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

杜河水面上方一百尺，沿小山有一公共散步道，需要修筑一堵巨大的挡土墙。对于德·莱纳先生的政声来说，这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散步道所处位置极佳，入眼的乃是法国最秀丽的风光。不过，每到春季，雨水一冲，路面就沟壑纵横，坑洼遍地，殊难涉足，人人都感到不便，德·莱纳先生就趁机修了一堵二十尺高二百多尺长的墙，非如此是不足以使他的政绩永垂不朽的。

有多少次啊，我的胸抵着泛出美丽的蓝灰色的巨大石块，心里想着昨夜告别的巴黎的舞会，眼睛却眺望着杜河的谷地！远处，左岸，五六条山谷曲折蜿蜒，其深处有数条小溪历历在目，一路奔泻跳荡，急匆匆跌进杜河。山里的太阳很猛，正当顶的时候，旅人却可在这方平台上享受枝叶婆娑的悬铃木的荫护，任遐想驰骋。这些树生长迅速，美丽的绿色微含蓝意，这都得力于市长先生命人填在巨大的防土墙后面的新土，因为他不顾市议会的反对，硬是把散步道拓宽了六尺（尽管他是极端保王党人，我是自由党人，这件事我还是要称赞他），因此，他和幸运的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都认为，这个平台比圣日尔曼—昂—莱的平台并不逊色。

散步道的正式名称是忠诚大道，见于沿路十五或二十块大理石板上，这又使德·莱纳先生获得一枚十字勋章。我只有一件事要指责这条忠诚大道，那就是市政当局让人修剪乃至剃秃这些茁壮的悬铃木的那种野蛮方式。这些树与其让自己的脑袋低而圆，圆而平，活象园子里最平常的蔬菜，宁可要英国花园里常见的那种漂亮大方的外形。然而市长先生的意志不可违抗，属市政府所有的那些树每年都要两度遭此无情的残害。当地的自由党人声称（当然有些夸张），自从马斯隆副本堂神甫养成了把修剪下来的树枝据为己有的习惯之后，市府的园丁的手变得愈发无情了。

这位年轻的教士是几年前从贝藏松派来监视谢朗神甫和附近几位本堂神甫的。有一位外科老军医，曾在意大利打过仗，退伍来到了维里埃，据市长先生说，他生前既是雅各宾党人又是波拿巴分子，有一次竟敢当面抱怨对这些美丽的树所施行的周期性毁伤。

“我喜欢荫凉，”德·莱纳先生回答说，口气中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意味，但对一个身为荣誉团骑士的外科医生说话还就得这样才见得合适；“我喜欢荫凉，我让人修剪我的树，为的是有更多的荫凉，—棵树若不能像有用的胡桃树那样带来收益，我想不出它还能有别的什么用处。”

“带来收益”，这就是在维里埃决定一切的至理名言。单单这个词就代表了四分之三的居民的习惯性思想。

在这座您觉得如此美丽的小城里，带来收益，乃是决定一切的大道理。初到此地的外乡人醉心于周围那清凉幽深的山谷，首先会想到居民们对美很敏感；他们也的确没少把本地的美丽风光挂在嘴上，人们也不能否认他们对此看得很重，因为美丽的风光招来了外地人，而游客的钱富了旅店老板，于是就通过税收的渠道给城市带来收益。

一个晴朗的秋日，德·莱纳先生让妻子挽着胳膊，在忠诚大道上散步，他说话的神情很严肃，德·莱纳夫人听着，眼睛却不安地注视着她的三个孩子的动静。大孩子能有十一岁，总是靠近胸墙，并且做出要爬上去的样子。于是一个温柔的声音唤出了阿道夫这名字，那孩子遂放弃了他的雄心壮志。德·莱纳夫人看上去有三十岁，依然相当漂亮。

“他会后悔的，巴黎来的这位漂亮先生，”德·莱纳先生忿忿地说，脸色比平时更加苍白，“我在宫里也不是没有朋友……”

虽然我很愿意用二百页的篇幅跟您谈谈外省，但是我毕竟不能如此残忍，让您忍受外省的谈话所具有的那种冗长和那种巧妙的转弯抹角。

在维里埃市长眼中如此可恶的这位巴黎来的漂亮先生不是别人，正是阿佩尔先生，两天前，他不仅设法进入维里埃的监狱和乞丐收容所，还进入了市长和当地主要的业主义务管理的医院。

“可是，”德·莱纳夫人怯生生地说，“既然您清白廉洁地管理着穷人的福利，巴黎来的这位先生又能把您怎么样呢？”

他们是为了找茬儿才来的，然后就在自由党的报纸上写文章。

“可您从来不看这些报纸呀，我的朋友。”

“可人家跟我们谈论这些雅各宾派的文章呀；这都使我们受到干扰，欲做好事而不能。哼，我呀，我永远不会愿谅这个本堂神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