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

史家无国界。

今天你在学校学到了什么，我亲爱的孩子？

我学到了：我们的政府应该强大，

政府始终正确，永不犯错……

这就是我在学校里学到的。

《今天你在学校学到了什么？》，1963年^[4]对于人类历史，包括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我们各族群的历史，我们既要面对其积极方面，也要正视令人不快的一面。我们必须了解那些丑陋的事实，以保护我们不受官方关于事实的看法的干扰。

只要你相信自己什么也没做成，你就什么也做不成。

研究外交事务不换位思考，就等于沉迷幻想，等于把我们的学生置于终身误解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境地。

%一些传统的历史学家批评最近重视文化与社会史的倾向，认为美国历史教科书被带离了它们的叙述中心——美国的国家历史。本人以为，他们的抱怨太过分了。今天的教科书越来越重视妇女问题、奴隶问题、交通模式问题，以及大众音乐的发展等与国家并无直接关系的话题，但是还没有产生一个新的叙述中心。因此，在某些人看来，这些似乎都是不必要的分散话题，因为它们打断了教科书仍在进行的那一基本叙述——美国政府的历史。在我早先考察的12本教科书中，有两本属于“探究型”教科书，其中收录了很多的第一手资料。这两本书不再把国家的历史作为其十分核心的主题。^[10]另外十本“叙事型”教科书以及目前的所有教科书都依然对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的举动给予最大的关注。它们仍在把美国历史界定为一系列的总统执政史。

这样一来，比如说《希望之地》为每位总统配了一幅附有小传的肖像，即便对威廉·亨利·哈里森(他只当过一个月的总统)

也是如此，但是，没有一本教科书明确提到诸如我们最伟大的作曲家查尔斯·艾夫斯、最有影响的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以及我们最杰出的维护印第安人权利的非印第安族人道主义者海伦·亨特·杰克逊。虽然今天的教科书作者对社会史要比过去着墨更多，但是他们仍然认为政府的言行要比美国人民所做的事、所听到的东西、所睡的地方、所思考的问题，以及他们的谋生方式重要得多。特别是对伍德罗·威尔逊执政之前的几个世纪来说，这种对于国家的强调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当时的联邦行政部门并不像今天这么重要。

关于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教科书都讲了些什么呢？首先，它们似乎在说，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国家与1789年所创建的那个国家没什么不同。宪法所设定的制衡机制把某些权力赋予联邦政府各部门，把某些权力赋予州，而把某些权利留给个人。但两个世纪以来，这种制度有可能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对此，教科书作者们没有注意到。他们所描绘的联邦政府依然是人民的仆人，易于管理、易于驾驭。更荒谬的是，这些教科书贬低非政府机构或普通公民在改善环境、种族关系、教育等各种社会问题上的作用。总之，教科书作者们塑造了一个英雄的国家。这个国家与它的其他英雄人物一样，完美而不带任何瑕疵。这种做法只会把教科书变成一本本反公民手册——要求顺从的手册。

要说明教科书的谗媚作风，或许最好的方法是，考察一下当政府的行为应该受到指责时，教科书作者们是如何对待政府的。让我们从各种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思考开始。

大学的政治学课程在分析美国的国外行动时，通常选择以下两种做法中的一种。一种做法是，有些教授或教科书对所谓的“美国巨人”论提出严厉的批评。在这个“美国世纪”(1917-2017？)里，美国成为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它的行为通常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这种批评认为，我们美国人久已放弃我们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真的曾经有过的话。我们现在的行为通常都是为了压制其他国家和人民为争取民族自决而开展的各种合法努力。

另一种更为常见的是那种“现实主义政治”的观念。乔治·凯南在几乎长达半个世纪里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设计者和评论家，他曾在1948年对我们的这一观念做了简洁的论述。身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凯南在一本今天很著名的备忘录中写道：

我们的人口只占世界的6.3%，但拥有世界财富的50%。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很难不成为嫉恨的对象。在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将面临的真正考验是找到一种能使自己维持这种不对等状况的外交关系模式。我们不必自欺欺人，说什么我们今天有能力为诸如人权、提高生活水平以及民主化等他人与全世界的幸福——那是不现实的目标——支付高昂的代价。^[11]

在这种观念下，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进而把美国的国家利益看成是过去的决策者以及今天的历史学家所标榜的那样。因此，他们对我们的行为与政策的分析，目的是为了评价我们这些利益被扩大的程度。

当然，中学美国历史教科书并不接受或暗示“美国巨人论”。不幸的是，它们同时也没提“现实主义政治”的观念。相反，它们接受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套路。它们把我们的政策理解为一幕道德剧：美国所做的一切代表的常常都是人权、民主以及“美国之路”。根据这种观念，当美国人犯错时，那是因为其他国家的人误解了我们，或者因为我们误解了形势，但是我们的动机总是好的。这种观念，我们或许可称之为“国际好人论”。

教科书并不致力于直接讨论“好人”是什么意思，或者应该是什么意思。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写道，教科书把美国说成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救兵”。^[12]教科书在这样做时，把我们国家说成是世界的领导，就像把我们的领袖说成是公民的领导一样——他们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化身，是大公无私的和平卫士，是高度负责的世界公民。1961年，肯尼迪总统自豪地说起我们在全球的所谓“义务”，并认为“其他的国家只为自己的利益”，“只有美国这个人口仅占世界6％的国家，才担当着这一重任”。^[13]

今天，这种“和平卫士的负担”已经难以承受：现在的美国在世界144个国家派驻军队，其军费开支比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还要高。但是，按照肯尼迪以及我们的教科书作者们所倡导的这种“国际好人”观念，这些行为恰恰表明了我们的利他主义，而不再是我们的霸权的象征。从至少20世纪20年代以来，教科书作者们还在声称，美国在提供外交援助方面，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慷慨。^[14]这种神话不符合当时的事实，也同样不符合今天的现实。今天，至少有20个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对外援助占国民生产总值或者政府支出的比例都比美国大得多。^[15]

教科书作者总想突出我们在处理世界事务时的人道主义，这决定了他们对素材的取舍。在我早先考察的12本教科书中，除一本外，其他全都至少用一个段落写到“和平队”^[16]，并且充满了崇敬的语调。《生活与自由》夸大地说：“和平队使美国到处被当作朋友。”最近的教科书大部分也同意这种说法。《美国人》声称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只有一本书承认它存在问题。布尔斯廷与凯利指出：“医治贫困人口的病症并不那么简单。”“美国知识青年那时虽然有着崇高的理想，但没有足够的知识和必要的技艺。”

“和平队”至少意愿是好的。但美国输出的更重要的、通常也更不具亲和力的，是我们的跨国公司。仅举一家跨国公司为例，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在帮助我国政府动摇萨尔瓦多·阿连德^[17]的社会主义政府上，起着领导作用；它对智利的影响胜过美国派往拉丁美洲的所有“和平队”工作者。可以说，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美国驻印度的联合碳化物公司，以及驻危地马拉的联合果业公司。其他一些本部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也通过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对其他国家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18]有时候，跨国公司的影响是建设性的。比如，当杰拉德·福特总统试图劝说国会支持对安哥拉的军事干涉，扶植该国内战中的“安盟”(UNITA，全称“为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译者注)反政府组织时，海湾石油公司却游说反对这项干涉。海湾石油公司与安哥拉的马克思主义者政府在开采石油方面有着愉快的合作，但却发现自己的炼油厂处于“安盟”掌握的美军的炮火之下。另一些时候，跨国公司仅仅是由于本公司的利益，而不是由于国家的利益面临危险，才劝说政府出兵干涉。

一些学生毕业后可能会被派往国外参战，以上所有这些问题对于他们都有着很大的潜在影响，特别是因为美国的政策一直受到诸如特拉华公司、得克萨斯建筑公司以及纽约银行等的不恰当的影响。还有一些学生可能会发现跨国公司使自己丢了工作，原因是跨国公司把工厂或计算机流程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在那里，人们必须为少得可怜的收入工作。^[19]在社会学家以往的描述中，世界被分成富裕的工业化中心和贫穷的殖民地边缘；今天的一些社会学家坚持认为，跨国公司以及交通通讯的快速发展，使得管理层成为新的中心，而国内外的工人都成为新的边缘。即便学生个人没有受到这种影响，他们也将面对世界的跨国化趋势。由于像沃尔玛或三菱这样的跨国公司的预算渐渐比很多国家政府的预算还要大，“民族经济”这类术语就成为陈词滥调了。克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曾指出：“美国经济这种概念正变得没有意义，美国公司、美国资本、美国产品、美国技术等概念也是如此。”^[20]跨国公司可以说是代表了对国家自主权的威胁，它不仅影响到一些小国，而且影响到美国自己。

当美国人试图思考与我们的政治经济利益有纠缠的跨国公司的各种问题时，他们从美国历史课中所学到的东西不会提供什么帮助。多数历史教科书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跨国公司。这一话题不适合他们的“国际好人”的主旨。在我早先考察的12本教科书中，只有《美国的经历》在其索引中列出了“跨国公司”这一条目，而它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也只有这样一句话：“(‘一战’后在欧洲的)这些投资导致了跨国公司——在多个国家拥有利益的大型公司——的发展。”即使这仅有的一句话，也是不正确的：欧洲的跨国公司可上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美国的跨国公司至少从1900年就开始在我们的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

在六本新教科书中，只有两本提到这一条目，并且都把它与“益处”相连。《走向今天》写有这样两句话：

跨国公司提供新的产品和工作，引进先进技术和生产方法，由此使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和工人受益。另一方面，强有力的大型公司有时使用它们的经济力量不恰当地对政治家们施加影响，或用不光彩的手段保持利润的增长，由此避开了法律的约束。

岂止如此。跨国公司还经常贿赂诸如赤道几内亚、哈萨克斯坦以及尼日利亚等贫穷国家的上层人物。IBM、孟山都^[21]、先灵葆雅^[22]等很多大型公司都在这个或那个后来被发现是腐败的国家里或合作或直接介入贿赂事件。比如，在赤道几内亚，石油公司为了获得在这个国家开采石油的特权，为该国政府领导人花费数百万美元，用于为他们在国外学习的子女提供奢侈的生活，或用于租借他们的建筑，或干脆直接用现金贿赂。但与此同时，四分之三的赤道几内亚人营养不良。为什么我们的石油公司要这样来做生意呢？因为他们开采赤道几内亚的石油时只付了大约10%的税额——这比他们在那些公正治理的国家里必须交的税额低得多。^[23]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公司构成了一种反民主势力，牢牢控制这一国家里那些贪婪的上层人物。不管是从现实主义政治的角度，还是从“国际好人”的模式看，这些做法恰恰与美国所应该发挥的那种影响格格不入。渐渐地，我们与诸如几内亚政府等的瓜葛被搬到诸如伊朗等国家里时，可能会反过来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

跨国公司对政府的不恰当影响还不限于外国。教科书还应该讨论它们对美国自身外交政策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或许始于伍德罗·威尔逊执政时期。比如，正是由于纽约第一国家银行的压力，威尔逊出兵干涉海地。按照历史学家巴里·韦斯伯格的观点，当俄国新生的共产主义政府将所有石油资源都国有化后，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就成为美国1918年入侵俄国的幕后“主要推手”。^[24]然而，一些教科书使这些背景神秘化。关于经济因素对于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影响，教科书中的最接近正确的描述莫过于新版《美利坚盛典》中的这样一段话：

为了减少麻烦，华府敦促华尔街银行家们把美元大量抛向洪都拉斯以及海地等金融真空区，以阻止其他国家的资金流入该地。在门罗主义的旗号下，美国不可能允许其他国家介入美洲。后来，美国觉得自己有责任把钱撒向任何它口称要阻止发生经济与政治动荡的地区。

我们的金融介入居然是出于人道主义!《美利坚盛典》的作者们本来可以利用前海军陆战队将军斯梅德利·D.巴特勒提供的现实主义子弹。他在1931年的声明现在已经很著名了：

我在1914年使墨西哥对美国的石油利益是安全的。我还把海地和古巴变成文雅之地，以便于国家城市银行^[25]的那帮小生们去捞取利润。我还为布朗兄弟国际银行家族把尼加拉瓜打扫干净……我1916年为多米尼加共和国送去了照明，以便美国糖业在那里发展。我1903年使洪都拉斯变得“右倾”，以适合美国的果业公司。回想起来，我当时或许还可以给“老大”卡邦^[26]一些暗示。^[27]

商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并不始于伍德罗·威尔逊执政时期。约翰·A.霍布森在1903年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描写了富有阶层中的“一种不断增长的趋势”——“用他们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的政治力量去干扰那些有他们实业投资的国家的政治环境。”^[28]商业对外交的影响也不是止于威尔逊执政时期。乔纳森·奎特尼的精美之作《无穷敌》列举了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各种不当做法，那些政策或出于个别公司的具体利益，或出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们对美国意识形态利益的误解，或两者皆是。奎特尼指出，从1953年至1977年，掌管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全都在洛克菲勒家族的薪水单上榜上有名。迪安·腊斯克^[29]、亨利·基辛格是1961年至1977年间我们的外交政策的负责人，他们的每一笔开支都仰仗于洛克菲勒。^[30]尽管如此，没有一本教科书提到跨国公司对美国政策的影响。这种情况并不必然地是由于教科书的作者们害怕冒犯跨国公司，而是因为它们从来就不讨论美国政策所受到的任何影响。相反，它们把我们政府的政策说成是克服艰难形势的理性的、人道主义的应对。它们并不想揭穿政府对自身行为所做的各种解释。

教科书没有解释联邦政府为什么那样做，而且还回避政府的大多数所作所为。即使美国的政府官员承认自己的行为带有各种殊异的动机与意图，教科书作者们仍然把美国政府的行为说成是良好和令人愉快的。在各种不太体面的例子中，突出的是美国的一些官员和机构曾尝试用各种手段刺杀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或推翻其政府。在威尔逊执政时代，美国曾雇佣两个日裔墨西哥人企图毒死潘齐奥·维拉^[31]，至少从这个时代以来，美国就一直沉溺于这类行为。^[32]我考察了所有的18本教科书，想明白它们是如何论述美国后来旨在颠覆他国政府的行为的。为了确信这类事件都得到了历史著作的充分记载，我只考察了1973年以前，即这些教科书问世之前所发生的六个这类事件。这些事件包括：

1.我们援助伊朗的“沙阿”派，废黜首相摩萨德，于1953年恢复了“沙阿”政权。

2.我们参与推翻1954年的危地马拉民选政府。

3.我们操纵1957年的黎巴嫩选举，确立了基督徒的上层地位，导致次年爆发了穆斯林反抗和内战。

4.我们卷入1961年谋杀扎伊尔的帕特里斯·卢蒙巴^[33]的行动。

5.我们一再企图谋杀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用恐怖和破坏手段推翻其政府。

6.我们参与推翻1973年的智利民选政府。

当其他国家对我们做这种事时，美国政府就称之为“国家发起的恐怖主义”。当我们得知古巴或利比亚试图影响我们的政治或搅乱我们的经济时，我们会愤愤不平。1993年当我们的离任总统乔治·H. W.布什访问科威特时，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企图对其实施谋杀，因此，我们的政府对萨达姆表示强烈愤怒，并对巴格达实施报复性轰炸。然而，美国也一直在重演同样的刺杀活动。

我们的评论开篇一片祥和。在我写作本书第一版时考察的那12本教科书中，有八本只字未提中央情报局(CIA)1953年在伊朗推动政变，将巴列维“沙阿”推上台。现在所有的六本新书都提到我们推翻了摩萨德政权。《美利坚盛典》提供了这样的叙述：

伊朗政府据称是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影响，开始抵制那些控制着伊朗石油的大型西方公司的势力。为此……中情局于1953年帮助策划了一场政变，把穆罕默德·理查·巴列维这位年轻的“沙阿”拥为独裁者。美国的这一干涉行为虽然在短时间内确保了伊朗石油向西方开放，但在很多伊朗人心中埋下了严重的仇恨种子。

这几句话确实为学生提供了某些资料，便于他们理解为什么伊朗人会在1979年占领美国大使馆，并把使馆人员关押一年多时间。

伊朗人长期敌视美国的中东政策，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教科书今天要更加完整地介绍我们在那里所遇到的挑衅行为。不幸的是，与介绍伊朗问题不同，我们的教科书在描写我们的外交冒险时并无改进。在危地马拉，1944年，大学生、城市工人，以及危地马拉中产阶级联手推翻独裁者，建立起民主政府。在接下来的十年间，民选政府把选举权扩展到美洲印第安人、穷人(暂且用这个词)以及妇女，结束了咖啡种植园里的强制劳动，并发起各项改革。但所有这些，到1954年结束了，当时，中情局威胁要对哈科沃·阿本斯^[34]政府实行武装入侵。阿本斯曾对抗联合果业公司，打算进行土地改革，并计划修建公路和铁路，那将有可能打破那些公司的贸易垄断。美国选择了一位卑微的陆军上校出任新政府总统，而当阿本斯出逃到墨西哥大使馆寻求避难时，我们就用美国大使的私人飞机把我们的人送到危地马拉的首都。结果，一个压迫集团对多数印第安人实施了长达40年的野蛮统治。

在六本新教科书中，有四本的确提到了这一事件。《美利坚之旅》的描述具有代表性：

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时期，也面临着来自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威胁。1954年，中情局帮助推翻了危地马拉的哈科沃·阿本斯政府，因为一些美国领导人担心它会倒向共产主义一边。

在这里，《美利坚之旅》把反共产主义作为美国政策的唯一动机。可是别忘了，这一事件发生在麦卡锡主义盛行之时。正如时事评论家刘易斯·拉普罕指出的，在美国眼里，任何地方都有共产主义：“当危地马拉真正的民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开始像一位民主人士那样说话时，美国却指责他是一位共产主义者。”^[35]50年之后，《美利坚之旅》依然保持着美国政府的那种麦卡锡主义论调。其他的教科书只要提到危地马拉，也都如此。

没有一本教科书提到美国1957年是如何帮助黎巴嫩的基督徒在这个当时不太稳定的国家里控制国会选举的。次年，穆斯林由于在选举中失去了其公平的政治份额，掀起了武装抗争，于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派舰队去维护基督徒的利益。在那18本教科书中，有八本提到了1959年的那次武装干涉。《希望之地》的描述最为完整：

接下来，黎巴嫩爆发了骚乱。黎巴嫩总统卡米尔·夏蒙担心左翼政变，遂向美国请求帮助。虽然不愿意干涉，但是艾森豪威尔还是于1958年7月向黎巴嫩派出一支15000人的海军。秩序很快得以恢复，军队撤回了。

这是标准的教科书语言：骚乱似乎总是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而美国的干涉总是“不情愿的”。教科书在解释对方行为时所采用的词语，常常是“骚乱”，而非共产主义。新版《美利坚盛典》却基于老套的解释——共产主义：

黎巴嫩这个亲西方的海湾国家受到埃及人的以及共产主义者阴谋的双重威胁。

在其总统寻求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帮助时，美国果断派出数千人的军队，帮助其恢复了秩序，没有一人丧生。

但是共产主义从来就不是黎巴嫩的重要问题。用共产主义也不能很好地解释其他国家的骚乱。奎特尼指出，美国在第三世界的行为常常如此拙劣，以至于某些政府和独立运动觉得除投靠苏联之外别无他路。^[36]既然教科书作者们不愿意批评美国政府，他们就把美国的对手们说成是不可理喻的。这只会误导和迷惑学生。教科书只有开诚布公地介绍我们的各种行为，才能为读者们提供关于我们的对手的合理叙述。

《希望之地》接下来讲我们的干涉带去了令人愉快的结果：“虽然黎巴嫩并没有受到共产主义的直接威胁，但是艾森豪威尔表明美国能够很快做出反应。结果，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得到了缓和。”实际上，黎巴嫩于1975年再度爆发内战，贝鲁特以及整个国家遭到的破坏日益严重。1983年，全面动乱爆发，于是里根总统再次派出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后来，一个汽车炸弹炸死了美军营地里的241名士兵，这促使里根撤兵。有几本教科书提到了这一事件，但是没有一本教科书对黎巴嫩的持续冲突或者我们在事态发生上的作用做出任何实质性的介绍。2006年，“骚乱”再次以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组织“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小规模战争的形式在黎巴嫩爆发。教科书对于黎巴嫩历史的肤浅讨论无益于学生去理解这一新的冲突。

“扎伊尔”或“刚果”这样的条目只出现在两本较早的教科书中，一本是《美利坚民族的胜利》，另一本是1991年版的《美利坚盛典》。这两本书都没有提到，中情局促成了1961年对帕特里斯·卢蒙巴的谋杀。^[37]《美利坚盛典》对那场冲突的发生提供了准确的描述：“非洲刚果1960年从比利时手中独立，旋即陷入暴力冲突。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华府出了很多钱，但没有出人。”但该书的描述也到此为止。《美利坚民族的胜利》指名道姓地提到卢蒙巴：“当亲共产主义派的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于1961年被杀时，新的危机发生了。”该书没有提到美国卷入这场谋杀，最后却用愉快的笔调结尾道：“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内战的伤口似乎弥合，刚果(扎伊尔)成为非洲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但愿如此!中情局扶植了前军官约瑟夫·蒙博托上台。

到20世纪60年代末，与《美利坚民族的胜利》所描述的恰恰相反，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成为非洲经济和政治最糟糕的国家之一。在拙作初版中，我曾预言：“到1994年，扎伊尔爆发‘新’危机的时机成熟了。”事实上，没过多久，扎伊尔就爆发了内战，蒙博托1997年被迫流亡国外。自此，全国各地都开始面临持续不断的冲突，几乎400万人被杀死。然而，今天的学生和作者却无从了解这一新爆发的“骚乱”，因为没有一本提到“刚果”或“扎伊尔”。

也没有教科书——不论是新的还是旧的——提到我们多次试图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38]根据美国参议院的指证，到1965年，联邦政府曾八次试图杀死卡斯特罗，而根据古巴的说法，到1975年，卡斯特罗24次绝处逢生。刺杀的手段层出不穷，包括从拙劣地想让卡斯特罗点燃可爆炸的雪茄，到约请黑手党谋杀他。猪湾入侵失败后，约翰·F.肯尼迪总统发起“猫鼬计划”，以颠覆古巴，用肯尼迪的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的话说，这是一次旨在动摇古巴的“大规模的隐秘行动”。塞林格还写道，肯尼迪曾计划动用美国武装力量入侵古巴，但后来迫于古巴导弹危机而放弃。^[39]没有教科书提到这个“猫鼬计划”。

一些作者避而不谈我们试图刺杀卡斯特罗，这殃及他们对肯尼迪遇刺案的论述。肯尼迪可能批准过早先几次对卡斯特罗个人的刺杀，包括约请黑手党；如此一来，肯尼迪本人的被杀或许可以解释为报复性谋杀。当然，李·哈维·奥斯瓦尔德^[40]可能是出于他个人目的刺杀肯尼迪，杰克·鲁比可能也是出于他的个人目的杀死了奥斯瓦尔德。然而，由于没有一本教科书提到肯尼迪如何试图杀死卡斯特罗，因此没有人在谈论肯尼迪之死时能够从逻辑上联想到古巴人或黑手党。^[41]相反，教科书作者局限于诸如《走向今天》中的这种模糊论述：“一些调查支持这样的推论：奥斯瓦尔德身陷一个更大的阴谋，杀了他，有利于保护那些策划肯尼迪谋杀案的人。”

中情局没有从在古巴的失败中学乖，反而把注意力南移。

我所考察的18本教科书中只有六本提到智利。其中，《生活与自由》坦言：“尼克松总统帮助智利军队推翻了智利的民选政府，因为他不喜欢那里的激进社会主义政策。”这句话埋在论述卡特总统的人权记录的某一章节中，是该书就相关问题所提到的唯一的一句话，但这已是所有教科书中最好的叙述了。《美利坚之旅》与《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这两本新教科书，也附和《生活与自由》的说法，但没那么坦率。这三本书把美国卷入的事实——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模糊化。而其他的12本书对此完全不着一词。

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卷入变成尚不清楚的问题？历史学家深知，中情局早先曾联手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企图使阿连德在1970年大选中落败。计划落空后，美国又试图搅乱智利经济，颠覆阿连德政府。美国封锁了各项对智利的国际援助，资助反对派报纸、劳工组织及政党，拒绝出口工业配件，资助并煽动那场全国性卡车司机大罢工，使智利经济陷入瘫痪，并资助和训练军事力量，最终于1973年上演血腥政变，杀死了阿连德。次年，中情局局长威廉姆·科尔比证实：“一个受基辛格本人领导的秘密的高级情报委员会曾授权发布一项预算，在1970至1973年间，先后为中情局共拨付高达800多万美元的经费，以‘动摇’阿连德总统的政府。”^[42]国务卿基辛格本人后来解释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只是因为一些国家的人民的不负责任，就把那个国家推向马克思主义。”^[43]由于智利人民的“不负责任”包括推选阿连德任总统，基辛格在这里就公然说美国不应该、也不会尊重其他国家的选举程序或主权——只要那些选举结果不令我们满意。^[44]

教科书需要介绍政府的所有的欺诈行为吗？当然不必。我不是在提倡保罗·加尼翁的所谓“秉笔直书”。^[45]然而，对于我们的至少某些干涉，教科书的确需要予以深入分析，因为那些事件事关重大。从道德立场上去维护这些行动并不是很容易的，但这些行动把美国的外交政策降低到黑手党暗杀的层次，剥去了美国为自己的行动所宣称的合法外衣，并且削弱了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威望。诚然，依据“现实主义政治”的理由，用隐秘的暴力手段去适当地处理国际问题是情有可原的。可以说，美国应该去动摇他国政府，刺杀对我们不友好的领导人，对他们不宣而战。然而，上述六个阴谋行动并不符合这类情况。比如，在古巴，用罗德里·杰弗里斯-琼斯的话来说，中情局的“无目的的破坏活动只会提高卡斯特罗的威望”。即便那些破坏得逞了，这些隐秘的行动也只能带来短暂的效果，暂时使那些烦扰我们的人失去权力，但却使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压迫的、不民主的、不受欢迎的主权国家，由此损害了我们的长远利益。^[46]历史学家罗纳德·凯斯勒说，中情局一位曾负责策划危地马拉阿本斯下台的官员后来承认，推翻民选领导人是一项目光短浅的政策。^[47]历史学家查尔斯·阿梅林格质疑我们在伊朗的“成功”。他说：“用摩萨德去换阿亚图拉·霍梅尼合算吗？”秘密行动总会有后遗症——来自国外的报复，对此我们很难有效地应付，因为我们在发起行动时没有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当秘密进攻失败时——就像1961年的猪湾登陆，那些行动使得美国政府找不到可行的下一步方案，甚至既不能尴尬地后退，又不能公开地进行军事干涉。如果我们当初不是采取秘密行动，而是将如何处理摩萨德或卡斯特罗问题置于公众讨论，我们或许能够避免在霍梅尼或者猪湾问题上遭致如此惨败。罗伯特·F.史密斯认为，除非我们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那些肩负着其人民梦想的民族主义政府，否则我们将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危机”。^[48]

然而，这种争论不可能出现在美国历史课上，因为，大多数教科书不会透露我们政府的所作所为。我所考察的18本教科书，绝大多数都没提到上述六个事件——伊朗的那个事件除外。当有些作者确实提到其中的一两个事件时，他们也通常暗指我们的行动乃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这样，教科书作者们把美国刻画成基本上是个理想主义的行动者，在其他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的灾难面前表现得慷慨大方。罗伯特·莱基曾谈及“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国家这一神话”，并指出那存在“于美国民谣中”。其实它也存在于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49]

这些干涉行为还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它们与民主相称吗？

针对其他国家、个人或政党采取秘密的暴力行动违反了我们的民主所赖以存在的公开性原则。秘密的国际干涉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内说谎。美国公民如果不了解政府的政策，或许就不能够对它们提出批评。这样，秘密暴力行动常常是对大众意志的愚弄。那些行动还威胁到我们一贯的分权机制——这一机制是教科书在谈论宪法的章节里所重点介绍的。秘密行动总是由行政部门来执行，行政部门对自己所做的或打算做的事情，通常向立法部门撒谎，由此妨碍了国会履行宪法所赋予它的职能。

美国政府对上述六个对外干涉事件都没说实话。1961年，美国的古巴流放者在猪湾登陆，实施他们那倒霉的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计划。就在同一天，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说：“美国人民有权知道我们有没有正在入侵古巴，或者有没有打算在将来那么干。我的回答是：没有。”三天后，在阵亡者中，有四名是美国飞行员。1973年，当作为国务卿出席参议院关于智利问题的听证会时，亨利·基辛格回答道：“我知道，我也相信，中情局与(智利)政变毫无关系。我有资格这样说，以免有些疯子在那里不经引见就向他人乱说一气。”后来中情局局长威廉姆·科尔比以及基辛格本人的声明都与这一证词直接矛盾。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后来也逐渐谴责我们针对阿连德政府的那些行动。^[50]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被人发现明显是在撒谎时，便以国家安全来搪塞。他曾否认美国飞越苏联领空，但结果，那位被俘的飞行员加里·鲍尔斯在苏联电视上承认了事实真相。很久以后，公众才知道，鲍尔斯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至少有31架飞机在苏联上空坠毁，飞机至少载有170人。几十年来，我们的政府向失踪者家庭撒谎，也从来没有向苏联做出足够的交代，以使失踪者返回。因为，我们的飞行是不合法的，被认为是个秘密。^[51]同样，在越南战争中，我们的政府也就我们轰炸老挝保密了很多年，后来也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

这种做法并没能欺骗老挝人，他们十分清楚我们在轰炸他们，但美国人被欺骗了。总统及其幕僚严守行动秘密，通常并非出于国外战略的缘故，而是由于他们担心这些行动在国会和美国人民中不得人心。

一次又一次，美国总统们选择不拿自己的声誉去冒险，不愿意通过必需的程序劝说美国人支持自己的秘密军事政策。^[52]

我们的宪法明文规定，宣战必须经过国会。早在1918年，伍德罗·威尔逊就曾试图向国会和美国人民隐瞒我们对俄国的干涉。海伦·凯勒帮助揭露了真相。她于1919年给纽约的一家报纸写道：“我们的政府不诚实。他们并没有向俄国公开宣战并宣布战争理由。”“他们嘴上说着民主，暗地里半隐秘地与俄国人作战。”^[53]最终，威尔逊还是未能守住秘密，但是，他却能使那场入侵躲到美国历史教科书之外。这里就出现了问题：对于本章所描述的六次对外干涉，教科书不可能既对它们做出准确的介绍，又不提美国政府在掩盖它们。

大多数教科书所涉及的唯一的政府犯罪行为是被称为“水门事件”的一系列丑闻。就大众影响而论，“擅闯水门”事件最为突出。20世纪70年代早期，国会和美国人民发现，尼克松总统曾帮助掩盖一系列的非法行动，包括偷窃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以及心理医师刘易斯·菲尔丁的办公室。尼克松还试图通过某些途径动用美国国税局、联邦调查局、中情局等各种监管机构，使那些胆敢反对他的政策或反对他连选的、被列入他的“敌对者”名单的人产生畏惧之心。在讲到“水门事件”时，教科书都谴责理查德·尼克松——他的确罪责难逃。^[54]但是，它们都浅尝辄止。面对这一无可否认的政府劣迹，教科书设法保持它们一贯的关于政府的乐观论调。《走向今天》中的如下这段话很有代表性：

很多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对政府的信任和信赖。然而，这一丑闻也加强了国家的宪法体制，特别是制衡机制。当行政部门的人违背法律而不是维护法律时，政府的司法和立法部门就会介入并阻止他们。

然而，罢免尼克松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是结构性的，它源于联邦行政官僚机构权力的急剧膨胀。事实上，里根任职期间及老布什首任期间的“伊朗门事件”牵涉到总统、副总统、内阁成员、特工(如奥利弗·诺思)以及以色列、伊朗、文莱等各国政府官员等一大批人的合法与非法的行为。在某些方面，这些丑闻说明当时的行政部门要比尼克松时代更加不受控制。^[55]教科书未能从这个角度去对待“水门事件”，这说明作者们明显在粉饰联邦政府，以使学校里的孩子们对其怀有尊重。既然政府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学生们在他们成年后仍然可能遇到失控的联邦政府实行秘密的、违法的国内外政策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有人已经指出，小布什任职期间的一些“后9·11”行为就是如此。^[56]学生们对政府的认识来自他们的美国历史课程，就此而言，学生们会对这些事件感到震惊和措手不及，不知道该如何去思考它们。

1816年，斯蒂芬·德凯特^[57]举杯祝酒道：“为我们的国家干杯!……愿她永远正确；但不论对错，她是我们的国家。”教育家以及教科书作者们似乎想教导下一代人对我们的国家盲目地忠诚。超越德凯特一步，教科书的分析就无法用对错标准或现实主义政治的标准去评价我们的对外政策。相反，教科书只是假定，政府在试图做正确的事情。公民们如果接受教科书的观点，大概就会支持我们的任何干涉行径——不管是武装的还是其他方式的，也会支持我们的任何政策——不管它是否会保护我们合法的国家利益，因为他们被劝导相信，我们所有的那些政策和干涉行为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他们从不认为我们的敌人具有同等的人性。

如果我们希望培养公民理性思考美国的对外政策，这一“国际好人”的说法恰恰是一种教育上的失策。^[58]对于那些用教科书的陈词滥调培养出来的公民来说，接受乔治·凯南的现实主义政治论或许是最痛苦的事情。在“美国一切都好”的模式的束缚下，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期望过高。但是凯南告诉了我们世界各国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如果我们只让学生接触那些对我们的外交政策的真实描述和分析，我们就不存在民主的没落和西方文明的终结这样的危险。目前，中学课本所谈论的美国外交政策与中学课本的“大哥哥们”——大学政治学课本——所介绍的美国外交政策之间，还存在着令人尴尬的差异。如果我们能秉笔直书，这种差距或许会缩小。

当中学历史教科书转向美国政府的国内事务时，它们再次与政治学家发生分歧。在分析各种影响我国政府的国内政策的力量时，我们有一大堆入门性的政治学著作可做参考。而中学美国历史教科书简单地把已有的大多数成就都归功于政府。这不足为奇，因为教科书作者们在理想化联邦政府时，就必然地扭曲了政府与被治理者之间的真正互动关系。当我们考察这一问题在民权领域里的反映时，结果特别令人沮丧。实际上，在这一领域，在20世纪60年代，数千名公民的果敢行动赢得了政府的认可甚至迫使政府采取行动。

在1960年至1968年期间，民权运动一再呼吁联邦政府维护和执行联邦法律，包括《第十四条修正案》以及重建期间通过的其他法案。肯尼迪任职期间，政府的反应尤其不足和令人悲叹。在密西西比，民权运动的各办公室里悬挂了这样一幅感人的控诉文字：

联邦调查局是重要的国家法律执行机构，它对这场运动所提要求做出的反应，具有特别的意义。该部门对非裔美国人的敌对态度由来已久且令人痛心。在伍德罗·威尔逊任职期间，简·埃德加·胡佛以及那个后来发展成为联邦调查局的组织一开始就展开针对共产主义嫌疑分子的调查。在威尔逊任职的最后四年里，虽然发生的反黑人种族骚乱比我们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但是，威尔逊让密探们主要集中精力收集非裔美国人的情报，而非那些侵犯了黑人民权的美国白人的情报。针对1919年华盛顿特区发生的反黑人种族骚乱，胡佛认为其原因在于“大量的黑人对白人妇女的攻击”。在那一年，特工们设立专门机构，对黑人组织进行监视，而不是对诸如“三K党”这样的白人组织进行监视。联邦调查局成立之初，其中的黑人特工还为数不少，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胡佛把他们削减到只剩两个。到20世纪60年代初，联邦调查局里已没有一位黑人，可是胡佛还是硬说其中有黑人，那就是他的司机。^[59]在南部，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主要是南方白人，他们在乎的只是他们的南方白人邻居们怎么看待自己，并且他们本身就是白人优越论者。虽然这种事后的抱怨使人联想到一位就餐者既抗议汤太难喝，又说汤不够喝，但调查局在南方人手远不够用。在密西西比，联邦调查局根本没有自己的工作人员，只能将收集第一手资料的任务托付给那些地方长官和警察局长，而民权运动恰恰希望从这些人身上寻求保护。

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胡佛仍然是一位公开的白人优越论者。他认为，1954年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宣布种族隔离为不合法，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他帮助肯塔基州公诉一位民权运动领袖、白人卡尔·布莱登(Carl Braden)，因为此人把白人居住区的房子卖给黑人家庭。1963年8月，胡佛发起一项打击马丁·路德·金及民权运动的活动。在首席检察官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的批准下，胡佛窃听金的电话，在金的旅馆房间里安装窃听器，用录音带录下金与妇女、或关于妇女问题的谈话。联邦调查局把这些惊人的情报，包括电报、手抄本、录音带，送到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等白人优越论者、记者、劳工领袖、基金会理事，当然，还包括总统的手中。1964年，一位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把一盘记录了金性生活的录影带送到金所在的组织“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办公室，并附上一张建议金去自杀的匿名条子。联邦调查局想必知道，这件事不能使金真的就去自杀。他们的目的明显是想让科雷塔·斯科特·金与丈夫离婚，或者要挟金放弃民权运动。^[60]当金到欧洲去领诺贝尔和平奖时，联邦调查局想方设法地破坏金接受这项荣誉。

胡佛称金是“这个国家最令人不齿的说谎者”，并竭力证明“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金不是胡佛的唯一攻击对象。胡佛还对很多人和机构造谣中伤，包括“密西西比之夏”、“种族平等大会”(CORE)、“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等民权组织，以及包括杰西·杰克逊在内的民权运动领导人。^[61]

同时，联邦调查局还拒绝向金转达那些威胁要杀死他的情报。^[62]联邦调查局知道那些威胁是认真的，因为一些民权运动工作者被杀害了。单在密西西比，民权运动工作者有1000余人经地方官员之手被逮捕，另有35人遭枪击，6人被杀害。然而，联邦调查局反复强调，保护民权运动工作者免遭暴力侵害不是自己的职责。^[63]1962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向罗伯特·F.

肯尼迪和简·埃德加·胡佛控诉，要求他们保护民权运动示威者。

对联邦政府在远南各州贯彻那些维护民权的法律不报希望后，密西西比的民权运动工作者阿米奇·摩尔和罗伯特·摩西于是想出了1964年“自由之夏”的主意：带领1000多名大学生——多数是白人——到密西西比去与黑人一起争取民权。即便如此，也收效甚微：白人优越论者仅在1964年夏天就炸毁了30座房屋，焚毁了37 座黑人教堂。^[64]不过后来，詹姆斯·钱尼(James Chaney)、安德鲁·古德曼(Andrew Goodman)和迈克尔·施沃纳(Michael Schwerner)等民权运动领袖在费城和密西西比被杀害，激起了全国性抗议，于是，联邦调查局最终在杰克逊^[65]设立了一个办公室。那年夏季之后，在亚特兰大市召开的1964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联邦调查局窃听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以及马丁·路德·金的电话。调查局这样做，是奉林登·约翰逊总统之命。^[66]

由于我生活和做研究的地点都在密西西比州，因此我特别关注这个州的联邦政府的行动和民权运动，但是，联邦调查局对黑人组织以及多种族组织的打击是全国性的。比如，在国会通过1964年《民权法案》之后，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奥兰治堡，有一家保龄球馆却拒绝执行这项法律。来自附近的黑人州立大学的学生对此提出抗议。州军队向示威者开枪，打死3人，伤28人，很多人在奔跑时被射中了脚踝，只好伏倒在地，以躲避射击。对此，联邦调查局非但不去协助证实哪些官员在那场现在被称为“奥兰治大屠杀”中开枪射击，反而假传情报，谎称学生们用自己的掩体保护士兵。^[67]在加利福尼亚、芝加哥等北部地区，调查局试图消除“黑豹”组织的“早餐行动计划”，还散布关于性病和召妓的谣言，以破坏“黑豹”队员的家庭。1969年，他们帮助芝加哥警察袭击“黑豹”组织领导人福来德·汉普顿的公寓，并将其杀死在床上。^[68]联邦调查局警告黑人领袖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母亲，谎称“黑豹”组织正密谋杀害她的儿子，卡迈克尔最好逃出美国。^[69]甚至有可能，联邦调查局或者中央情报局曾卷入对马丁·路德·金的谋杀。供出杀害金的凶手詹姆斯·厄尔·雷(James Earl Ray，化名为“艾瑞克·高尔特”[Eric Gault])的那位蒙特利尔的“雷欧”(Raoul)可能与中情局有染。^[70]当然，作为一个没有收入的乡下小伙子，雷从未到过蒙特利尔，也没有能力制造假身份并在孤身无援的情况下逃到伦敦和里斯本。尽管存在这些破绽，或者说正由于存在这些破绽，联邦调查局才从未有兴趣揭发金谋杀案的真相。相反，在1968年金死后不久，联邦调查局两次闯进“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办公室。几年后，调查局又试图阻扰将金的生日设为全国性节日。^[71]

从弗吉尼亚到蒙大拿再到加利福尼亚，联邦调查局对各高校的黑人教职工进行调查。1970年，胡佛批准对“对所有旨在反映黑人学生要求的学生联合会及类似组织可自动实行监视”。我所任教的陶格鲁学院首当其冲：位于杰克逊的调查机构有时甚至要求“压制”整个学校，原因部分在于，该校学生中不乏“无法无天的好战的黑人演说家、选举人注册活动者，他们时常举办关于非洲文化的讨论和报告会……(而且)在密西西比广泛宣传黑人民权遭到的各种侵犯”。据此说来，这些行为罪大恶极!^[72]

不仅仅1964年《民权法案》以及1965年《选举法案》这些积极的成就，而且联邦调查局的上述行为，以及联邦领导人对它的姑息乃至指使，都是20世纪60年代遗产的一部分。正如历史学家肯尼斯·奥瑞利指出的：“当联邦调查局与黑人作对时，政府也是如此。”^[73]美国历史教科书是如何对待这一历史产物的呢？它们只简单地撇开政府所做的一切坏事。它们不仅忽略了联邦调查局各种针对民权运动的活动，而且避而不谈它对各种教会组织、各种旨在改进美国的拉美政策的组织，甚至对最高法院的横冲直撞与秘密调查。^[74]教科书甚至对州政府也不想说任何坏话：我所考察的16本叙述型的教科书无不写到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这篇著名演讲，但是其中的15本都删除了金对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两州的负面评价。

教科书不仅不谴责联邦政府对民权运动的打压，而且很多教科书事实上几乎片面地赞扬政府在那一时期所带来的进步。

这样一来，教科书处理民权问题时遵从的是那种我们可称之为“好莱坞式”的方式。迄今为止，好莱坞关于这场运动的最主要的代表作是艾伦·帕克的《密西西比在燃烧》。^[75]在这部电影中，在一开始的五分钟镜头里，就有三位民权运动工作者被杀，而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却没有出现一位民权运动工作者或密西西比黑人，即使有，他们的年龄也不会超过12岁，观众不可能辨认出那是谁。相反，帕克虚构出两位联邦调查局白人特工，他们一边玩着那种“好警察坏警察”的古老游戏，一边一起动手干掉了杀人者。实际上，在电影所反映的事件中，民权运动的很多支持者，包括迈克尔·施沃纳的遗孀丽塔，以及这场运动所能得到的每一位北方白人朋友，都劝说国会及联邦政府行政部门责令联邦调查局在密西西比设立一个机构，优先考虑将杀人者绳之以法。同时，胡佛还监听谢维纳的父亲的电话，看他是否是共产主义者。密西西比州东部的每个人都在几周内就知道了谁是杀害谢维纳的元凶，并且知道纳什巴县的代理县长与之有染。但警察工作没有被要求改进。联邦调查局花3万美元诱使其中的一位案犯供出其同谋者，结果才把那些人逮捕归案。^[76]

本书初版时所考察的那12本教科书对整个民权运动都采用这种帕克式的分析。与抓捕密西西比的“三K党”分子一样，民权运动的进步只是好政府的成就。联邦的好意本身就足以“解释”诸如1964年《民权法案》及1965年《选举法案》这类里程碑似的事件。约翰·F.肯尼迪提出了这些法案，林登·贝恩斯·约翰逊使它们得以在国会通过，于是，我们今天有了这两项法案，或者，用《美国历史》中那种不变的被动语态来表达，“另一项民权措施——《选举法案》——被通过”。有几本教科书甚至颠倒了时间顺序，把这些法案写在前面，把民权运动写在后面。

《自由的挑战》最为典型：

肯尼迪总统及其内阁响应种族平等的呼声。1963年6月，总统呼吁国会就广泛的权利平等的立法采取行动。在总统的垂范下，数千名美国人开始加入民权运动。

1963年8月，20多万人加入到向华盛顿进军的队伍中。

这种论述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颠倒了。肯尼迪一开始曾试图阻止进军活动，并把副总统林登·约翰逊打发到挪威，使他不能染指进军活动，因为感到他过于偏向民权运动了。对此，甚至连肯尼迪本人的同党小亚瑟·施勒辛格^[77]也冷淡地指出：“肯尼迪的优秀品质总体上在他任职期间没能用到种族问题上。”^[78]

糟糕的还不仅仅在于教科书无端地吹捧肯尼迪。更大的危险来自于否认非裔美国人具有学者们所说的“能动性”。1954年最高法院的裁定意味着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批判达到顶峰。以前的畅销书《美利坚民族的胜利》与今天的一本畅销书《美利坚盛典》都没有提到，“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的原告与律师都是非裔美国人，也没有提到，先前那个同样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发起的诉讼，为此铺垫了道路。最新出版的《美利坚盛典》实际上宣称，肯尼迪的家人——杰克·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推动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及其他民权团体促使黑人参加投票注册。所有的推动过程都被说反了!今天，很多年轻的非裔美国人认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是联邦政府在黑人社会强制实施的，他们不知道，那是黑人社会对联邦政府施压的结果。^[79]同时，美国很多白人青年都有理由地认为，联邦政府对黑人够好的了。把非裔美国人及其白人盟友的那些行动都归功于联邦政府，的确挫伤了今天美国非裔学生的能力，也的确使他们觉得自己正如马尔科姆·X指出的——“无所作为”。

幸运的是，最近的六本教科书的确有所进步。它们无不提到阿拉巴马州塞尔马市的非裔美国人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是如何遭到了白人警察的袭击。它们还都提到，作为诱因的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的进军是如何促使约翰逊总统和国会通过了1965年的《选举法案》。其中的三本书——《走向今天》、《美国人》、《美利坚之旅》还证明，非裔美国人迫使联邦政府在民权问题上采取更为广泛的措施，只不过它们又宣称，肯尼迪总统本人也倾向于此。^[80]这些书与《美国的经历》、《发现美国历史》一道，的确揭示了民权运动的活力所在：非裔美国人——通常还与其白人盟友一道——以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向不公正的法律或现实挑战，后来却导致白人做出野蛮的反应，以保护所谓的“文明”。结果，全国震惊，一些人开始相信，那一法律或现实必须改变。这些书赞扬民权运动志愿者们的勇气。但是，只有1974年出版的《发现美国历史》，才讲到那些运动如何向种族隔离的旧俗发起直接挑战，结果，一些民权运动工作者遭到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毒打甚至杀害，只是因为他们作为跨种族夫妻手挽手，或者在餐馆里一起吃饭。

教科书对待环保运动也是如此。它们讲述了“国会通过了”法律，批准成立环境保护署，但却不注意或很少注意环保运动。学生们只会再次得出结论，政府通常总是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新教科书并不比旧教科书要好。对此，很多教师也没有办法。一项针对12位随机抽选的12年级“美国政府”课教师的研究发现，教师们认为，个人能够影响地方或全国政府的唯一途径几乎就是投票。^[81]

教科书作者们似乎认为，美国人只要相信自己的政府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他们就会忠于政府。因此，教科书把美国政府描述成值得学生去效忠，而非去批判。“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里。”右翼教科书批评家梅尔·加布勒的搭档詹姆斯·F.德朗在批评《美国的经历》时这样写道，“任何一本旨在描写这个国家的历史的书籍都应该充分认识这份遗产和荣耀。”《美国的经历》在介绍民权运动的基本态势时，含蓄地指出美国政府没有为民权做出它所应该做的一切。结果，《美国的经历》或许不能通过德朗的这一爱国主义检验：“我不会、我也不能同意这样的书在我们的学校使用。”^[82]

教科书这种对联邦政府的近乎谗媚的描述或许有助于自己赢得学校的采用，但却不能赢得学生的注意。如果我们阅读到的全是政府自己所做的一切好事，没有戏剧性的冲突，那真的就没意思了。而且，大多数美国成年人已经不再像自己20世纪50年代那样轻信政府了。从越战到“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再到克林顿的性生活，乃至乔治·W.布什为发动对伊拉克的入侵而杜撰的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一件件丑行被揭发，一个个谎言被戳穿，联邦行政部门在美国人民心中的信任被打碎，民调和投票都证明了这一点。1964年，64%的美国人还都相信政府“在做正确的事情”，而30年之后，这一比例缩小到只有19%。教科书作者们既然不愿意说政府的不是，他们就成为美国最后一批轻信者。他们的信用是很成问题的。他们为学生呈现的是一个良好的政府，这个政府所说的一切都应该被相信。这几乎不是学生父母们的观念，民调显示，学生们的父母们对联邦政府领导人所说的话保持深刻的怀疑。在学校里几乎看不到关于政府所做的坏事的材料，而父母以及报纸每天都在说着相反的故事，这“使得所有的教育都令人怀疑”——教育研究者唐纳德·巴尔这样说。^[83]

教科书对政府的这种奴颜婢膝的做法也不能教育学生成为有益的公民。就像“英明的哥伦布”这一故事反映出其背后是一群盲信而鲁莽的船员一样，一个英明的好政府意味着我们公民的恰当角色就是去听从其领袖人物的安排。远的不说，像“第三帝国”、“中非帝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非民主国家，培养的国民都对其政府似乎怀有太多的、而不是太少的忠诚。另一方面，美国却幸运地拥有一批不同政见者。但这些不同政见者有的不得不逃到他国。自1776年以来，加拿大一直是那些对美国政府政策不满的美国人的避难所，从革命时期及之后的那些逃避迫害的托利党，到希望逃避“德雷德·司各脱案判决”的自由黑人，再到逃避越战征兵的适龄青年。没有一本教科书提到加拿大的这一角色，因为，没有一本教科书曾刻画某届美国政府遭受过这样的原则性抵抗。^[84]

当然，美国的很多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对于民主，政府擅权是一种比公民不忠更大的威胁。很多人担忧，行政部门一枝独秀会腐蚀宪法所设定的制衡机制。一些分析家还认为，联邦政府对州政府的压制力量，已经形成对联邦制的嘲弄。从伍德罗·威尔逊政府至今，联邦行政部门的权力越来越强大，现在，联邦行政部门几乎成为国家的最大雇主。过去50年里，中情局、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秘密机构的权力不断增长，在某些人的眼里，它们俨然成为令人生畏的第四个政府部门。当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务院等政府机构的官员们不仅决定着我们的政策，而且决定着人民与国会对那些政策的知情程度时，对民主的威胁就愈加严重了。^[85]

通过回避政府的秘密或非法的行为，教科书作者们麻痹学生，使他们不能思考诸如行政部门如何变得越来越独断和越来越隐秘这类问题。教科书站在政府一边，引导学生得出结论：

批评政府是与公民身份不相宜的。教科书是在真空中描述政府行为，而不是把它们视为对诸如跨国公司、民权组织等机构的应对，由此，教科书隐匿了人民与其领导者之间的富有创造性的张力。所有这些，都鼓励学生去相信政府已经把一切都决定好了，他们只需举手赞同就可以了，因此，何来忧惧呢？特别是，政府的行为通常都是那么的温良。这样，我们的美国历史教科书最大限度地降低人民的潜在力量，尽管这带有种种爱国主义的努力，但实际上采取了公开的反民主立场。

1. “老大哥”(Big Brother)，出自英国作家奥威尔的政治小说《1984》，意指专制政府。
2. 此话针对的是那些关于墨西哥战争的历史著述。引自“JQA…，”in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newsletter,2/1988。
3. 汤姆·帕克斯顿(Tom Paxton)，美国现代民谣歌手。
4. 引自歌谣：Tom Paxton’s“That’s WhatILearned in School,”Cherry Lane Music Publishing C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used by permission, copyright 1962,1990。
5. “An Interview with Bill Moyers,”in Facing History and Ourselves News, c.1991,4.
6. 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美国当代著名记者。
7. 4. MalcolmXquoted in Gil Noble’s fi lm El Hajj Malik el Shabazz(Malcolm X)

   (Carlsbad, CA:CRM Films,1965).

8. Paul Gagnon,“Why Study History？”Atlantic,11/1988,63.
9. 保罗·加尼翁(Paul Gagnon)，美国当代历史学家。
10. 不幸的是，这些探究型教科书绝版了。
11. George Kennan，转引自Sheila D. Collins,“From the Bottom Up and the Outside In,”CALC Report 15, no.3(3/1990):9-10。
12. Frances FitzGerald, America Revised(New York:Vintage,1980),129.
13. 转引自James Oliver Robertson, American Myth, American Reality(New York:Hill and Wang,1980),272。
14. Bessie L. Pierce, Civic Attitudes in American School Textbook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110-11.
15. Ruth Leger Sivard, World Military and Social Expenditures,1985%(Washington,D.C.:World Priorities,1985),35-37;Curt Tarnoff and Larry Nowels,“Foreign Aid:An Introductory Overview of U.S. Programs and Policy,”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04;David Wallechinsky“Is America Still No.1？”Parade(1/14/2007)4。而且，多数对外援助只针对四五个国家，其中总有以色列和埃及，并且多具有军事特征，较少具有社会或教育特征。
16. “和平队”(Peace Corps)，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及国会通过《和平队法》，下令成立“和平队”，主要招募以大学毕业生为主的美国青年到发展中国家从事支援建设工作。
17. 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1908-1973)，智利总统(1970-1973)。
18. Larry Adelman的录像Controlling Interest:The World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an Francisco:California Newsreel,1978)记录了与一些跨国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访谈，表明这些人对美国对于智利的政策有着特别的影响。
19. 随着共产主义在东欧的结束，“第二世界”不再有它过去的意义，“第三世界”也始终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这暗示着我们的世界是第一的。虽然诸如“欠发达国家”这类术语能反映这些国家自身的问题，但由于“第三世界”是这一阶段所使用的术语，因此我沿用这一术语。
20. Robert Reich，引自Robert Heilbroner,“The Worst Is Yet to Come,”New York Times,2/14/1993,25。
21. 孟山都(Monsanto)，美国一家大型农业公司。
22. 先灵葆雅(Schering-Plough)，美国一家全球性的跨国制药公司。
23. “Corporate Crime and Abuse,”Center for Corporate Policy，网页corporatepolicy.org/issues/FCPA.htm, 1/2007;“Kuwait of Africa？”60 Minutes,7/18/2004,CBS News website, cbs news.com/stories/2003/11/14/60 minutes;Katy Shaw,“MakingaKilling:Corporations, Conflict and Poverty in Equatorial Guinea,”War on Want annual conference 2005, War on Want website, waronwant.org/download.php?id=299,10/2006;Eduardo Cue,“Dictator and Diplomat,”U.S. News&World Report,9/17/2006, usnews.com/usnews/news/articles/060917/25oil.htm, 1/2006;John Vidal,“Oil Rich, Dirt Poor,”The Guardian,8/26/2004, guardian.co.uk/print/0,,5001814-114321,00.html,1/2007;Justin Blum,“U.S. Oil Firms Entwined in Equatorial Guinea Deals,”Washington Post, 9/7/2004, washington post.com/ac2/wp-dyn/A1101-2004Sep6…,1/2007。
24. Barry Weisberg, Beyond Repair(Boston:Beacon Press,1971),79。各种野心以及威尔逊的反共产主义可能是更大的问题。
25. 国家城市银行，英文名为National City Bank，是花旗银行的前身，1927年以后改为现名，1974年再次更名为花旗集团。2007年，作为首批外贸银行之一，在中国正式成立本地法人银行——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6. “老大”卡邦(Al Capone,1899-1947)，美国黑社会头目。
27. Gen. Smedley D. Butler,引自New York Times,8/21/1931的一篇评论，重印于Joseph R. Conlin, ed., The Morrow Book of Quota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Morrow,1984),58。
28. John A. Hobson,引自Lloyd C. Gardner, Safe for Democra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11。
29. 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越战时代美国国务卿。
30. Jonathan Kwitny, Endless Enemies(New York:Congdon and Weed,1984),178.
31. 潘齐奥·维拉(Pancho Villa)，墨西哥革命领袖。
32. Charles Harriss III and Louis Sadler, The Border and the Revolution(Silver City, NM:High-Lonesome Books,1988), Chapter 1.
33. 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1925-1961)，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金)]首任总理。美国被认为于1961年1月17日假手冲伯集团将帕特里斯·卢蒙巴杀害。
34. 即：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Jacobo Arbenz Guzmán，1913-1971)，危地马拉总统(1951-1954)。
35. Lewis H. Lapham, America’s Century Series Transcript(San Francisco:KQED,1989),48;Greg Grandin,“Your Americanism and Mine:Americanism and Anti-Americanism in the America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Forum,10/2006,history cooperative.org/journals/ahr/111.4/grandin.html(11/2006),1.
36. Kwitny, Endless Enemies,389。Andrew Kopkind也指出了这一点，见“Oneand-a-Half(Strangled)Cheers for the USSR,”Village Voice,2/4/1980。
37. 根据美国参议院“丘奇委员会”的举证，中情局主任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

    曾指示驻扎伊尔的中情局人员，“干掉”卢蒙巴“应该是我们压倒一切的秘密行动”。见Satish Kumar, The CIA and the Third World(New Delhi:Vikas,1981),86-90。后来，中情局总部把有毒物质送给其驻扎伊尔的特工，用以毒害处于联合国羁押之下的卢蒙巴。Charles Ameringer描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60年8月18日间接下令杀害卢蒙巴，见U.S. Foreign Intelligence(Lexington,MA:D. C. Heath,1990),291。最后，卢蒙巴离开联合国后，是刚果人，而非中情局人员杀害了卢蒙巴，因此，虽然中情局同意谋杀，并曾试图亲自实施，而且最了解那个将卢蒙巴转移到可被杀害的地方的方案，但美国还是能够否认与卢蒙巴的死有任何直接关系。另见Ellen Ray et al., eds., Dirty Work 2(Secaucus, NJ:Lyle Stuart, 1979), 15-19, 185-92, and 202-11;Victor Marchetti and John D. Marks,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New York:Dell,1974),131-32;and Kevin Reilly, The West and the World(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9),412-15。

38. 《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的确提到美国想要“干掉”卡斯特罗。
39. Pierre Salinger,“Gaps i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Story,”New York Times,2/5/1989. See also Lapham, America’s Century Series Transcript,51;Ameringer, U.S.

    Foreign Intelligence, 285-95;Rhodri Jeffreys-Jones, The CIA and American Democra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131-40.

40.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1939-1963)，美籍古巴人，被认为是肯尼迪遇刺案的主凶。案发两天后，奥斯瓦尔德在警察的严密戒备和全国性电视直播中当众被后文的杰克·鲁比(Jack Ruby)开枪击毙。
41. Philip Agee and Louis Wolf, Dirty Work(Secaucus, NJ:Lyle Stuart,1978),270-71。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这位肯尼迪刺杀案的嫌疑犯，只是偶然地恰巧试图进入古巴。我们不明真相。“华伦委员会”的官方解释难以服众，到今天一直引人深思。很多美国人发现，Oliver Stone的电影《肯尼迪》(JFK)虽然编造的共谋犯似乎包括副总统约翰逊、五角大楼的高级人物、CIA、军火商、黑手党，以及摩门教圣殿合唱队员，但仍不乏信众。教科书对于这种大众轻信情况负有一定责任，因为它们在讨论肯尼迪遇刺案时十分拙劣。一些人盲目地相信“华伦委员会”的结论，认为奥斯瓦尔德是唯一的、有着特定动机的刺杀者。也有一些人人对华伦委员会心存疑窦，但对还有什么人可能参与了刺杀完全无知。根据历史学家JeffreysJones, The CIA and American Democracy,140,首席检察官罗伯特·肯尼迪并不想让人们知道肯尼迪总统的“猫鼬计划”或与黑手党之间的密约。在这些问题上的保密，使得华伦报告不能完整介绍卡斯特罗和黑手党。林登·约翰逊认为，卡斯特罗可能刺杀了肯尼迪，以报复肯尼迪对自己的刺杀企图，但是没有教科书提及这一可能性。见Nathan Miller, Spyingfor America(New York:Paragon,1989),375。1978年，美国国会“众议院遇刺案特别委员会”得出结论，凶手可能是黑手党，因为奥斯瓦尔德和刺杀他的凶手杰克·鲁比都是乌合之众；对这种可能性，也没有教科书提到。见G. R. Blakey,“Murdered by the Mob？”Washington Post, 11/7/1993。
42. Christopher Cerf and Victor Navasky, The Experts Speak(New York:Pantheon,1984),145;Ameringer, U.S. Foreign Intelligence,261-64.
43. Kissinger, quoted in Thomas G. Paterson, J. G. Clifford, and K. J.Hagen,American Foreign Policy:A History Since 1900(Lexington, MA:D. C.Heath,1983),589.
44. 感谢David Shiman,本文这一段里关于智利的一些思想和文字部分源于其“U.S. in the Third World:Challenging the Textbook Myth,”by David Shiman and James W. Loewen, Chapter 11 of T. M. Thomas et al., eds., Global Images of Peace:Transforming the War System(Kottayam, India:Prakasam Publications,1985),并在该国再版为Global Images of Peace and Education(Ann Arbor:Prakken,1987)。David还提醒我“国际好人”这一术语，并提出了建议。
45. Gagnon,“Why Study History？”60.
46. George W. Ball,“JFK’s Big Moment,”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13/1992, 16-20;Jeffreys-Jones, The CIA and American Democracy, 131;Ameringer,U.S. Foreign Intelligence,250,268.
47. Ronald Kessler, Inside the CIA(New York:Pocket Books, 1992),41;see also George W. Ball,“JFK’s Big Moment,”16;Marchetti and Marks, 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350-54.
48. Robert F. Sm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in Mexico,1916-1932(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xiii;see also Ameringer, U.S. Foreign Intelligence,268.
49. Robert Leckie, The Wars ofAmerica(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8),12.
50. Nicolas Shumway,“Someone to Be Stopped in Chile,”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5/9/1993,19;Oversight of U.S. Government Intelligence Functions: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 U.S. Senate,94th Congress,Second Session(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
51. Thomas W. Lippman,“138 Reported Missing in U.S. Spy Flights,”Washington Post, March 5,1993;Thomas Powers,“Notes from Underground,”New York Review ofBooks,6/21/2001,51.
52. Mark Danner,“How the Foreign Policy Machine Broke Down,”New York Times Magazine,3/7/1993,33-34.
53. Helen Keller, letter to New York Call, November 10,1919, in Philip S. Foner, ed.,Helen Keller:Her Socialist Years(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7),100.
54. 有一本书，《生活与自由》，为尼克松开脱，它在两处提到，“后来发现的证据表明，尼克松在那个入室案发生之前并不知晓”。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55. Richard Rubenstein, The Cunning of History(New York:Harper&Row,1987),82.
56. Peter Kornbluh,“Back Into the Loop,”Washington Post,8/22/1993, C2;Fritz Schwartz, Unchecked and Unbalanced(New York:New Press,2007).
57. 斯蒂芬·德凯特(Stephen Decatur)，美国军官和战斗英雄，曾参加1812年战争。
58. Theodore Draper也指出了这一点，见“American Hubris:From Truman to the Persian Gulf,”New York Review of Books,7/16/1987,40-48。
59. Kenneth O’Reilly,“Racial Matters”(New York:Free Press, 1989),9, 12-13,17, and 96-99;Ameringer, U.S. Foreign Intelligence,109.
60. O’Reilly,“Racial Matters,”43, 126, 144, and 355;David J. Garrow, The FBI and Martin Luther King Jr.(New York:Penguin,1981),125-26,161-64;Taylor Branch, Parting the Waters(New York:Simon&Schuster, 1988), 861;Ameringer, U.S. Foreign Intelligence,322-23;Frank J. Donner, The Age of Surveillance(New York:Alfred A.Knopf,1980),214-19;Athan Theoharis and John Stuart Cox, The Bos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8),354-57。那时候的媒体重视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分野，通常也拒绝采用这些材料。
61. Ameringer, U.S. Foreign Intelligence,323;Branch, Parting the Waters,835-65;O’Reilly,“Racial Matters,”140,186;Garrow, The FBI and Martin Luther King Jr.,130-31;Donner, The Age of Surveillance,217.
62. Branch, Parting the Waters,692.
63. O’Reilly,“Racial Matters,”357.
64. James W. Loewen and Charles Sallis, eds., Mississippi:Conflict and Change(New York:Pantheon,1980),265-83.
65. 杰克逊，Jackson，在此指美国密西西比州首府，因纪念安德鲁·杰克逊而得名。
66. O’Reilly,“Racial Matters,”186.
67. 同上，256;Arlie Schardt,“Civil Rights:Too Much, Too Late,”in Pat Watters and Stephen Gillers, Investigating the FBI(New York:Ballantine,1973),167-79。
68. Adam Hochschild,“His Life asaPanther,”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January 31,1993;O’Reilly,“Racial Matters,”302-16;Donner, The Age of Surveillance,220-32.
69. Donner, The Age of Surveillance,220.
70. 这位Raoul,明显姓Maora,并不一定和“Raoul”是同一人。根据Ray，“Raoul”策划了整个谋杀，但是，一直查无此人，因此他很可能是虚构的。
71. Donner, The Age of Surveillance,214-19;John Edginton and John Sergeant,“The Murder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Covert Action Information Bulletin, no.34(Summer 1990):21-27;Theoharis and Cox, The Boss,439. See also Ameringer, U.S. Foreign Intelligence,322;John Elliff,“Aspects of Federal Civil Rights Enforcement,”in Law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5 of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643-47.
72. O’Reilly,“Racial Matters,”336-37。分区主管曾批评杰克逊的调查局特工，提醒他们要把精力集中在“陶格鲁政治行动委员会”(Tougaloo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上，“因为陶格鲁学院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反情报目标”。另见Donner,The Age of Surveillance,219-20。Donner指出，联邦调查局强迫穆罕默德·肯亚塔(Muhammad Kenyatta)，这位杰克逊的杰出黑人民族主义者离开密西西比。在内部备忘录中，联邦调查局特工提出要捉拿肯亚塔，罪名是他试图偷盗陶格鲁学院的电视机。实际上，肯亚塔在刚要被抓住时就匆忙离开了。

73. O’Reilly,“Racial Matters,”337.
74. Ross Gelbspan, Break～ins, Death Threats, and the FBI(Boston:South End Press,1991).
75. Danny Glover的Freedom Song虽然描写得更准确，但几乎不为人知。
76. Seth Cagin and Philip Dray, We Are Not Afraid(New York:Bantam Books,1991)

    写到了那些凶手，以及联邦调查局是如何勉强地、但最终还是有效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77. 小亚瑟·施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与中情局交往颇深。
78. Arthur Schlesinger Jr.,引自Branch, Parting the Waters,918-19。
79. See Beverly Kraft,“Some Lack Knowledge About Evers,”Jackson Clar～ion Ledger, January 20,1994,1A.
80. 在一定程度上，Boorstin and Kelley也提出了这种分析，但是他们在总体上仍很含糊，可能会使学生得出相反的结论。
81. Patrick Ferguson,“Promot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Teachers’Attitudes and Instructional Practices”(San Francisco: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1989).
82. Critique by James F. Delong(Hoover, AL:1986,手稿，散见于Mel Gabler’s Educational Research Analysts,1993)。
83. Donald Barr, Who Pushed Humpty Dumpty？Dilemmas in American Education Today(New York:Atheneum,1972),308;Lewis Lapham, Pretensions to Empire(New York:New Press,2006),24.
84. Michigan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1982～83 Michigan Social Studies Textbook Report(Lansing, MI:Michigan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1984).
85. Rubenstein, The Cunning of History,80-82;Clarence Lusane, Pipe Dream Blues(Boston:South End Press,1991),4,116-22, and 20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