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的幸福

2004年，当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高层讨论是否要设置一个新的学位，以满足公众对积极心理学的需求时，自然科学院院长有点儿不怀好意地说：“我们一定得在这个学位的名称里加上‘应用’。毕竟心理学系是研究纯科学的，我们不想把别人搞糊涂了，对不对？”

“塞利格曼教授会同意吗？”社会科学院院长担心地问道，“这可是一种侮辱。加上‘应用’——应用积极心理学硕士学位？”

我却一点儿没觉得被侮辱了，相反，我欢迎“应用”。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办宾夕法尼亚大学时提出，既要教“实用性的”，也要教“装饰性的”（ornamental），他的意思是“目前没有用的”。事实上，“装饰性的”一直占主导，而我也在一个几乎完全“装饰性的”的系里当了40年“实用性的”异类。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色觉、串行与并行心理扫描、老鼠学习T形迷宫的数学模型、月亮错觉……这些都是在系中极受尊重的课题。在心理学的学术高塔中，研究现实世界是有些令人不齿的，院长们关于新学位的争论使这种鄙夷显露无遗。

我研究心理学原本是为了减轻人类痛苦、提升人类幸福。我原以为自己已为此做好了准备，但实际上，我受到的却是错误的教育。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从中摆脱出来，并如下文所述，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而非解决谜题。事实上，这个主题贯穿我的整个职业发展与认知成长过程。

我错误的教育经历很有启发意义。20世纪60年代初，我怀揣着改变世界的梦想，激情澎湃地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一支暗箭射中了我，但这支暗箭太微妙了，以至于20年来我都不知道自己中了暗箭。我被心理学吸引，但它的研究看起来却乏善可陈：实验室研究对象是大学二年级学生与白鼠。普林斯顿大学里那些世界一流的重量级学者都在哲学系。因此，我选择了哲学系作为专业，然后，正如许多聪明的年轻人一样，我在那里被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的鬼魂迷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