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的故事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导致任何一种瘟疫出现的因素都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并不总是明显的。例如，虽然很久以来人们就已认识到瘟疫能引起戏剧性的历史后果，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破坏性的人类行为能够造成瘟疫”这一观念才开始生根。一个例子是1918～1919年的流感 ：它开始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的法军中间传播，本来不应蔓延到全球，但传染了法国北部的美军军队后，那些人将病毒带回了故乡，从而导致了大面积的死亡。

在医疗事故史上，最容易受到指责的是制药公司。巨大的财富，跨大陆的经营以及可以在政治上施加无形的、巨大的影响，这些都使得它们易于被指控为将利润置于人的健康之上。喹宁类抗生素便是有用但却具有极大风险的药物。

如果人们想要改变企业的方向，他们可以购买股份，参加股东大会，写信，组织联合抵制，制造骚动。任何可行的或合法的行动都没有什么新鲜可言，他们只会花去大量的精力和投入。

在每个人都能为环境的多重威胁做出一点贡献的时候，我们仍然面临着一种暗淡的前景。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在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久已消失的瘟疫又偷偷溜了回来。前面的章节是否夸大了这些危险？如果没有，为消除这些危险，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可以从思考艾滋病入手，毫无疑问，它是我们现代世界正在经历的最接近灾难的东西。艾滋病在非洲已失去控制，在俄罗斯的某些地区也可能如此，对东南亚的生活也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在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北美，教育计划的实施和公众的警觉性也许能将艾滋病抑制在风险度高的人群之内。我们有发现一种有效治疗方法的希望，但是很可能第三世界小国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撑高昂的费用。正如我们注意到的，如果世界上大部分贫困国家都屈服于艾滋病，富裕国家也逃脱不了危机，因为“西方”生活方式所需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极大地依赖于发展中国家。

从此观点出发，我们可以预先考虑几种可能性。非洲和亚洲的一部分可能会“空掉”，受苦的、垂死的人得不到什么帮助，现存政治秩序的崩溃不可避免地带来长久的种族冲突。换句话说，那样的情况如果出现在非洲的索马里或亚洲的印度，它将扩展到整个大陆的大部分地区。

如果是那样，西方将面临艰难的选择。在原材料来源枯竭时，它也许会降低或改变它固有的生活与防御标准，它会认为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是不可接近的，不在外交、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考虑之内。它会愚蠢地认为这些地区毫无价值，任其自生自灭。两种选择中，经济需要将占上风。原材料供应的解决将恢复到古老的殖民方式——建立防卫严密的孤立地区，在里面可以进行铜、铬、钴、金子和其他重要金属及矿物的开采，劳动力也许会利用相对安全的国外移民。新殖民政权的生活将明显地更加奢侈，但大体上会保持和从前一样。西方的自由良知不可能忍受这样的选择。这样就有第三种可能性——那就是重建已经解体并日益无政府主义的苏联，它的矿产十分丰富。重建它，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单元，而是作为一个经济资源，这会使俄罗斯人民和西方人同样受益。这至少是和二战后希望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一样自负。

这样的前景是暗淡的。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些推测和计划是否现实。可以肯定，HIV感染在第三世界的急剧扩散将带来极端的悲观主义。比较一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做出的预测与欧美呈现出的沮丧事实，是极有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