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在学校教授幸福吗
全世界青少年人群中,抑郁症的患病率高得惊人。据估计,抑郁症现在比50年前要常见10倍左右。这并不是由于人们对作为一种精神疾病的抑郁症有了更多的认识,而且大部分数据是经过对成千上万的人进行逐户上门调查得到的,问的是诸如“你曾自杀过吗”,“你有没有曾经两个星期里,每天都在哭”这样的问题,而不会提及抑郁症。
重新思考幸福
如今,抑郁症在青少年中肆虐横行,第一次发病的平均年龄为15岁以下。而在50年前,抑郁症第一次发病的平均年龄为30岁左右。
当人们还在争论是否应该把抑郁症贴上可怕的流行病标签时,我们这些圈内人士却因抑郁症的广泛蔓延,以及有那么多人没有得到治疗而万分焦急。
这是一个悖论,尤其是如果你相信幸福来自于好环境。除非你被意识形态蒙蔽,否则你一定看到了,在富裕的国家里几乎所有一切都比50年前更好:现在美国人的实际购买力提高了约3倍;房子的平均面积翻了一番,从111平方米变成现在的232平方米;在1950年,每两名司机才拥有一辆汽车,现在汽车数量比有驾照的司机还要多;过去只有20%的青少年能接受高等教育,现在这个比例则达到了50%;衣服,甚至人本身似乎都更好看。而且,进步并不仅限于物质方面:现在我们有更多的音乐,妇女有更多的权利,种族偏见减少了,娱乐生活增加了,书籍也更多了。当年我与父母、姐姐贝丝住在一个111平方米的房子里,如果你告诉他们50年内就能实现这一切,他们会说:“那就是天堂啊!”
不过,它不是天堂。
现在患抑郁症的人多了很多,影响的人群年轻了很多,同时也影响了国民平均幸福感。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都在测量它,但它远远赶不上客观世界进步的步伐。就算幸福感有所提高,也是参差不齐的。平均而言,丹麦人、意大利人和墨西哥人对生活比50年前更满意,但美国人、日本人和澳大利亚人没有提高,英国人和德国人比从前更不满意,而俄罗斯人的幸福感大幅下降。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不是生物或遗传原因——我们的基因和染色体在50年里没有发生改变。也不是生态方面的原因;兰卡斯特市(Lancaster County)的阿米什人(Amish)依然过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就离我家48公里,抑郁症患病率却只有费城的10%,而他们与我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同样有废气排放),喝着同样的水(同样含有氟化物),并生产了我们吃的大部分食物(同样含有防腐剂)。这种现象与现代性有关系,也就是我们错误地称为“繁荣”的东西。
为什么应该在学校教幸福?一是因为当前抑郁症泛滥横行;二是因为过去两代人中幸福感有名无实的提升;三是因为教育的传统目标是学习,而更高的幸福感能提升学习能力。
当你心情不好时,你会更多地想“哪儿出问题了”。而当你心情好时,你会更多地想“哪儿很顺利”。更糟糕的是,当你心情不好时,你会对自己的见解失去信心,人云亦云。在适当的情况下,积极、消极的思维方式都是重要的,但学校通常过于强调批判性思维与听话,却忽略了创造性思维与学习新东西。结果,上学对于孩子的吸引力仅仅略高于去看牙医。
积极情绪能产生更全面的注意力、更多的创造性思维以及更全面的思维。这与消极情绪正好相反,消极情绪会产生更狭窄的注意力、更具批判性的思维以及更多的分析型思考。如果有可能,应该在学校教授幸福,因为这将会是一剂降低抑郁症发病率的良药,一种提高生活满意度的方法,并且有助于更好地学习,培养更具创造性的思维方式。
我相信,现代社会终于到了更多创造性思维、更少机械性服从,甚至更多享乐才会更成功的时代。
重新思考幸福
如果有可能,应该在学校教授幸福,因为这将会是一剂降低抑郁症发病率的良药,一种提高生活满意度的方法,并且有助于更好地学习,培养更具创造性的思维方式。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