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的幸福

最后一个模块着重于如何加强与其他士兵以及家人的关系。我们的目标是提供能够构建人际关系的实用工具，并战胜妨碍积极沟通的想法。雪莉·盖博博士的研究表明，当别人与你分享一件好事时，如果你主动、积极（而不是被动、消极）地回应，爱与友谊就会提升。因此，我们教授4种风格的回应：主动积极的（真诚热情的支持）、被动积极的（低调支持）、被动消极的（忽视该事件）以及主动消极的（指出事件的消极方面）。我们通过一系列的角色扮演来展示每种情形。他们通常扮演的是一对好朋友。

士兵约翰逊告诉士兵冈萨雷斯：“嘿，我妻子打电话告诉我，她找到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主动积极的：“真不错。新工作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上班？她是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她觉得为什么能得到这份工作？”

被动积极：“很好。”

被动消极的：“我收到我儿子发来的一封有趣的电子邮件，听听这个……”

主动消极的：“谁来照顾你儿子呢？可别说是保姆。我听到过许多保姆虐待孩子的吓人故事。”

角色扮演后，军士们会填一份表，看看自己典型的回应方式是什么，并找到为什么他们很难主动积极地回应（如疲倦或过于专注于自己），以及如何利用突出的优势来保持这种主动积极性。例如，利用好奇来提问，利用热情来主动回应，或利用智慧来指出可汲取的宝贵经验教训。

然后，我们教他们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博士提出的有效赞美。当需要赞扬士兵时，你会说什么？例如，遇到以下情况：“我在考核中名列前茅。”“我们清空了大楼，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我被晋升为军士长。”我们教军士们表扬具体技能，而不是一句空泛的“继续努力”或“干得好”。要表扬细节，就要让士兵知道：（1）上级在注意他；

（2）上级花了时间去了解士兵行为的细节；

（3）好评是真实的，而不是敷衍。

最后，我们教授肯定式沟通技巧，讲解被动式、攻击式与肯定式风格之间的差异。每种风格的语言、语音语调、肢体语言以及节奏是什么？每种风格传递的信息有哪些？例如，被动式沟通就是在传递“反正我不相信你会听我的”的信息。我们发现，在积极教育中，找到导致某一种特定沟通风格的“冰山”很重要。那些相信“人们会利用任何软弱的迹象”的人，倾向于采用攻击式风格。“抱怨是不对的”的信念导致被动式风格，而如果相信“人是值得信赖的”，则会有肯定式风格。

重新思考幸福

在积极教育中，找到导致某一种特定沟通风格的“冰山”很重要。

鉴于此，我们教授肯定式沟通的5步模型。

〇确定并努力了解情况。

〇客观准确地描述情况。

〇表达关注。

〇询问他人的观点，并努力朝着一个可接受的方向做出改变。

〇列出改变后的种种好处。

军士们用与军队相关的场景来实践这种沟通方式，比如：战友最近饮酒过度，被抓到酒后驾驶；丈夫花钱买了很多你认为不必要的物品；一名士兵总是不征求你的同意就拿走你的东西。通过角色扮演，军士们在这类棘手的情境下练习使用肯定式沟通技巧。重要的一点是，探索如何与家人沟通。许多军士告诉我们，他们在与配偶的沟通中攻击性太强，在与孩子交流时过于强硬，因为对他们来说，从快节奏、命令式的工作环境，转变为更民主的家庭生活非常困难。

在课程结束后，一名军士在走廊拦住我，对我说：“如果我在三年前就学到了这些东西，就不会离婚了。”

正如这两章所述，我在军队里的工作的目的是帮助士兵和其他人，但一些记者却通过有色眼镜来看它，坚持要找出一些我用科学来危害人间的邪恶意图。一些批评人士声称，这一方案是用积极心态给士兵“洗脑”：“难道士兵不希望军官在命令他们投入战斗之前，就能考虑到最坏的情况吗？……应取代消极思维的，不是积极思维，而是批判性思维。”不过，我们并没有教授盲目的积极思维。我们教的正是批判性思维：这种思维将非理性的、对情境最糟糕的设想与更现实的设想区分开。这是一种促进计划和行动的思维。

还有些批评者甚至暗示，在布什政府所谓的“反恐战争”中，我支持一些军方部门使用习得性无助研究，在心理上恐吓、折磨囚犯和可能的恐怖分子。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我从来没有，而且也从不会支持酷刑。我强烈反对、谴责酷刑。

事实是这样的：2002年5月中旬，联合援救士兵署（Joint Personnel Recovery Agency）邀请我在圣迭戈海军基地做了三个小时的讲座。我的演讲是关于美国军人如何使用关于习得性无助的研究，来抗拒酷刑、逃避敌方的审讯。这才是我发言的内容。

后来有人告诉我，因为我是没有经过背景调查的平民，他们不能详细告诉我美国军方的审讯方法，但他们说，他们没有使用暴力或野蛮行为。

然而，2009年8月31日的医生促进人权协会（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报告中却说：“事实上，至少在两个场合中，塞利格曼向中央情报局的审讯者讲授了他的习得性无助研究。”

不是这样。

这里提到的“审讯者”大概是指詹姆斯·米切尔（James Mitchell）和布鲁斯·杰森（Bruce Jessen）这两位心理学家。据报道，他们曾帮助中央情报局制定过“强化”的审讯方法。当我讲习得性无助方面的研究时，他们坐在50～100名听众中间。我并没有特地为“他们”讲，而是为联合援救士兵署讲的，而且我讲的是美国军人如何使用关于习得性无助的研究，来逃避敌方的审讯。我没有在其他任何场合，对米切尔、杰森或其他任何与这一争议相关的人讲过我的研究。

那次会议之后，我再也没有与联合援救士兵署接触过，也再也没有与米切尔、杰森有过工作上的联系。我从来没有与政府签署过合同（或任何其他合同）来研究酷刑的任何方面，我也从来不愿研究酷刑。

我从来没有研究过审讯，也从来没有见过审讯，我只是从文献上了解了一点儿有关这方面的知识。根据这些了解，我的看法是，审讯的要点是得到真相，而不是得到审讯者希望听到的东西。我认为习得性无助会使人更加消极、更少抗拒、更加服从，但我不知道有任何证据表明，它可以让人说出更多真相。曾经帮助很多人克服抑郁症的好科学，却有可能被用于如此可疑的目的，我对此感到悲痛与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