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爆点

在第2章，我探讨了为什么马克·阿尔珀特那类人在口头信息传播浪潮中举足轻重。我曾提到两条似乎违反直觉的论据。论据之一：有研究表明，收看美国广播公司彼得·詹宁斯主持的节目的电视观众，更可能给共和党候选人投票。因为——虽然也许是下意识的——他比另外两个主持人汤姆·布罗考和丹·拉瑟更多地流露出对共和党候选人的好感；论据之二：另有研究表明，具有超凡魅力的人无须多言，与人们短暂的接触之后就可以使人们受到其情绪的感染。两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充分表现了个别人物法则的内涵，因为这些研究表明，人的内心状态，即人的偏好和情绪，事实上都会潜移默化而且是强烈地受到某些人的影响，尽管这一点看似毫无意义。比如，我们很可能受到新闻播音员的影响，虽然我们每天只收看几分钟电视新闻；或者我们会受到实验中恰好坐在我们旁边的那个人的影响，尽管那个实验只需2分钟。环境威力法则的实质就是，对于有些环境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所处的外部环境决定着我们的内心状态，尽管我们对此并不完全了解。心理学领域有关方面的实验例证非常丰富。下面我再援引几例。

20世纪70年代初期，斯坦福大学以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为首的一群社会学家，决定在学校心理系大楼的地下室建一个模拟监狱。他们用预制的隔板把走廊隔成35英尺见方的牢房，把实验室改成3个6英尺×9英尺的牢房，在那里安装了铁栅栏，还涂黑了牢门，并把一个壁橱改装成单独监禁室。准备好这一切后，他们就在当地报纸上招募愿意参加实验的志愿者，有75人申请做志愿者。津巴多和他的同事们从中挑选了21人，他们通过了相关心理测试，表现得正常而健康。

然后，工作人员随机选出一半人来充当“看守员”，给他们穿上制服，戴上墨镜，他们的任务是维持监狱的秩序，而另一半人则充当“囚犯”。津巴多让帕洛阿尔托警察局提供协助，到这些人家里“逮捕”他们，给他们戴上手铐，押到警局，定个假罪名，让他们画押，最后把他们带到心理系的地下室监狱。在这里，他们脱掉自己的衣服，换上囚服，每个人的衣服上印有号码，那是他们在被囚禁期间的身份代码。

实验的目的是要弄明白监狱为何会成为藏污纳垢之地。到底是因为监狱里关着肮脏之人它才变得肮脏，还是因为监狱本身肮脏才使得里面的人变得肮脏？回答了这个问题，显然也就是回答了伯恩哈特·戈茨问题和整治地铁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周围的环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行为。

实验结果让津巴多大吃一惊。那些看守员们——他们当中有些人原来认为自己是反对暴力的和平主义者——很快就变成了冷酷的训导者。

第一个晚上，他们凌晨两点就把囚犯们弄醒，让他们做俯卧撑，靠墙排队站着，他们还会随意要求囚犯做点什么。第二天早晨，囚犯们就造反了，他们扯去衣服上的号码，在牢房里设置障碍物。看守员们的应对之道是把灭火器对准囚犯喷射，还把带头闹事的关进了单独监禁室。一个看守员回忆道：“有时我们特别滥用职权，径直对着囚犯高声侮辱、谩骂，这只能算得上是整个恐怖气氛的一部分。”随着实验的进展，看守员们逐渐变得越来越残忍，个个嗜虐成性。津巴多说：“这种变化的程度和速度让我们始料不及。”看守员们甚至让囚犯们互相说“我爱你”，给他们戴上手铐，头上扣着纸袋。另一个看守员回忆说：“我完全改变了过去的行为准则，我想当时的残忍行为很有些创造性呢。”

实验进行了36个小时之后，一个囚犯就变得歇斯底里了，工作人员不得不把他放出去。然后又有4个人，因为“极度的精神抑郁、哭闹、发怒和严重焦虑”而不得不被释放出去。津巴多本来打算坚持两个星期，结果，6天之后他就宣布实验结束了。后来，一个“囚犯”说：“现在我意识到了，无论我认为自己多么的沉着、冷静，我都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囚犯行为。”另一个说：“我开始感到自己正在失去自我身份，那个叫某某的人，那个自愿把自己送进监狱的人（因为对我来说，那真是一座监狱，现在仍然是监狱。我可没把这当成实验或模拟……）开始远离我，慢慢地变得遥远，直到最后我不再是那个人了，我成了416号，我成了一个号码，416号决定了我的行为。”

津巴多的结论是，在某些具体情境下，我们内在的癖性会屈服于强大的情境，这里的关键词是“情境”。津巴多说的不是环境，不是那些对我们全部生活起作用的主要外部影响。他不否认，父母养育子女的方式影响着子女的未来，我们就读的学校、结交的朋友、居住地邻居都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影响。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是很重要的。他也不否认，人与人之所以不同，基因也是原因之一。大多数心理学家确信，天性——或曰遗传——可以为我们的行为方式提供50%的解释；他只是认为，在特定的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某种条件下，一个人的天性会消失得荡然无存。比如：从风气良好的学校、幸福和睦的家庭、友好和睦的小区里挑出一些正常人，仅仅改变他们身边环境中的某些细枝末节，就能够有力地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

在20世纪20年代，纽约有两位心理学家——休·哈茨霍恩和M·A·梅做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从而更明确地提出了相同的观点。

哈茨霍恩和梅挑选了11000名年龄在8岁至16岁的在校学童作为实验对象。在一门长达数月的课程学习期间，他们对这些孩子进行了几十次的测试，目的只有一个，测试他们是否诚实。哈茨霍恩和梅选用的测试的类型对于他们想要得到的结论非常关键，下面我就详细介绍他们的几种测试类型。

例如，有一组测试，是由教育研究所（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设计的简单的能力测验，该研究所现在是设计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的专门机构。在完成句子的测验中，孩子们需按要求在空白的地方填上词语。例如：“那个穷困的小__没有__可__，他很饿。”算术测验则要求孩子们回答类似下面的数学问题：“1磅糖10美分，5磅糖多少钱？”孩子们需把答案写在空白处。孩子们仅有一点点时间，根本完不成测试，所以大多数孩子都有许多题没来得及回答。时间一到，监考人员就需要收走考卷统一批改评分。第二天，孩子们要进行的还是同样类型的测验，题目不同但难度一样，这一次，孩子们得到一份标准答案，并且可以给自己批改卷子，老师不怎么监督。也就是说，哈茨霍恩和梅的这种做法是在刺激孩子们：他们一堆题没做完，手里还有答案，有充分的机会作弊。由于有前一天的测验成绩，哈茨霍恩和梅可以把两者进行比较，从而清楚地了解每个学生作弊的程度。

另一组测验为速度测试，是一种更加简单的能力测试方法。学生们需要按要求将56对数字加起来，或者，学生们要读完几百个随机写出的字母并且在每个字母A下画线。这些测试限时1分钟。然后是一组难度相当的测试，只是不再限时，学生只要愿意做就可以继续做。两位心理学家在多样情境下进行了多种测试。他们让孩子们接受体能测试，偷偷地观察孩子们做引体向上或跳远，看他们在汇报成绩时是否作假。他们布置家庭测验，使孩子们有机会查字典或问别人，然后比较孩子们在学校完成的、没有机会作弊时取得的成绩。结果，他们把研究结果写成了三大本厚书，并且对许多关于性格的偏见提出了挑战。

他们的结论之一是，作弊现象严重，这不足为怪。有一组测验的“作弊”成绩比“诚实”成绩高出50%。哈茨霍恩和梅试图寻找作弊的规律，结果他们的发现同样显而易见：聪明的孩子作弊要少，女孩儿和男孩儿作弊一样多，年龄大的孩子作弊更多，稳定、幸福家庭出身的孩子作弊要少。只要对实验数据做出分析，就能得出行为一致性的总体规律。

但是这个一致性并不如人们料想的那样高。并不是有一群人固定地作弊，另有一组人丝毫不作弊。有的孩子在家作弊，在学校却不会那样做；有的孩子在学校作弊，在家却不作弊。学生在填词测验中作弊绝不意味着在画线的速度测验中也作弊。如果对同一组孩子进行测试，在相同情形下但时间间隔6个月，哈茨霍恩和梅发现，参加测试的同一组孩子两次都会以同样方式作弊；但如果改变其中的某个变量——测验材料或测验的具体情境，他们作弊的形式也会随之改变。

于是，哈茨霍恩和梅得出结论：诚实，并不是一个基本的特质，或者说是他们所称的“统一的”特质。诚实作为一种特质，他们认为，很大程度上受到情境的影响。他们写道：

大多数孩子会在某些情境中作弊，而在另一些情境中则不作弊。在研究中，我们根据不同测验，发现说谎、作弊和偷窃行为三者之间关系并不密切。即使是教室里的作弊行为也很具独特性，因为一个孩子可能在数学测验中作弊，而在拼写测验中却不作弊。一个孩子是否在什么情境下都作弊，部分取决于他的智力、年龄、家庭背景等因素，还取决于所处情境的性质和他与该情境的关系。

我意识到，这一点似乎过于违反常识。如果我要你描述一下你最好的朋友的性格，你恐怕不会说：“我的好朋友霍华德非常慷慨，但他只是对我如此，如果他的家人想向他要什么东西他就不那么大方了。”或者：“我的好朋友艾丽斯在生活中特别诚实，但工作上她就不那么可靠了。”相反，你会说，我的好朋友霍华德非常慷慨，艾丽斯特别诚实。

说到性格，我们都会想得比较绝对：那个人是这样，而不是这样。但是，津巴多、哈茨霍恩和梅他们的研究表明，我们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只从内在特征去考虑，忽略具体情境所起的作用，我们对于人们行为的真实原因的认识是自欺欺人的。

我们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呢？这很可能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大脑结构导致的。举例来说，研究非洲长尾黑颚猴的人类学家发现，它们对于挂在树干上的羚羊尸体所承载的信息非常不敏感（这意味着这附近肯定有羚羊），对蟒蛇留下的痕迹也是如此。曾有人观察到，非洲长尾黑颚猴轻快地走进灌木丛，丝毫没有察觉蟒蛇刚刚从这儿经过，直到遭遇那条巨蛇时才大吃一惊。这并不等于说长尾黑颚猴愚笨，当涉及和其他长尾黑颚猴有关的事情，长尾黑颚猴就变得特别精明了。他们能够从一只公猴的叫声分辨该公猴是它们自己那一伙的还是邻居那一伙的。如果它们听到小猴子的哭声，它们不会朝哭声的方向看去，而是会朝小猴的妈妈看去——它们竟然能够马上分辨出这是谁的孩子。换句话说，长尾黑颚猴非常善于处理某类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而不善于处理另外一些信息。

人类亦是如此。

想一想下面这个智力游戏。假设有4张牌，上面写有A、D、3和6，游戏的规则是，如果牌的一面是元音，它的背面必须是偶数。你会翻哪一张牌来确认这一规则为真呢？答案有两个：写有A和3的牌。结果，回答过该题的人之中，绝大多数人都答错了，他们多数回答只有A牌或A和6两张牌，这个题目不简单。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假设有4个人在酒吧里，一个人在喝可乐，一个人16岁，一个人在喝啤酒，一个人25岁。假定我们规定，21岁以下的人不允许喝啤酒，我们需要检查谁的身份证呢？问题一下子变得简单了。事实上，我敢肯定，几乎每个人都能答对：那个喝啤酒的和那个16岁的。但是，正如心理学家勒达·考斯米德兹（是他想出的这个问题）所指出的，两个问题完全是同样性质的，区别仅仅在于后一个涉及人，不是数字，而人对与自己有关的事情远比对抽象世界的反应来得精明。

我们在性格方面的错误认识，即认为它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与我们在加工信息时存在的盲点很相似。心理学家把这种倾向称作“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缩写为FAE）。这种叫法显得怪怪的，这其实是指在解读别人的行为时，人们总是爱犯一种错误：高估性格因素，而低估具体情形和环境因素。我们总是倾向于从人的性情一面而不是从环境的一面寻找答案。再比如有这么一个试验，邀请一些观众观看两组水平相当的篮球选手表演，第一组球员在灯光明亮的体育馆投篮，第二组球员在灯光昏暗的体育馆投篮（显然，他们会有好多球投不中）。看完表演之后他们需要说说哪一组球员水平更高一些，结果观众普遍认为在灯光明亮的体育馆投篮的那一组水平更高些。还有另外一个例子，选来一些人做实验，告诉他们将参加一个问答比赛。将他们分组，然后让他们进行抽签。其中一个会抽到写着“答题者”的卡片，另一个人就成了“出题者”。出题者按照要求，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列出“有难度但可以回答上来的”10个问题。如果他对乌克兰民歌感兴趣，他就可以围绕乌克兰民歌出一堆问题给答题者。问答比赛结束，双方均被邀请评价一下对方的常识水平。“答题者”始终认为“出题者”比自己懂的多得多。

你可以上千次地做类似的不同试验，而结果总是差不多。即使是你已经给了人们环境方面的明确解释，告诉他们其评价行为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第一个实例里的那个体育馆灯光灰暗；“答题者”要回答的问题都很偏门，几乎是无法回答的。最后还是不管用，他们还是会做出原来的判断。总之，这些解释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我们大家似乎都有一种惯性，本能地从人的基本特征的角度去解释身边发生的事情：他是个出色的篮球运动员，那个人比我聪明。

我们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人类也和非洲长尾黑颚猴一样，我们对于人际暗示比环境暗示要敏感。基本归因错误还使得世界变得简单、易于理解。比如，近几年来，人们对一种解释非常感兴趣，即形成性格的最基本因素之一是出生顺序：老大往往盛气凌人和保守，老二则往往更加富有创造性和反叛精神。然而，当心理学家们试图证实这一说法时，他们的结论听上去非常像哈茨霍恩和梅的结论。

我们确实可以考虑出生顺序的影响，但是，正如心理学家朱迪·哈里斯在《抚育的假定》（The Nurture Assumption）一书中所指出的，这种影响仅限于家庭范围。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家，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老大不一定比其他人盛气凌人，老二也不一定比其他人更有反叛精神。

出生顺序说法根本就是基本归因错误的活生生例子。从中你可以看出人们是多么迷恋这种理论。根据一个人在家里的表现来定义他不是容易得多吗？这是某种速记式的描述。如果我们必须不断地对身边事物做出评价，而且每一个判断都必须符合实际，那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世界呢？我们是否喜欢或爱恋或信任某人，是否要给某人建议，在做出千百个类似的判断时该有多麻烦？心理学家沃尔特·米舍尔认为人类的大脑就像一种“减压阀”，它“在现实行为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建立和保持连续性的感知”。他这样写道：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她时而充满敌意而且独立性极强，时而被动、依赖、女人味十足，我们的减压阀就会使我们把两种观察合而为一，我们从而认定，一种情况必是为另一种服务，或者两种情况都是为第三个目的服务。她虽有着消极被动的外表，但她一定是一个非常干练的女人——或者她是个热情、被动、依赖的女人，为了保护自己才表现得敢闯好斗。但也许天性是我们的概念所无法涵盖的，她完全有可能集敌意、独立、被动、依赖、女人味、好斗、热心于一身。当然，她在哪个特定的场合表现她的哪一面都不是随意和反复无常的，而是取决于她和谁在一起，什么时候，如何表现，多大程度。因此，她为人的每个方面都可能是真实可信的。

如此说来，性格不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甚至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它不是固定不变、容易辨别、密切相关的一些特征的组合，我们之所以那样认为，是因为我们大脑发生了小故障。性格其实更像是在某个时刻、某种情况和环境下流露出来的习惯、倾向和兴趣的集合体，这些东西互相联系，却不是密不可分。大多数人看起来好像性格稳定一致，那是因为我们能够很好地控制我们的环境。我喜欢参加宴会，于是我经常举行宴会，朋友们看到我就会想我是个风趣的人。但是如果我不能常常举办宴会，如果朋友们经常看到我在许多其他不同的场合，比如，在肮脏不堪的地铁里遭遇几个恶意小子，他们可能就不会认为我很风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