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无线电公司电视系统的建立
电子时代开始于李·德福雷斯特（Lee De Forest）1906年发明的真空管（vacuum tube），它又被英国人约翰·安布罗斯·弗莱明（John Ambrose Fleming）称为热离子管（thermionic valve），由他领导的研究工作早于德福雷斯特。在一个真空的玻壳中，将一个带电的阴极加热到足够高的温度以产生游离电子，流向阳极（或屏极[plate]）的游离电子可通过极细金属丝（又称栅极[grid]）中的二次电流进行控制。这样一来，无线电频率的切换和信号放大就成了可能，同时不会对继电器和莫尔斯电码的速度产生影响。
1889年，佐利金出生在俄罗斯奥卡河畔（Oka River）一个轮船业主家庭，是7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17岁就入读彼得格勒理工学院（Petrograd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今圣彼得堡理工大学）。其间，他被发现未经许可就使用物理实验室的仪器进行与课堂问题无关的实验。鲍里斯·罗辛（Boris Rosing）教授把佐利金叫到一旁，教授非但没有训斥他，反而为他提供了自己私人实验室的一个职位。当时，罗辛正在生产自己的电子管（electron tube），而这需要建造真空泵和自制玻璃。他不仅向佐利金介绍真空的玻壳内电子的行为，还向他讲解了如何引诱这些被俘虏的电子与外部的光影世界进行交流。
“我发现罗辛教授正在研究电视方面的问题，这是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佐利金60年后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问题，而它最终占据了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到佐利金于1912年获得电气工程学士学位时，“罗辛有了一个可行的系统，由多面旋转镜和拾波器终端上的一个光电管组成，还有一个部分真空的阴极射线管，它能借助穿过工作台的导线重现非常粗糙的图像。”佐利金职业生涯后期大半都投入到了发明光电信号相互转换的方法中，商业电视成为使之产生经济效益的途径。
罗辛为佐利金在巴黎找到了一份与保罗·朗之万（Paul Langevin）一起研究X-射线衍射的工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中断。回到俄罗斯后，佐利金应召入伍，并升任通信兵团（Signal Corps）的军官。在那里，凭借无线电知识和修理机器（从发电机到机枪）的能力，他得以在战争临近尾声时，自由穿行于普通士兵之间，逃过一连串捉拿者的魔爪。在十月革命以及随后的一系列反革命爆发期间，对于俄罗斯较偏远的地方，无线电是确定特定时间段当权者身份的唯一途径。佐利金最终顺着鄂毕河（Ob River）往下游逃去，途经乡村地区。那里缺乏远程通信，人们并不知道曾经爆发过革命。他一路到了俄罗斯北极地区，然后途经新地岛（Novaya Zemlya ）、特罗姆瑟（Tromsø）、哥本哈根（Copenhagen）和伦敦，于1919年新年前夕到达纽约。
佐利金向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鲍里斯·白克米德夫（Boris Bachmeteff）毛遂自荐，获得了俄罗斯采购团驻纽约的加法器操作员的工作。他的妻子塔蒂亚娜（Tatiana）本来留在俄罗斯，不久也跟随他到了美国。1920年，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佐利金加入了匹兹堡东部的西屋实验室（Westinghouse）中一个由俄罗斯老乡组成的小团队，在那里他能够利用业余时间重拾对电视的研究工作。他面临着一系列障碍，包括有一次他遇到红灯停车，放在车后座上的显像管样机滑了出来，并发生了内爆。爆炸声被误认为是一声枪响，从而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佐利金试图用他蹩脚的英语解释，图像如何可以通过无线电波传输到车后座上已被震碎的设备中，不过这反而让警察更加起疑。“所以现在你在收音机上看图像吗？当然……哥们！”警官嘀咕道，之后佐利金被捕入狱，直到事实澄清之后才被释放。
佐利金提出的电视商业化未能引起西屋公司（后来该公司陷入了和通用电气公司的苦战）的兴趣，之后他转向美国无线电公司（前身为美国马可尼公司[American Marconi Company]，后继者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这家公司的俄罗斯老乡大卫·沙诺夫（David Sarnoff）为他提供公司资源，任他使用。沙诺夫最终为广播电视的发展投入了5000万美元，在此之前他和美国发明家费罗·法恩斯沃斯（Philo Farnsworth）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专利争夺官司，后者自主研发了改进版的电荷存储摄像管。法院认为，法恩斯沃斯的发明早于佐利金的光电摄像管。佐利金的光电摄像管采用了法恩斯沃思的创意，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电视系统正是基于此创建的。
1941年，佐利金被任命为美国无线电公司在普林斯顿新研究实验室的主任，该实验室毗邻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与位于前特伦顿公路（即新不伦瑞克收费公路[New Brunswick Turnpike]，现为1号线[Route 1]）西侧的高等研究院相隔3千米。除了商业电视，佐利金还促成了光电倍增管（用于在黑暗中观察）和电子显微镜（用于提高可见光的分辨率）的问世。晚年，他致力于将电子技术应用到医学和生物学研究。“只有时刻处于思考的状态，你才能获得意外的灵感。”佐利金这样忠告加入他的实验室的人们。
1945年10月，在冯·诺依曼的推荐下，本来租住在维布伦一家隔壁的佐利金，争取到研究院住房政策的一次破例，允许他在战斗路（Battle Road）尽头的教职工飞地上购买一套房子，为此他向古文书学家伊莱亚斯·洛（Elias Lowe）支付了3万美元的现金。赫伯特·马斯对此表示反对，他针对的不是佐利金，而是“洛教授获得的、相当可观的利润”。
佐利金与西奥多·冯·卡门关系密切，后者准许他接近秘密军事设施，从事电子武器系统研究，他们的关系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怀疑并被监视。尽管佐利金有反苏的记录以及为美国国防工作所做的贡献，包括夜视瞄准器（night-vision gunsight）和电视制导炸弹（television-guided bomb），但是1945年，他还是被限制与美国技术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埃德加·胡佛亲自把他标记为危险分子，他的活动（包括会见他在费城的情妇）一直被监视，到1975年才停止。1956年，他拒绝与一位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合作，他说：“我离开俄罗斯就是为了摆脱国家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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