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瓦

这年刚入秋，王儒安的坐骨神经痛又犯了。他总是歪扭着身子走在路上，走几步，就扶住路边—棵树，歇上—会儿。他不在小草房里歇着，不是走，就是跪在地上弄那些树木花草。他把疼痛的呻吟转变成地方剧的唱腔。这地方剧里，有一种曲调，叫“悲调”。这悲调又分“大悲调”和“小悲调”两种。王儒安或用小悲调哼，或用大悲调哼。这悲调哀婉万分，痛苦万分，哼到高潮处，让人觉得天昏地暗，顿生悲悯情怀。王儒安见有人，就小声地哼。使人觉得这是—种节制住了的痛苦。无人时，他就—声低—声高地哼，让人觉得这声音一忽儿跌落于万丈渊底，一忽儿又飞扬起来，越过高高的山梁，更使人直感到那哼唱的人正在痛苦中，正用了—颗坚韧而善良的心在忍受煎熬。每当夜晚降临，整个油麻地中学都能听到从那小草房里传来的痛苦呻吟。这呻吟锐利地划破了夜晚的平和与宁静，把人抓到了不堪忍受的痛苦之中。这种呻吟，是我过去从未听到过的，仿佛是王儒安最后的呻吟了。

这呻吟像荒野之端—尊老鸦的哀鸣，使汪奇涵手中的毛笔忽然变得毫无灵气，半天不能落在纸上。他将门窗全都关上，如同在一只漂泊的漏船中堵住水流进来一样。

深秋，王儒安像这枯叶漂零的季节一样苍老起来。他常眯着眼，站到河边上，去望那轮落日。他有了一种步人荒凉老境、已然穷途末日的心态。但那眼中又分明透出一股要作最后—击的强烈意念。他快六十了，留给他颠覆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病痛随着节气渐深而日甚一日，那夜晚的呻吟，变得更加锐利感人。它把我们带进痛苦，也把我们带进仇恨。对于汪奇涵，我还有着我个人的恩怨。高中录取时最初我榜上无名，就是因为在敲定名单时他说了一句很阴的话。那次陶卉遭到父亲陶国志的训斥，也是因为陶国志领着医生来给学生打预防针时，他不阴不阳地向陶国志开了个关于我和陶卉的玩笑。他还在邵其平鼓吹我的作文时把我的作文要过去，看后却一言不发地还给了邵其平。

我不明白汪奇涵为什么那样不喜欢我。

这天深夜，王儒安的呻吟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躺在床上，听着这消消涨涨的呻吟，如同听一支荒原的号角。第二天一早，我对马水清说：“一定要找到那对母女！”

马水清把照着镜子的脸扭过来，“我早想到了这—点。”他打开抽屉，从—个牛皮纸大信封中取出一张发黄的大照片，“这是压在邵其平办公桌玻璃台板底下的一张毕业照。当时，老师与校工都参加了。你看这边上两个女的，就是那女俩。听邵其平说，她俩当时不肯参加，是学生们硬拉她们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