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法庭心理学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将心理学应用于法律系统的兴趣大增。尽管法律职业人员和心理学家继续保持着紧张的关系，但应用心理学现已充斥于法庭、法院和申辩听证室。涉及的案件有民事的，也有刑事的。举例如下：
——心理学家可以充当法庭顾问，基于临床评估方法提出建议，主要解决子女监护权的争端问题，因为此问题涉及监护父母的监护能力。
——在赔偿案例中，心理学家可以做出证明，因为赔偿金涉及员工认为某种生理或心理伤害是工作场地的损伤所致。这些赔偿要求每年可达数十亿美元，心理学家的工作是与提出要求者面谈，对原告进行测试，最后报告自己的临床印象。
——对辨别犯罪嫌疑人的庭审人员的公正性进行测评，心理学家就公正与不公正阵容的组成提供其研究结果。不公正的阵容组成可能会使用“替身”（替代者）而使辨识十分明显，替代者与疑犯的外貌极不相同，或在一组照片中通过使用疑犯皱眉的照片和替身平静或微笑的照片做到这一点。
——在法官和检察长会见某个少年以确定其是否成熟到可以充当证人时，充当观察员和顾问。
——收集性虐待的证据，因为一些孩子太小，不知道如何在法庭上做证。利用从儿童疗法中借来的方法，心理学家可通过对孩子玩玩具进行观察，以确定与其报告的受害情形相类似的情景。
——会见并测试寻求精神错乱保护的疑犯。此类辩护所成功实施的例子远未达到公众假定的水平。有调查发现，公众认为40%的罪犯使用精神错乱进行自我保护，其中1/3取得成功。但专家估计，按照精神错乱的标准，只有不到1%的重罪犯人是无辜的。
法律系统中的其他心理学应用领域值得怀疑，因为职业工作者不是很愿意接受这些观点，它们的结果也不太稳定。例如：
危险度预测：申辩组经常邀请心理学家预测出狱的暴力罪犯再犯重罪的可能性有多大。研究发现，在临床工作者所做的预测中，精确度只有1/3（此类预测均是无害的“错误预报”——预告某些人释放后将重犯大罪，结果并没有犯）。美国最高法院重审了一位名叫托马斯·贝尔福特被判极刑的案子。此人的律师宣称，对其量刑时不应该考虑对贝尔福特在未来可能重新犯罪的预测。1983年，最高法院却持相反意见，认为这样的证词并非完全不可靠。但是，甚至就连美国精神病学会也以“法庭之友”的身份认为，涉及死刑判决时，危险度预测常常得到错误的应用。
谎言测试：心理学家、立法人员、律师、法官和新闻界已对测谎仪的用途和有效性进行过长期争辩。我们已经知道，撒谎的焦虑感，特别是在受试者被问及含有与犯罪相关的关键词句时，会使其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皮肤静电增强等，这些都将准确无误地反映在测谎仪上。但对这一课题所进行的大量研究既有支持性证据，也有反面证据。对测谎设备的用途所进行的10项最仔细的研究显示，测谎仪比纯粹的偶然胜出64%——胜出率非常之大，但要使其成为呈堂证词，其精确度还远远不够。
波士顿大学应用社会科学中心主任列昂纳德·萨克西（Leonard Saxe）令人信服地解释了测谎仪的弱点。他说，测谎仪不是谎言测定器，而是恐惧测定仪。如果害怕机器会暴露其撒谎的真相，他们就会产生机器报告出来的恐惧反应；如果不相信测谎仪能做到这一步，他们便会照样撒谎，机器则判断其一直是在讲真话。
陪审员的科学选择：将心理学应用于法庭，其社会价值值得怀疑。其提倡者宣称，这将使陪审团的审判更加公平，但其宗旨却是挑选那些预计将偏向心理学家的客户的陪审员。
此种方法的一个早期且至今仍以其为原型的例子，是1975年由辩护方对陪审员所做的一次科学选择。黑人囚犯琼·利托声称被一名监狱看守强奸，之后她用冰铲将看守杀死。为辩护方工作的一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首先进行人口统计，他们确认，案发地北卡罗来纳州波福县的人口中，有30%是黑人，但陪审团里只有13.5%的黑人，因此，他们向辩护律师提出上述意见。由于这个原因及其他因素，法官便批准了辩护方要求更改审判地点的动议。
在新的审判地点，研究小组又进行了一项社区调查，以了解当地人对刑事犯罪辩护方的态度。他们利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分析数据，得出了“好” “坏”陪审员的大致情况。比如，黑人妇女和至少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民主党人等所持的社会价值观和对利托案件的看法，极有可能使其偏向于同情她的遭遇。
下个阶段完全是心理学上的。一位人体语言专家在预备询问中观察了有可能成为陪审员的人，并根据他们的姿势、动作、眼神、声带音调和讲话时的犹豫程度判断其求实精神和焦虑水平（一些陪审员的研究者，还将那些可指示陪审员是在理性或是在感情的基础上做出决定等因素考虑在内）。人体语言专家将其评估结果交给律师，律师再将这些建议和来自社区调查的态度等作为选择或避开一些陪审员的基础。尽管起诉方极力反对，但所选择的陪审员最后还是完全偏向利托一边，因而在历经5周的审判之后，所有的陪审员都认定她无罪。
这样一来，陪审员的科学选择就与辩护方必须得到公平、具有代表性的选定人群的判决原则发生了直接冲突。一位陪审团的研究者率直地说道：“不管是谁，只要他告诉你，选择陪审员的目的是寻求公平的陪审团，他就是在撒谎。律师希望找到有利他这边的陪审团——否则，他们真是太笨了——而陪审团的寻找方式也为他们提供了合理的办法。”根据陪审员可预测的行为来选择陪审员，无疑在隐性地破坏着陪审团审判的道德基础。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