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爆点

首先让我们解决传染性的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法来阻止吸烟的蔓延。第一种策略是先阻止玛吉和比利之类的“许可给予者”吸烟。很明显，这是最困难的一步，因为这些独立、早熟、反叛的青春期少年几乎最不可能接受这种说教式的健康意见；另一种策略是说服那些向玛吉和比利寻求“许可”的人，让他们从其他人那里寻找扮酷的信息，比如让他们把目光转向成年人。

但这也并非易事。实际上，这甚至比第一种策略更困难。原因很简单：家长对孩子不具有这种影响力。

当然，这个事实令人难以相信。人们总认为家长拥有塑造孩子人格和行为的巨大影响力。朱迪·哈里斯在她1998年所著的《抚育的假定》一书中，对这一点做出了精辟阐述，她认为这种观念严重缺乏证据。心理学家为测出父母对孩子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而付出了多年的努力。父母将基因遗传给后代，因此，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父母在我们年幼时给予我们许多爱与关怀，如果这些早期的感情关怀被剥夺，我们将会受到难以弥补的伤害。父母还为子女提供了衣、食、住、行和保护，以及日常生活必需品，使子女能平安、健康、快乐地成长。做到这些并不太难。但如果你是个焦虑而没有经验的家长，而不是一位权威能干的家长，这是否就会对孩子的个性造成永久性改变呢？是否你在家里堆满了书，就更有可能培育出求知欲强的孩子呢？是否你一天只见孩子两小时而不是8小时就会影响孩子的人格呢？

换句话说，我们在家中创造的特定环境会对孩子的成长过程有重大影响吗？

在一系列对双胞胎子女，特别是那些一生下来就分开抚养的孪生子女进行的规模庞大而精心策划的研究中，遗传学家已发现，影响我们成为具有什么样性格特征的人的因素，如友善、神经质、率直等，一半是由我们的基因决定，另一半则是由我们周围的环境决定的。而我们却一直以为，家庭环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最大，但心理学家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这种养育方面的影响。

例如，此类研究中以规模最大、程序最严格著称的“科罗拉多收养工程”（Colorado Adoption Project）就证实了这一点。这项工程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一组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权威行为遗传学家罗伯特·普罗密的带领下展开的。他们在丹佛地区征募了245名想把孩子送给别人抚养的怀孕妇女。后来，他们对这些被送入新家庭的孩子进行跟踪调查，在他们的整个孩童时期对他们进行了定期的人格与智商测验，并对他们的养父母也进行了相同的测验。出于对比的需求，调查小组还对另一个由245名家长及其亲生孩子组成的团体进行相同的一整套测试。这个用来进行对比的团体中，孩子与他们亲生父母在智力和人格的某些方面十分相像，该研究结果正如人们所意料的那样。但那些被领养的孩子与他们的养父母则毫无共同之处，尽管他们的养父母16年来一直在抚养他们，供给他们衣、食、住，让他们读书，教他们知识，给他们关爱，但是这些孩子与养父母的相同之处并不比他们与街头任选一对夫妇的相同之处多。

如果想一想，你就会觉得这个研究结果有违常理。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孩子之所以像父母，是因为二者在基因和抚育方面存在着联系，而后者则更为重要。很大程度上，父母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抚养孩子的。

但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为什么养子完全不像他们的养父母呢？科罗拉多州这项研究的结果并非认为基因就能解释一切，而环境就无关紧要。

相反，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有力地证实了：在人格和智力的塑造过程中，环境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使这个作用并不比遗传作用强。但这里要强调的是，不论是哪一种环境影响，都不来源于父母，而是来源于其他事物。朱迪·哈里斯认为这种影响实际来源于同龄人。

哈里斯提出疑问：为什么新移民的孩子几乎从不保留他们父母的外地口音呢？聋哑人士的孩子是怎样像那些正常人士的孩子一样又快又好地学会说话的？答案通常是：语言是一门通过后天努力而学会的技能。

因此，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孩子们从其他孩子那儿所学到的东西，与他们在家中学到的是同等的或更重要的。哈里斯认为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情况也是如此，是孩子们的同龄人帮助塑造了孩子的个性与人格，同龄人圈子才是重要的环境因素。

不难理解，这样的观点引起了公众的许多争议，他们对这个观点的合理性进行了讨论，不论是对它的适用范围，还是对它的适用程度。但毫无疑问，这个问题与青少年吸烟问题有很大相关性。吸烟者其子女吸烟的可能性是不吸烟者孩子的两倍多，这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但是，按照哈里斯的逻辑，这并不意味着，父母在孩子面前吸烟，就成了孩子们模仿的榜样。这只能说明，吸烟者的子女从他们父母那儿遗传了容易对尼古丁上瘾的基因。实际上，对被领养孩子的研究表明，养父母吸烟，其孩子成为吸烟者的可能性，并不比那些养父母不吸烟的孩子成为吸烟者的可能性大，换句话说，抚养环境的差异（如养父母是否吸烟，是否在家吸烟等）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几乎为零。心理学家戴维·罗在1994年出版的《家庭影响的局限》（The Limits of Family Influence）一书，对上述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他写道：“家长扮演了一个被动的角色，他们将具有吸烟倾向的基因传给后代，但不能在社会方面影响后代。”

以罗和哈里斯的观点来看，青少年完全是在同龄人中传染上吸烟习惯的，他不是在模仿成人的举动，这也是成年人吸烟减少的同时，青少年吸烟反而增多的原因。青少年吸烟是因为他们正处在青春期，因为他们要分享情感经历，他们需要表达性的语言和青春期的特有仪式，而这一切与密克罗尼西亚岛上的青少年自杀仪式一样，被局外人认为是无法理解和不理智的。在这样的氛围里，我们怎么能指望成年人的干预发挥作用呢？

“告诫孩子吸烟有害健康？这只会让你皱纹增多！会使你变得无能！会让你气死！总之，这会让你觉得自己毫无用处。”哈里斯做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成年人的宣传，这些都是成年人的观点。正是因为成年人不赞成吸烟，正是因为吸烟具有危害性，而且名誉不好听，青少年才要吸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