无章地露了出来，简直就像散落了一地的动物内脏。老员工教我买一张花草席，铺在房间的榻榻米上，四周用大头针钉好，这才好歹看上去像了点样子。员工宿舍里没有食堂，得靠自己生煤炉做饭。刚刚才得到家人们的热情送别，满怀憧憬的我，这时的心情就如落入了冰窟窿一般。正是在这种万般无奈的心情下，我幵始了自己的工作生涯。

事实上，松风工业这家公司本身的状况也有如它的员工宿舍一般。虽然也曾经一度因为生产特殊高压绝缘子兴盛一时，可是等到我进入这家公司时，公司巳经被银行托管。我的工资从一开始就一直被拖欠，奖金什么的就更不用指望了。虽然我离幵鹿儿岛时，身上带了一些能够暂时满足生活需要的生活费，但是在我进入这家公司的那一刻起，就立刻陷入了是否能够生存下去的忧虑中。

公司和员工宿舍都在京都市的西边，位于一个叫做长岗町（现在的长岗京市）的地方，也就是现在日本铁道（JR)神足站的西侧。那个时候不管是车站的出入口还是商店街都在铁路线的东侧，这样我每天下班后，都要拿着购物篮到铁路线另一边的菜店去买菜。因为本来就没什么钱，再加上等我去时东西都差不多卖光了，因此我买得到、也买得起的基本上都是大葱、油面渣、油豆腐之类的东西。不过就算如此，把油面渣加到酱汤里好歹也能够填饱肚子，因此我每天晚上都是如法炮制，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

有一次菜店老板主动向我打招呼道：

“你看着面生，请问在哪家公司工作呀？”

“我在松风工业工作。”

听到我的回答，菜店老板显出了诧异的表情：“啊？！你在那家破公司工作啊？你是哪里人？”

“我从鹿儿岛来。”

“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真不容易啊，可是怎么进到那么一家破公司了。年轻人，如果你一直在那家公司干下去，会连老婆都娶不起哦。”

刚开始，我对这家费尽千辛万苦才得以进入的公司充满期待，可是从进入公司开始，听到的全都是负面的评价，我的干劲也不由得一落千丈。

全力投身于研究开发工作

和我一起进人松风工业的大学毕业生本来一共有五个，但是由于公司的这种状况，从最开始就不断有人辞职。结果还不到半年时间，到那一年的秋天时，就只剩下我和另一名来自天草的，毕业于京都大学的男同事了。当然，就连我们两人也早巳不再对这家公司抱有任何希望。

有一天，我们两个人闲聊时，谈起报考曰本自卫队干部候补生学校的想法，我俩感觉这样从头再来好像也不错。于是，接下来的星期天我们说办就办，去附近的自卫队事务所拿了申请书，又请了一天假跑到位于伊丹的自卫队营地参加了考试，最终两人都很幸运地合格通过。

但是要想办理入伍手续，就必须从老家寄来户口的副本，并旦提交给自卫队。我的同事很快就收到了家里寄来的户口副本，可是我的却左等右等始终不来。最终错过了截止期限，不得不放弃了参加自卫队的念头。后来再向父母打听时才得知，我的兄长一听到我要辞职参军，勃然大怒，他认为:“好不容易有劳竹下老师帮忙，才进入这家公司，现在还不到半年就要辞职放弃，真是不知好歹，这算什么事情啊！”兄长坚决反对把户口副本寄给我。结果最终同期进入松风工作的同事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入。我当时用所剩无几的钱为那位考进自卫队候补生学校的同事举办了送别会，但是看着他意气风发，辞职而去的身影，心中不由地充满绝望之情，独自在心中哀叹道：“不知道我的霉运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对工作愈加感到厌烦起来。

然而，在这种走投无路的状况下，就算每天唉声叹气、怨天尤人也终究无济于事。对自己人生产生厌恶就如同是向天空吐口水一样，最终倒霉的还是自己。人生宝贵，只此一回，我绝不能让它随意荒废。一想到这些，我又决定重新振作起来，不管身处何种境遇，也绝不放弃，努力向前。

而我的命运却也就此发生了改变。在此之前我说得上是厄运连连：患过结核病，两度报考中学都失利，考大学也颇多不顺，最后进入的居然还是像松风工业这样的一家亏损企业，所有这些都导致我认为人生充满不幸。然而当我幵始转换思维、改变心态要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时，人生也开始朝着好的方向转变。

松风工业在那之前一直都是以生产绝缘子之类的大型电机陶瓷零部件为主，当时我就预估到，未来市场对电视、收音机等家电的微电子陶瓷零部件的需求会逐渐增多，并不断扩大。

因此我认定必须全面幵发适用于电子工业的陶瓷材料。

为了集中精力投入研究，让实验获得预期结果，我每天都夜以继曰、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枯燥乏味的实验当中。虽然我在大学主修的是有机化学，对于陶瓷材料基本上是一个“门外汉”，但也正是由于我对这方面的知识掌握得寥寥无几，反而成为我开展研究工作的优势。因为我不会按部就班地被既有规则束缚，能够无拘无束地展开自由的思维进行创新，从而不断获得不同凡响的研究成果。

后来我觉得连回宿舍睡觉都是多此一举，托自己是单身的福，就把炊事用具和被子都带进研究室，干脆住在了研究室里。

在那段每时每刻都全力投身于产品研发的日子里，我甚至连正常的起居都不能保证了，而这样的生活前后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

作为最终成果，我研究开发出了可以用作新型陶瓷材料的镁橄榄石。虽然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在一年前巳经开发出了同种陶瓷材料，但是我使用的是与之截然不同的方法，在曰本属于首创。20世纪五六+年代，日本家庭进入了电气化时代，电视机产量一路飙升，因此为了满足日本电视机制造厂商增产显像管的需求，作为电视机显像管主要零部件的绝缘材料早曰国产化也就变得刻不容缓。之前一直从荷兰飞利浦公司进口这种部件的松下电子工业公司，因此也专门来询问松风工业生产绝缘材料的可能性。

我立刻意识到这对公司的发展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我抓住这个机会，利用自己研发出来的镁橄榄石材料，幵始了电视机显像管绝缘零部件的研制工作。我不顾一切、全力以赴地幵始了这种根据其横截面的形状，被称为U型高压绝缘子零部件的试制。当时我的梦想就是要让刚幵发出来的新型陶瓷材料能够派上用场，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几乎废寝忘食。

最终，1956年7月在进入公司一年半之后我成功研制出了这种零部件，松风工业也因此从松下电子工业那里获得了大量的订单。

这无疑是给这家曰薄西山的公司重新点亮了一缕希望之光。尽管我当时还只是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但还是在心中想到：“我们公司或许可以就此获得重生。”

为了有效应对松下电子工业的订单，公司重新调整了部门配属，专门成立了独立的相关研制生产部门一特瓷科，而我因为开发出了镁橄榄石和U型高压绝缘子零件，被指派到特瓷科专门负责产品的生产制造工作。

让员工彻底明了工作的意义

我所负责的特瓷科工作由此开始愈加繁忙，甚至出现了人手不足的情况。与此相对应的是，之前作为公司主力的绝缘子部门的工作量开始大幅减少。公司原本打算要削减清退绝缘子部门的员工，但是由于遭到工会的强烈反对，最终未能实行。

于是公司转而向我提出，让特瓷科来接纳那些绝缘子部门的剩余人员。

然而这些员工早已习惯了散漫松懈的工作态度，让这些人进入特瓷科只会给整个部门的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出于这种考虑，我决定亲自去选拔适合的人选。我直接来到位于京都火车站前的七条职业中介所去挑选人才。浜本昭市（现京瓷酒店总裁）和稍晚一些才进入公司的伊藤谦介（现京瓷总裁)都是那个时候由我招募进入松风工业的。

然而，当时他们这些人都才刚刚走出校门，不要说专业技术，就连什么是工作的意义也完全没有任何概念。因此对于他们而言，陶瓷材料的开发只不过是个让人污浊不堪、疲于奔命的工作而巳。举例来说，在进行陶瓷材料粉末的混合实验时，实验者的鼻孔都会被陶瓷粉末塞满，因此与其说是在搞科研，倒更像是在做让人不堪忍受的肉体劳动。再加上松风工业本身的各类实验设备并不是很完善，因此也就很难让这些从事研发任务的员工感受到自己是在进行最尖端技术的幵发和研制工作。然而即便如此，我仍然迫切地希望他们能够明白诸如：“为什么自己必须对工作兢兢业业”、“工作到底是什么”之类的道理。

因此每天晚上我都会把满身粉尘的部下们召集到一起，反复向他们告诫：“人生宝贵，只此一回，绝不能虚度任何一天，要全力以赴地度过这一生”、“没有实践，仅靠理论，无法掌握陶瓷材料的真正本质，我们现在从事的是连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这样的一流大学都无法企及的高水平研究。”、“如果没有我们研制的这些陶瓷零部件，就不会有电视机显像管，所以我们要研制出更加高端的新材料，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

由于这些谈话都是在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才进行，因此每当我说完都巳经夜深人静，可是大家依然能够全神贯注地倾听。

并且，为了加深与下属员工之间的关系，我们经常会一起出去喝上一杯，开怀畅谈。离公司大约两三百米处的车站附近有一家小酒馆，我常常把部下领到那里去，点上素面和掺水烧酒，一边吃喝，一边向大家说道：“我们都是萍水相逢，现在能够相聚到一起共事，这是前世修来的缘分，因此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相遇。”我还会以此为话头，与部下们展开思想和情感的沟通与交流。不过我们的闲谈最后又总是会回到诸如“明天把这个实验重新再做一遍、那个实验需要更加严谨一些”之类的工作主题上。

由于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对我的部下和助手们进行“教育”，我每个月的工资除了寄回家的那部分之外，大部分都花在这样的应酬上，所以我自己的个人生活其实也很拮据。但是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众人因为我的这种教育而被激发的热情，也就是集体凝聚力，因此我依旧不以为意、甘之如饴。

颁布禁止加班令

松风工业由于经常拖欠员工工资，所以大家都指望着靠赚取加班费来补家用。因此公司内部弥漫着一股颓废的氛围，公司员工都养成了在正常上班时间内消极怠工，等拖到加班再好好干活来多赚加班费的习惯。但是在特瓷科，我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为此，在即将扩大u型高压绝缘子生产时，我对特瓷科的下属员工们宣布：“禁止加班。”

我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我们部门制造的是刚刚才幵始投入量产的产品，如果还要额外支付员工的加班费用，势必造成制造成本上升。只有通过有效控制生产成本，才能从中确保利润。并且也正是依靠这样的办法才足以压低产品价格，赢得更多的订单。等到订单增加到一定规模时，就算不想“加班”也不可能了。而我的考虑是，在那个阶段到来之前，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尽一切可能降低成本，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

就在我宣布“禁止加班”令后，引发了整个部门的一致反对，并且连公司工会的干部也专门跑来向我抗议，我甚至因此与前面所说的那位菊池工会主席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为连公司管理入员都算不上的我是没有权力制订这种规定的。但是，因为我坚信这个产品的成败攸关企並的生死存亡，即便是在这种状况下，我也绝不退让，坚持不允许特瓷科的员工加班。

我本人在试验结果不尽如人意、或者工作任务非常繁重的时候，都会加班加点地彻夜工作。但是正如前面的那封读者来信里所说，我自己从来没有因此向公司要求过任何加班费，但对于下属员工我倒是一直都支持他们向公司申请加班费。然而当时新产品的硏发工作正处于紧要关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我才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为了赚取加班费而刻意延误怠工的想法。与此同时，我也考虑到，如果大家都没有丝毫成本观念的话，将会给工作造成闲扰，因此我才向手下员工宣布了禁止加班令。

我反复不断地向众人解释这些有助于我们的事业获得成功的必备理念，刚幵始大家或许还多少有些心不甘、情不愿，但是慢慢的，也都逐渐能够理解我的苦衷。

每天晚上我都会不断向部下宣讲自己的这些理念，并最终赢得了大家的共鸣，在我潜移默化地影响之下，众人也都开始变得能够像我一样分秒必争地投入到工作之中。所以我们部门也因此被别人评价为：“那个稻盛的特瓷科，简直就像是一支特种部队。”

毅然违反企业员工总罢工的决定

1957年春天，在我进入松风工业的第三个年头，企业劳资双方围绕着增加工资和人员消减问题发生对立。工会威胁要组织大规模的罢工，尽管劳资双方的对立在企业里面有如家常便饭，但是这一次工会方却显示出了异同寻常的强硬态度。

这就不由得让我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如果松风工业员工进行总罢工的话，那么特瓷科也将不得不全面停产，并彻底失信于松下电子工业，这样的话，整个公司都有可能面临倒闭的厄运。”

我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忧虑是因为：假如这场大罢工短期内就能结束那还不要紧，一旦陷入长期化，那么松下电子工业就不可能继续等待，那么我们辛辛苦苦与松下电子工业之间铸就的信赖关系势必丧失殆尽。如此一来，不但我们之前付出的辛勤与努力都会付诸东流，公司也会就此关门，企业员工也必然会流落街头。

因此，无论如何也应该避免这种事态发生。于是我心中打定主意，特瓷科就算违反企业员工总罢工的决定，也要继续坚持生产，为此我将特瓷科的全体人员召集到一起。

“大家想要涨工资的愿望完全合情合理，但是如果因此就举行罢工，停止生产，那么松下电子工业那边就会因为所需的电视机零部件断货而遭遇困扰。如果是这样的话，松下必然会去寻找新的零部件供应商。我们本来打算通过新型陶瓷制品来重振公司，然而要是现在被客户抛弃，我们公司也就必然陷入倒闭的绝境之中。到时候不要说加工资，我们可能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因此特瓷科不仅不能参加这次总罢工，反而要继续全力以赴、扩大生产。当然这么做，我们必然会受到公司其他员工的孤立，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与我一道，齐心协力、共渡难关。”

尽管当时我们部门的销售额只占公司总销售额的10%，佰却是公司内部唯一的盈利部门。由于生产设备有待完善，曰生产能力相对受到制约，所以松下电子工业每天都来催货，我们产品一下生产线就立刻像被抢走一样。因此我内心深知即便只停产一天，也一定会给我们的客户造成极大的麻烦。

或许正是这种危机感，才使得特瓷科的全体成员能够振作起来，拧成一股绳。当然我不厌其烦地对工作意义的宣讲教育这时大概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总之，特瓷科的成员纷纷对于我的这个决定表示赞同。就这样，特瓷科最终决定不参加企业的总罢工。

由于工会在公司的大门口布置了岗哨，因此我们一旦进入公司就很难再出来。作为应对措施，我干脆以公司为家，把自己一大半的工资都拿去买了罐头等应急食品，带着被子枕头，住在公司里面继续维持生产。

在特瓷科里，有一位后来成为我终身伴侣的女同事，她平时都是作为助手协助我的工作。这一次我指派她担当向松下电子工业发货的职责。每天一大早，我都会躲过众人的视线，悄悄来到公司后面的围墙边，将捆扎好的产品隔着墙扔出去。而她早已在墙外等候，接到这些包裹，直接送到客户手中。

因此我也被工会斥责为“罢工破坏者”、“公司的走狗”、“自以为是的家伙”，但我心怀着利用新型陶瓷的生产重振公司的梦想，任何责难都不会让我产生丝毫的怯意。

对于那些直接来向我表示抗议的工会干部，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我本人绝对不是公司的帮凶，我只不过不愿意就此熄灭好不容易为这家公司点燃的一丝希望。我既没有要破坏工会运动的打算，也没有想要讨好公司的任何企图。”

这场罢工持续了两个多月，工会干部们也逐渐意识到，如果让公司里唯一一个盈利部门停止生产，那么整个公司的前景都将变得不妙。所以最后他们的态度终于软化下来，仅仅只是要求我们：“为了不剌激其他工会成员，你们只要在进出公司的时候不要太显眼就行。”这样，我们不管是出去购买食物、还是发货都不会再遇到任何阻碍，最终避免了因为罢工而给松下电子工业造成任何困扰的情况发生。

遭到公开批斗

虽然我们特瓷科表面看上去都上下齐心，然而实际上里面还是有一个与大家格格不入的年轻员工。该员工经常消极怠工，对于我的话也是爱理不理。这种人不仅会给整个职场的工作氛围带来不良影响，并且如果听之任之的话，甚至有可能带坏其他员工。当时我的职务是特瓷科主任，我认为该员工不服从上级指示和命令的行为是违反员工规则的，已经足以给予开除的处分。所以有一天我把那个年轻人找来，要求他要么调换部门，要么主动辞职走人。但是这位员工却依旧一付我行我素，毫无悔改的样子。

最后我实在无可奈何，只好去要求人事部长“把那个家伙开除”，但是他对于我的要求表现出瞻前顾后、虚与委蛇的态度，不肯给予明确的答复。不仅如此，对方在言谈中还显露出，不管是上次我执意破坏罢工，坚持要向松下电子工业继续供货，还是这次想要解雇手下员工，都是在无事生非、小题大做。

对于这件事，不管是我想要开除的那名员工，还是公司的人事部长都通知了公司工会，这才导致数日之后，工会组织了对我的公开批斗。

一进我们公司大门，正面有一个小池塘，工会成员们在池塘边上垒了几个绝缘子的包装木箱，然后要求我站到上面去。

“站在这儿的这个家伙，无缘无故就想要幵除我们工会的无辜伙伴，我们大家绝对不能允许这种粗暴蛮横的行为。”

以这句话为开场白，团团围住木箱的工会成员们齐声对我展开了围攻批斗。尽管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但是却并没有因此感到丝毫的恐惧。我一步也不退缩地向围攻我的人群大声疾呼到：

“尽管你们大家想要为这个我想要开除的员工辩护，但是你们是否又真的清楚他是怎样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假如你们真的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却依然要为他辩护的话，那么我现在就从公司辞职。但是你们必须明白，如果你们总是庇护像他这类人的话，公司早晚会倒闭，工会也必然会随之垮台。”

就像这样，我和企业工会之间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总是矛盾冲突不断。前文提到的那位向京都新闻投稿的菊池先生，他正是在松风工业时代与我冲突不断的企业工会的负责人。虽然我本人总是坚信，只要是正确的事情就必须予以坚持，不可退让，但是毫无疑问，当时也一定因此给对方带来了诸多不快。让众人感觉我是一个桀骜不驯、不通人情世故的家伙。

然而40年的时光流逝，当我读到菊池先生的这封读者来信时，感到他早已忘记了当年的那些不快，只剩下对于往昔的美好回忆。而我自身对于当年的那些往事，也同样不再介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