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中介
我在本书的前面谈到过巴尔的摩市的毒品和性病问题,问题的解决过程就是成功应用这一策略的绝好例证。在巴尔的摩,因为许多社区里有大量的瘾君子,所以政府每周几次派出大篷货车到市中心贫民区的某些街角,车上备有上万支干净的注射器。这么做的目的是要鼓励那些瘾君子们把用过的旧注射器交上来,以换取一个免费的已消毒的注射器。
原则上,针头以旧换新是防止艾滋病传染的好方法,因为很多情况下,艾滋病的传播是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针头引起的。但我们略微想一下就能看出这种做法的局限性。首先,那些瘾君子本来就不是讲究整洁和安全可靠的人,怎么能保证他们会主动定期到大篷车处换取已消毒的注射器呢?再者,大多数海洛因吸食者一天之内就要用坏一个注射器,一天少说也要注射五六次,直到针头钝得无法再用。这样算起来,政府得准备多少注射器才够呢?一周才来一次的供应车怎么能应付得了24小时都在吸毒的瘾君子呢?如果大篷车是星期二来了,到星期六他用完了又该怎么办呢?
为了弄清针头以旧换新工作开展得究竟如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跟车研究,他们与交回旧注射器的人交谈。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原以为瘾君子们会把自己用过的旧注射器拿来换新的,而通过静脉注射毒品的人买新的针头就像你我买牛奶一样:店开着的时候前去选购一周的用量。可实际上是,有那么几个瘾君子每周背着装有三四百支旧针头的鼓鼓囊囊的背包来换新针头,这明摆着不是他们自己能用得完的。这些人换回已消毒的注射器,在街上一元一支地卖出去。换句话说,供应货车倒成了注射器批发商了。那些人——超级中介——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零售商,他们在街道和毒品注射场所游逛,拣拾用过的废针头,然后靠换来的已消毒针头的销售过着寒酸的日子。刚开始,该计划的协调人还打算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真的希望纳税人赞助提供针头以便瘾君子们继续吸毒吗?后来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意之中找到了解决该计划中原有局限性的办法。“现在的运作方法要好得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师汤姆·瓦伦特说,“有许多人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注射毒品,这样的时间不可能有已消毒注射器出售,在毒品注射场所里更是不可能。瘾君子们出门前不可能还理智地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已消毒的注射器。而这些超级中介恰好在瘾君子们需要的时候出现了,他们提供及时的24小时服务,而且无须我们花一分钱。”
跟车的研究人员中有个叫汤姆·琼格的,他常常会拦住那些超级中介并对他们进行采访。他的结论是,那伙人代表了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都是些人脉很广的家伙,”琼格说,“他们对巴尔的摩的大街小巷都非常熟悉,他们知道到哪里能得到什么样的毒品和什么样的针头,街道就像他们的家一样熟悉。我得说他们都是相当有能耐的人,他们社交广泛。他们背后的动机应该是金钱或经济因素,但是他们身上又确实存在着乐于助人的品格。”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那些超级中介正是巴尔的摩市毒品世界的联系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人员做的就是利用那些超级中介来掀起反毒品浪潮。如果让他们带动一些和他们一样精明、关系多又无私利他的人上街分发避孕套,或者宣讲瘾君子们迫切需要懂得的卫生知识那又会怎样呢?那些吸毒者在能够拯救他们生命的机构之外孤独无助地生活着,而那些超级中介恰好显示出他们在医务工作者和吸毒者之间的沟通能力,他们显然具备那种把卫生知识转变成吸毒者可以接受的语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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