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英]拜伦著，查良铮译，《唐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2]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
[3]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4月5日清明节前后，北京民众集合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
诵诗词，抒发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此类聚会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四人帮”把持的中央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予以了镇压。
[4]王石著，《道路与梦想：我与万科（1983～1999）》，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5][美]杰伊·马修斯，《尽管宣布要对工厂进行改革，工作仍然松松垮垮》，《华盛顿邮报》，1978年7月28日。
[6][新加坡]李光耀著，《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年版。
[7][新加坡]李光耀著，《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年版。
[8]吴敬琏、周叔莲和汪海波，《建立和改进企业基金提成制度》，1978年9月。
[9]可参考的数据是，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聊胜于无。
[10]此段谈话引自李正华所撰文章：《准备改革开放的一次重要会议》，《国史研究参阅资料》，总214期。
[11]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下两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2]根据李岚清接受中央电视台《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录片采访时的回忆。
[13]事实上，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很多政府高层官员仍然对中央的态度不甚明了，后来担任过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回忆说，1978年12
月初，他和政治家邓力群、经济学家马洪到日本访问，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袁先生，中国允许不允许外国去投资建厂？”他左问
邓力群，闭眼不答，右盼马洪，紧嘴摇头。最后他硬着头皮说：“记者先生，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要认真考虑。”第二日，转机
回京，全会召开了。（中央电视台《改革开放二十年》解说词，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14]本章名取自北京诗人北岛发表在1979年3月《诗刊》上的一首诗歌《回答》，它用一种近乎决然、发泄的口吻喊出了一代人对陈旧体制的
反抗。如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一个清新的，也即将混乱不堪的时代到来了。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如
果海洋注定要决堤/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
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15]选自张五常写于1981年的文章——《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
[16]指北京新机场落成时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作者为画家袁运生。
[17]第一次石油危机是1973年中东战争，欧佩克（OPEC）成员国为制裁西方，联手削减石油出口量，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上涨到每桶12美元。
[18]领导了战后日本经济重建的吉田茂首相在《激荡的百年史》中宣称，“日本是一个充满冒险精神的民族，日本人的目光绝不狭隘，不会
只局限于日本这个范围。”与此类似，日本企业家也同样有着“天下独尊、舍我其谁”的霸气，这种气质对建立于新教传统和欧洲骑士精神
之上的欧美商业伦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缺乏协作性和共赢意识的全球竞争理念，是不是日后造成日本公司十分孤立并陷入十余年成长低
迷的肇因，至今还未有共识。
[19]1989年辞世的松下幸之助是中国企业家的第一个商业偶像。他从自行车店学徒开始，数十年成就一个商业帝国，这样的传奇很能够激励
同样出身卑微的中国企业家。另外，松下提出了很多最基本的经营理念，譬如注重质量、培养人才、建立销售网络、为顾客提供服务等，他
们都成为中国企业家的第一本教科书。海尔的张瑞敏回忆说：“80年代初国内能找到的只是松下幸之助的那些大厚书，所以一开始在质量管
理办法上，我借鉴的都是松下的东西。”华为的任正非在松下电工参观时看到，“不论是办公室，还是会议室，或是通道的墙上，随处都能
看到一幅张贴画，画上是一艘即将撞上冰山的巨轮，下面写着：‘能挽救这条船的，唯有你。’其危机意识可见一斑。”任因而写了一篇
《北国之春》：“在华为公司，我们的冬天意识是否那么强烈？是否传递到基层？是否人人行动起来了？”
[20]几乎同时，索尼公司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便携式音乐系统——TPS-L2型“随身听”（Walkman），它成为20世纪最受欢迎的电子商品之
一，日本工程师从此展现出他们强大的技术开发能力。
[21]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是，1984年，张瑞敏被委派去领导后来成为中国最著名企业的海尔公司，他出台的第一条厂规是，在厂区内不准随地大小便。
[22]我们似乎可以用“周冠五模式”来描述国有企业当家人的命运轨迹：起而传奇，中则辉煌，晚年落寞。周冠五当了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典
型，其风光荣耀一时无二。1995年，周冠五之子、首钢国际公司总经理周北方卷入北京市前市长陈希同案，以涉嫌经济犯罪被捕，后来被判
处无期徒刑，周冠五退休。此后，首钢的改革效应日渐减退。
[23]海内外学者普遍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3年）：以放权让利为主线、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模
式阶段。第二阶段（1993～2001年）：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尝试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第三阶段（2001年以后）：改革国有资
产管理新体制、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是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阶段。
[24]李鸿章，《复刘仲良方伯》，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三。
[25]投机倒把，指“以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套购转卖等欺诈手段谋取暴利”。在计划经济年代，它被广泛运用于对个人经济交易行为的限
制，因其定义边界含糊，所以有“投机倒把是个筐，什么罪都往里装”的说法。1987年9月，国务院发布《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
1997年，《刑法》修订案中删除经济犯罪中的“投机倒把罪”。
[26]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7]就在大进制衣厂创办后的三个月，东南亚最大的毛纺制造商——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的曹光彪在珠海创办了香洲毛纺厂，香港媒体在
报道中第一次使用了“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的新概念。
[28]1963年，傅高义正式开始他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历程。当时，傅高义未能获准进入中国内地，只能在香港通过收集广东的各种官方报纸、
与从内地到香港的人们交谈等方式收集素材，1969年撰写《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1987年，傅高义受
广东省经济委员会官员的邀请，开始第二本中国研究的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的实地调研。
[29]摘自舒婷创作于1980年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全诗内容为“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是你额上熏
黑的矿灯，照在你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呵！我
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呵，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在地面的花朵；——祖国呵！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
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呵！
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30]冯平、袁泉，《中国商贩年广久》，《南风窗》，1999年06期。
[31]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总第45期。
[32]陈秉安、胡戈、梁兆松著，《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深圳：海天出版社，1991年版。
[33]列宁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8页。
[34]《人啊，人》是戴厚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花城出版社于1980年11月首次出版。
[35]大约一年后，人们才知道潘晓是纺织女工黄晓菊和北京经济学院学生潘袆的合名。黄晓菊只有初中文凭，在写出那封轰动一时的“潘晓
来信”后，她从纺织厂调进了出版社，随后又凭借自学考进一家科研所。但是，当科研所发现黄晓菊竟是潘晓后，便解聘了她。此时，曾是
潘晓崇拜者的丈夫也提出离婚。黄晓菊无奈之下，成了北京最早的一批服装摊主。80年代后期，她又南下独闯深圳淘金，后来成为拥有五家
店铺的小老板。而潘袆是一个身高1米9的大男孩，因潘晓出名后，他办了退学手续，开始四处流浪，他住过火车站候车室、自制窝棚、大楼
过道、立交桥底，在流浪乞讨两年后，他得到一份装卸工工作，每天扛上百个100多斤的大包，栖身在仓库。1984年，潘袆拿了货场的一块焊
锡，被以“盗窃罪”判处三年半徒刑。出狱后，潘袆生活无着，四处跳槽，一度还在一家人才网站当过“职业咨询”栏目的主持。
[36]杨继绳，《渤海2号翻沉真相》，写于1980年12月，发表于《新观察》1981年第一期。
[37]乡镇企业是一个中国式的企业名词。世界银行对乡镇企业（TVE）的定义是：被认为具有独特产权形式的企业，既不是国有制也不是私有
制，而是地方政府和居民所有，其激励机制与私营企业相似，剩余仅在有限的阶层（稳定的社区及其政府、企业管理者）中分配，企业的自
由参与、竞争、硬预算约束、地方政府恰当的财政积极性，这些特点造成了乡镇企业较高的发展速度和营运效率。
[38]在1979年7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中有一条：“城市工业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参照社队可
能承担的能力，可以有计划地把部分产品和零部件扩散给社队企业生产。”鲁冠球得以参评中选，是拜这一条规定所赐。
[39]1983年3月，《第三次浪潮》中文版由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引进出版。
[40]与陈春先动议“中国硅谷”并在中关村创业的同时，台湾地区创建新竹科技园，试图打造“中国台湾硅谷”，为此，当局成立了科技园
管理局，制定科技园规划，设计发展框架，在资金筹集、人才训练、环境优化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并为入园创业者提供“一站
式”快捷高效服务。据首任管理局局长何宜慈博士称，到1984年，新竹科技园已创办了70余家高科技企业，产值100亿元台币，一个东方“硅
谷”的雏形初露端倪，到2000年，方圆六平方公里的新竹科技园，吸纳了300多家高科技企业落户，2000年总销售额达9300多亿新台币。新竹
科技园成为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孵化器。几乎同时起步的中关村与新竹科技园，两者命运相异，颇可对照研究。
[41]该网站由于长期无人照料，已与2008年关闭。——编者注
[42][美]费正清著，孙瑞芹、陈泽宪译，《美国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
[43]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四人帮”集团的10名主犯进行了终审判决，此次审判通过电视向全国进行了转播。
[44]粗放式经营以及技术上差距使得国营企业的经济效率十分低落。1980年，中国生产100万美元的产值只要耗费中国的40%的能源，巴西则
为中国的25%，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埃及和韩国两国生产100万美元的产值其能源消耗也只有中国的一半，南斯拉夫为中国的35%。这种能源
消耗性的发展模式，是中国企业成长的十分明显的特征。
[45]“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企业变革最生动的表述之一，它最早出现在1981年10月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
的意见》中，《意见》称“实行经济责任制，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要摸着石头过河”。
[46]陈冠任著，《荣氏父子》，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2月版。
[47]出自张五常写于1981年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
[48]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予以中国4.5亿美元融资。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国际组织贷款。
[49]该文作者为张五常。香港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他以《佃农理论》
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
[50]出自张五常写于1981年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
[51]胡少安著，《敬畏人民——项南传》，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
[52]《专利法》的正式实施是从1985年4月1日开始的。
[53]1630年前后，荷兰发生郁金香的疯狂炒卖，其风席卷整个欧洲。最疯狂的时候，郁金香的价格一月之内可翻100倍，一支郁金香可换4吨
小麦、4头牛或12只羊。这是商业史上有记录的第一次泡沫事件。
[54]关于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经历了五次转变：1949～1977年为计划经济；1978～1983年，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
革思想；1984～1987年，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1987～1992年，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1992
年以后，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55]谁是“八大王”，日后有多个版本。《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仲伟志提供过另外一份名录：“螺丝大王”刘大源、“电器大王”胡金
林、“矿灯大王”程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旧货大王”王迈仟。
[56]郑作时著，《希望永行：中国首富刘永行自述》，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57]陈秉安、胡戈、梁兆松著，《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深圳：海天出版社，1991年版。
[58]何博传著，《山坳上的中国：问题、困境、痛苦的选择》，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9]流通领域的异常活跃及自由主义倾向，是80年代中前期财富分配和积累的最主要手段。在那时，民营资本还非常弱小，无力大规模生产
商品，外资公司则进入迟疑，所以绝大多数的社会商品仍然是由国营工厂生产和制造出来的。但是，这些企业却深受体制之困，不能在采
购、定价和销售上有自主权，这便给了“倒爷”们以及形形色色的贸易公司以最大的生存空间。检讨整个80年代的国营企业改革，我们发
现，在推动企业改革的重点上出现了战略性偏差：国有资本的拥有者把重点放在了内部管理制度的变革上，而事实上，当时最大的变化则发
生在商品流通的环节。
[60]义乌日后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到2006年，该地年交易小商品超300亿美元，4万余商位、日客流量20万人次，6000余家中外名企
总经销、总代理，8000余外商常驻义乌。
[61]胡宏伟、吴晓波著，《温州悬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
[62]与温州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它是计划经济色彩最浓、政府管控最严的城市，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地的私营企
业仍然成长乏力。据1992年1月18日的《中华工商时报》报道，在1991年，上海市财办仍下发287号文件，明确规定上海私营企业的产品“一
律不得进入南京路、淮海路的大店名店”，该市2195家私营企业无一户获准与外国公司合资，理由是“上海尚无先例”。上海的银行规
定，“对私营企业一律不贷款”，信用社也只能以有价证券做抵押，或要有实力的国营企业担保才能贷款，但数额在3000元以下。
[63]《短缺经济学》（上卷、下卷）中文版于1986年6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首次引进出版。
[64]王安著，《教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
[65]值得一提的是《粗暴专横、讳疾忌医。步鑫生被免职。债台高筑的海盐衬衫总厂正招聘经营者》的作者正是当年写出《一个有独创精神
的厂长——步鑫生》通讯稿的新华社记者童宝根。
[66]高海浩，《一人沉浮，千夫评说》，《人民日报》，1988年1月27号。
[67]1982年上半年，国内某家颇有影响的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公开刊登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这篇文章从旧中国租界的形成谈
起，借古讽今，其寓意是显而易见的。按照文章作者的观点，租界的设立，完全是帝国主义利用当时封建官僚的愚昧无知、腐朽透顶而使用
欺诈的手段逐步形成的。
[68]胡泳著，《张瑞敏谈管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9]有意思的是，直到很多年后，对员工进行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仍然是中国新兴公司的任务之一。2005年年底，当时国内最大的网络游戏公
司盛大网络开展内部行为整顿，创始人陈天桥在《论“新文化运动”》中规定员工“不得在白墙上弹烟灰，不得用公司打印纸打印与工作无
关的文件，不得蹭加班饭”。
[70]凌志军著，《联想风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版。
[71]陈惠湘著，《联想为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2]早期中关村的著名企业，崛起和受人关注都与计算机的汉字处理技术及产品有关，其中联想是联想汉卡，北大方正是激光照排，四通是
汉字打印机。
[73]中文输入系统的开发是华人公司在电脑领域的一个突破口，在1978年，施正荣创办的台湾宏碁就开发出“仓颉输入法”，推出了第一部
自制产品“天龙中文电脑”，获得台湾产品设计最高荣誉奖。1982年，宏碁推出全世界第一台中英文个人电脑“小教授二号”。
[74]1984年3月2日，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的企业形态，乡镇企业第一次浮出了水
面。据有关资料显示，当年中国的乡镇企业实际已发展到165万家，拥有劳动力3848万人。
[75]两个补充细节：潘宁到北京当时最著名的西单商场推销冰箱，一位科员问：“容声是咋回事？是啥级别的？”潘宁说：“我们是乡镇企
业。”那位科员当即下逐客令。1986年，潘宁请香港影视明星汪明荃代言冰箱广告，因为汪是全国人大代表，广告要播出需请示上级，报告
打上去，如石沉大海，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则广告只能在地方电视台播出，却上不了中央电视台。
[76]这段话被发表在《流行科学》1984年3月刊上。
[77]朱建国，《今日雷宇》，《南风窗》，1999年7月。
[78]雷宇日后抗辩说，1984年7月，国家工商局市场司一位副司长在全国一个会议上，宣布广东、福建两省进口汽车可以销往省外。然而，这
仅是个人说法，并无文件依据。
[79]朱建国，《雷宇“失踪”之迷——重评“海南汽车事件”》，http://zhujianguo.blogchina.com/466536.html。
[80]雷宇曾描述1982年前后的华南乡村：“当时海南根本没有任何商品意识，海南人拿鸡蛋、水果到村头巷尾、榕树底下来卖，人是躲在别
的地方，不敢去收钱，等你拿了东西将钞票压在他的筐底下，人走了他才敢收起来，他觉得要人家的钱不好意思，但没有钱又不行。”谁也
没有料到，仅仅数年，铜钱滚至，淳朴尽失。
[81]何博传著，《山坳上的中国：问题、困境、痛苦的选择》，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2][美]威廉·韩丁著，《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1979～1989》，纽约：英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90年出版。
[83]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制造假劣事件，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区域性作案，也就是某一个乡村的农民集体参与到制假造劣的活动中，所有的人都
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做法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将会给社会和消费者带来怎样的伤害，但是，出于利益上的需要，每个人都将最起码的道德制
约抛之脑后，某些基层政府甚至成为这种集团犯案的保护伞和牟利共犯。曾有记者问一位造假乡村的干部：“你们知道这种行为是犯法和不
道德的吗？”那个干练的乡长指着身后一幢幢正在建造中的农民新房，坚定地说：“我觉得，天底下最大的道德，就是让我贫困的家乡富裕起来。”
[84]从公开的资料看，1985年5月初，经济学家宦乡在一个题为“中国面对未来”的研讨会上，首次提出“我国新经济体制可能是一种双轨
制”。他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会出现集权经济体制与分权经济体制并存的时期”。这一思想得到了决策层的欣赏，也成为“双轨
制”的理论基础。对于“价格双轨制”的历史评价，经济学界存在争议。有的人认为“双轨制”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并造成了大面积
的贪污腐化。而张五常则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做法，理由是反问式的：如果不实行双轨制，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计划单轨；一是
按照休克疗法直接进入市场单轨。前者没有效率，已是确凿的事实；但是后者却会造成很大混乱，而且事实上引起了很多困难。原因首先在
于，市场开放以后，原有经济格局并不能马上改变，大量的国有企业仍然存在垄断，那么垄断者会利用其特权抬高价格，造成市场混乱；其
次，市场一开放，原来经济当中的很多经济链条就会断开，使经济增长剧烈下滑。相比之下，双轨制一方面保留了计划价格，同时放开一部
分市场。虽然确实滋生了很多贪污的机会，但是这种制度让非国有经济得到了投资发展的机会，得到了出售产品的机会。
[85]胡和立，《1988年我国租金价值的估算》，《经济体制比较》，1989年05期。
[86]刘凤翔、高欣、杨凤仪，《一个锐意改革的厂长之苦恼》，《工人日报》，1985年11月25日。
[87]1985年前后，一位中央领导人曾经用“大事不糊涂，小事不纠缠”来界定书记在企业中的职责，不过这种说法固然生动，但在具体的工
作中却根本无法执行。
[88][美]艾柯卡、诺瓦克著，周谦、叶进译，《艾柯卡自传》，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
[89]参见晓健编制，《中国企业家20年偶像变迁路》，《新快报》，2004年12月10日。
[90]“满负荷工作法”的核心是“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时尽其效”，即充分挖掘人的潜力，原材料与设备、劳动时间达到充分利用。1986
年，张兴让以推行“满负荷工作法”而闻名全国，并因此获得了全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金杯奖。
[91]汤维维，《唐骏：创业不需要激情》，《商学院》，2005年09期。
[92]余华著，《兄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3月版。
[93]在看待乡镇企业成长的问题上，邓小平有过一个十分诚恳的评价，他称之为“意料之外的异军突起”，1987年6月12日，他在接见朝鲜代
表团是时指出，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村改革中中央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突然冒出来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
异军突起。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这说明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94]林楠，《乡土奇葩——记农民企业家鲁冠球》，《人民日报》，1986年4月10日。
[95]《务实精神与理想主义造就了一个“八五年新闻人物”》，法国新闻社，1986年5月9日。
[96]在这一年前后，出现了第一次农民进城寻找工作的高潮，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备受压力，社会秩序出现紊乱，据北京铁路公安分局北京
站公安段的“神眼”刑侦队长李学刚说，1986年，1987年是他的“丰收年”，“有时候一天就能抓到六名罪犯，都是从农村来的”。
[97]孟怀虎，《从夹缝中突围而出——访苏泊尔集团董事长苏增福》，《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3月18日。
[98][英]伍德沃德著，王世训译，《英国简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99]张立，《华西村换帅背后》，《南方周末》，2003年8月7日。
[100]马胜利、高梦龄著，《风雨马胜利》，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101]当时很多学校都办有自己的“第三产业”，从纺织厂、印刷厂、电视机厂到书店、渔场，1990年前后，全国有68万家校办工厂，年产值85亿元。
[102]该书中文版2000年由海南出版社引进出版。——编者注
[103]《人民日报》于1987年10月6日刊登了《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时代的挑战与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思考（上）》，接着，7日又刊登了
它的下篇《改革阵痛中的觉悟》。
[104]该书中文版与2006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引进出版。
[105]马胜利、高梦龄著，《风雨马胜利》，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106]跟曲线操作、只做不说的柳传志相比，中关村里另一个名声更大的企业家，四通公司的万润南则把自己逼上了公众舆论的聚焦中心，当
时有人对四通的所有制性质提出疑问，他在《经济日报》上撰文称，“四通在没有国家投资、没要人员编制、没要特殊政策的前提下发展起
来，四通的财产既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任何私人所有，它属于四通企业所有，任何个人无权分割。因此，四通是一种真正的公有制。”他
的言论引起一场激烈而对立的讨论。1989年6月，万润南出逃国外，四通自此日渐式微。
[107]“企业家”一词在过去的几年里曾经是一个“贬义词”。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曾回忆说，在1984年，他写了一篇题为《时代需要具有创
新精神的企业家》的文章，决定采用此文的《读书》杂志编辑跟他商榷：“企业家”要不要改成“实业家”？企业家的“冒险精神”要不要
改成“探险精神”或“创新精神”？张维迎回忆道：“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两个词都是贬义的，在中国人的词典里面都是有负面意思的。”
[108]根据《王石这个人》作者周桦的采访，当时主动要求购买万科股票的只有两家企业，一是中创集团，二是刚刚组建不久的华为公司，任
正非一下子买了30万股，还掏钱请万科的推销员吃了一顿晚饭。
[109]王安著，《股爷，您上座》，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年版。
[110]在当时，还出现过一份激进的国营企业改制方案，起草人是曾担任国家计委预测中心总工程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
的宫著铭。他在题为《中期改革综合纲要》的报告中认为，企业改革要前行，必须明确财产所有权，必须有人负担企业的亏损而不是完全由
国家和社会来负担。宫著铭设计的方案是，将现有的国有企业和大部分集体企业向有限公司过渡，按“工者有其股”的原则，向企业内的所
有职工无偿发股票，从而将绝大部分国营企业改造成股份制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国家只是一个“裁判”和“秩序维护员”，不再是一个主要
的所有者和经营者。
[111]杨怀定著，《做个百万富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2]周其仁，《价格管制是天下最事与愿违的政策》，《经济观察报》，2006年5月22日。
[113]该书中文版与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引进出版。
[114]该书中文版于1990年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引进出版。——编者注
[115]史景迁著，黄纯艳译，《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116]马立诚、凌志军著，《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117]时任申银证券总经理的阚治东回忆，开所前夜，尉文渊发着高烧四处奔忙，结果锣声响过，他就支撑不住了。
[118]汪国真著，《年轻的风》，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
[119]《我微笑着走向生活》是汪国真第一首比较有影响的诗，全诗原文为“我微笑着走向生活，无论生活以什么方式回敬我。报我以平坦
吗？我是一条欢乐奔流的小河。报我以崎岖吗？我是一座大山庄严地思索！报我以幸福吗？我是一只凌空飞翔的燕子。报我以不幸吗？我是
一根劲竹经得起千击万磨！生活里不能没有笑声，没有笑声的世界该是多么寂寞。什么也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我微笑着走向火热的生活！”
[120]“皇甫平”之意为“来自黄浦江的评论”，其撰文作者为《解放日报》总编辑周瑞金、评论部主任凌河及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之鸿。
[121]流波，《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当代思潮》，1991年第2期。
[122]邓力群，《重提姓社与姓资》，《真理的追求》，1991年7月号。
[123]这一年，乡镇企业取得了标志性的成绩，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就业员工也同步超过亿人，达1.0624亿。
[124]蒋一苇另一个观点是“黑匣子”论，他认为，“政府对于企业，可以从外面管，但不要把手伸进里面去。退一步讲，做不到‘黑匣
子’，至少也该搞成‘玻璃匣子’”。
[125]联想集团副总裁李勤回忆说，当时，IT业上游原材料价格和产品的市场价格一天一变，而联想的财务结账周期需要15～30天，而且数据
还不准确。这就意味着这个月的经营状况与产品、物料的库存数量要到下个月才能知道，经营和决策只能凭借管理者的感觉来把握。李勤
说：“我们是在‘瞎管’公司。”1998年后，联想引进ERP管理系统，情况才得到根本改变。
[126]据杨仕辉的研究，从1979年到1989年，国外对中国的反倾销数为65起，最低为1979年、1980年、1981年和1997年的2起，最高是1988年
的11起，从1990年到1998年，反倾销数为275起，最低为1990年和1995年的19起，最高为1994年的42起。
[127]吴戈著，《大陆首骗牟其中》，北京：京新出版社，1997年版。
[128]“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则是邓小平在1985年10月23日第一次提出的。
[129]词作家蒋开儒创作于1992年底的《春天的故事》风靡一时，他用诗化语言描述了邓小平前后15年的两次决策：“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
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130]到年底，在1988年频繁出现过的一些字眼也再度浮现：生产资料价格急剧上升，交通运输全面紧张，结构矛盾更加突出，经济出现超速
增长的危机。大中城市的通货膨胀率已超过了10%。
[131]何阳著，《何阳的点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32]出名后的何阳，继续靠出卖点子赚钱。为了证明自己的确智力出众，他告诉记者说：“我成人后经北京权威医院的机构测定，智商仅差
了两分就获得满分，为超超常。”他当过北京创造学会的副秘书长，被聘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中国专家，还担任北大博士生、中国人民
大学MBA的授课辅导工作，任十余所高校的兼职教授，1997年，何阳被评为“中国十大策划人”。1999年11月，银川市公安局接到宁夏酸妞野
生饮品公司总经理夏虹钢的报案，称何阳以帮其公司产品制作广告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为名，诈取人民币100万元。一个月后，何阳在西安被
捕。2001年3月，银川法院判处何阳有期徒刑12年，处罚金5万元。何阳在狱中读书、写字，他对来访者说：“我不再憎恨任何人。”
[133]正大集团创办人为广东潮州人谢易初，以菜籽生意起家，为亚洲最大的饲料集团之一。正大在1979年就进入中国，它在深圳、珠海和汕
头创办的公司都领到了该市“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1989年，正大以赞助中央电视台的《正大综艺》节目而广为人知。谢易初生四
子，以“正大中国”为序，谢国民接掌正大，2004年以17亿美元列《新财富》华商富人榜第32位，为泰国首富。
[134]14项自主权分别为：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劝，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支配权，资产处置权，
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奖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
[135]中国股市第一个自杀者是上海市民康柏华。1992年4月，康以每股293.35元吃进107股延中股票，其后股价数度反复，他陪了6500元，5
月12日，康柏华悬梁自尽。5月25日，股市大涨，延中股票一度逼过1000元。
[136]在解决国有企业的融资问题上，一个最普遍的做法是“拨改贷”和“债转股”，也就是把之前国家财政的拨款投入转成贷款，然后再将
这些贷款债务转变成国家股，在此基础上，国营企业被改造成股份公司，在股市上挂牌上市融资。
[137]吕梁，《百万股民“炒”深圳》，首发于1992年8月的《中华工商时报》。
[138]该书的中文版于1996年由海南出版社引进出版。——编者注
[139]1993年1月，费孝通先生撰文《从“长城”发展看“五老”嫁接》，对长城模式进行“理论”上的论证。他所谓的“五老”是老大（国
有企业）、老乡（乡镇企业）、老九（知识分子）、老外（外资企业）、老干（政府官员）。
[140][英]达尔文著，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译，《物种起源》，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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