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讲读

中国文学关键词

苏李

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并称之一。即旧题李陵与苏武的五言诗赠答，见《文选》。旧有选本合为《苏武诗七首》。苏轼因刘知几怀疑李陵《答苏武书》为伪作，更引申到怀疑“苏李赠答诗”为假托之作。后来洪迈等都提出过怀疑观点。今人研究又有不同意见。尽管如此，“苏李”代表了五言诗史上的极高境界，被人尊为五言诗之正宗，所谓“一唱三叹，意长言远”（沈德潜）。正如杨慎说：“即使假托，亦是张衡曹植之流，始能耳。杜子美云：‘李陵苏武是吾师'，岂无见哉？子瞻《跋黄子思诗》云：‘苏李之天成'，尊之至矣！其曰六朝拟作者，鄙薄萧统之偏辞耳。”（《丹铅录》）

问题分析

1，真伪问题

李陵，字少卿，西汉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人。西汉名将李广之孙。善骑射。武帝时，为骑都卫。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率步卒五千出击匈奴。因士卒死伤殆尽且援兵不至而最终败降。其后滞留匈奴二十余年，于昭帝元平元年病死异域。从古到今，为李陵扼腕者有之，鸣不平者有之，还有一封书信《答苏武书》流传至今。六朝的颜延之、唐代的刘知几，以及宋代的苏轼，清代的翁方纲等，都认为这篇书信是伪作。主要理由是其文体，与西汉文体很不相同，内容也有尽不合情理之处。但是也有不同意见。如梁章钜、李详等，举《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以及《文选》其他注中所引李陵与苏武往还书信文字，以反对苏轼等人的说法。何义门及黄季刚，亦认为是建安文人的拟作，比较合理。仿作的表达是成功的，文字的力量毕竟回肠荡气。

2， 本文乃中古文学的悲剧性美文。信中有三处出色的悲剧心理刻画。第二段中“刺心以自明，刎颈以见志”一句为第一处，试作分析。

李陵无疑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诚然，种种客观的不可抗力是构成这出悲剧的主导因素，然而不可否认，性格决定命运。李陵竟然会单纯到试图用个人的方式，去向整个庞大的国家意志、甚至文化意志去解释、求取认同，这就更加注定了他命运的悲剧色彩。书信在一片荒草、满目牛羊和胡笳悲音中徐徐展开，身处异域文化之中的不幸福和不愉快感是那样快速而又强烈地攫展读之人的心房。这是一个没能在恰当的时候、恰当地为国赴节的将领所独有的悲叹。对于军人，尤其是汉朝的军人而言，临当受辱，凡有志节者，都应“刺心以自明，刎颈以见志”。然而，念及“杀身无益，适足增羞”，李陵最终选择了“攘臂忍羞，辄复苟活”。生，对李陵而言，已经味同嚼蜡；而死，虽非难事，但也并非像古人所说的那样，能够成就英名，成就人格的伟大。于是，在这满目荒凉的异文化的处境中，生也无益，死也无益——生死两茫茫的惶惑与凄凉就如此排山倒海般地席卷过来，漫溢开去。此时此刻，举目四望，唯见“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深人寂，但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幽深屈曲的悲凉情绪爬过文字，爬过历史，爬过荒草堆，爬到每一个展读此信之人的心上。

3，书信中真实地记录了被俘之前惨烈异常的战斗过程。但被俘一事只用了“故陵不免耳”短短五个字。这其中包含了怎样的悲剧心理？

李陵所要陈述的事实其实只有四个字：寡不敌众。“以五千之众，对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覉之马。”这是场一开始就已注定了结局的战斗。然而，尽管如此，仍然拼将一死报君王，“三军之士，视死如归”，“疲兵再战，一以当千”。当“死伤积野，馀不满百”之时，李陵“振臂一呼，创病皆起”，即使“兵尽矢穷，人无尺铁”，“犹复徒首奋呼，争为先登”！何等酷烈的中古战场，何等悲壮的中原男儿。然而，眼看逃脱的一丝转机即将出现，叛臣告密和援军无望却最终使得李陵难逃“不免”的命运。究竟“不免”于何物？信中没有文字提及。但从这仅有的五个字里，我们读到了客观局势不得不败的壮烈，读到了拼血肉之躯于死战、却又天之亡我的创痛，读到了被迫沦为千古罪人的悲愤悒郁之恨。英雄失路，造化弄人，人生至此，夫复何言。

4，“执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一个“苟”字，聚积了多少悲剧的心理情绪？试简析之。

当政者的指挥不力，主将的调度失措，乃是李陵战败被俘的根本祸因。然而对于晚年好大喜功的武帝而言，战事失利的焦躁情绪急需将士的殉节来安慰平抚，帝国危机的端倪更须尽忠臣子义行的粉饰遮掩。此时，李陵对于国家而言，只不过是一个棋子。如今，它该殉难时就当殉难。因为这甚至比挽回败局更能保全帝国的颜面。可恨这个李陵偏偏叛国投敌，加之又牵涉到贰师将军李广利，更是罪不容诛！呜呼！李陵最不看重的就是死亡，然而国家意志偏偏只赋予他这形式主义的要求；李陵最为看重的是为国复仇之实，可惜武帝和一般世俗之人对此根本不屑一顾。永志未成而骨肉相残，一个不被理解的英雄只得作此穷途之哭。此时，本文的悲剧心理刻画已然到达了情绪的顶峰。

5，自第七段以后，书信文字开始逐渐展露出批判的表达的锋芒，试作分析。

自第七段始，李陵似乎已经从悲剧心理的犹豫和冲突中摆脱了出来，并且逐渐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当时汉朝的最高统治者。他历历细数了汉朝创始以来所有的功臣名将：萧何、樊哙、韩信、彭越、晁错、周勃、窦婴、周亚夫、直至自己的祖父李广。这干人竟无一得以善终者——这铁铮铮的事实与那一句轻描淡写的“汉与功臣不薄”相并置，效果何其反讽。对于君王，如此言辞激烈的批判，在中古文学史上是十分难得的。尤其是当这种批判已经不再囿于对某一个人行为的抨击，而是指向了整个汉家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的时候。此时，我们不禁联想起儒家（尤其是孟子）为我们所描述的君臣关系：“君待臣义礼，臣待君以忠”；“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论语》）。此时，先秦时期对于君臣相对平等地位这一政治理想的追求，又在五百年后一个被抛出了家国文化圈的伤心臣子身上重现了。看来，有时只有跳出樊篱，身处局外者，方能得事物之本来面目，但这却是需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只有在一个惟才是举的时代，反名教的时代，才会出现这样的文学。

文化史扩展

1， 匈奴

从历史上看，匈奴是“大汉”的敌人，是侵略中国的野蛮族。王国维早就论道：“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崇尚武力，而文化之程度不及诸夏远甚。……战国以降，或称为胡，曰匈奴。”（《鬼方混夷猃狁考》）。

2，华夷之辩

《答苏武书》虽是伪托，然其中的李陵，虽不是“汉恩自浅胡自深”，却也是有家归不得、胡汉两无靠，尤其是第一段，强烈表现了在异文化处境中的“异类”感，文化悲剧意识。像屈原那样进退失据，华夷之辨，确是中国文化大义。在民族存亡时刻，必讲求民族大义，自不待言。除此之外，中国文化的华夷之辨，其要义更在于，文化高于种族。如果“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如果政治不公，任人为亲，压抑人才，那么，空洞洞的“国家”，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正是这篇作品的批判锋芒所在。

文化高于种族，其意义又在于，农业文明、和平主义、选贤与能等等的文化价值取向，高于血缘、高于军事与政治的争夺。所以，文化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狭隘的地域概念。可参看《论语》：“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国语》：“先王耀德不观兵。”以及《春秋繁露》：“王者爱及四夷。”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具有普遍性。华夷之辨，是文明与野蛮之辨。

3，李陵台

后人又筑李陵台。将李陵重塑造为爱国英雄。汪元量诗云：“伊昔李少卿，筑台望汉月。月落泪纵横，凄然肠断裂。当时不爱死，心怀归汉阙。岂谓壮士身，中道有摧折。我行到寰州，悠然见突兀。下马登斯台，台荒草如雪。妖氛霭冥蒙，六合何恍惚。伤彼古豪雄，清泪泫不歇。吟君五言诗，朔风共呜咽。”（宋 汪元量《湖山类稿》巻二《李陵台》）

集评

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南朝宋 颜延之《庭训》，《太平御览》卷五八六引）

降虏意何如，穷荒九月初。三秋异乡节，一纸故人书。对酒情无极，开缄思有余。感时空寂寞，怀旧几踌躇。雁尽平沙迥，烟销大漠虚。登台南望处，掩泪对双鱼。（唐 白行简《李都尉重阳日得苏属国书》）

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迁史缺而不载，良有以焉。编于李集中斯为谬矣。（唐 刘知几《史通·杂说下》）

陵与武书，词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文。（宋 苏轼《东坡全集》卷七十六《答刘沔都曹书》）

东坡云：李陵《答苏武书》其词儇浅，乃齐梁间人拟作，萧统不悟，而刘子元独知之。据《宋书》，江淹《狱中上书》云：“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尽而继之以血也。”正引陵书中语，是又非齐梁间人所作，明矣。年世既远，真伪难辨，如此者多。（宋 曾慥《类说》卷四十七）

《史通》云：“……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自子玄之论行，后世谈者复攟摭合离，摘发疑殆，证其实然。案，江淹宋世《上建平王书》有“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尽而继之以血语。”则非六朝伪撰矣。（明 周婴《巵林》卷四）

少卿足下：无恙幸甚。相去万里，远寄音声，辞?缱绻，意气哀切，何者？所出同而所处异也。辱书以远托异国，悲心无聊，夫风沙朔漠之场，秋草蚤衰，寒氷惨烈，居人犹或厌苦，况以国士慷慨，羁客遐方，屈身穹庐，杂处异类，又安得不戚戚伤心也哉！武初见执时，分以肉餧虎狼，膏染草野，以报汉恩。盖夷齐抱义，豫让报仇，茍尽我心，岂图后录？不意单于怀汉威灵，卒得脱艰难，复故国，独拜茂陵。于武初计，诚已万幸，谁复望爵赏哉？少卿提雄师、震威武，以寡击众，摧挫强虏，其欲报恩于汉，心岂殊途？然而功烈奋揚，武诚不足希其万一，何乃临变差跌，卒实吏议，上累老母，下及妻子，使明主為少卿含憤，交游為少卿失足，武誠懸懸觖望也。武闻事君如天，恩不敢忘；怨不敢报，故崇伯被殛，神禹嗣兴，冀芮受诛，成子安晋，圣人不以为非，《春秋》著之通义，所以伍胥未免君子之讥，而斗辛显赏于楚也。先将军事先帝，意少卿承恩陛对时，讵尝念此？今日曽可追怨耶？萧樊周魏，邂逅一时，万世之后，是非自定耳。昔荆卿沉七族以谢燕丹之义，要离焚妻子而复吴王之仇，是以义昭于国士，而名著于竹帛，人谁不死？死且不朽，少卿初心有意曹沬之事矣，岂不殉要离之义哉！夫以少卿才，武慷慨当今之时，翻然改图，则古人复见于斯，先将军坟墓，光辉増耀；老母被戮之日，犹生之年；妻子之耻雪，交游之言信；汉朝之君臣，顾反躬自惭，少卿之义伸矣。万世以下，无复遗论。况一时刀笔吏哉？若长往不返，鬼于异域，使先人坟墓，为叛逆之土；陇西桑梓，为降人之里；汉方有辞，少卿永愧矣。惓惓远怀，不惮往复，惟少卿念之。大将军诸故人，意与此同。永诀未期，伫伺髙谊。（明 刘璟《易斋集》巻下《拟代苏子卿答李少卿书》）

余三复此书而悲之。大块忌才固自昔，亦何忍荼毒之至此。……此书视六朝所拟李少卿作，可谓合曲同工，抒写淋漓，浓至处殆不忍读。（明 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巻一百六《题唐伯虎书牍后》）

李少卿《答苏武书》，似亦建安才人之作，若西京断乎无是。即自从初降一段，便似子卿从未悉其降北后事者，其为拟托何疑？（清 何焯《义门读书记》）

唐人省试诗题有《李都尉重阳日得苏属国书》，其事他书所不载，未知即所答之书否？（近代 林畅园《文选补注》，引自梁章钜《文选旁证》卷三十四）

良注：“陵前《与苏武书》，武有还答，今陵又答。”按，此注是也。《太平御览》卷四百八十九引此篇谓出《李陵别传》，而刘子玄、苏子赡疑为齐梁人伪作，误矣。（近代 梁章钜《文选旁证》卷三十四）

翁（覃溪）先生曰：李陵答苏武书，后人谓非陵作，又云马迁代作。今按其文，排荡感慨，与西京风气迥别，是固不待言。抑又有说者，中间一段叙战事极详，按武在匈奴十九年，常与陵往来，其败其降先后原委，岂有不洞然胸中者？乃必待前书未尽，始复畅所怀乎？陵在匈奴虽痛汉之负己，然观其与武饮酒，自谓罪通于天，及置酒贺武，惟自痛不能类武，比立政等至匈奴招陵，陵止以再有辱为惧，未有它语，——岂在匈奴时，反无一语及汉之过，而于书中必相责望耶！且陵即怨汉，不过及武帝一身，与诸帝何与？而乃称引韩彭诸往事，虽当盛怒，然亦曾臣汉，何至绝弃一至于此乎！揣陵之心，其将欲以此速子卿之祸欤！况汉之族陵家，本以陵教单于为兵备汉故耳，非因其降也。今谓“厚诛陵以不死”，亦与本事相乖。此时田千秋为丞相，桑弘羊为御史，大夫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霍与上官故善陵，乌睹所谓“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哉！况武与陵称夙善，杨恽以南山诗句贻孙会宗，遂至大戳，而会宗亦坐免官。今连篇怨望，万里相赠，其谁不知幼主在上，可为寒心，武独不一思乎？是此书必不作于西汉。若作于西汉时，吾知子卿得书，且投之水火，泯其踪迹，必不传至今日矣。第前后布置，於当日情事，段段取用，此正作者以假为真处。故自昭明选后，鲜不以为陵作。而卒难欺诸千百年后也。至以此为司马代之辨白，此又非也。子长于陵事，於任益州一书，痛自称述，不必再为剖白。况被刑以后，此事亦不复深言。作李陵传，草草点次便止。今复撰此书，其意何居？将示时人乎？则一之为甚，不得复自招尤，将示后人乎？取拟笔之书，贻之千百年后，信不信未可知，何益之有？或云：“六朝高手所为。”想是明眼也。（近代 梁章钜《文选旁证》卷三十四）

《文选》李陵《答苏武书》，刘知几、苏东坡，皆疑为齐梁人伪作，又诋为小儿语。余三十年前据江淹《上建平王书》：“此少卿所以仰天椎心，泣尽而继之以血也。”淹在宋代，已引陵书，可知非齐梁人作。又邱迟《与陈伯之》书，“将军勇冠三军”李善注，亦引陵书。邱梁人，尤可证其非伪。（近代 李详《媿生丛录》卷三）

此殆建安以后人所为，而尤类陈孔璋，以其健而微伤繁富也。（近 黄侃《文选评点》）

问题与讨论

试对比明人刘璟的拟作，分析其思想内容之不同，试论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