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变局真相

• 警惕蛊惑的陷阱

乌克兰的社会动荡已持续百日有余。当下,乌国内党派纷争不断,民族矛盾加剧,经济濒临崩溃,与邻国的冲突也日趋复杂。

乌克兰危机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事出有因,其中固然有内部政治经济历史以及外部大国博弈等因素,但不能不看到的是,西方某些势力煽风点火、蛊惑人心,对乌克兰的乱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西班牙 «起义报»所指出的那样,主导乌克兰“社会抗议”的是本世纪以来各种“颜色革命”的团体，“抗议活动是西方外交攻势的延续”。

无论在中东国家还是在乌克兰等东欧国家,西方某些势力在“颜色革命”中的表现如出一辙:即动乱前煽风点火;动乱中施压搅局;事后要么敷衍塞责,要么提出苛刻的援助条件,要么干脆拍屁股走人,留下一个烂摊子。

打着“自由、民主”的幌子在空中画大饼,描绘美好的海市蜃楼,是西方一些人最擅长的。轻信其蛊惑,以为画出的大饼真能充饥,发展过程中的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西方某些势力深度介入利比亚之后,利比亚民兵武装林立,恐怖袭击频发,国家实际陷入无政府状态,抢劫绑架成为家常便饭。在这个到处都是枪的国家,百姓最期盼的就是能过上平常生活。

———西方某些势力主导的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伊拉克仍旧政局动荡、经济停滞、安全没有保障、老百姓生活艰难。

———西方某些势力支持的街头运动导致埃及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后,旧问题没解决,新问题接踵而至。其经济毫无起色,治安恶化,袭击不断,世俗和宗教势力之间、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民生依然艰辛。

此外还有２００３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２００５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近年来,西方一些势力干涉他国内政成瘾,但这些蛊惑又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什么？相信这些国家的民众最有发言权。

各种“颜色革命”给相关国家带来的震荡将持续不已,也留下深刻的警示:

其一,轻信西方一些势力蛊惑的幼稚病只能使国家和人民利益受损,严重时甚至祸国殃民。乌克兰激进群体轻信西方宣传走上街头之际、亚努科维奇轻信西方斡旋协议之际,他们可能都没预料到国事败坏至此。

其二,排除干扰,坚定、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才是正途。在一国发展历程中,甜言蜜语、冷嘲热讽、恶毒中伤、幸灾乐祸甚至唯恐不乱的外部噪音势在难免……对这些噪音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要受其干扰。

其三,必须坚决抵制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倾向。浮躁只能是给外力介入创造条件,绝不会给国家发展带来实质好处。舍弃合法途径表达诉求而采取极端手段,往往是在给别有用心者当枪使而不自知,除了给国家带来危难之外,看不出对社会进步有何助益,岂不可悲?

一个国家发展之道,只有本国人民最清楚。对西方一些势力的蛊惑,不能听风就是雨,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动摇,不折腾。深陷动乱之国人民的切肤之痛,西方蛊惑者们哪会真正关心？(新华国际时评,２０１４年３月５日)

• 乌克兰问题需要政治耐心

在世界焦虑的目光下,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当地时间１６日举行公投,选票上只有两个选项:并入俄罗斯或者更高程度地自治。围绕克里米亚公投,乌克兰危机正在升级,俄罗斯与美欧的对立加剧。

北京时间１５日深夜,联合国安理会５个常任理事国和１０个非常任理事国就美国提出的乌克兰问题决议草案进行投票表决,中国投了弃权票。由于常任理事国俄罗斯投了反对票,按 «联合国宪章»规定,草案未能通过。

在乌克兰危机如此紧张的节骨眼上,在国际社会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强行推动这样明知会胎死腹中的决议草案,恐怕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雪上加霜,模糊了乌克兰危机的焦距,会导致局势更加复杂。这只能使政治解决危机变得更加困难。

连月来,从首都基辅的流血冲突和国家政权发生暴力更迭,再到眼下剑拔弩张的克里米亚公投,乌克兰危机之每况愈下的变局,可谓步步惊心。一个诞生仅２０余年的主权国家,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因为自身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特殊位置,成为内部和外部各种力量激烈较量的角斗场,国家命运越来越难以自主掌控,令人叹息。

客观上说,乌克兰危机有其历史特殊性和现实复杂性,但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外部干预难辞其咎。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西方首先诱迫乌克兰选边站队酿出的苦酒。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日前批评欧盟“一开始就犯了试图在 ‘非此即彼’的口号下签署(与乌克兰)结盟协议的错误”。事实证明,把别的国家逼向墙角,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

西方还需要反省自己的双重标准。此次在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决议草案上,中国投了弃权票。但弃权,在当代国际政治语言里,同样表达着一种明确的态度。中国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就是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他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过去在南奥塞梯问题、科索沃问题上如此,如今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依然如此。

反观西方,当年在科索沃问题上,强力推动科索沃公投独立,与其如今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立场截然相反。这样的自相矛盾和双重标准,明显出于自身政治目的的考量,自然难以取信于俄罗斯和世界。

克里米亚撬动世界格局,把乌克兰的国家前途,把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带向一个重大十字路口。但是,乌克兰经不起更多的对抗和撕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指出:“如果把乌克兰视作东西对抗的一部分,就会毁掉在今后数十年里把俄罗斯与西方纳入国际合作体系的希望。”

俗话说,心急吃不得热汤药。几个月来的事态表明,化解乌克兰危机不仅需要坚持政治解决的道路,还需要各方都有巨大的政治耐心。眼下,当务之急不是在联合国安理会这个维系世界和平的最高国际机构强推什么决议,而是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尽快建立国际协调机制,劝和促谈,尽最大可能避免危机升级。

(新华国际时评,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６日,作者徐剑梅)

• 乌克兰国殇民怨背后的启示

经持续三个月的乌克兰国内抗议活动近日演变成大规模流血冲突,导致数以百计的伤亡。乌克兰领导人采取多种手段,俄罗斯和德国也主动伸出“援手”,仍然看不到局势缓和的迹象。此次政治对抗的导火索是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乌克兰政府拒绝签署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被反对派和西方加以政治解读,酿成灾难性的后果。乌克兰的动乱留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是否具有统一坚强的政治核心对国内团结至关重要。

从２００４年至今,街头示威在乌克兰时常出现,不仅破坏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而且地区和民族分裂的趋势越来越难以遏制。曾经富庶的“欧洲粮仓”正一步步滑向山河破碎的深渊。

在此起彼伏的政治大潮中,乌克兰不乏呼风唤雨的政治派别和政治人物,却没有产生能够凝聚民心、代表大多数民众的政治力量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统治集团内讧不断,治理能力低下,对突发事件和网络动员反应迟钝,是局势不断恶化的直接诱因。

其次,选择国家的政治体制不能脱离本国的实际情况。乌克兰独立后,接受西方开出的转型“良方”,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改变选举制度和方式,最终的结果是直接选举使不同政治力量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无休止的党派纷争导致国内的政治生态发展畸形,集中体现为２００４年的“橙色革命”以及随后１０年的政局动荡,其间两次总统选举、三次议会选举,把总统制改为议会制,都没有换来真正的稳定,反而因为组阁困难引发一次次政府危机,国内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

第三,惩治腐败和改善民生的成效决定执政根基是否牢固。

近些年来,乌克兰政坛丑闻不断,从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寡头政治到官员及其亲属子女的贪赃枉法,与相当数量的民众生活艰难,甚至难以获得工作机会形成鲜明对照。“透明国际”把乌克兰列为世界上“重度腐败”的５０个国家之一,２０１２年在１７４个国家中清廉指数排名第１４４位。许多人参与示威不是因为政治取向,而是对个人境遇的不满。当普通民众把个人的生活困顿都归咎于政府的政策时,这个社会很难保持应有的理性。

第四,不能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大国的“施舍”上。乌克兰由于战略地位特殊,是俄罗斯和西方争夺的对象,也因此得到不少经济上的好处。但是,大国的“慷慨”是建立在自身的地缘战略利益基础上的,援助实际上只是要乌克兰“惟命是从”的一种工具。大国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也使乌克兰的命运难以捉摸。每当形势有所转机,总有外部的不和谐声音出现,无论哪一派在台上,另外一派肯定不缺少强有力的外部支持。

乌克兰的政治危机从内部来说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和社会经济根源,但外部因素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颜色革命”加剧了乌克兰国内东部和西部的对立,俄罗斯和美、欧的地缘政治争夺使得夹缝中的乌克兰陷入重重漩涡。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甚至无法在国家发展方向上作出合理的、自主的选择,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 (作者孙壮志,中国社科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 世界不欢迎“新冷战”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６８年前,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揭开了冷战时代。而今,随着克里米亚危机叠加乌克兰乱局,欧洲“新冷战”的阴云正在黑海畔若隐若现,引发全世界忧虑。

日前,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 (议会)通过一项决议,批准关于该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独立的宣言。３月１６日,克里米亚将就是否加入俄罗斯举行全民公决,莫斯科则宣布将尊重公决结果。随着局势不断演进,俄罗斯与美欧之间分歧进一步加大,双方的对峙并未缓解。

军事上,俄罗斯和西方开始“秀肌肉”。继俄罗斯议会授权动武、俄军在俄乌边境举行演习后,美国向波兰和波罗的海等毗邻地区增派军力和战机,并将与东欧诸国举行多场联合军演。

政治上,双方“口水仗”不断，“制裁”声连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德国总理默克尔等西方领导人的电话外交并未缩小分歧;美欧挥舞经济制裁大棒,试图“孤立”俄罗斯,美已暂停美俄贸易投资谈判,欧盟决定暂停与俄互免签证谈判,俄罗斯则在酝酿反制措施。

俄罗斯与美欧之间如此剑拔弩张,是自冷战结束以来逾２０年之未有。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称之为“柏林墙倒塌以来最深重的危机”。克里米亚犹如“导火索”,有引爆俄罗斯与美欧彻底摊牌的危险。

乌克兰危机引发俄西之间对峙有着深刻的背景,是“事出有因”、“偶然中的必然”。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欧打破不过奥德河的“君子协议”,将东欧诸国纳入北约怀抱,欧盟一步步东扩到俄罗斯家门口,进一步压迫其战略缓冲空间。在乌克兰,无论是２００４年的“橙色革命”还是当下,西方机关算尽、步步紧逼。

殊不知,乌克兰是俄罗斯文明之源,是俄罗斯与西方的最后战略屏障。在乌克兰危机中,西方不惜“耍赖”赶走亚努科维奇,让莫斯科感到被戏弄。被逼到墙角的俄罗斯只有放手一搏。

于是,以克里米亚为切入口,俄罗斯与西方的对峙风波乍起,“新冷战”绝非空穴来风。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乃是时代主旋律,全球化让各方利益纠葛在一起,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新冷战”只会让各方“双输”,是开国际关系的历史倒车。

坚持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是解决危机的核心。当务之急是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紧张升级。当前,克里米亚局势微妙,一旦处置不当,连“热战”都有可能,１５年前的科索沃就是“前车之鉴”。德国 «明镜周刊»就曾警告,“一个谋杀或是一个摩擦走火完全可能引爆地区紧张的火药桶”。

经济和外交制裁亦是“双刃剑”,慎说“制裁”、多谈“对话”,符合各方利益。«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美国企业对美俄之间“游戏”感到担心,对制裁俄罗斯“谨慎地保持距离”。而欧洲,仅俄罗斯“断气”这一招就让人受不了。更何况,面对叙利亚、伊核等国际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国际社会共同携手。

人类已经进入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冷战结束亦已２５年,没人愿意走回头路,世界不欢迎“新冷战”。(新华国际时评,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２日)

• 谁的乌克兰: 乌克兰危机与道路选择

“谁的乌克兰”这一命题从国际政治视角看是地缘政治问题,从乌克兰的国内政治视角看则是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事物的发展是由内外因共同作用形成的,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内因决定着事物的根本属性,外因推动发展。从１３世纪前后在东欧平原出现乌克兰民族开始,乌克兰就不属于别人,它属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因此，“谁的乌克兰”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成为了乌克兰的道路选择问题。

• 道路选择的历史背景和危机呈现

“谁的乌克兰”在历史上是一个假设,但当真正获得独立后却成为困扰今天乌克兰社会的大问题。

１９９０年７月１６日,乌议会通过«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乌克兰人和平地获得了统一国家的完全独立。乌克兰人珍视自己国家的独立,同时也担心再次沦为大国争夺的牺牲品。苏联的解体并未打破欧洲地缘政治环境分裂的格局,一端是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西方集团,另一端则是俄罗斯。虽然二者都奉行宪政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但是在地缘安全和发展模式上却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一方面是乌克兰社会自身在摸索国家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大国围绕着乌克兰向何处去而继续角力。

在乌克兰独立的最初十年里,国内政治纷争不断,经济陷入自由落体式下滑。直到２０００年后,经济才逐渐走出衰退阴影,社会开始思考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然而,就在这短短的十几年间,已经爆发了两次道路选择危机。独立的乌克兰依然处在欧盟和俄罗斯两大地缘政治集团中间,他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欧盟在政治民主、发展水平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但是只希望乌克兰能够在地缘政治上倒向西方体系,而不是入盟。俄罗斯则凭借资源优势跻身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之列,不断以能源和市场为手段迫使乌克兰加入其主导的独联体一体化。每一次乌克兰发生道路纷争时,都会演化成为俄欧之间的地缘政治争夺战。

• 第一次道路选择危机———“橙色革命”

在２００４年的乌克兰总统选举中,亲西方的候选人尤先科和亲俄罗斯的候选人亚努科维奇第一次围绕国家发展道路展开了竞争。代表东部利益的亚努科维奇主张密切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换取廉价能源供给和市场开放。此举不仅继承了原总统库奇马的政策,更得到了普京总统的直接支持。为了提升时任总理亚努科维奇的政绩,俄罗斯在当年与乌克兰达成天然气降价、减免债务、贸易和人员便利化等一系列措施。在临近投票前,普京出访乌东部地区,试图借助此举为其拉票。

代表西部利益的候选人尤先科则主张加快与西方一体化,通过“脱俄入欧”改变停滞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尤先科因此得到欧盟及其盟友美国的大力支持。美国在冷战后一直是西方世界的领导人,对于意识形态上的“异己”保持着强硬的打压态势。

９.１１事件后,美国不仅没有感谢俄罗斯在反恐事业上的支持,反而变本加厉地向原苏联地区扩张。他们通过资助反对党、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媒体等方式在原苏联国家推销美式民主价值观,通过“革命”建立亲西方政权遏制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在成功赢得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之后,美国和欧盟再一次选择了尤先科作为其代言人。

在第一轮选举结果揭晓后,尤先科阵营坚持认为大选存在严重舞弊行为,发动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不承认败选,进而把选举纠纷演化为国家政治民主化浪潮。最终,迫使亚努科维奇同意重选。

东西部地区选民按照地理分界线被分割成东西两个部分。西乌克兰地区支持尤先科的“欧洲一体化”政策,而东乌克兰地区选民则倾向于与俄罗斯保持特殊的邻国关系。遗憾的是,亲西方政党在“橙色革命”胜利后,并没有能够兑现选举前关于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的承诺。而是让国家再一次陷入腐败和内斗的丑闻之中,让打算成为“欧洲人”的西乌克兰人再一次失望。

• 第二次道路选择危机———“欧洲一体化”危机

２０１０年,亚努科维奇战胜“宿敌”季莫申科成为乌克兰第四任总统。他试图带领国家摆脱地缘政治竞争的“玩偶”角色,奉行东西方“平衡外交”。一方面,他继续推进与欧盟的“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另一方面,通过延长俄罗斯黑海舰队基地协议和赋予俄语地方语言法案等方式修复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此时,俄罗斯的要价已经提高,普京要求乌克兰通过加入俄白哈“关税同盟”换取天然气降价。这意味着乌克兰将部分放弃国家经济主导权,对于珍惜独立胜过生命的乌克兰人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

迫不得已之下,亚努科维奇总统选择了在欧俄之间进行“走钢丝”的外交战术。２０１２年,乌克兰迅速与欧盟达成“联系国协定”和“自贸区协议”。在协议签署的最后一刻,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俄罗斯终于放下“身段”,给予乌克兰１５０亿美元和天然气降价三成的允诺。

亚努科维奇采取的“急转弯”的外交手法不仅让俄罗斯吓出一身冷汗,也让“一毛不拔”的欧盟丢尽脸面。欧盟在冷战后完成两次东扩之后,内部已经消化不良。“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并不以乌克兰入盟为目的,更多的是旨在挤压俄罗斯的地缘安全空间,同时安抚“俄格战争”后原苏联国家的“欧洲一体化”需求。亚努科维奇的外交手法确实高明,不仅解决了乌克兰经济的燃眉之急,还迫使俄罗斯放下“身段”主动降低天然气价格。

然而,由于亚努科维奇演绎的外交手段太过迷惑,以至于不仅大国被骗,而且乌克兰本国的民众更是“入戏”太深。从２０１２年３月与欧盟草签“联系国协定”以来,乌克兰社会的“欧洲一体化”情绪不断高涨。特别是独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乌克兰人,他们具有全新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政治参与积极性较高,对社会现状不满。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当总统突然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消息传来,民众宛如被从美梦中惊醒,极度不满情绪导致少数民众失去了政治理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和民粹主义政治家平时在政坛影响有限,但骚乱的爆发给了他们进行政治投机的机会,他们在示威现场竞相发表煽动暴力的极端言论,希望取代温和反对党成为反政府的新领袖。

欧盟和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了一边倒的态度,完全漠视暴力恐怖行为,把反政府暴力活动作为其与俄罗斯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与此同时,它们还向政府和军警部门施压,向支持亚努科维奇的寡头、地区党议员和政府高官施压,要求他们保持中立。当所有政府强力部门被美国压制住以后,暴力分子开始把目标直接指向总统本人。在后来于俄罗斯举行的记者会上,亚努科维奇指出,他是在本人和家人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被迫离开首都基辅的。亲西方政党很快获得了对国家的控制，“罢免”了亚努科维奇的总统职务。可以说,在２０１４年,乌克兰社会将发展道路选择的危机演绎得更加离奇,进而直接导致了国家的全面危机。

• 影响道路选择的因素

道路选择背后的文化认同因素

乌克兰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十分短暂,目前的领土范围是二战后凭借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所赢得的。历史上的乌克兰一直被周边大国分而治之。西乌克兰的加利西亚和沃伦地区在历史上曾长期被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统治,而东部地区则长期处于沙皇俄国的控制下。波兰在统治西部地区时期强行推行天主教,压制乌克兰人的东正教信仰;沙皇俄国则在东部地区奉行俄罗斯化政策,坚决打压乌克兰的民族文化和语言。两种不同的文化政策导致乌克兰民族文化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轨迹,西部地区虽然保留了乌克兰语,但是在文化上逐渐波兰化。东部地区的乌克兰则被沙皇俄国视为“小俄罗斯”,处于社会上层的东乌克兰人完全放弃了乌克兰语,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耳熟能详的１９世纪俄罗斯著名作家果戈理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乌克兰人。果戈理作为乌克兰贵族从小接受的是俄语教育,他的著作也都是用俄语写成的。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获得了国家主权独立,但是从民族文化认同角度看却仍处于东西部分裂状态。国家主体认同的缺失是造成乌克兰社会数次政治危机的文化根源。不同的政党把民众的国家认同差异作为选举中动员选民的工具,一次又一次地把乌克兰社会撕裂成东西两个部分。２０１３年末,乌克兰爆发的“欧洲一体化”政治危机再次深刻地折射出其国家身份认同的困境。乌克兰作为“夹缝国家”无从选择的悲剧色彩在这一场危机中再一次被放大。

• 道路选择背后的外部经济因素

乌克兰自独立后就一直面临着在欧盟和俄罗斯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痛苦抉择。乌克兰在地理上位于欧盟与俄罗斯两大经济体之间,与两大经济体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

首先,俄罗斯曾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其主要的能源供应国。这是地缘和历史原因造成的。虽然近年来欧盟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乌克兰经济仍然离不开俄罗斯。天然气价格的波动也是影响乌克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数。２００４年之后,乌克兰与俄罗斯就曾多次爆发过“天然气之争”,危机也波及欧盟国家,造成乌克兰和东欧国家居民在严冬中挨冻。因此,此次政权更迭必将导致亚努科维奇前不久与俄罗斯签署的贷款协议和天然气降价协议搁浅。２０１４年乌克兰局势恶化以来,俄罗斯已经停止提供贷款,并且提高了天然气价格。此外,俄罗斯是乌克兰商品出口比较重要的市场之一,占其出口比重２３％。因此,保持与俄罗斯的关系是任何乌克兰政权都需要面对的外部挑战。

其次,欧盟对乌克兰经济的影响逐渐扩大。欧盟不仅深度地介入乌克兰政治,而且在经济上与之关系也日益密切。乌克兰引进了西方政治经济制度,欧盟通过“塔西斯计划”和“东方伙伴关系计划”持续帮助乌克兰建立符合西方标准的市场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计划。大量的乌克兰官员和学者得到培训,经济援助计划逐渐显现效果。因此,乌克兰在经济发展和对外政策上也主动靠向欧盟。在经历了２０余年的发展之后,乌克兰经济基本上融入全球经济,欧盟也超越俄罗斯成为乌克兰最大的投资来源地和最大贸易伙伴。２０１３年,欧盟与乌克兰的进出口贸易达到３２％。乌克兰政府每年通过欧洲债券市场发行主权债券。欧盟还是乌克兰企业获得技术和融资的主要渠道,多数的乌克兰大企业都是在欧盟股票交易所上市。这次政治危机的导火索就是由于亚努科维奇暂停签署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和“自贸区协议”。

• 道路选择背后的内部因素

独立２０多年来,乌克兰不仅存在着东西部的地区差异,而且也逐渐与周边邻国拉开差距,从而导致居民在心理层面的感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东西部地区的认同差异也源自特殊的经济布局。乌克兰经济布局以第聂伯河为界划分为东西部,东部地区是工业基地,西部则以农业和服务业为主。东部占经济总量的２/３,成为国家经济的顶梁柱;西部地区由于产业空心化而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大量劳动力被迫通过合法或非法渠道流向俄罗斯、波兰和德国。进入２１世纪后,劳工流向欧盟国家的趋势更加明显。目前,在波兰、德国和意大利等欧盟国家的乌克兰劳工数量已经超过１２０万人。可以说,西部地区不仅在文化上亲近欧洲,在经济上更是离不开欧洲。西乌克兰人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希望通过“欧洲一体化”更加便利地获得在欧盟就业的机会。

巨大的经济反差强化了“新乌克兰人”怀抱“欧洲梦”。独立２０余年来,乌克兰的发展模式越来越令民众失望。不仅政治上一直受困于腐败和党派纷争之中,经济发展也差强人意。官方数据显示,２０１２年的实际 GDP仅相当于１９９０年的６９.５％,得益于人口减少,人均实际 GDP 仅相当于１９９０年的８１.１％。而与原来水平相仿的邻国波兰比更是天壤之别,GDP仅为其１/４。巨大的发展反差坚定了乌克兰融入“欧洲一体化”的信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幻想通过加入欧盟直接过上好日子。在２０１３年底的政治骚乱中,年轻人已经成为示威人群中的主力群体之一,否则无法解释反对派能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原因。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２０１３年１１月的民调显示,１８岁~２９岁年龄段的受访者对加入欧盟的支持率高达５０.８％,而全国平均值为３９.７％。

• 道路选择背后的大国因素

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上对俄罗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乌克兰不仅在种族与宗教上同俄罗斯人极为接近,而且还拥有极具战略价值的黑海出海口,这些天然资源都是俄罗斯崛起和对抗大国势力的资本。丧失乌克兰不仅会使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遭受重大挫折,而且还将迫使俄罗斯领导人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和民族特性。直到今天,俄罗斯社会都存在着深厚的“乌克兰情结”,不管是普通民众还是政治家,都很难承认乌克兰已经脱离俄罗斯这样一个事实,大部分俄罗斯人仍然把乌克兰人视为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俄自由主义思想家亚历山大•兹甫科就认为:“没有今天的乌克兰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俄国。”正是俄罗斯社会强大的“乌克兰情结”,使得任何俄罗斯领导人都承担不起失去乌克兰的政治风险。

乌克兰对于欧盟和美国来说同样不容小视。冷战结束后,美国和欧盟通过北约和欧盟的两次东扩,把西方阵营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俄罗斯的家门口。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已经成为欧盟和北约大门里面的飞地。乌克兰恰恰位于北约与俄罗斯的中间地带,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对于双方都是地缘安全的缓冲地带。但是,对于已经加入欧盟和北约的中东欧国家来说,一个亲西方的乌克兰可以增加自己的安全感。特别是对于波兰、立陶宛这些与俄罗斯有着难解的历史恩怨的国家,他们一直积极地推动欧盟和美国继续向东扩张。这两个国家由于有了乌克兰的依托而自信起来,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如果乌克兰能加入北约,那么乌克兰、波兰、罗马尼亚和土耳其联合起来,就能切断俄罗斯面向地中海的通道。如果西方拥有了乌克兰,就可以基本切断俄罗斯南下的海上通道,直接恶化俄罗斯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

西方影响乌克兰发展道路选择还有其意识形态的目的。西方集团希望把乌克兰纳入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目的在于消除原苏联地区出现的民主化逆流。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国家虽然接受了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按照三权分立、自由选举原则建立了国家政治体系,但是在实践中却多流于形式,形成了权威主义色彩的政治体制。西方社会有这样一个观点,鼓动乌克兰的政治民主化不仅会改变乌克兰,同时还对其他原苏联国家具有示范效应,甚至有可能改变俄罗斯的政治思维。

乌克兰将是“谁的乌克兰”的发展道路选择,不仅是困扰乌克兰社会的难题,也是困扰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难题。美国心理学巴里•施瓦茨教授在 «选择的悖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幸福意味着拥有自由和选择,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并不能带来更大的幸福,相反,选择越多,幸福越少。也许乌克兰无论选择哪一种发展道路都有其合理性,但导致道路选择困境的关键是社会缺乏共识,简单的差异在大国博弈中被放大为流血的裂痕,这也是乌克兰民族难以逃离的地缘政治的选择悖论。(原载于 «世界知识»２０１４年第６期。作者张弘,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