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大逃离
费城，1967年——1968年6月
伦纳德·海弗利克博士在1968年离开费城去加利福尼亚时，他的行李箱里装着寻常旅客不会装的东西——冷冻的人细胞。
WI—38细胞在美国受到冷落，但是在国外应用却越来越广。1967年，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国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开始第一次在各地大规模、常规地使用一种基于WI—38细胞生产的疫苗——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几乎从1962年WI—38细胞建立开始，萨格勒布免疫学研究院的疫苗主管，身材高大、柔声细语的德拉戈·伊基克就在支持这种疫苗。1968年，南斯拉夫当局批准在全国使用这种脊髓灰质炎疫苗，并批准“大规模使用”基于WI—38细胞制备的麻疹疫苗[610]。
1966年，英国伯勒斯·惠康公司的科学家请求普洛特金寄去RA 27/3风疹病毒，他们正在用WI—38细胞研制一种疫苗。
1967年，法国梅里厄研究所得到RA 27/3病毒，开始制备一种实验性的风疹疫苗；同年，它开始商业性地开发科普罗夫斯基和维克多的狂犬病疫苗，该疫苗也是用WI—38细胞制备的。在英格兰东南部海滨小镇桑威奇附近的一家研发中心，辉瑞公司的疫苗研制者正策划用WI—38细胞制备一种脊髓灰质炎疫苗。
WI—38细胞也在位于公共卫生前线的实验室投入使用。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角色大致相当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它将WI—38细胞提供给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公共卫生实验室用于治疗目的，已有好几年。1967年2月，世卫组织开始付钱给医学研究委员会，请委员会将WI—38细胞提供给四大洲的疾病检测人员，从而扩大WI—38细胞的使用范围。每隔一周的周三早晨，一瓶瓶浸在营养液中的WI—38细胞从伦敦空运到达喀尔、蒙得维的亚、香港、开罗和西班牙港。它们适应长途旅行，似乎并未受到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在这些目的地，科学家用WI—38细胞来鉴定让儿童患上严重的（有时甚至致命的）呼吸道感染，并住院治疗的病毒。然后，他们绘制一幅图，示意致病的是什么病毒、存在于哪里。
这些分布广泛的用户反馈，WI—38细胞鉴定出了多种病毒——谱系比同项目提供的猴肾细胞更广。他们报告说，WI—38细胞在鉴定导致感冒的鼻病毒和另外两种更危险的病毒，即呼吸道合胞体病毒和单纯疱疹病毒方面很有效[611]。
在医学研究委员会之外，海弗利克是WI—38细胞的流动供应者和宣传员，他教会了数十名科学家培养这种细胞。他每次登上飞机，都抱着一个液氮罐。如果去掉一对手柄，液氮罐看上去就像一个100磅重的炸弹。它高18英寸，里面是装着WI—38细胞的安瓿。海弗利克坐在经济舱里，把液氮罐放在地上，用双腿夹住。液氮罐必须直立，否则里面的液氮会泄漏出来，形成一团浓重的液氮云，肯定会吓坏飞机上的其他乘客。
海弗利克的WI—38细胞受到了尊重。有一件事可算从侧面反映了这种尊重。英国的一些疫苗管理者——最高监管者、满头银发的弗兰克·珀金斯，同他在位于伦敦的医学研究委员会的三名同事——或许是出于维护国家尊严的考虑，决定研发他们自己的正常、非癌的人二倍体细胞。他们想研制出一种细胞株，就算成不了WI—38细胞在英国的对手，也能作为它的补充。
1966年9月，珀金斯在医学研究委员会的同事J.P.雅各布斯、C.M.琼斯、J.P.巴耶收到一个14周龄男性胎儿。它来自一名27岁的女性，三人后来说，堕胎是出于“精神病方面的原因”。他们从胎儿的肺组织建立了一个由典型的细长成纤维细胞形成的细胞株。他们以医学研究委员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的名称为它命名，称作MRC—5，并于1970年在《自然》期刊上发表了论文。有了这个时间差，他们能够报告说，那名女性在堕胎之后三年都很健康，没有患上癌症。
《自然》上的那篇论文描述了MRC—5细胞的健康、非癌特征，还说明它们染色体数目正常、易被多种人病毒感染，并且在培养瓶中的长势旺盛。三位科学家写道，他们冷冻了大量英国的人二倍体细胞，共481安瓿。他们在论文开篇和结尾都向WI—38细胞致敬。“我们的研究表明，按照当前公认的标准，MRC—5细胞与来源相似的WI—38细胞一样，具有正常的特征，因此用途与WI—38细胞相同。”[612]
尽管海弗利克和三位英国科学家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最后一项事实，即MRC—5细胞用途与WI—38细胞相同，却非常重要。
随着WI—38细胞的名声越来越大，海弗利克很乐意宣传它们。1966年，海弗利克在一场疫苗会议上发言，随后《纽约时报》就夸张地宣称“人细胞在疫苗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篇文章引用并且只引用了海弗利克的观点，即在疫苗制备中，他的细胞比动物细胞更便宜、更洁净、更安全。“今天，人细胞的实验室培养方面的一位专家说，关于疫苗生产中所用细胞的研究受到了严重忽视。”《纽约时报》解释道[613]。
几个月后，1967年，海弗利克在美国癌症学会的一场科学写作者研讨会上发表演讲，之后又在《纽约时报》上宣传说，他的细胞可以替代潜藏着病毒的猴肾细胞[614]。
同一年，海弗利克对科普罗夫斯基和威斯塔研究所失去了耐心。他作出的贡献与威斯塔老板给他的待遇脱节，他忍无可忍。海弗利克在威斯塔研究所工作了九年，仍然是研究所的“临时工”，而其他一些同事已经成为正式员工，但他们的贡献在海弗利克看来并没有自己大。作为“临时工”，海弗利克不仅工资比正式员工低，而且如果工作没能获得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助，科普罗夫斯基并不会保证给他发工资。
先不说他现在是五个孩子的父亲，需要有保障的工作。让他怨怒的是，科普罗夫斯基含蓄地拒绝承认他的成就：他发现了引起游走性肺炎的支原体；他几乎同时意识到正常细胞在培养皿中的老化及其带来的科学问题；他制备出WI—38细胞，这种细胞能够，也应该取代制备抗病毒疫苗的老方法；他不知疲倦地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在科普罗夫斯基看来，他归根结底只是一个爱卖弄的家伙，还很廉价。1967年初，他刚刚获得了相当抢手的国家卫生研究院职业发展奖的三年续期，该奖的奖金已经全额支付了他1962年以来的工资。而且，他与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机构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合同——那份生产、保存和分发人二倍体细胞的大合同——已经为威斯塔研究所赚了五年钱，每年都超过12万美元，现在已经是第六年了。在研究所科学家获得的所有合同和奖项中，这份合同始终是最大的一个[615]。
海弗利克受够了，开始四处留意。他受到了位于伯灵顿的佛蒙特大学的邀请，要他去做微生物学系的主任。他还申请去位于帕洛阿尔托的斯坦福大学做医学微生物学教授。对此，他得到了位高者的帮助：他的推荐人之一是阿尔伯特·萨宾。萨宾的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此时已经被大多数推行疫苗接种的国家采用，萨宾成了美国医学界最具声望的科学家之一。
1967年8月，萨宾写信给杰出的免疫学家西德尼·拉费尔，拉费尔当时主持斯坦福大学医学微生物学系教授的遴选工作。
萨宾说：“在我看来，他是一位特别可靠的研究者，已经在工作中展现出杰出的才智和创造力。我很敬重海弗利克博士，因为他这几年所作的贡献实在而值得信赖。”[616]
不久，海弗利克收到了斯坦福大学伸来的橄榄枝。
对海弗利克来说，佛蒙特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职位的差别，就像是给费城人队当教练和在洋基队做一垒手之间的区别。很容易选择。1967年秋，海弗利克告诉科普罗夫斯基，从1968年7月1日开始，他要去斯坦福大学做教授了。
鉴于科普罗夫斯基看不上海弗利克的能力，他对于海弗利克的离开有一个担心，也只有一个担心：几百瓶WI—38细胞的命运。它们仍然保存在威斯塔研究所地下室的液氮里，由海弗利克警惕地看管着。
科普罗夫斯基从一开始就觊觎WI—38细胞。南希·普雷贝尔，一名从1963或1964年起为海弗利克工作的实验室技术员，回忆说在她熟悉工作时，科普罗夫斯基多次在海弗利克出差的一两天里来实验室。这位威斯塔研究所的沙皇会面带迷人的微笑，请她给一瓶WI—38细胞。她会礼貌却坚决地拒绝，解释说只有她的上司可以给出WI—38安瓿。过了一段时间，科普罗夫斯基就不再问她要了[617]。
威斯塔研究所董事会在196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会议纪要清楚地显示，科普罗夫斯基几次想用WI—38细胞牟利。威斯塔研究所不仅试图让诺登公司（这家位于密苏里州的公司想使用WI—38细胞来改进刚问世的狂犬病疫苗）付钱，还试图让辉瑞公司为使用海弗利克的细胞制备麻疹疫苗而付钱，此外还想让惠氏制药公司付钱。1965年，位于费城的惠氏已经使用WI—38细胞制备了一种腺病毒疫苗，以保护处于基础训练期的美国陆军新兵。[618],[619]
科普罗夫斯基用WI—38细胞牟利的尝试远谈不上成功。
1965年，为将海弗利克的细胞出售给业界，董事会任命了“一个由律师和科学家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处理问题”。[620]1965至1967年的预算文件显示，威斯塔研究所成功获得的唯一赞助是诺登公司那几年每年提供的5000美元[621]。
像威斯塔研究所这样拥有许多富有经验的科学家的机构，在想用自己特有的、需求广泛的细胞来获利时，却如此不知所措，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是那时，像WI—38细胞这样的生物无法申请专利。这种规定要在1980年经过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里程碑式裁决才得以改变。（不过，科普罗夫斯基或海弗利克确曾在1966年尝试为这些细胞申请专利。他们聘请的一位专利代理人告诉他们，此时连尝试申请都来不及了，因为海弗利克的发现已于1961年发表，而为期一年的专利申请窗口期已经结束。）[622]
然而，还可以给使用这种细胞来生产新疫苗的方法申请专利。科普罗夫斯基已经在1964年申请过这样的专利，专利内容是他和维克多使用WI—38细胞制备的改良新狂犬病疫苗。不久，威斯塔研究所会就普洛特金制备RA 27/3风疹疫苗的方法申请专利。
如果狂犬病疫苗和风疹疫苗的专利申请成功，科普罗夫斯基就必须获得至少部分冷冻在地下室里的WI—38细胞。这至关重要。那时，疫苗公司会想要装满年轻WI—38细胞的原代安瓿——这些细胞可以指数级地增殖，几乎无穷无尽地供应。原代安瓿是海弗利克在1962年夏冷冻的，其中的细胞只分裂了8次。
在科普罗夫斯基看来，原代安培简直就是细胞黄金。
到1967年秋，海弗利克没有确凿的证据，但隐约地怀疑科普罗夫斯基并不仅仅打算将WI—38细胞用作造福人类的疫苗工厂；这位上司想将任何使用WI—38细胞制备的疫苗变成充足的现金来源，以增加威斯塔研究所的收入，把他自己从筹集资金这种令人厌烦的任务中解脱出来。他觉得做筹集资金的工作有失身份，而自从十年前他执掌研究所以来，这项工作就是他烦恼的来源。
海弗利克的直觉很准，而且有合理的理由：1967年即将结束，科普罗夫斯基面临着严峻的财政考验。
在其大手大脚的老板管理下，威斯塔研究所尽管没有负债，资金也从未真正充足过，科普罗夫斯基豪掷271506美元进行的大翻修于1959年才结束，资金从此更加紧张。到1960年代中期，他越来越急于找到不受任何特定拨款项目制约的现金。
威斯塔研究所1965年运营亏损1.2万美元，1966年增加至2.3万美元，科普罗夫斯基只好推迟了修理工作。这栋拥有73年历史的大楼需要更换窗户，还有屋顶。有些实验室的空调需要安装高端的新过滤器。公共卫生间和污水管道系统都需要彻底检修[623]。
1967年底，在海弗利克宣布要离开时，科普罗夫斯基预计1968年他会面临65460美元的赤字，相当于2016年的469000美元，而董事会成员正要求他拿出长期的解决方案。给越来越深的财政困境雪上加霜的是，国家卫生研究院最近还对威斯塔研究所收到的拨款展开了“高优先级审计”。国家卫生研究院认为，科普罗夫斯基从各位科学家所获的政府拨款中划走一部分用于支付威斯塔的日常开支——威斯塔通用资金的重要来源——的做法，与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管理规定“有冲突”。国家卫生研究院计划对这些资助进行回溯性和前瞻性的审计，这意味着科普罗夫斯基可能很快就会欠国家卫生研究院一笔数目还未知，但可能非常吓人的钱[624]。
1967年秋，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机构国家癌症研究所得知海弗利克即将在1968年7月去斯坦福大学工作，便决定终止与海弗利克的合同，不再允许他生产、保存并向任何需要人二倍体细胞的具有资质的研究人员分发细胞。当初，海弗利克那篇向世界宣布他培养出人二倍体细胞的论文一经发表，科学界对它们的需求立刻激增，不久，国家癌症研究所在1962年2月与海弗利克签订了生产和分发细胞的合同，自那以后一直按合同支付给威斯塔研究所数万美元。现在，癌症研究所将1968年1月1日定为合同终止日期。选择这个时间似乎是正确的，原因不仅仅是海弗利克即将离开。癌症研究所认为，科学界对WI—38细胞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625]海弗利克建立WI—38细胞已经五年多了，需要WI—38细胞的科学家似乎都已经得到了。它们被广泛使用，还出现在数十篇论文中。
1968年1月18日，合同已经终止，几名工作人员从贝塞斯达来到威斯塔研究所，要解决WI—38细胞的实体处置问题。科普罗夫斯基叫海弗利克接待他们。查尔斯·布恩是一位高瘦急躁的医学博士，他从前一年5月开始代表国家癌症研究所监督人二倍体细胞合同的履行。约翰·E.香农、马文·梅西是来自美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的资深科学家。美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是独立的非营利机构，位于马里兰州罗克维尔市一栋四四方方的砖楼里，离国家卫生研究院6英里远。它是美国最知名的细胞库，生物学家需要用某类细胞做实验时就会求助于它。
海弗利克与这些人一起走进一间小会议室。在场的还有科普罗夫斯基的助理约翰·D.罗斯，他负责记笔记、写会议纪要。从会议纪要看，参会人员同意剩下的所有375安瓿WI—38细胞，留下20瓶，其余全部转移到美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保藏中心代表国家卫生研究院保存这些深度冷冻的细胞。在留下的20瓶中，海弗利克可以带10瓶去斯坦福大学，威斯塔研究所可以留下10瓶[626]。
会议还决定，“应该绝对禁止”使用送往保藏中心的那355支珍贵的安瓿。它们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其中的WI—38细胞才分裂过8次，能够增殖出无穷尽的细胞，用于疫苗制备。也就是说，不再解冻这些安瓿，不再将这些年轻的细胞移入培养瓶，也不再一次又一次地分离这些安瓿，以产出大量群体倍增数较高的细胞供科学家们使用。科学家们可以使用已经广泛流通的较老细胞。剩下的355支原代安瓿需要安全地冷冻在保藏中心，一直等到有公司从生物制品标准部获得批准，可以制备基于WI—38细胞的疫苗。会议纪要明确规定，到那时，可以非常谨慎地每次解冻一瓶，让里面的细胞再倍增几次之后，按需交给公司制备疫苗[627]。
在散会前，参会者定下了将WI—38细胞从威斯塔研究所转移到保藏中心的日期：1968年3月1日。
如今，仍然在世的参会者只剩下海弗利克和布恩。据海弗利克说，干巴巴、白纸黑字的会议纪要，并没有传达出1968年1月那场会议的潜台词。他说，四周后，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布恩给科普罗夫斯基来信了，信里也没有表达出那场会议的潜台词。这封信将1月18日的决定正式定为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官方政策”。信的结尾用花体写道：“那些WI—38细胞……将仍然是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财产。”[628]
2013年接受采访时，海弗利克说，他是被迫参加那场会议的，政府明确声称自己拥有那些细胞，他别无选择，只能同意那份将细胞转交给政府的“所谓的协议”。“协议不是我写的，是那五个说‘你最好同意’的人写的。我没法反对。用什么反对？荣誉吗？”[629]他还指出，他没有在会议纪要上签字，也没有在布恩后来写给科普罗夫斯基的信上签字。他确实收到了这两份文件的复印件。
海弗利克没有提及的是1962年那份合同的措辞。合同的签订方是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威斯塔研究所，它约定国家卫生研究院委托研究所生产、保存并向具有资质的研究人员分发人二倍体细胞，海弗利克是研究所的具体实施人。这份在他建立WI—38细胞之前几个月签订的合同，明确规定了合同终止后的事项：“乙方同意，按照甲方要求的方式、时间和程度，将乙方研发、与本合同约定工作相关的所有数据、信息和材料，让与、授权和交付给政府。”[630]
在1968年1月于威斯塔研究所召开的那场会议上，布恩要求海弗利克于3月1日，除20瓶以外，将所有装有原代WI—38细胞的安瓿交给布恩和香农所代表的政府。
海弗利克在会后很不开心。他不愿放弃对WI—38细胞的控制权，尤其不想把它们交给美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凭经验，他知道这家保藏中心在过去管理很松散。所以他很烦闷。
但是，1月过去，2月到来，他什么都没有做。直到发生了一件事，他才采取行动，而这项行动将对他的生活和职业生涯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事情发生近五十年后，海弗利克谈到它时，感受显然还很真切，就好像它发生在昨天一样。他声音激动起来。他显然还感到痛苦。
再过几个月，海弗利克就要离开威斯塔研究所了，有一天，他正在实验室旁边一间小“无菌室”里工作。普洛特金从门缝里挤进来，拉过这个9英尺长、6英尺宽房间里仅有的另一把椅子，坐下了。他们聊了一会儿后，普洛特金拿出一份文件给海弗利克看。这是一封信，信纸抬头是威斯塔研究所，写信人是科普罗夫斯基，收信人是英国制药公司伯勒斯·惠康的一名要员。这封信不是最终文件，不是合同，也不是销售单。但是，它明确传达了一些信息：科普罗夫斯基提出要为这家公司提供充足的WI—38细胞，并提供使用这种细胞制备疫苗的方法以及疫苗病毒本身，全部用以换取使用费。
海弗利克之前怀疑过，但是直到此刻才知道，科普罗夫斯基打算用WI—38细胞来尽力为威斯塔研究所赚钱，而他没有征求海弗利克的同意。海弗兰克很震惊，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没有想到向普洛特金要一份复印件，甚至都没有想到问问普洛特金为什么要给他看这封信。
普洛特金完全不记得这次谈话了，这至今还让海弗利克烦恼。但是，普洛特金的文件中有一张纸，标题是“伯勒斯·惠康公司拟议合同记录”。上面列出了威斯塔研究所和伯勒斯·惠康公司在1968年的八次通信，但是没有记录通信的内容。第一封信由伯勒斯·惠康公司的爱德华博士写给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日期是在1968年3月6日。第二封是科普罗夫斯基给爱德华博士的回信，日期是1968年3月14日。接下来的通信都是律师和银行业人员之间的[631]。
科普罗夫斯基在3月14日写给伯勒斯·惠康公司的那封信，很有可能——尤其是考虑到后来发生的种种——就是普洛特金与海弗利克在无菌室密谈时，让海弗利克感到震惊的那一封。
1968年4月，美国专利商标局收到了一份专利申请，内容是普洛特金使用WI—38细胞制备风疹疫苗的新方法。这份申请列出的发明人是斯坦利·普洛特金，并且将普洛特金的专利权转让给威斯塔研究所，也就是说如果专利申请成功，威斯塔研究所将成为专利权人，如果它将疫苗授权给制药公司，专利使用费就会流进威斯塔的腰包。
同科普罗夫斯基与维克多的狂犬病疫苗一样，普洛特金的风疹疫苗也是由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研制的，这意味着依据当时的法律，美国政府拥有普洛特金的发明。但是，就像对狂犬病疫苗一样，美国政府会发一份弃权声明，让威斯塔研究所对普洛特金制备风疹疫苗的方法拥有所有权，给它申请专利，并授权给制药公司[632]。
威斯塔研究所和伯勒斯·惠康公司1968年的通信以科普罗夫斯基在当年10月到访伯勒斯·惠康公司的伦敦总部告终。在那里，他和伯勒斯·惠康公司的要员以普洛特金的风疹疫苗专利申请最终获批为前提，开始就威斯塔研究所向伯勒斯·惠康公司授权的条件展开谈判。[633]（会谈中，科普罗夫斯基还劝伯勒斯·惠康公司考虑一下狂犬病疫苗，它也是用WI—38细胞制备的，在两个月前申请到了专利。伯勒斯·惠康公司最终没有购买这项专利，它被其他公司买走了。）几年后，普洛特金的风疹疫苗专利获批，伯勒斯·惠康公司与威斯塔研究所谈判并获得了授权，开始生产RA 27/3风疹疫苗。
在他那间狭小的无菌室里与普洛特金密谈之后，海弗利克特别生气。过去十年里，他培养了人二倍体细胞，并且发现它们会在培养皿中老化，以此打开了一个重要的新领域：细胞老化研究。他培养出大量WI—38细胞，足以在未来为疫苗制备提供长久支持，他还竭力让人们接受以WI—38细胞来制备疫苗。
其间，他受到过嘲笑，但他仍努力争取尊重和批准。
然而，在他准备离开威斯塔研究所时，却发现了科普罗夫斯基写给伯勒斯·惠康公司的信。从这封信他看出来了，在做关于WI—38细胞的重要决策，也是很可能会获利的决策时，科普罗夫斯基彻底将他排除在外了。在这个节点上，海弗利克的想法是：“秃鹫抓去我竭力赋予其价值的东西，并食取其利。
我想，正常人都能理解我为什么——说得委婉些——为什么会担心。”[634]
海弗利克说，他特别难受，因为他知道科普罗夫斯基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这在威斯塔研究所的科学家中间不是秘密。科普罗夫斯基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威斯塔研究所的正式员工得不到拨款，或者拨款青黄不接时，一直给他们发薪水。
“我不是研究所的正式员工，它并不适用于我。而所里还要求我留下［WI—38细胞］，造福那些正式员工，可他们当中没有人可以争辩说自己为这些细胞作出过什么贡献。”
根据1月份的协议，WI—38细胞应于3月1日转交给美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3月1日当天或前后，一辆配有专门设备的旅行车从马里兰州来到威斯塔研究所，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项目专员查尔斯·布恩和保藏中心的细胞系负责人约翰·香农随车而来。海弗利克将他们打发走了，说他还没有给细胞列好存货清单，没有准备好移交[635]。
不久，海弗利克来到威斯塔研究所的地下室。他将剩下的原代WI—38细胞——总计375瓶，是世界上最大的年轻WI—38细胞储备——全部装进液氮罐，带走了。就连1月份协议中承诺给威斯塔研究所的那10瓶，他也没留下。实际上，那些传代次数较少的原代WI—38细胞，他一瓶都没有留下[636]。
海弗利克将冷冻的细胞暂存在朋友和同行尤金·罗萨诺夫那里。罗萨诺夫是附近惠氏制药公司的病毒学家，他在接下来几个月会热心地定期给液氮罐加满液氮。
海弗利克现在说，他当时拿走那些细胞，目的是将它们保管好，直等到它们的所有权问题得到恰当解决。他说，在他看来，它们的所有权是有问题的。他当时认为，有几个利益相关方可以合理地声称拥有那些细胞——他和穆尔黑德；WI—38胎儿的“出处”，即胎儿的父母；威斯塔研究所；也许还有国家卫生研究院。他不会天真到在所有权问题解决之前，就将细胞交给国家卫生研究院。那样做的话，他敢肯定自己就再也见不到它们了。
举家迁往2900英里外的地方不是一项小工程。海弗利克一家分开行动。露丝带着5岁的蕾切尔和2岁的安妮飞往湾区；海弗利克则带上三个大些的孩子，开着他家那辆深绿色的别克名使——在海弗利克的父亲传下来的轿车中，这是最新的一辆——横跨整个国家。
大部分时间，11岁大的乔尔都与父亲坐在前排，10岁大的德博拉和9岁大的苏珊坐在后排。他们向西穿过匹兹堡，在密苏里州乔普林停留看了汽车加速赛，又继续开车到亚利桑那州，在那里参观了世界上保存最好的陨石坑，还对雄伟的大峡谷发出了惊叹。海弗利克说，还有一些货物与他们同行。两个女儿的座位旁边细心地绑着一只液氮罐，里面装满了盛着WI—38细胞的安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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