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的幸福

我们随即面试了安吉拉。她给我的第一印象让我回想起一段往事。20世纪70年代，我和阿兰·科斯（Alan Kors）教授创办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院楼系统”（college house system）。阿兰教的是欧洲现代思想史，他认为大学教育从本质上讲是心灵的生活。不过在教学中，我们看到有一道鸿沟隔开了课堂与现实生活：他们可以在课堂上努力思索，以取得好成绩，但一旦下了课，就是派对、派对、派对。20世纪60年代初，阿兰和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宿舍里体验过这种动物式的生活，但我们被赐予了一个避风港，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就是威尔逊小屋——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食堂。虽然我一生都浸淫在智力活动中，但直到今天，那段时光仍然是我有生以来最棒的智力体验。三年级的主席——达尔文·拉巴特（Darwin Labarthe），在大学校长罗伯特·戈亨（Robert Goheen）的感召下，领导人们走出普林斯顿大学那种根深蒂固的反智、反犹太人的俱乐部系统，一起创建了对所有师生开放的威尔逊小屋。有100多名最聪明的学生以及40名最敬业的教师加入其中。

阿兰和我认为，让敬业的教师与大学生混住在宿舍，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动物式生活的解药。因此，我们在1976年创办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院楼”。范·培尔特（Van Pelt）楼是第一栋学院楼，我们无法鼓动那些已有家室的教师放弃家庭生活，因此单身的阿兰同意做第一任楼长，与180名大学生住在一起。我离婚后，也在1980年继任了楼长。我不能假装这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它是我所做过的工作中，唯一一个我认为是失败的。我不知道该如何扮演一个每天24小时照看年轻人的养父，更无法解决室友之间无休止的争吵、自杀倾向、约会强奸、恶作剧、没有隐私，最糟糕的是，不通人情的管理人员不把常住教师当教授，而把他们当成钟点工，这一切都使我担任楼长的日子如同陷入无底洞。

不过，我们创造的智力生活的确是一种改进，它被保留至今。楼里的派对更棒，学生们称之为“达人冲击波”。派对的核心是一个名叫丽莎的学生，她的舞跳得惊人的曼妙。我们通常放摇滚乐，拍子又重又快。丽莎却能在每一拍跳两步，还一直以别人两倍的速度跳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