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科学
冯·诺依曼去世后，克拉拉留在华盛顿处理他的身后事宜并安排出版他生前的作品。虽然最后大家决定只把冯·诺依曼已经发表过的论文编写进去，然而，《约翰·冯·诺依曼全集》还是达到了3689页，最终于1963年分成6卷出版。当奥本海默还在为研究院在处理爱因斯坦的论文上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而茫然无措的时候，冯·诺依曼的“文学教父”出现了。他就是“一号队长”罗伯特·麦克斯韦（Robert Maxwell）——他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是出版行业举足轻重的人物以及未来的国会成员，他主动承担起了《约翰·冯·诺依曼全集》的出版工作，并向克拉拉和奥本海默保证：“在这个项目里，我是一名拥有设备且懂‘技术’的‘技术工’，而且能够为这项崇高的事业奉献我的一份力量，我深感荣幸。”
事实上，罗伯特·麦克斯韦在创办培格曼出版公司（Pergamon Press）的时候，就曾到访过洛斯阿拉莫斯，而且除了与冯·诺依曼相识之外，他和乌拉姆夫妇的关系也不错。“他们把孩子送到我们这边度假。”弗朗索瓦丝说，他们的女儿克莱尔受到麦克斯韦的关照，出国在牛津待了一年。“我以前和他开玩笑，说他要么会站上权力的巅峰，要么会落得一个入狱的下场，”她还说道，“他离这两种情况都不远了。”
1957年10月，奥本海默打电话给麦克斯韦，试图把《约翰·冯·诺依曼全集》的出版事宜谈妥。“如果它标价太高，它的价值将大大受限。你有什么想法呢？”他问。
“我的想法是10英镑左右。”麦克斯韦回答道。
“一整套？”
“是的。”
“简直好极了！”奥本海默惊呼。
“这套文集就是我送给他的。”麦克斯韦如此回答，而且他提议由尤金·维格纳担任主编。不过，奥本海默提议由数学家角谷静夫（Shizuo Kakutani）担任主编，而克拉拉则提议由地球物理学者卡尔·埃卡特（Carl Eckart）担任主编，卡尔·埃卡特住在拉荷亚。冯·诺依曼生前与加利福尼亚大学签订的协议里有一条，是允许他在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想待多久就待多久，这一条之所以能加进协议中有卡尔·埃卡特的功劳。
埃卡特拒绝了这一工作，不过还是与克拉拉见面就此事进行了商谈，而之后主编的工作就落到了亚伯拉罕·陶布（Abraham Taub）的肩上。1958年，克拉拉和埃卡特结为了夫妻。这是克拉拉的第四段婚姻。她的第一段婚姻图浪漫，第二段婚姻图财，第三段婚姻图才，而第四段婚姻是为了去加利福尼亚。与埃卡特结婚后，克拉拉居住在拉荷亚街区，就在文德斯海滩（Windansea Beach）旁边。不久后，该海滩的反传统冲浪文化就被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永远地铭记在了他的《泵房帮》（The Pump House Gang）一书中。据克拉拉称，虽然卡尔·埃卡特和约翰·冯·诺依曼处于相似的领域中，但是他们的为人非常不同。相反，约翰尼和克拉拉的第二任丈夫，也就是那个“不太聪明的银行家”更相近。克拉拉在布达佩斯的第一任丈夫嗜赌成性，克拉拉是在第一段婚姻的阴影之下，找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的。“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这么放松且不再需要追逐彩虹。”这句话写在她未完成的回忆录的最后一页上。
“拉荷亚是一个奇妙的地方，我觉得无须再启程，因为这里就是我的目的地。”离世前不久，她用铅笔在回忆录的附录里补充了这样一句话。1963年11月10日早上6时45分，在格兰维尔街（Gravilla Street）的尽头，她的尸体被发现冲上了文德斯海滩，她当时“身着高领长袖带拉链的黑色连衣裙”。连衣裙的裙身“乍一眼看上去似乎是棉袄……但是后来发现她的衣服里装着差不多7千克重的湿沙子”。她的黑色轿车——也就是约翰尼临终前留下的那辆凯迪拉克轿车被她停在不到一个街区之遥的位置，轿车的发动机已经冷却。在她家客厅的茶几上摆着她的珠宝，旁边放着几个“残留有酒精”的玻璃杯，而早上10时的时候，经检测发现，她血液里的酒精浓度为0.18%。经过进一步调查，验尸官认定“她曾是一名冲浪好手”，而且据她的心理医生称，“她在家庭生活中有轻微的‘自杀倾向’”，因为她发现丈夫冷漠且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愿意融入社会。卡尔·埃卡特说：“我是凌晨3时左右睡下的，当时住在房屋另一端的房间里的克拉拉还未入睡。”她的身体没有外伤的痕迹，她的血氯水平（左心脏667、右心脏660）与在海水中溺亡人员的水平相一致（如果在淡水中溺亡，浓度差应该是相反的）。尸检人员还在她的肺里发现了沙子。克拉拉看似身体不错，但事实上，从她父亲自杀身亡后她的心脏问题就再也未能康复——她的心脏重280克。
“我一直都在好奇，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能遇见这些谜一样的人和事，”在《绿色蚱蜢》（The Grasshopper）一书的开篇，克拉拉这样写道，“我只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小点，一只微不足道的昆虫，我在四处叽叽喳喳地寻找着最有趣的地方，然后被国际大事和全球头脑的飓风所卷走。”约翰·冯·诺依曼享年53岁，克拉拉享年52岁。因为笼罩在她的核武器工作之上的保密色彩，同时活在她声名显赫的丈夫的阴影之下，克拉拉为蒙特卡洛以及编程语言所做的前期工作鲜为人知。不过，如果没有这位诞生在布达佩斯的花式溜冰选手，20世纪下半叶可能会是另一番光景。
炸弹的发明是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克拉拉就是它的助力者之一。美国在马绍尔群岛完成了测试工作，其中有43次是在埃尼威托克岛引爆，23次是在比基尼岛，梯思梯当量总量达108兆吨。计算机的表现堪称完美，但是继“常春藤麦克”实验之后的“喝彩城堡”试验中出现了一个人为的失误，这几乎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大失误，那就是没有对锂-7和锂-6生成的氚做出解释。1954年3月1日的试爆本来预计会产生大约600万吨当量，但实际产生了超过1500万吨当量。而这直接导致了日本“福龙号”（Lucky Dragon）一艘渔船上的人员死亡，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多少人间接因此死亡——这无从知晓。氢弹试验留下的后遗症迫使人们从朗格拉普岛（Rongelap）、朗格里克岛（Rongerik）、埃林吉纳埃岛（Ailinginae）和乌蒂里克岛（Utirik）撤离。而直至今日，比基尼岛的部分地区也是荒无人烟。放射性尘降物散落到了全世界。“常春藤麦克”和“喝彩城堡”实验所释放出来的锶90，损害了儿童牙齿里的钙，也让大众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一致声讨大气层实验。
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培育了第一代核武器，而第二代计算机培育了第二代核武器，这一循环随着互联网、微处理器和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的出现达到了顶峰。1951年8月，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威利斯·韦尔离开了研究院。之后在北美航空公司待过一段时间，进行导弹开发工作。直到后来在位于圣莫尼卡的兰德公司安定了下来，当时MANIAC的进阶版JOHNNIAC刚刚搭建完成。这台叫作JOHNNIAC（即约翰·冯·诺依曼数字积分器和自动计算机）的计算机应该比它的前身可靠至少10倍，并搭载了40根选数管的内存储器，其中每根选数管可以存储256比特。JOHNNIAC并不是用于设计热核武器，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核武器的影响。在兰德研究备忘录的拓展系列中，有题目为《24000°K空气的平衡成分和热力学性质》（Equilibrium Composition and Thermodynamic Properties of Air to 24000°K）的文章，检验了等同于太阳表面4倍的温度会对地球表面造成什么影响。
博弈论者认为，一个能发射少量剩余导弹、不易破坏的通信网络是预防偷袭的最好方式，这一观点促使兰德公司开始考虑设计余度数字式通信网络的方法，用来配合核攻击之前和之后的防御。虽未明说，但还是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即核攻击的幸存者除了做出最后毁灭性的回击，可能也会妥协不去进行报复性打击。“虽然没有官方表态，但是这种理解是明确的，”兰德公司的一员保罗·巴兰解释说，“即我们需要一个不易破坏的通信网络来帮助制止和避免战争。”保罗·巴兰帮助开发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分组交换这一通信架构。
1964年，巴兰《关于分布式通信》（On Distributed Communications）的研究发布，这个研究对于互联网发展的重要性就像《电子计算机逻辑设计初探》对于个人计算机发展的重要性——互联网的形成就是基于巴兰的这一研究。同样，人们决定不授予这一研究成果专利，也不对它进行分类。“我们觉得它可能属于公共领域，”巴兰解释说，“如果拥有不易破坏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美国会更加安全；如果苏联也拥有一个这样的系统，美国还会更加安全！”
JOHNNIAC催生了JOHNNIAC开放系统（JOHNNIAC Open-Shop System，简称JOSS），它是一个最早的在线、时间共享、多用户计算环境之一。之后，兰德公司的一个部门，即系统开发部拆分成了系统开发公司（System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并为SAGE防空系统开发了第一个百万行代码，今天使用的所有大型、实时计算系统中仍然可以见到该系统的身影。许多基于互联网的假设——从寻址结构到冗余，都起始于兰德公司以每台800美元，于1951年预订、1952年交货、选购80个256比特选数管的决定。“还有另外一个项目，我们一直想告诉你……我相信你和朱利安会因此感到欣慰，虽然这会让我们看上去像异端发明家，”1951年10月，兰德公司计算主任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给冯·诺依曼写信说道，“我们正在向美国无线电公司订购100根选数管。”未来10年，兰德公司能够取得这么多成就，就是因为它避开了使用过时的威廉姆斯管，从而夺得了先机。
1999年，尼古拉斯·梅特罗波利斯逝世。自1943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保持洛斯阿拉莫斯科学计算最前沿的位置。“在普林斯顿的研究院，约翰尼需要争夺资金；而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尼古拉斯不用为任何东西发愁，”哈利斯·迈耶说，“同时，他也一直记得冯·诺依曼。”冯·诺依曼过世后，只有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一直继续他未完成的研究。直到多年后，其他组织都意识到了冯·诺依曼研究的重要性，这一情况才发生改变。
1953年，罗伯特·里克特迈耶从洛斯阿拉莫斯搬到纽约大学科朗研究院（Courant Institute），1964年搬到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并于2002年过世。“我感觉现在设计计算机的人不是解决问题的人，而是将计算机作为自身终结者的人，”1956年，他向尼古拉斯·梅特罗波利斯抱怨道，“约翰·冯·诺依曼所设想的将数字和指令放在同一类型的内存里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它并不意味着数字和指令必须是交互影响的。”和毕格罗一样，让里克特迈耶感到惊讶的是——计算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冯·诺依曼逝世时的水平，虽然计算机和代码的能量和复杂度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但是计算机系统的基础运作方式似乎并没有发生改变。他在1965年观察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伴随着软件的发展，那就是硬件变得越发依赖于软件了。”
冯·诺依曼再也没有回到纯数学领域，甚至他在计算上的注意力也因为他在原子能委员会担任的职务而分心。
1954年9月2日至9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冯·诺依曼被邀请做开幕致辞——他的演说被标榜为“数学领域未解决的问题”的调查，可媲美于1900年大卫·希尔伯特在巴黎所做的那次著名演说。事实上，这次演说主要重述了冯·诺依曼早期的一些作品。“这次演说是关于运营商圈，这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新颖的主题，”弗里曼·戴森回忆称，“这次演说并未谈及未解决的问题，也未谈及未来或者计算机。当然，我们清楚地知道，计算机这个主题才是冯·诺依曼最中意的。有人用整个大厅里的人都能听见的声音大声说：‘Aufgewärmte Suppe’，这是一句德语，意思是‘先将汤加热’。”
接着，本华·曼德博（Benoit Mandelbrot）说：“我看到冯·诺依曼离开了大厅。他完全陷入了自己的沉思当中。
没有人跟着他，他自己朝某个地方匆匆地走过去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曼德博注意到，“一位老人无所事事地跟着我们，我问他在做什么”。这位老人是迈克尔·费克特，1922年，在冯·诺依曼18岁的时候，与他共同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费克特随后成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第一位数学教授，他回答说：“冯·诺依曼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和我合作的。因此，他希望我的最后一篇论文也和他合作。”冯·诺依曼太过全神贯注于即将到来的原子能委员会的任命，因此这一愿望最终也未能实现。
后来，在会议期间，冯·诺依曼单独会见了维布伦。他们从前一天的下午10时一直谈到了第二天的凌晨2时，一部分是讨论奥本海默听证会，另一部分是因为冯·诺依曼即将公开宣布他要离开高等研究院。“维布伦一开始就长篇大论，大谈其对L.L.S.（斯特劳斯）和E.T.（泰勒）的敌对态度，因为他认为是E.T.将奥本海默拉下台的。”那天早上晚些时候，冯·诺依曼使用他们给奥本海默取的秘密别称对克拉拉说道，“我认为L.L.S.是一个暴君，但他是原子能委员会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主席，而E.T.是一个傻瓜，但他也有优点，与我私交甚好。”
“我们只剩下少数有分歧的地方。”冯·诺依曼继续说道。
维布伦说：“奥本海默的辞职，不管是被迫还是自愿的，对研究院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他接着说：“虽然我不愿意这样说，但是我必须说，就算研究院以后能得到很好的管理，也不会再是首屈一指的研究院了。”他还说：“奥本海默此前曾表示，他不同意我关于‘快速’（预防）战争的观点，但我可能是对的……”我告诉他：“我觉得‘快速’战争目前还只停留在学术阶段，因为当下或者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快速’战争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冯·诺依曼与维布伦的和解只维持了一段短暂的时间。
很快，冯·诺依曼与数学界越来越疏远——虽然他曾为此奉献了他的青春年华。
1960年，奥斯瓦尔德·维布伦在他位于缅因州蓝山湾海岸边的避暑山庄内逝世，他的生活方式更接近于他挪威的祖父，而不是一个研究院受托人该有的生活方式。研究院的324万平万米土地中大约有238万平万米被永久保留成了一个林地保护区，这主要归功于维布伦。并且，1957年，维布伦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将他们在普林斯顿郊区的33万平万米的土地捐给了默瑟县，组成了赫伦敦森林（Herrontown Woods）自然保护区——“这是一个你可以远离汽车的喧嚣，只在此处走走停停的地方”。他和冯·诺依曼的分歧再未得到调和。“甚至在他临死前几天，约翰尼一直想见一个人，那就是维布伦，”克拉拉说，“我写信请求维布伦来见他一面，但是他没来。”
1953年5月27日上午4时50分，在开发一个可交付氢弹的最后冲刺阶段，原子能委员会内部运行热核问题的工程师们突然被一个未知的噪声所震惊。“老鼠爬进了调节架后面的鼓风机，将鼓风机设置成了振动——结果就是再没有老鼠和骚乱。”机器日志上记录道（更激烈的语言已经被替换掉）。一名工程师在日志条目的下面画上了一个墓碑并在墓碑上写道：
这里躺着一只老鼠，生于？死于上午4时40分，1953年5月27日。
另一位工程师插入了“马斯滕”（Marsten）一词，因此墓碑上就变成了：这里躺着一只老鼠马斯滕。实际上，虽然写的是马斯滕，但却是冲着马斯顿·莫尔斯去的，因为他曾长期反对工程师进入研究院。莫尔斯在缅因州的一个农场长大，因此他有反对计算机项目的理由，而且最终证实他说的话是对的。
“在精神层面，研究院的数学家和人道主义者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莫尔斯写信给艾德洛特说道。他战时全职就职于陆军军械部处长办公室，但他相信战争结束后，高等研究院将没有核武器专家的立足之地。他认为“数学家是最自由、最激烈的个人主义艺术家”，而他相信支持计算机工程的政府合同与这一点是相冲突的。
1950年10月，在建造计算机的高峰期，其预算金额更是达到了整个数学学院预算的3倍。此时，莫尔斯来到了俄亥俄州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在纪念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数学与艺术》（Math-ematics and the Arts）的演说。“贝尔格莱德湖区（Belgrade Lakes）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德里（Derry）东北部160千米的地方，在这些湖中，最末尾和最长的湖是美沙龙斯科湖（Messalonskee）。”他说道。
我就出生在这个溪谷里——罗伯特·弗罗斯特曾经居住的“波士顿北部”。这里吹着呼啸的“寒风”，还有“飘雪”和“桦树”，而“墙体”总是需要维护：我出生在一个很大的农场，溪流从中穿过，停驻在农场里，或者流向远处。到处都是三角形状的牧草和三叶草，以及弯弯扭扭的四边形金色丝草。对我来说，这是一幅美丽的景象，也是一种可喜的解脱。每天10时，我用马和耙梳理这一切，而老鼠在马脚边爬来爬去。
“一个人不能在克罗内克（Kronecker）和魏尔斯特拉斯（Weierstrass）之间通过计算进行抉择，”莫尔斯继续热身道，“数学有一个中心和终极物质，它的美就在于理性，但是这是‘回忆中’的理性。”他接着质疑道：“冰冷报纸的科学、已经消亡的逻辑核心、宣称绝对正确的页面内容、机器的怪诞、不信仰上帝的人、规划失败或者被推翻的寺庙残垣，以及通过贿赂获得权力却未被发现的人。”
“这就是科学，没有阴影或光辉，科学诞生之后，也没有永生的悟颂，”他总结道，“创造性的科学家生活在‘逻辑的旷野’中，在那里，理智是侍女而非主人。我避开了所有无情的、清晰可见的古迹。科学在破晓前一个小时开始发育，然后经过漫长的等待，不过我很抱歉，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暗语或语言交流，除了一面必不可少的镜子。我非常感激那些质疑迷离境界的诗人。”
莫尔斯如此反对的保密原则现在已经永久确立起来了。相比创造未分类信息，美国政府创造了更多的分类信息，而且即使分类信息的数量被分类，我们也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有多少暗物质存在。然而，冯·诺依曼的纪念碑并没有像最开始那样门庭冷落。世间总是存在超出证据证明范围以外的真理。
1946年，艾伦·图灵收到了英国的订单，然而，根据《官方保密法》，他绝对不能公开谈论战时的工作。1948年，图灵离开了国家物理实验室后，在曼彻斯特大学麦克思韦·纽曼的支持下获得了蓬勃发展。在那里，来自布莱切利园计算小组的核心人员继续做着他们在Colossus上留下来的工作。一切都发展得很顺利。直到1952年，图灵被定罪，并被控严重猥亵（同性恋），被迫接受雌激素注射“治疗”。与此同时，他的安全调查资格和访问美国的资格也被撤销了。1954年6月7日，图灵死于曼彻斯特的家中，死因很明显，是氰化物中毒。当时，距他年满42周岁仅两周。他在化学基础形态发生方面颇具前途的新研究成果未能完成。他离世时，家中的实验室里有一个装氰化钾的瓶子，身旁放着一个吃过的苹果，这使得他离世时的状况就像可判定性问题一样不可判定，而判定性问题的提出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随着神秘的面纱逐步揭开，图灵对战争的贡献以及作为图灵的理论原则的物体实体——Colossu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计算机软硬件发展所做的贡献得到了迟来的认可。9月10日，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为图灵受到的“不人道”待遇，代表英国政府及所有因为图灵的奉献而能自由生活的人们正式致歉。“很抱歉，你应该得到更多。”他在结束时说道。
1978年1月14日，库尔特·哥德尔逝世于普林斯顿，他死时体重仅有30千克，死因是营养不良。他没来得及到汉诺威（Hanover）查看莱布尼茨的手稿，在其中寻找关于数字运算、逻辑运算，以及与通用语言的注定结局相关的线索——他生前一直认为莱布尼茨的手稿中有相关的线索。1956年3月20日，他写信给冯·诺依曼，谈论一个“将造成最重大影响”的问题，但他未收到回信，因为当时冯·诺依曼已经中断了自己的书信通信。“对于受限制的函项演算的每一个公式F和每一个自然数n, F是否能证明长度n，建造一台图灵机让我们来做出判断是很容易的，”哥德尔写道，“现在的问题是，一台理想机器的φ（n）（所需步数）的生成速度有多快？”这个问题的答案至今未能给出。“不过，正如哥德尔所说的，它将决定尽管机器无法解决可判定性问题，但是数学家在面对是非问题时所进行的思考可以全部由机器所取代。”
1993年，尼尔斯·巴里塞利在奥斯陆离世，虽然他离世前未能再进行病毒遗传学的相关研究，但是他一直在努力完善新的计算语言，即“B-数学”——它就像莱布尼茨的推理演算计算推论器一样，可以推断出真理并揭露谬论。只有他的一些研究生在谈论，而且只能在一个10代计算机的DEC系统中运行。“B-数学”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他的数值进化实验也销声匿迹了，几乎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因此，后来的研究人员在研究他留下来的思想时，无从了解他早期的研究工作。
不过，巴里塞利的世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世界。他那原始的、一维的数字有机体在一个5千字节的矩阵里复制、竞争、杂交及共生关联，是今天在辽阔无边的数字世界里多字节（但仍然是一维的）字符串代码的复制和杂交的先祖。我们所说的“应用程序”在巴里塞利的世界里称为“共生有机体”，而且巴里塞利推断这种“共生有机体”的进化是通过杂交、共生合作以及代码库的统一制定，而非随机突变实现的。表现为“收藏家群体”的社会性昆虫会收集金钱和情报，并带回集体居住的巢穴。
2003年2月17日，朱利安·毕格罗在普林斯顿去世。6个星期后，自然科学学院在其新落成的大楼里，即彭博楼里为他举办了追悼会。在此之前，在斯托尼布鲁克（Stony Brook）的贵格会教堂，人们为他举办了一次贵格会追悼会。这个从1726年开始就几乎没什么变化的教堂里只有简单的木制长椅，而当天的追悼会座无虚席。在教友聚会上，沉默也是一种交流的方式——这当然不适用于毕格罗提出的“无信号绝对不能视为信号”这一原则。
一个在毕格罗住院期间照顾过他的护士首先打破了沉默。“即使是在他很累的情况下，只要他睁开那双大大的蓝眼睛，许多护士还是禁不住发出感叹：‘看看他的眼睛，即使是在如此病重的情况下，依然是如此深邃，似乎有千言万语要述说。’”她说。“朱利安从未意识到他的真正价值，他被逼进了死胡同，”弗里曼·戴森说，“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虽然现在说这些为时已晚，但是还来得及向他致歉。”关于毕格罗能够胜任的工作，关于毕格罗无法完成的工作，还有毕格罗舍不得丢弃的废旧轮胎等事物，众说纷纭。朱利安的继子泰德·默克尔森（Ted Merkelson）最后解释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是需要时间找出问题，然后花时间解决问题。而我认为他依然有能力解决一切问题，只可惜他没有时间了。”
追悼会结束后，朱利安·毕格罗的亲朋好友们踏出教堂，走进了3月的明媚春光里，沿着树林和战场之间的普林斯顿到特伦顿的电车路线回到了研究所，他们重走了1777年华盛顿军队沙利文列队走过的路，沿途还经过了默瑟将军在英国撤退后，身受重伤时所居住的克拉克之家（Clarke House）。彭博楼现在成为研究所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们的所在地，同时，一个96节点的IBM计算机集群（2009年换成了512核集群）以及少量的理论生物学家会聚在这里，瞻仰一位诞生在距离这里仅68千米的斯托尼布鲁克的伟人。
工程师们被研究所放逐了，但是计算机却回来了。现在，高等研究院投入使用了超过900台（拥有200兆兆字节存储空间）计算机，而前ECP楼现在被十字路口幼儿园、学院办公室，还有一个健身房共同占据，楼里还挂着一块纪念冯·诺依曼的牌匾，那是匈牙利政府在2003年挂上去的。此时，社会科学学院也开始日益重视对冯·诺依曼实验在全球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
1946年，在研究院的主楼富尔德楼的地下储藏室里，第一个工作台搭建完成，而这里至今都是研究院的主要服务器机房，该机房通过一些504光纤经由一个每秒45兆位的开关连接到外面的世界。与尼尔斯·巴里塞利企图培育能自我传播的数值有机体相反，现在，一个用来监控所有流量、专门的网络监控系统，则试图阻止那些能无限自我传播的数值有机体乘虚而入。2005年，作为该系统的管理员，拉什·塔格特（Rush Taggart）解释道：“病毒变得如此智能，俨然形成了一场军备竞赛。它时刻监控计算机流量，这就是机器正在为机器小心提防着。”
正在富尔德楼（现在是彭博楼）的地下室里进行的军备竞赛，永远不会出现完全因果决定论战胜概率论和不完备论的情况。赢家永远都是荒野，就算只是一片数字的荒野。代码和机器如果配备有准确的描述，几乎能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仅仅通过观察代码，是永远无法确定代码即将要做的事情的。即使是容许简单算术的防火墙也是不完整的。数字宇宙的奥秘总有连罗伯特·弗罗斯特也无法想象到的部分。灰色地带总是存在。
在古老小径的尽头架构的32×32×40位矩阵用编码指令进行了初始化，然后给出了一个10位数字的指令要运行到那个位置，并执行在该位置找到的下一个指令，这个指令有可能是用来修缮现有指令的指令。即使是一个如此明确的开端，结局却依然无法预测。
2000年11月，在高等研究院西楼的地下室里，一个长期被忽略的纸盒被打开了。燃烧三角皮带的气味仍然弥漫在漆黑的地下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批电传服务手册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这些电传手册不知为何在人们抛弃了MANIAC的输入、输出，而转向采用在纸带上穿孔卡片的时候，仍没有被丢弃。下面放着一纸箱的IBM数据处理卡片，还有用铅笔在半张横格纸上分散写的笔记，这些卡片就是“巴里塞利的代码鼓”（Barricelli’s Drum Code），上面还有如何加载和运行它的指令说明（1953年，计算机添加了2048字的高速磁鼓）。与这摞卡片一起，有3张账簿纸，卡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十六进制代码——具体说明化石宇宙的规律，但是这些代码并不是完整的，保存下来的是历程已经中断的代码。这就是死海的古卷。
卡片上有一张便笺（写的是致巴里塞利先生，署名为“TWL”），上面写的是：“关于这段代码，一定还有一些是你没有和我解释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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