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去世与最后的幻象
尽管特斯拉宣称他感觉良好，但到1940年他的健康状况开始不行了。三年前，当他像往常一样在曼哈顿漫步时，他被一辆出租车撞到了。特斯拉拒绝治疗他受的伤，并且他也从未完全康复。特斯拉对饮食一直很挑剔，但现在他坚持严格的节食，先吃一点煮熟的蔬菜，然后就只喝一杯温牛奶。纽约人酒店的员工称他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质和对个人健康的特别重视”，包括离人至少一米开外以免沾染细菌的习惯。南斯拉夫的尼古拉·特斯拉学会担心他的健康，从1939年开始给他每月600美元的养老金。46
46 “Nikola Tesla Dies: Prolific Inventor,” New York Times , 8 January 1943; O'Neill, Prodigal Genius , 276.
到1942年，特斯拉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思维活跃但身体虚弱。他遭受了一些衰老的状况；7月，他让一个电报信差小弟把100美元交给马克·吐温（已于1913年去世），地址写的却是第五大道南35号——他旧实验室的地址。47 特斯拉拒绝会见大多数来访者，但在外甥萨瓦·科萨诺维奇（Sava Kosanović）的请求下会见了南斯拉夫的流亡君主彼得二世。特斯拉还花了一些时间与来自堪萨斯州的一个名叫博伊斯·菲兹杰拉德（Bloyce Fitzgerald）的年轻人讨论了他的粒子束和其他发明。菲兹杰拉德学习过电气工程，并且从1935年开始就自己的反坦克枪与特斯拉进行了通信；一些特斯拉迷认为，菲兹杰拉德是被罗斯福总统私人任命来照顾生病的发明家的。48
47 “Tesla-Mark Twain-Sends $100” Notecard, KSP.
48 E. E. Conroy to Director, FBI, 17 October 1945, FOIA file, 170–173; “Purple Plates—Legacy of Nikola Tesla,” http://www.essentia.ca/PurplePlate/purpTesla.htm .
特斯拉于1943年1月7日晚在睡梦中安静地死去，死亡证明上列出的死因是冠状动脉血栓形成或心脏病发作。他的葬礼于1月12日在纽约的圣约翰神明大教堂举行，就像他父母的葬礼一样，仪式是由塞尔维亚正教会的几位著名司祭主持的。许多科学要人和两千名哀悼者出席了葬礼。出席葬礼者当中有同是无线先驱的埃德温·霍华德·阿姆斯特朗（Edwin Howard Armstrong）。他评论道：“我想，像尼古拉·特斯拉这么有成就和想象力的人，人类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再等到一个。”49
49 Quoted in Aleksandar S. Marinčić, “Excerpt: The Tesla Museum,” http://www.teslasociety.com/tmuseum.htm .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罗斯福总统和埃莉诺·罗斯福、副总统亨利·A. 华莱士和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先后发来了哀悼。纽约市长费奥里罗·拉瓜迪亚（Fiorello LaGuardia）通过无线电广播致了悼词。科萨诺维奇决定特斯拉的遗体应当火化，尽管在塞尔维亚正教传统中不会这样做。50
50 See “2000 Are Present at Tesla Funeral,” New York Times , 13 January 1943. 关于科萨诺维奇火化特斯拉遗体的决定，参见：“Commemoration for Nikola Tesla's Death Will Be Held by the Serbian Orthodox Church in Belgrade, in Saborna Crkva, on January 23, 2006,” http://www.teslasociety.com/ntcom.htm .
在特斯拉死后的几周里，美国政府随即开始担心起特斯拉的粒子束武器及其文档的内容来，这引发了后来积年的猜测——确实存在粒子束武器而政府故意隐瞒。51 在20世纪80年代，依照《信息自由法案》的要求，FBI公布了250页与特斯拉有关的文档，而特斯拉的狂热爱好者梳理了这些文档以求发现其中的阴谋。我在阅读这些文档时看到了一个有关贪婪和官僚政治的离奇故事，但没有发现阴谋。
51 这一猜测源于奥尼尔在Prodigal Genius (p. 277)中声称，FBI特工曾在特斯拉死后第二天进入过他的房间并从保险箱中拿走了与一个秘密发明有关的文档。
在特斯拉死后的早上，科萨诺维奇去了特斯拉在纽约人酒店的房间，表面上是去看舅舅是否留下了遗嘱。当时身为中东欧巴尔干半岛规划委员会主任的科萨诺维奇认为，作为特斯拉的外甥，自己是他舅舅的文档和物品的合法继承人。陪同科萨诺维奇的有，其助手夏洛特·米扎尔（Charlotte Muzar）、博戈柳布·耶夫蒂奇（Bogoljub Jevtic）、鲍里斯·富尔兰（Boris Furlan）、肯尼思·斯威齐，以及无线电史学家乔治·克拉克（George Clark）。由于保险箱是锁着的，科萨诺维奇叫了一个锁匠打开它并改了密码。在酒店三个协理在场的情况下，科萨诺维奇等人检查了保险柜里边的东西，发现了特斯拉的爱迪生奖章和一个钥匙环。科萨诺维奇搬走了一些照片和1931年的生日信件册，然后又关上了保险柜。52
52 Charlotte Muzar, “The Tesla Papers,” The Tesla Journal , nos. 2&3 (1981–1982): 39–42, on 39–40.
与此同时，亚伯拉罕·N. 斯帕内尔（Abraham N. Spanel）报告FBI纽约办公室的珀西·E. 福克斯沃斯（Percy E. Foxworth）说，局里应该检查一下科萨诺维奇和特斯拉的文档。斯帕内尔是一位企业家，出生于俄国并在十岁时移民到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他在特拉华州多佛建立了国际橡胶公司，生产束腰带、胸罩、婴儿服装和橡胶手套。斯帕内尔是一位自由派民主党人，与副总统亨利·A. 华莱士联系紧密。斯帕内尔后来曾被保守的专栏作家维斯特布鲁克·佩勒格（Westbrook Pegler）指控为共产党。斯帕内尔警告福克斯沃斯，据说特斯拉非常不喜欢其外甥科萨诺维奇，科萨诺维奇会让敌人得到特斯拉的粒子束武器计划，并且副总统华莱士的一名助手告诉过自己，政府对特斯拉的文档极其感兴趣。53
53 福克斯沃斯几天后在飞往荷属圭亚那执行秘密任务时死于飞机失事；参见：Athan G. Theoharis, The FBI: A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Guide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99), 326–327. 关于斯帕内尔，参见：“A. N. Spanel, 83; Inventor, Manufacturer, Activist” [obituary], Los Angeles Times , 5 April 1985. See also Foxworth to Director, 9 January 1943 and E. E. Conroy to Director, FBI, 17 October 1945, FOIA file, 8–9 and 170–173.
斯帕内尔知道特斯拉的武器计划，是因为他与博伊斯·菲兹杰拉德很熟。在战争初期，菲兹杰拉德达成了一个把反坦克枪卖给雷明顿兵工厂的交易，但在没有告知菲兹杰拉德的情况下，斯帕内尔说服了雷明顿违背协定。相反，斯帕内尔安排菲兹杰拉德跟新奥尔良的希金斯船只公司开发反坦克枪，以便能让斯帕内尔得到80%的利润。那么斯帕内尔为什么要把特斯拉计划的事告诉FBI呢？我猜测（仅仅是猜测），斯帕内尔不想让科萨诺维奇得到该计划，并希望菲兹杰拉德能看到这些计划以便他和菲兹杰拉德能开发出一个可卖给军事承包商的武器。54
54 E. E. Conroy to Director, FBI, 17 October 1945.
斯帕内尔的担心呼应了菲兹杰拉德在1943年1月7日告诉FBI纽约办公室的情况，因此福克斯沃斯给华盛顿FBI局长办公室发了一个电报，问应该采取什么步骤。J. 埃德加·胡佛的两位助理局长之一的D. 弥尔顿·拉德（D. Milton Ladd）认为科萨诺维奇不可信，并建议纽约办公室联系纽约州检察院，看能否以盗窃指控拘捕科萨诺维奇。然而与此同时，另一位FBI特工L. M. C. 史密斯联系了外国财产监管局（OAPC）办公室；该机构之所以会对该案感兴趣，是因为尽管特斯拉是美国公民，但科萨诺维奇不是，因此现在文档是外国财产并且在必要时可以被政府没收。在FBI还有所顾虑的时候，让OAPC接手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文档不会落入科萨诺维奇之手（FBI不喜欢他），FBI也不用牵扯进来。正如另一位助理局长埃德华·A. 塔姆（Edward A. Tamm）总结的：“L. M. C. 史密斯正在与外国财产监管局处理这件事，因此似乎无须我们掺和其中。”55
55 Foxworth to Director, 9 January 1943；
D. M. Ladd to [name deleted], 11 January 1943; and Edw. A. Tamm to Ladd, 12 January 1943, in FOIA file, 8–12. 关于拉德和塔姆在FBI的任职情况，参见：Theoharis, The FBI , 338, 356.
因此，OAPC的沃尔特·C. 戈萨奇（Walter C. Gorsuch）去了纽约人酒店，并且查封了特斯拉卧室和毗邻的储藏室里的所有财产。这些财产，包括两卡车的材料，被送往曼哈顿仓储公司，在那里已经有特斯拉九至十年前存放的80个桶和捆儿。为了确定其中是否有任何对战争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OAPC让约翰·G. 特朗普来检查这些文档。特朗普在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研究雷达，并且是一位高压发电机专家，由他来进行检查很合适。56 除了特朗普，OAPC还允许海军情报机关最优秀的特工之一威利斯·德维尔·乔治（Willis De Vere George）与两个士兵一道在场。57 1943年1月26—27日，特朗普检查了特斯拉的文档，而海军人员用微缩胶卷拍摄了他们感兴趣的文档。
56 Smullin, “John George Trump.”
57 乔治专门从事反间谍活动，在夜间攻破纳粹间谍嫌疑人的办公室、书桌和保险柜，并为起诉收集归罪证据。他后来成为战略服务办公室的秘潜技术首席教练，在战时欧洲领导自己的撬锁和开保险箱团队。参见他的书：Surreptitious Entry (New York: Editions for the Armed Services, 1946), as well as http://www.textfiles.com/anarchy/WEAPONS/crimecat.004 .
在曼哈顿仓储公司翻查了两天文档并且没有找到感兴趣的东西之后，特朗普决定他们应当调查特斯拉留在克林顿总督酒店的盒子。到达酒店之后，特朗普及其团队被带到了后面的储藏室，酒店经理们在那里取出了盒子。回想起特斯拉的严肃警告，如果由未经许可的人打开，盒子就会爆炸，经理们立即离开了储藏室。陪同特朗普的特工也退后了，让他独自打开盒子。
特朗普回忆说，盒子包裹在牛皮纸里并被绳子捆着。当特朗普用小刀割开绳子时，他在想天气真好他本当在户外享受好天气。把纸移开，他看到盒子是抛光的木材做的，一看就是储存科学仪器的。特朗普深吸一口气，提起了带铰链的盖子，却发现里面是一个古老的电阻箱，采用惠斯通电桥技术来测量电阻的那一种。特斯拉从另一个世界抛出了最后一个幻象。58
58 Cheney, Man Out of Time , 276.
基于对这些材料的检查，特朗普向OAPC报告说：“我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意见是，特斯拉先生的文档和财产中并不存在针对迄今未披露的方法、设施或可能对这个国家有重大价值或在敌对者手中会构成危害的实际设备的科学注解或描述。我可以因此认为，不存在对该财产加以进一步监管的技术或军事上的必要。”因此，OAPC把这些文档发还给了科萨诺维奇。59
59 Trump to Gorsuch, 30 January 1943, p. 174.
当时科萨诺维奇正被深深卷入到南斯拉夫的政治当中（在战争爆发时他忠于国王彼得二世，不过在某时他转而忠于新领导人铁托元帅），他无暇处理特斯拉的材料。60 然而，OAPC刚一把文档发还给科萨诺维奇，纽约州税务部又把它们封存了，要封到特斯拉欠的税被付清。在接下来的七年里，这些材料一直放在曼哈顿仓储公司，月租是由夏洛特·米扎尔付的。61
60 Bogdan Raditsa, “Red Ambassadors: Sava Kosanovich of Yugoslavia,” Plain Talk , March 1948, pp. 6–10, in FOIA file, 211–213.
61 E. E. Conroy to Director, FBI, 17 October 1945; Muzar, “The Tesla Papers,” 40.
1946年6月，科萨诺维奇作为南斯拉夫大使回到了美国。在南斯拉夫政府或特斯拉学会的资助下，科萨诺维奇聘请了一名律师，付清了特斯拉剩下的账单和欠税，并安排把文档从纽约运到贝尔格莱德正在创建的一家新博物馆。文档于1951年秋到达，而在1957年2月，米扎尔把特斯拉的骨灰带回了祖国。骨灰被安放在特斯拉博物馆的一个球形骨灰盒里——那是特斯拉最喜爱的几何形状。62
62 Muzar, “The Tesla Papers,” 41–42.
尽管特斯拉的文档最终去了南斯拉夫，但这并未阻止政府科学家对它们的兴趣。1945年10月，FBI收到了博伊斯·菲兹杰拉德的一个请求，菲兹杰拉德只是军队中的一个二等兵，却在俄亥俄州代顿市莱特机场领导一个绝密项目。该项目要完善特斯拉的“死光”，军方视之为“对另一国家原子弹进攻的唯一可能的防御”。菲兹杰拉德想要使用在曼哈顿仓储公司的特斯拉文档或海军情报部门的微缩胶卷，但FBI拒绝了，以完全官僚主义的做派称它无从知道关于另一情报机构可能持有的胶卷。根据FOIA文档中的一封信，海军和战略服务办公室的科学家可能花了一个月翻看这些胶卷，时间大概是在20世纪40年代。在接下来的40年里，无数人联系FBI关于特斯拉文档的事，该局的标准答复一律是它并无特斯拉文档。当政府科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可能包含核聚变方法的特斯拉的火球感兴趣时，他们再次问FBI特斯拉胶卷的事；奇怪的是，似乎没有人知道胶卷去哪了。在我看来，微缩胶卷的消失并不能使特斯拉文档中包含秘密武器计划的阴谋或“证明”成立，正如我的一个教授曾经说过的：“当笨拙足可以作为一个解释时，就不要假定里面存在阴谋。”63
63 E. E. Conroy to Director, FBI, 17 October 1945；
D. M. Ladd to the Director, 3 April 1950；
L. B. Nichols to Tolson, 30 January 1951; [Paul Snigier] to Clarence Kelly, 20 April 1976; Lt. Col. Allan J. MacLaren, USAF, to FBI Director, 9 February 1981, all in FOIA file, 171–173, 195–196, 253–255, 107–110, 124–125, respectively.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在不同时间都研究过粒子束武器，他们相信能用之使来袭的核导弹失灵。最值得注意的是，在1977年，退休的空军情报主管乔治·J. 基冈将军（George J. Keegan）曾在《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上宣称，苏联在哈萨克斯坦东北部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正在建造大规模的带电粒子束。64 尽管基冈的说法被吉米·卡特总统和科学专家完全否定了，但对可能的“死亡光束差距”的恐惧还是为美国天基光束武器研究的显著提速提供了政治动力。
64 Clarence A. Robinson, Jr., “Soviets Push for Beam Weapon,” Aviation Week & Space Technology 106 (2 May 1977): 16–23.
在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指导下，阿尔法（ALPHA）化学激光器项目工作开始于1978年，金瓜靶向系统（TALON GOLD）开始于1979年，而大型光学演示实验（LODE）开始于1980年。这些项目形成了罗纳德·里根在1983年公开宣布的战略防御计划（SDI）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防部向SDI中添加了几个项目，包括X射线和化学激光器以及中性粒子束武器；这让人想起了特斯拉“中国长城”的说法，SDI武器意在创建一个摧毁敌人来袭导弹的“天幕”。当这些工作在进行时，政府科学家又一次问了FBI关于特斯拉文档的事，特别是，因为他们相信苏联已经研究了特斯拉在贝尔格莱德的材料，而对在美国的任何特斯拉相关文档的评估将能帮助洞悉苏联的光束武器项目。65
65 SAC, Cincinnati, to Director, FBI, 18 August 1983, FOIA file, 133–135.
苏联解体后，美国武器专家参观了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却发现苏联根本没研制过光束武器，其所研制的只是核动力火箭。来自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这一新信息使得美国科学家联盟的约翰·派克（John Pike）将基冈关于苏联粒子束武器的宣称称作“冷战期间的重大情报失误之一”。66 由于从原理上说光束武器是可能的，美国军方可能还会继续进行研究；然而，跟在特斯拉时代一样，这些武器将需要巨量能量，并且在防止光束散射方面还存在难以克服的问题。67
66 John Pike, “The Death-Beam Gap: Putting Keegan's Follies in Perspective,” October 1992, E-Print, Space Policy Project,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www.fas.org/spp/eprint/keegan.htm .
67 关于激光束武器问题面临的问题的简略讨论，参见：David E. Hoffman, The Dead Hand: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Cold War Arms Race and Its Dangerous Legacy (New York: Doubleday, 2009),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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