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的幸福

在我们刚刚经历过的那个注重治疗的世纪里，治疗师的工作是尽量减少消极情绪——用药物或者心理干预，减少人们的焦虑、愤怒或抑郁。今天也是如此，医生的工作仍是减少焦虑、愤怒和悲伤；家长和老师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我不看好这种做法，因为对付这些心理问题，还有另一个更好用的方法——学着在悲伤、焦虑或生气时仍然“运转”良好。换句话说就是，应对它！

我的这个立场源于20世纪最后25年里人格领域中最重要的研究发现。这项确凿的发现打破了整整一代的环境主义者（包括我在内）的幻梦，事实证明，大部分的人格特征都具有高度遗传性，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从基因上遗传了一种强烈的悲伤、焦虑或宗教狂热的倾向，心理问题经常但并非总是来源于这些人格特征。强烈的生物基础决定了我们中的一些人会容易悲伤、焦虑和愤怒。治疗师可以改变这些情绪，但能改变的程度有限。抑郁、焦虑和愤怒很有可能来自可遗传的人格特征，它们只能得到缓解，却不能完全消除。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天生的悲观者，虽然我知道并使用书中各种反驳自动悲观念头的治疗方法，但仍会频繁地听到一个声音在告诉我，“我失败了”以及“活着没意思”。我通常可以通过反驳来降低它们的音量，但它们总是挥散不去，潜伏下来，随时准备抓住我的任何挫折来反攻。

如果导致65%障碍的原因之一是心理问题的遗传性，那么治疗师该怎么办？你也许会感到奇怪，治疗师可以学习狙击手以及飞行员的训练方式（顺便说一句，我并非推崇狙击，只是想说明训练是如何进行的）。一名狙击手大约要用24个小时才能进入位置，然后又要花36个小时才会开枪。这意味着，狙击手在真正开枪之前经常有两天不能睡觉，他们会非常疲劳。现在，假如军队去问一名心理治疗师，如何去训练狙击手？他很可能会使用抗睡药或者减轻睡欲的心理干预（手腕上套一根橡皮筋是一个好方法，弹一下就可以让你警觉一阵子）。

不过，狙击手并不是这样被训练出来的，而是让他们保持清醒，连续熬三天，然后当他们累到极点时再练习射击。也就是说，要教狙击手应对他们所处的不利状态——即便是在极度疲劳时也能运转良好。类似地，战斗机飞行员均选自不会轻易感到恐慌的猛人，但是即使是其中最勇猛的人，也会遇到吓得要命的事件。跟训练狙击手一样，飞行员教练不会让治疗师教学员减少焦虑的技巧，好让他们成为心情放松的飞行员。相反，教练会让飞机直冲地面，把学员吓得魂飞魄散，然后让他在惊吓之中练习飞机拉升。

重新思考幸福

消极情绪和消极人格特征都有很强的生物局限，如果医生用治标的方法，那么最多就是让患者达到他们天生抑郁、焦虑或愤怒的最低点。因此，鉴于人类疾病的高度遗传性，临床心理学需要发展一种心理学上的“应对”，帮助病人学会即便是在极为抑郁的时候也能运转良好。

虽然林肯和丘吉尔有严重的抑郁症，但成就巨大，因为他们都会应对那些“黑狗”^[9]和自杀的念头（林肯在1841年1月差点儿自杀）。因此，心理学医生们需要告诉病人：“你看，事实就是不管我们的治疗多成功，你都经常会在醒来后感到抑郁，觉得人生毫无希望。你的任务不仅是要与这些感觉作斗争，还要像英雄那样，即便在你非常难过的时候，也要运转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