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的幸福

19世纪，政治、道德和心理学都以品格为中心。在林肯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他呼吁“我们天性中的善灵”（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充分显示了当时的美国人如何看待善行和恶行。1886年芝加哥秣市广场（Haymarket Square）的暴乱是一个转折点。在大罢工中，有人扔了一颗炸弹，然后警察开了枪。在5分钟的混战中，8名警察和人数不详的平民被打死。德国移民被说成是罪魁祸首，媒体谴责他们为“嗜血”、“妖怪”和“恶魔”。在大众看来，是这些移民道德败坏，才酿成了这桩惨祸。他们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4人被绞死，还有一人在行刑前自杀。

左派对此义愤填膺，伴随着抗议，诞生了一个理念——对坏品格的另一种解释。被谴责的总是最底层的工人，他们目不识丁、绝望无助、食不果腹，居住环境拥挤（一家人挤在一间小小的廉租房内）。这个新理念宣称，引发犯罪的不是坏品格，而是坏环境。神学家和哲学家们纷纷响应，最终诞生了一门新的科学，说明环境比品格或遗传更能解释人类行为，这就是“社会科学”。几乎整个20世纪的心理学，以及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姊妹学科，都是在这个前提下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