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电气时代的开创者

在我们的视野离开公园里的特斯拉和西盖蒂之前，让我们花一点时间，不只从技术的视角，也从认知的视角反思一下特斯拉那天下午的洞见的本质。为此，我们需要把特斯拉跟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关于创新与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的想法联系起来。

熊彼特关注创新在现代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在作品中强调了有两种类型的创新活动。第一种是企业家和发明家们的创造性响应，他们以此引入全新的产品、流程和服务，被熊彼特视为资本主义核心特征的创造性破坏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了出来。最近，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把熊彼特的创造性响应描述为“颠覆性创新”，意指一些特定的公司有时会追求颠覆已有工业模式和改变消费者日常生活的技术。⁵⁰

50 Clayton M. Christensen, 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7).

第二种是经理人和工程师们的适应性响应，他们以稳步与递增的工作方式建立公司结构、制造规程和营销计划以确保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⁵¹ 显然，任何经济（特别是特斯拉时代的美国，从1870年到1920年）的成功依赖于取得创造性创新与适应性创新的恰当组合。然而，恰当的组合既非自动达成也不显而易见，因此商业与技术史学家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是理解创造性响应与适应性响应如何共同运作。

51 Thomas K. McCraw, Prophet of Innovation: Joseph Schumpeter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特斯拉在公园里的创造性洞见使我们有机会研讨一下熊彼特关于创新的第二层解读。他提出在企业家的创造性响应和经理人的适应性响应背后是两种思考方法，他称之为两种理性。商人或经理人拥有的是客观 理性，这意味着他们走出去，查看市场，衡量需求并相应地行动；“客观”的意思是说，该做什么的逻辑来自“在那里”的世界。相比之下，熊彼特认为企业家采用的是主观 理性；对他们来说，指导的逻辑来自内在（他们自己的思想、感觉和愿望），并且他们行动的基础是以内在逻辑影响外部世界。

为了解释主观理性，熊彼特假定一个商人遇到了一个效率工程师。由于商人的注意力放在交付客户想要的东西，因此他对工程师基于理论和计算获得的提高运营效率的建议不太感兴趣。商人着眼于市场的外部信号，因而他不能领会工程师基于科学和数学得出的内在逻辑；与此同时，工程师则不能把握消费者需求的重要性。熊彼特得出结论说：

我之所以提到这类案例，不只是因为它们本身重要且引发了众多不恰当的阐释，还是因为其中工程师的理性很好地说明了什么是主观理性，以及关注主观理性的重要性。工程师的理性首先是对目的形成清晰的概念，然后通过理性和有意识的努力设计出实现目的的手段。他对纯理性的新动向，比如发布在专业期刊上的一种新的计算方法，会迅速作出反应，但对外部的其他考量却相对较不关心。也就是说，由于其内在有意识地追求理性，工程师的理性运作方式因而显得独特。⁵²

52 Schumpeter, “Rationalit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329–330.

在我看来，把上述引文中的“工程师”换成“发明者”也不为过。许多发明者都是从对他们来说有意义的内在逻辑做起，并努力以一个新设备来体现他们的内在想法。

正如熊彼特中肯指出的，我们还没有充分解释清楚主观理性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学者和大众不是去追踪发明家或企业家如何发展出颠覆性技术，而是假想地认为新想法的来源是不可知的，并把它们归结为直觉、天才或“本能感觉”。

然而，特斯拉的职业生涯提供了一个契机，使我们更能理解主观理性到底意味着什么。特斯拉的旋转磁场设想来自内心，但也不是无中生有。相反，他的洞见脱胎于持续的脑力设计，并成型于他当时浑然一体的各种想法、感觉和印象。可能熊彼特的术语“理性”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特斯拉的工作，特斯拉所做的是某种形式的认知处理。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我们深入特斯拉的故事，我们将看到主观理性的另一层意涵，即像特斯拉这样的发明家是如此深信他们的想法，以至于他们不惜努力去重整外部世界以把想法变为现实。在把他们的想法施加给世界的过程中，发明者们创造了革命性的技术，使得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得以发扬。不过在这种情况发生在特斯拉身上之前，对于电气技术行业他还有相当多东西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