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爆点

认知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作“通道容量”（channel capacity），是指我们的大脑在接受某些信息时所具有的记忆空间。假设我随意地给你弹奏几个不同的音调，让你用数字辨别出来。如果是特别低的调，你用1来表示；如果是中调，你用2来表示；高的就用3表示。这个实验的目的是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来辨别越来越多的不同音调。那些能够完美把握音高的人可以不停地做下去，你给他们弹奏几十个不同的音调，他们也能准确无误地分辨出来。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游戏就难多了。多数人把音调分出6个档之后就要出错了，他们会把高低不同的调划分到相同的一档里。这类实验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如果我弹奏5个非常高的调子，你有可能分得清；如果是5个非常低的调子，你仍有可能分得清。但你想想看，如果把这些高高低低的调子同时弹给你听，你会认为你能把它们分成10档吗？多数人都做不到，人们仍然会习惯性地把它们归成6档。

这样一种自然的局限性会在许多简单的实验中反复出现。再比如，如果我让你喝20杯冰茶，每一杯里都放了不同分量的糖，让你根据甜味来分档。一般人也就能区分六七杯的甜度，然后就开始出错了。或者，我在你面前的屏幕上非常快速地闪动圆点，然后让你数清你看到了多少个，一般人能够准确看清的最多也就7个，剩下的就只好靠猜了。心理学家乔治·米勒在他著名的《神奇的数字7》（The Magical Number Seven）一书中这样总结道：“或许是后天学来的，或许是我们神经系统的结构决定的，我们似乎生来就受到某种局限，它使我们的通道容量保持在这样一个大致的范围内。”这就是电话号码只有7位数的缘故。普林斯顿大学研究记忆的乔纳森·科恩说：“贝尔电话公司想让一个号码里尽量多包含一些数字，因为这样电话的产量才能有保障，但是数字又不能太多，否则人们记不住。”如果电话号码达到8位数甚至9位数，就会超过人们的通道容量：就是说，会出现更多记错的号码。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大脑一次只能加工这么多信息，超过了某个界限，大脑就无能为力了。我在这里描述的是智力容量——我们加工信息的能力。但是，如果思考一下，你就会清楚地知道，还存在一个情感容量。

比如，花点时间，想想你认识的人之中，哪些人的死真正让你感到被击垮了，列出一个名单。你写出来的名字很可能是12个左右，这是做过该调查的人列出数目的平均数。心理学家把名单中的人叫作“我们的同情群体”（our sympathy group）。为什么这个群体不能再大点儿？部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仔细看看你的同情名单上的那些人名，你就会意识到他们都是你平日里投入关注最多的人——或者电话联系，或者天天见面，或者思念和牵挂。如果你的名单比这个长一倍，比方说有30个名字，那么你花在每个人身上时间和精力肯定也要减半，这样你还会觉得跟他们每个人都那么亲近吗？恐怕就不会了。做某人最好的朋友对你投入的时间的要求可以很少，但你要付出许多感情，对一个人深切的关心可能让人心力交瘁。在介于10人和15人之间的某一点，我们就会感到难以承受，正如出现太多的调子我们就无法区分了。我们大脑的构成方式决定了我们可以具有的功能。进化论生物学家S·L·沃什伯恩曾经写道：

人类的进化大多发生在农业出现以前，那时人们的活动常常以很小的群体为单位，人们基本上彼此相识。因此，人在生理上进化出了一种能适应环境的机制，尽管过去那种环境到现在大部分已经不存在了。人们渐渐对个别一些人、短距离范围以及某些时间段感觉强烈，而这一切对于今天人们的生活仍然非常重要。

然而，也许最有趣的自然极限还是我们所称的“社会通道容量”。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对此做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解释。邓巴从一个非常简单的现象入手。在所有的动物中，灵长类动物——包括猴子、黑猩猩、狒狒和人类——大脑的容量最大。更重要的是，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大脑中叫作“新皮质”的那个部分——按哺乳类动物的标准衡量——是相当大的，正是大脑的这一区域主管复杂思维和推理。

多年来，关于新皮质部分为何会负责思维和推理这一问题，科学家们争论不休。一种理论认为，我们的大脑之所以进化了，是因为灵长类祖先很早就开始了较为复杂的食物采集活动：并非只是简单地吃青草、树叶，而是开始采集水果，而这需要较强的思考能力。因为它们要找到果子必须走得更远，这样其头脑中便逐渐形成了地图，它们还需要考虑果子成熟的时间，为了吃到果肉还要懂得削皮等等。该理论的问题在于，我们无法据此把脑的大小和灵长类的饮食特点对应起来。有些灵长类动物食草，但是它们的大脑比吃果子的同类动物的大脑还大；同样，有的动物需要走很远觅食，可是其大脑皮层部分却比较小，而待在家里等吃的动物其大脑却反而比较大，所以食物理论说不通。那么究竟什么与大脑的大小相关呢？邓巴认为，是动物生活群体的大小。如果你去观察灵长类的任何一个种类，如任意一种猴、猿，就会发现，它们生活所属的群体越大，它们平均的大脑新皮质层就越大。

邓巴认为，脑的进化——也就是变大，是由于要应付更大的交往圈子。如果你的圈子有5个人，你需应对10个单独的关系：你和圈子里的另外4个人，加上其余4个人相互之间的6个双边关系，这才算你了解了圈子里的每个人。你必须了解所处群体的人际动态，在不同的人当中保持关系的某种平衡，让别人高兴，还要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等。如果你所处群体的人数是20个，那你要应对的是190个双边关系：19个和你直接有关系，加上其他人之间的171个相互关系。群体的大小只是增加了5倍，而为了了解所处群体中其他成员，你需要处理的信息量却增加了19倍。也就是说，圈子人数稍微多一些，就意味着社交和智力负担明显增加。

所有灵长类动物中，人类交往的圈子最大，因为只有人类的大脑才足够大，才可以应付那么复杂的社会模式。事实上，邓巴发明了一个对大多数灵长类动物都适用的方程式，在该方程式里，他加入了某个动物属种的新大脑皮质比率：即新大脑皮质相对于大脑的比值。根据这个方程式就可以推算出某种动物所能拥有的活动群体最大值。在这个方程式里输入智人（现代人）的新大脑皮质比率，得到的数值是147.8，约等于150。“150这个数字似乎代表了我们可以与之保持社交关系（你能够知道他们都是谁，和你是一种什么程度的关系；或者说，你和这些人交往的程度达到了如果你未被邀请却恰好碰上他们在一起喝酒，但你不会因此而感到难堪的程度）的人数的最大值。”

邓巴对人类学文献进行了梳理之后，发现150这个数字时常蹦出来。例如，他查阅了有确凿史实记载的有关文献，考察21个不同的原始狩猎族群：从澳大利亚的瓦尔比利族到新几内亚岛的图阿德族、格陵兰岛的安玛萨利克族和南美洲火地岛的昂纳族等，发现他们每个村落的平均人数为148.4。

军事组织也显示出了同样的规律。“军事组织者凭借多年的经验粗略地摸索到了规律：能够有效实施战斗设想的组织单位不能超过200人。”邓巴这样写道，“我怀疑，这不仅仅是后方的将军们如何运筹帷幄的问题，因为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通信技术有了飞速发展，但作为基本作战单位的连级的规模始终那么大。相反，倒是那些战争的规划者们，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不断摸索，似乎领悟到：作为最有战斗力的组织单位，包含的人数不能再多了，否则很难使成员达到彼此熟悉默契的程度，从而成功地协同作战。”当然了，不是说人们指挥更大的军事单位就不可能了，但更加庞大的单位要求配备更复杂的等级划分方式、规章制度和各种措施来保证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如果是少于150人的组织，邓巴则认为，它也有可能取得几乎相同的效果：“如此规模之下，由于存在着人与人的直接接触和个人忠诚因素，上级命令才得以执行，不守秩序的行为才得以控制。规模再大，这一切就变得不可能了。”

还有一个例子说的是一个宗教组织，叫作“哈特教派”（Hutterites）。他们几百年来一直在欧洲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在20世纪初该教派发展到了北美。哈特教派[他们有着与阿米什教派（Amish）、门诺教派（Mennonites）教徒一样的传统]有着严格的制度：每当聚居人数发展到150人的规模时，他们就把群体分成两个，再各自发展。“把数量控制在150人以下似乎是管理一个群体的最佳和最有效的方式。”哈特教派的领袖之一比尔·格罗斯在斯波坎城外的一处聚居地对我说，“当人数太多，超过了这个数，人们互相之间就变得陌生了。”哈特教派这一个理念显然不是从现代心理学理论中学到的，因为他们遵循这种规律已有几百年了，但是他们的解释与邓巴的理论完全相符。到了150这一个点，事情就会发生改变，虽然无法说清楚这种现象，但它却确确实实地存在，它一夜之间就改变了那个团体的性质。

“在规模比较小的群体中，人们彼此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如果你希望看到一个组织有序的成功团体，人们之间的紧密团结极为重要。”格罗斯说，“如果人数太多，人们没有那么多共同的工作可做，共享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彼此就会变得陌生，紧密的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格罗斯是有感而发，他亲身经历了哈特教派信徒聚居地如何达到那个神奇的数字，并目睹了之后发生的变化。“一个群体一旦达到那个规模，该群体内部就会开始形成新的宗派。”他打着手势，表示分裂，“一个群体分裂成两三个派别，这是人们最想要避免的情况。但如果真的发生了，这反而是分支出去的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