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谈疯话

“鸿鸾禧”那出戏里的金松，本是一个乞丐头儿，然而嫁他的女儿，竟敢大言不惭地说：“要陪象牙床一座，闪缎褥子闪缎被七百二十床。”他的女婿莫稽，本是一个四等乞丐，居然也敢大吹其牛说：“备下凤冠一顶，白璧百双。”观戏的人，虽然知道是戏，但是也不能不加讥笑。可叹我国近四五年来，对内对外，也居然鸿鸾禧化了。戏剧中的鸿鸾禧，还可以解决了一个婚姻问题，我不知政治上的鸿鸾禧，要唱到什么结果。

人说小儿爱母是出于天性。其实母亲若不能替他解决饥食问题，他也不爱。母子尚且如此，何况当权的人与小民呢？

当初，孟子小的时候，问他母亲：“邻居为什么杀猪？”他的母亲因他问得心烦，对他说：“杀猪给你吃。”后来，她恐怕是对儿子说了谎话，于是特买些猪肉，给孟子吃，以免对儿子失了信用。母子之间尚需如此，假若多数的要人，对于民生，日日大唱高调，几乎没有一点实惠，临到人民身上，何怪人民对他们失了信仰的心而大加咒骂呢？

不必大骂古人，古人虽不好，他们全死去了，再没有为恶的机会。不必大捧今人，今人虽好，他们还活着呢，尚有为恶的可能。要知一百个死秦桧，实不如一个活要人可怕。

现在我国的“要人”，全是傻子，全害单思病。因为小民全怕他们爱，他们偏要爱。全怕他们救，他们偏要救。全厌恨他们替谋幸福，他们偏要替谋幸福。

以前，我在教会读洋书，我最怕听牧师讲道，我更怕听“为主做工”。现在，我最怕听要人演说，我更怕听“为国奋斗”。

古圣人的学说，是一愚民政策。新圣人的学说，是一政策愚民。古时是少数的强者，治多数的愚民，现在是多数的愚民，被少数的强者所治。正如“翠屏山”那出戏里，英儿所说的人心大变，就是大变人心，说法虽然不同，其实还是一档子事。

我中国目下，使真守旧的人治理，亡得慢。使假维新的人治理，亡得快。真守旧，人必起而亡我。假维新，我心趋于自亡。

“用夏变夷”是妄自尊大。“用夷变夏”是自趋灭亡。

现今我中国，要人也罢，小民也罢，提起国事来，全说没有办法。其实小民的没有办法，是真无办法。“要人”的没有办法，是有法不办。

中国的国事之坏，坏于小官僚随声附和，大官僚刚愎自用。

在古时将亡的国里，权臣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将亡的共和国里，“要人”假借民意以骗人民。

我中国人，不做官（或失了势）全是好人，正如大姑娘不入娼寮，全是贞女。

你若果真从了良，改变了卖淫的念头，才可以提倡贞节。否则，你纵然舌干唇焦，人也要嗤之以鼻。我中国多数的要人，虽然日日发表通电宣言，仍是被人民视同狼嚎虎啸。其所以得这种结果，就因为他们那些好话，全是一边卖着淫，一边喊出来的。

文字、电报，本是表达思想的东西，也是我国的名人借以骗人的法宝。所以我常说，不但仓颉是中国的罪魁祸首，连莫尔斯也是中国的祸首罪魁。

我中国的要人通电，好说许多不必说的废话，然而独对于发电的日期，偏要用陈腐的韵母替代，以图省一个字的电费。这就应了俗语：“大处不计，小处算。大篓撒油，车辙里寻芝麻。”

某洋报讥讽我国为电报国，我乍一见非常愤恨。细一想实在佩服，因为我国许多救国救民的大事，发几个电报，就算办到了。

文字、电报，毕竟是沟通上下联络感情的东西。假若没有这种利器，那么，政客们爱国爱民的好心，与军阀们保国卫民的勇气，小百姓们怎么能知道呢？

无论什么政体，全是以少数的要人（官吏）统治多数的“非要人”（小民）。甚至无政府主义，往实里说，也不过如此。所以我总不相信“民治”那个好听的名词。因为无论在哪一国里，真正安分守己的人民，绝没有得操政权的日子。已往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不能不如此。官吏也罢，委员也罢，代表也罢，统统是优秀分子，是天生的俊杰。小民也罢，国民也罢，民众也罢，统统是愚笨之才，是天生的浑虫。

现今我国，百业停顿，四民破产。只有“爱国”、“救民”、“抗日”三种生意，无不一本万利，财运大来。不过他们发了财升了官之后，国也亡了，民也绝了，日本也来了。我对他们，无以名之，只好呼之曰“爱国贼”、“救国盗”、“抗日匪”。

宗教中的流氓，假借死后的天堂，骗取资财。政界中的匪徒，利用将来的幸福，攫取政权。名目虽殊，手段虽异，其损人利己的心志，则无不同。不过所生之祸害，有大小轻重之别而已。某学生对我说：“我国如同老房屋，全体腐烂了。非经大破坏，不能大建设。”我说：“若破坏，须将大家的一起破坏。若建设，须将大家的一起建设。不能先破坏我的，也不能先建设你的。更不可为建设你的而破坏我的。”

某官僚对我说：“官场如戏场，我也不过是随班唱戏而已。”我说：“你说得太言过其实了。戏子无论名角次角，无论生旦净末丑，只要登台，无不怕观众叫倒好，无不大卖气力，大显精神。所以扮演的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以及将相卒仆，全能尽其所能。真是装什么，像什么。扮什么角，尽什么职。我国当权的人，若能以戏子为师，我中国这出‘大保国’还不至于愈唱愈糟啊！”

俗语说：人怕恶人，鬼也怕恶人。又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不但为人是如此，我看立国也是这样。亚洲出了两个恶国，一个是明坏，一个是暗毒。一个无法无天，一个暗枪暗箭。全球各国，无不受了他们的影响。可是对他们毫无办法。

“杀狗劝妻”那出戏里的焦氏，将她的婆母，打了一个肉绽皮开，她还大喊着说：“东邻家，西舍家，你们都来瞧啊，婆婆打儿媳妇呢。”这种大背良心的举动，本是泼妇的蛮行。想不到，在国际的舞台上，也有仿学的，可谓焦氏精神不死。

亡国之后，仅有一党——亡国奴党，仅有一系——亡国奴系，仅有一派——亡国奴派，仅有一团——亡国奴团。到那时，外国人只认定你们统统是亡国奴，统统一律以亡国奴待遇，绝没有闲心，详分你们的系属。

近几年来，失势的要人，屡屡大骂当权的人，如何摧残民意，如何钳制言论，如何倒行逆施，如何……其实，在他们当权之日，所行所为，也不好于他们所骂的人。正如娼妓，因生恶病，退捐之后，大骂未退捐的姐妹，不守贞操。一旦病愈上捐，重张艳帜，还是依旧地大过皮肉生涯。所以我常说：“唯人民始有说便宜话的权利，我国到了今日这样危亡的地步，凡是掌过大权的人，全不能推卸祸国的罪名。”

一国的要人，分立政府，叫不合作。一家的老少，各怀异心，叫不合作。一对夫妻，同床异梦，叫不合作。一商店的东伙，尔诈我虞，叫不合作。殖民地对宗主国，生叛离心，叫不合作。我国对日本，既没有以上的种种关系，岂可将这三个字作抗日的口号。

天下有无天理良心的官，绝没有无天理良心的民。善治国者，治官；不善治国者，治民。治官则轻而易举；治民则劳而无功。

从来娼妓多喜欢拜佛烧香，然而不能根本改变卖淫的念头，不能减轻敲竹杠的手段。从来要人也多喜欢诵经受戒，然而不能消灭作弊的恶习，不能去掉刮地皮的劣性。她们烧香愈多，他们念经愈勤，愈使旁观者多生讥笑。

我中国之所以日趋乱亡，并非起于人民不知要强，不守正轨。实在是起于多数掌权者，口甜心苦，缺少正大光明的目标，不能为民众的表率。

有人问我：“信仰什么主义？”我回答说：“我只信仰‘吃饭主义’，因为肚子若不饱，任什么好主义也听不入耳。”又问：“佩服什么学说？”我说：“只佩服‘吃饭了不饿’的学说，因为任什么学说，也不能治饿。”又问：“信奉什么宗教？”我说：“我只信奉‘尽人事，听天命’的宗教，因为任什么宗教，若不尽人事，也是瞎捣乱。”又问：“赞成什么政体？”我说：“不论民主君主，我只赞成‘能使人民安居乐业’的政体，反正是‘有治人无治法’，任什么好政体，若无好人主持，也必祸国殃民。”

有坚强的政府，才有坚固的国防。政府摇摇不定，为政者尔诈我虞，若高谈国防正如病夫妄谈决斗。

以前中国之所以衰弱，多是因为中国的要人，知内而不知外，知古而不知今。现今中国之所以扰乱，多是因为中国的要人，知外而不知内，知今而不知古。

各机关的参议，多是不参不议；顾问多是不顾不问；参事多是不参赞不办事。他们是多虚耗政费的蠹虫，是对付要人的陈设，是真正的冗员。我以为，为减政起见，裁去五十名书记，不如裁去他们一人。养他们是“锦上添花”，裁书记是雪上加霜。

对外战争，则兵单饷绌，噤若寒蝉。虽有中央的命令督催，也推诿不前，迟迟不进。对内混战，则士饱马腾，摩拳擦掌。虽经中央的命令阻止，也充耳不闻，竞进不已。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军阀，只知作内争，不知御外侮的特色。

前清末年的亲贵与红候补道，是无所不能。民国以来的要人与他们的亲属，也是无所不能。他们可文可武，可农可商，可邮可电，可海可陆，可学可工。几乎除生儿养女之外，门门全会，样样皆通。可叹无出息的平民，只会吃饭，只能造粪。

治国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妙法，只在掌大权的人，守定“中”、“正”二字做法而已。“中”则不偏，不偏则人心服。“正”则远邪，远邪则君子亲。人心服，则国靖。君子亲，则小人退。不为人心所怨憎，不被小人所包围，则威令可以施行，国事可以入了轨道。

治国，如同养鱼，必须听其自然，不可频加烦扰。只要除灭其中与鱼有害的东西，不竭泽而渔，鱼类自能繁殖滋长。教子，如同种树，不可听其自然，必须随时注意。只要斩断旁枝枯节，除净种种害虫，自能长成良才。

论官吏的好坏，只看他贪与不贪。他若因做官，发了大财，他一定不是好官吏。论妇女的好坏，只看她淫与不淫，她若有许多男友，她一定不是好妇女。

自“九·一八”的真国耻出现之后，第一应当悔悟的是一些要人，尤其是军界的要人，应当扪心自问，你们救国救民，闹了二十多年，究竟是否争得外国一寸之地？是否为人民，谋得一丝之福？国土既连年丧失，民数既逐日缩减，还有什么脸皮，彼此攻讦？国土未复，国难日增，尚有什么心肝，阴谋捣乱？若说别人祸国殃民，试问你们当权之日，是否有较好的成绩？你们虽不自知，可是你们的骨髓，早被百姓们看透了。你们最好是设法“合班”多唱好戏，切不可故意“分包”大演闹台。中华这座舞台，挺不住了。看戏的小民，也受不了啦。

掌权的人，招仇敌的骂，是不可免的。权威愈大，招骂愈多。最怕是与你不仇敌的人民，也要骂你。仇敌的骂，是起于嫉妒。人民的骂，是生于憎恨。仇敌的骂，是一时的。人民的骂，是永久的。招仇敌的骂可喜。招人民的骂可怕。历史里所存的好人，全是当时曾招仇敌骂的。所存的坏人，全是当日曾招人民骂的。

同时的人，不认你为同乡、为国人，不是小事。就怕你将来的子孙，不敢认你为祖先。据我推断，在民国以来的要人中，将来有祖先资格的人，实在太少。

古时的好人，类如岳飞、杨继业，未必有后，可是现在仍有人认他们为祖先。古时的坏人，类如秦桧、吴三桂，未必绝种，可是现在就没有人敢认是他们的子孙。可见人生几十年，富贵权势，不过是一时的荣华。若把将来为祖先的资格混丢了，实在是一件可惜可哭的事。

令妖魔现原形，用符咒。使官僚现原形，用颂词。

欲求国家长治久安。须要士不邪，农不惰，工不猾，商不奸，官不贪。其中尤以官不贪为第一要着。愚民政策实优于扰民政策。愚民政策之下的百姓，还可以苟且安生，扰民政策之下的人民，绝难有安生的日子。

法律如同蛛网，它的能力，只能捕住弱小的苍蝇与微细的蚊蠓，强大的黄蜂与凶横的木蜂，虽有时触到网上，网不但捕不住他们，反倒被他们撞几个窟窿。从来一国的法律之破坏，不怨小民，而怨一些有大势力的人。

人人想治己，国虽乱而必治。人人想治人，国虽治而必乱。

革命出于为公，就是吊民伐罪。所以孙中山先生，首先由《礼记·礼运》篇里，取了一句“天下为公”，使人人存在心中，以免入于私之一途。因为革命若出于为私就是夺取政权。吊民伐罪，是因一部分人，不忍见人民所受的痛苦，对人民有吊慰的心，因而集合一团势力，打倒压迫人民的恶魔。夺取政权，是因一部分人，羡慕权者的富贵，对当权者，欲取而代之，因而纠合一团势力，打倒当权的人，以便为所欲为。

真革命（或为公的革命）之后，人民必有重见天日的欣慰。假革命（或为私的革命）之后，人民必有以暴易暴的痛苦。

革命，须以本国人，施之于本国人。不当有外国人的背景，不可受外国人的蛊惑与利诱，不应受外国政府的指导与驱使，更不可尊外国政府为政府。否则纵能侥幸成功，也不过是将本国的政府，变成为外国的分政府。将本国的土地，变成外国的附属地。这种行为，正与卖国为奴的行为相等。

法律是平等的，是普遍的，不能因人而施，亦不可因人而免。若只能施之于贫贱的人，那就不配为法律，只可呼之为命令。

外国的要人，以守法为荣。中国的要人，多以守法为辱。中国的要人，若不痛改这种劣根性，中国的政治，永远不能上轨道。

某年某要人，在北平大运烟土，大贩白面，大开赌局，终日门庭如市，顾客往来不绝。某要人竟敢在大庭广众之间，大言不惭地说：“我就这么办，看谁敢出一口气。”说完扬扬得意真比征服外国、凯旋还朝，还觉得光宗耀祖。这种毁法乱纪的人，竟能高居民上，中国焉得不乱。

治国的人，对外须不使刀生锈，对内，须不使犁生锈，更不可使钱生锈。不使刀生锈，是勤于备战。不使犁生锈，是勤于耕种。不使钱生锈，是勤于流通。

对失势的要人，加以攻击，是“打死老虎”。对走背运的平民，加以攻击，是“落井下石”。

我中国人讲道德，有许多不合理的。比如对一个要人，不论他当权之日，如何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只要他失了势，下了台，人就对他既往不咎。假若对他加以严厉的批评或正当的攻击，就要被人议为“打死老虎”。因此就养成一班怙恶不悛的要人，当大权在手之日，任意胡为，知道失势下台之后，绝无人向他重算旧账。我以为：中国若想不亡，百姓若想安宁，全国人民，同心合力，大打死老虎不可。如此才能使一些活老虎们，在当权之日，先存下怕日后挨打的恐惧。他们纵有为恶的野心，也就不敢任性施展了。否则对活老虎，既不敢打，对死老虎，又不忍打，中国的国土，必要亡于虎，小民必要死于虎。

打活老虎是政府的职责。打死老虎是人民的本分。若有强固的政府，绝养不成活老虎。若有强横的人民，绝不容死老虎复活。

有人问我：“中国换了许多派许多系，全要将中国统一，为什么全归失败，不但未能统一全国，反将他们的派或系全毁坏了。”我说：“他们根本就不知统一是什么。统一者，是统一人心。可惜他们误解统一是统一位置。以为将一切位置，尽量安插本派本系的人就是统一了。所以得了甲省，就将甲省视为征服地。得了乙省，就将乙省认为殖民区。只知为亲属同乡扩充地盘，不问贤愚邪正，竭力任用，只知我的本派本系本乡本省的人，全是龙生凤养的治人之才，他派他系他乡他省的人，全是驴生狗养的被治之货。所以他们占据一省，一省的人‘全要与之偕亡’。安插他们的亲属同乡愈多，愈显露他们的丑点。如此焉能平服人心，焉能使他们的派系不归于崩溃呢？”

修官署，不如用人才，正如修外表，不如修内心。

前几年，我常见要人所发的通电里，有一句“天祸中国”，我实在为天呼冤。天是空虚的，岂有祸国的能力，莫如改为“人”祸中国。若再往实里说，不如换成“我”祸中国。

现在的人民，对当权的人不满意，不是怨人民，是怨当权的人“为人民谋幸福”，太好高骛远，不切实在。目下的中国人民，如同小孩子，陷在泥塘里，受尽鱼鳖虾蟹的钻噬，当然要哭叫喊嚷。你只要将他一把拉出来，他立时就能喜笑颜开，歌功颂德。假若你连一臂之力，还不肯用，反在泥塘边上，对他高谈《封神演义》，他耳里虽然爱听，怎奈他身上的痛苦，是无法可忍呢。你纵然舌敝唇焦，他也要说“你是口甜心苦”啊。

在国中危乱的时候，元首的位置，如同旗杆顶。乍一看，仿佛是高于一切，人人全愿意上去开一开眼界。及到费尽心力，爬上去之后，坐下去既不舒服，站起来又不稳固，稍微不加谨慎，就有跌落丧命的危险。

古时的恶人，未必如传说的那样坏。古时的善人，也未必如传说的那样好。不过经历史家添枝加叶，描写地放大了几倍而已。正如人夸人之善或讥人之恶，总要过了实在的范围。所以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可见人做一个好人，不但在当时受人的崇敬，将来更必得人加倍或加几十倍的崇敬。当一个恶人，不但在当时受人的咒骂，将来，必更受人加倍或加几十倍的咒骂。我常说：“人若因无饭吃，当了恶人，还觉值得。然而现在一些要人们，既不少衣缺食，又何苦自往恶人群瞎钻而取千秋万世的骂名呢？”

一个人尚不易受骗，何况全国的人呢？一时的人还不易受骗，何况千秋万世的人呢。自古以来，那些骗子们，有几个不是骗了自己。

自作聪明的人，是世上最糊涂的人。历史中所载的奸臣大盗，全是当日以为自己最聪明的人。秦桧、严嵩、黄巢，李闯就是凭证。由现在说起，已被刺杀的几个要人与监狱里的囚犯以及已处死刑的盗匪，就是凭证。他们若不自以为聪明，何致做出种种的罪案。再以鸟兽虫鱼而论，凡落入陷阱索套钩网的，也全是自以为聪明的。

治国如同治病，须监症处方，随时用药。若预先拟出许多方子，强使病人按方服用，即是以人命为儿戏。所以古人，将良医与良相并称。

部下的人说你好，是一时的。百姓说你好，是永久的。可惜中国的要人，只顾讨部下一时的欢喜，惹下百姓永久的怨恨。

治家与治国是一个道理。治家，若不能创业，就须能守业。若既不能创，又不能守，这个家绝不能不灭。一个国若到既不能创，又不能守的程度，也不能不亡。

又吃鱼，又怕腥，又养汉，又抛清，是自古以来许多小人招痛骂的原因，也是许多要人不能成大事的根由。往史不论，单以某总统而言，他若直直爽爽地做皇帝，免去筹安会的洋把戏，不行三揖三让的假客套，他那称孤道寡的志愿，也就能达到了。只因他半推半就，忸忸怩怩，所以未打住狐狸，反惹了一身臊。

对待人力车夫会的首领，先使他拉一拉车看看。对待工会的首领，先使他用一用斧凿看看。对待农会的首领，先使他种一种田看看。对待商会的首领，先使他卖一卖货看看。对待教职员工会首领，先使他教一教书看看。这样，才不致被人玩弄，才能表示真正的民意，才能谋一个团体的公共利益。假若外行的人，可以代表本行的人，那就是包办民意，强奸民意，以众人为傀儡。

陆世仪先生说：“天地犹是此天地，日月犹是此日月，山川犹是此山川，城郭犹是此城郭，时移世变，而古之人则不可得而见矣。其间庸愚之俦，汶汶焉，与草木同腐，奸邪之流，遗臭史册。唯有道德文章忠教廉节之圣贤，耿耿焉，有英气常存，人亦何可不自勉也。”这几句话，真可以作人人——尤其是目下中国的要人的座右铭。人人每日清晨，若肯诵读一遍，使国家社会，所得的利益，比背诵任何佛经遗嘱的效力还大。如此，不但东北四省可以收回，帝国主义也能不打自倒。

自古至今，我所认为最可惜可哭可叹的，就是有许多的要人，本有流芳千古的能力与机会，偏要遗臭万年。

为好人易，为恶人难。说实话易，说谎话难。为恶人，须大费心机。说谎话，须大打草稿。我以为当一员秦桧，所耗的心血，较比当十个岳飞，所耗的心血尤多。只可惜古今一些要人，多费尽心机，模仿秦桧，多不肯坦坦白白，学法岳飞。

中国这些年的扰乱，所以此起彼伏，此伏彼起，成了走马灯式的现象，就是因为一些要人们的顾忌太多，心手不辣，以致敌方不能消灭。斩草不除根，遗毒未去净，焉有安宁的日子。刘邦平了全国，还不肯留下一个毫无实力的田横。乍一看，未免是残酷太甚。其实，欲求长治久安，就不能不下狠手。因为少一分祸根，小民就能多一分安宁。少一分乱源，小民就多增一分幸福。

我对要人有两句话。第一，须要知己知彼。若有实力则不必调和。若无实力就不必捣乱。第二，假和平不如真武力。用武力不如正己身。用武力要使敌方无死灰复燃的可能。正己身要于无过中思有过。

国家使无知之辈，操持军政之权，如同纵容少儿玩弄快刀，结果不但伤了别人，并且要伤了自己。

最危险的马屁，是属员的马屁。最可怕的批评，是人民的批评。可惜自古以来，一些要人的双耳，全被属员的马屁塞满了。人民的批评，简直达不到他们的尊耳。因此他们就一直走入遗臭万年的路途而不可挽救。

七年前，我在某军的参谋处供职的时候，曾因某军在前线，招得百姓怨声载道，特向某长官商议，请他设法整饬各队，严整纪律。他说：“你不明白，军队到了前线，不能管束得太严，否则他们就不肯打了。”我说：“肯打不肯打是在平日的教练，不在到临时的纵容。收复一城一镇的事小，伤了人民的心事大，要知骄纵的儿子，不但给父母惹祸招灾，终久也必招他反噬。骄纵的军队，也不能例外。”

以前我国，将唱戏的，贬入娼优隶卒之中，将做官的抬到士农工商之上，实在是极大的错误。要知唱戏的，以品行而言，多能高过做官的。仅以他们对于艺术，全有“自知与知人之明”一事而论，足可愧死一些官僚。第一，他们绝不敢贸然登台，绝不敢演唱自己所不能唱的戏。第二，无论什么名角，绝不敢将生、旦、净、末、丑，全由他一人包演，绝不敢认定各种角色，全出在他的家里或他的亲友与同乡之中。第三，他们被人喊了倒好，若非在私下，大用苦功，演习好了，绝不敢再登舞台。我国官僚，若全能如唱戏的有“自知与知人之明”，这座“中华舞台”绝不致有将要倒闭的危险。

有人对我说：“做县长的秘诀，是将县里的绅士维持好了。”我说：“你若将绅士维持好了，县里的小民，可就恼了。”

消弭祸乱，不必讲什么高超不切实用的外国主义，只在掌权的人，设法“正风俗，辨邪正，别男女”。风俗不正，绝生不出好政治，邪正不分，绝定不出真人才。男女七乱八糟，绝产不出好国民。这三样是一而三，三而一。从着就治，违了就乱。

我从来就不信有真确的“民治”。到我的骨肉化为灰尘的日子，我还是不信有真确的“民治”。我愈读新旧讲政治讲主义的书，我愈不信有真确的“民治”。不但中国没有真确的民治，外国也少有真确的民治。甚至直到天地末日，全球上也实现不了“言不二价，货真价实”的“民治”。

世界上，只有“官治”，并无“民治”，官虽是由民变化而成的，也不过如同由蛹变成蛾，蛹终是蛹，蛾终是蛾。人既不可呼蛹为蛾，又不能称蛾为蛹。那么，就不能称官为民。

英国格言说：“小心你帽子里的蜂子。”那意思是不要防远，先要防近。自古至今，许多做大事掌大权的人，所以闹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多是被身旁一二小人害了他们。只可惜他们专对小民处处严防，而不知祸患就生于肘腋之间。

中国若不打倒个人系属的恶风，任何事业，永远也上不了轨道。二十年前，一省要更换一个巡抚，藩臬两司全不致动摇，道府州县，更不受牵连。做官的能安于其位，不存“五日京兆”的心，所办的事才有进步。现在不但官场成了走马灯，甚至清高的教育界，也成了后婚婆带犊子了。中国的前途，还用问吗？

世界上五十几国，没有一个国与我国感情深厚的。不但以前是如此，现在更可怕。联日，联俄，联美，联……全是自趋灭亡。我中国男子，若有汉子气，要先由本国寻出中国所以衰弱的原因，由自己设法医治，不必借助于人。依人者不久，赖人者难存。好汉子自己跌倒，当由自己爬起。人，不可靠人；国，更不可靠国。

娼妇未见金钱，未必不大喊贞节。学者未入官场，未必不自诩清廉。

“异族的欺辱可忍，同寅的意见难消”，是我国自古至今，官吏的劣根性。因有这种恶性，所以全国不能真正统一，外国人利用这种弱点，还能施行分段侵略与各个击破的政策。

自古以来，我国的普通人民，对政体与种族的思想，实在模糊。所以有“抚我则后，虐我则譬”的古语与“谁坐天下，给谁纳粮”的俗话。凡有能吊民伐罪的人出现，不论他是中国人或外国人，不论他行的是什么政体，甚至不管他是一个什么东西，只要他能安民不扰，人民就肯对他箪食壶浆，扯起顺民旗帜，并不以为是奇耻大辱。因为有这种麻木不仁的坏习，所以由晋朝以来，外族才能屡屡侵据中国的土地，统治中国的人民。欲除这种国耻，第一步先须鼓动起中国人民的种族思想。种族思想，是民族的保障，是无形的国防，是不用枪炮的武力，是无需军费的设备。种族思想不是如同排外的义和拳，是要像努力自卫的义勇军（真的）。

现在某要人，屡屡提倡中国旧道德伦常，又翻印《康济录》分发各县，有人说他没有革命的勇气，没有现代政治家的眼光。我以为所谓革命者，是革除恶政，推翻专制。所谓政治家，是因事制宜，随时布政，全以利民为主，不必管什么现代不现代。

有人问我，“政治”二字怎么讲。我说：“政是为政的人‘正己’，治是为政的人‘治己’。政治家能如此，就能有好的政治。否则，就成了俗语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

《大学》上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所说的“修其身而天下平”，全是指对国家天下，应先注重个人的修养。《书经》上所说的“垂拱而天下治”，与老子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全是指操政治大权的人，先能正己治己而发生的效果。

用药，须切乎病状。治国，须合乎民情。以人命试药者，是庸医。以国命试洋学说者，是庸人。病遇庸医，宁可不治。国遇庸人，宁可不救。唐朝陆象先说：“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耳。”现在洋化的学者、野心的军阀与阴谋的政客，尽是一些庸人。

戏剧不是一个人唱的，政治也不是一个人行的。名伶须有好助手。名政治家，也须有好辅佐。自己虽好，用的若没好人，绝不能有好的成绩。屡次失败的某要人，并非没有要好之心。他所以受人议评，被人咒骂，就是因他所用的人，百个中有九十九是卑鄙小人。所以他的势力伸到何处，他的骂名也就散到何处。可惜他竟不知道。

以军政二界论，倚势欺人的是小人，依势作德的是君子；谄上骄下的是小人，谏上诚下的是君子。

纵容儿女，必招忤逆。与己不利，与人不利，更与儿女不利。纵容部下，必招骂名。与民有害，与人有害，更与部下有害。

权势愈大，位置愈尊，愈与人民隔绝，愈不能明通下情，正像人乘坐飞机，飞得愈高，愈对下界看不清楚。不但对人民的痛苦看不见，对人民的悲呼也听不着。

掌权的人做事，只可问天良，不必察民意。只要对自己的天良无愧，虽当时稍拂民意，日后人民也必对你歌功颂德。看公孙侨（子产）治郑的情形，就是最好的先例。

捐税愈往上交，愈少。赈款愈往下放，愈少。一则政府担了恶名，小民受了实害。一则政府空耗巨款，小民难得实惠。最得利益的，是经手的官吏与放赈的人员。

我中国目下的救亡之术，不在高超的学理与远大的计划，而在一些要人，不背天理，不昧良心，不唱高调，不说空话。

我中国所以国土日缩，民生日困，全是我国人——尤其是要人——自己闹的，怨不上帝国主义。孟子说：“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荀子说：“物腐生虫，鱼枯生蠹。”苏轼说：“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俗语说：无有家贼，引不出外鬼。我中国人——尤其是一些要人——若再将祸之责向外推卸，就是没有男子骨头。

非有强固的政府，绝不能有坚强的国防。非全国统一于一个政府之下，小民绝没有安宁的日子。政府好，国民要诚心诚意地拥护它。政府不好，国民当实心实意地督责它。

官吏拥护政府，不在形式上的复电响应，是要在实质上的精诚合作。若仅仅照例行公事，敷衍面子，莫如省下电费，散给贫民。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必须如同太阳系中之八行星。不论自转公转，全要不离断与太阳的关系。否则，不但将太阳系毁了，自己也不能独存。

报上屡有“开发民智”的论调，我极不赞同。我认为，我国现今最要紧的是“开发官智”。因为官若有智，绝不能贪赃枉法，绝不能倒行逆施。他们若果有“智”，绝不能不顾生前的骂名，绝不能不怕死后的文笔。

民无“智”，国必不能强盛。官无“智”，国必趋于灭亡。我读中外史书，只见先有亡国之官，后才有亡国之民。

老子所说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所绝所弃的并非真圣真智。他所说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所绝所弃者，乃是假仁假义。他说这话，并非要违反人类进化的公例，不过是要彻底打倒那些骗子。

政府少添一份开销，小民多受一份实惠。政府多设一个“为人谋幸福”的机关，小民多入一层敲骨吸髓的地狱。

有人问我，为什么政府迁到南京，还不能铲除贪污。我说：“贪官污吏，如同苍蝇，政府如同肥肉，你纵然将它迁到北冰洋，苍蝇也能追了去。再说，你在旷野荒郊，虽见不着一个苍蝇。假若你大便一次，立时就能招集无数的苍蝇。贪官污吏追随政府，也是如此。肉愈腥臭，招得苍蝇愈多。政府愈不清廉，招得贪污愈众。”

政府如同夏天的鱼肉，法律如同冰决。鱼肉若没有冰决的镇慑，立时就能发臭味，变颜色，生蛆虫。政府若想不腐化而保持原来的鲜美，须要时时站在法律之内。

在某系专政的时代，要人吴某打一夜牌，输了四万元。我听了，以为是一件奇谈。现今我听说，已卸任的某局长，在某处推牌九，一夜竟输去十八万元之多。某局长的原薪，连公费在内，每月不出八百元。我不知他这些浪掷的钱，是不是小民的膏血。唉，何怪人人愿意做官呢。

在我中国做官，只要做到“长”字，就有特别的收入。文的做到科长，武的做到营长，若专靠薪俸生活，纵然将太太卖了，也不够他们的应酬费。

某要人，前年在南方提倡“紧缩政策”，主张减低官吏的薪俸。我以为他是不明了中国官场的情形。假若他的妙策得以实行，最受影响的就仅是一些下级人员，他不知，官一到了中级就如同当了招待。目的是在小费，绝不在工资。

俗语说：“儿的生日，娘的苦日。”我以为，长官的生日也是属僚的苦日。因为下级人员的饭，可以不吃，长官的寿，不能不贺。我当小官僚时，一见“福，禄，寿，喜”的“知单”，立时就出一身汗。我常说“长官多做一次寿，当铺多生几分利”。

人的一生有三个成功。第一，是对国有功。第二，是对社会有功。第三，是对家族有功。若做不到第一，须做到第二，做不到第二，须做到第三。若一样也做不到就是枉度一生，对不住所耗的粮米。倘再与国有害，更对不住所见的猫狗。只可惜民国以来的要人，不但对不住猫狗，甚多是对不住蝎蛇的，因为这两种小东西，还可以做药材用。

有人驳我说，许多要人积下数百万的家私，位置了无数亲属同乡，岂不是有功于家族和社会吗？我说，只因为积下数百万不义之财，才给祖宗招了痛骂，才给子孙造下大孽。只因为位置了无数亲属同乡，才害得他们失了原有的可靠的生活，染成了许多不可挽救的恶习。俗语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现今是一人失势，鸡犬也随着坠地。坠地之后，欲再为鸡犬而亦不可能了。

有些要人，眼光浅陋脑筋昏聩，他们只顾讨少数的私人一时的欢喜，扩充地盘筹书位置。结果，私人全都脑满肠肥饱载而归，自己却留下万代的骂名。要知争利时，有他们分肥；挨骂时，只有自己担过。

得百姓的歌颂易，得私人的感念难。对私人费万般心，不如对百姓施一分惠。私人的感念是一时的，百姓的歌颂是永久的。私人受你的好处，以为是分所应当。百姓受你的好处，认为是天高地厚。究竟是哪样合算？

文明的国，只讲法律不重势力。纷乱的国，只重势力而不顾法律。换一句话说，国家将兴，法律可以裁制势力。国家将亡，势力必定操纵法律。欲知我国，究竟能亡不能亡，先看一看法律与势力的强弱。

法律与势力，如同白黑不可混淆，薰莸不可同器，是非不可颠倒，正邪不可并立。有法律绝不容势力滋长。有势力，则不容法律进行。

理财，以养民为先。为政，以正己为先。练兵，以训将为先。对外，以调内为先。治民，以治官为先。

前清光绪末年，日本人在中国各处，大售“清快丸”。西太后因那个药名近于清快“完”，曾大哭了一次。但因国弱未肯因小事引动外交，竟无法禁止。民国成立，满清退位之后，“清快丸”也竟随着清运告终不见踪影。这虽近于迷信，也未尝不是先兆示警。古时中外明君贤相，发现凶象，无不惊心动魄，悔罪修省，励精图治。归终，凶象反成吉兆。假若凶象已经现出，反认为迷信，怙恶不悛变本加厉。虽不认为凶象必真成了不祥之兆。古人创出吉兆凶象，不过是勉人作德，阻人为恶而已。若一味认为是阻碍进化的迷信，那么就认定“放荡邪淫”是进化的象征罢。

小民所发的悲声，有害于国的程度，较强敌的枪炮还大。治国的人，若能不使小民发悲声，则可不惧强敌的枪炮。小民的悲声，若不能止息，你纵能兵坚甲锐，善固边防，也无济于事。

政治是什么？政治是以“正”而“治”。用不“正”的方法，绝不能达到“治”的结果。

有人说“政治家，须要有手段”。这话我极不赞成。因为政治家是治国的人，治国是光明正大的事务，只可本着“中”、“正”二字做法。治国既不是偷摸鬼祟的行为，用不着一毫手段。以前我国的政治家所以失败，全是因为用手段用坏了。

位高，得人尊敬是一时的。德高，得人尊敬是永久的。位高，只能动小人。德高，始能动君子。人因你的位高尊敬你，是有所为而为之，全是出于假意。人因你的德高尊敬你，是无所为之，全是出于诚心。

在我中国，无论什么事业，只要一经官办必大糟特糟。明明是一种有大利的，反臻大赔本。据我推断，假若邮政与盐务，将洋势力完全铲除，不但没有盈余，简直，就要有盐亏、邮亏。这并不是中国人全要不得，是因为多数的中国人，一做了官心就变黑了。

韩非子说：“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则不两成。”就是说，欲将一件事物办理完善，须将全副的精神，用在这一件事上。可惜我中国政府用人，多不明此理，以致施行兼差的恶风。兼差的恶风，由清末起到袁政府时代，一天比一天大。北伐成功之后，这种恶风仍未停息。在易某的热力正盛的日子，他的姑爷竟兼差十三处之多，仅天津某局一处，每月竟坐领纹银一千两。现在身兼六七处差的，一时更无暇详说。他们既是人类，并不异于凡人，我不知他们有什么特长的精神，偏能兼筹并顾。

有人说：“兼差是人才问题。为事择人，不得不使他能者多劳，以便事成功举。”我说：“既是为事择人，必是非他不可。那么，我见兼差最多的人，死亡之后，他兼的事务，并不发生‘人亡政息’是什么道理？既是人才主义，能者多劳，他们当然能将事办好了。那么，中国事，为什么又愈办愈糟呢？”

有人说：“现在兼差并不兼薪，不过领‘车马费’以酬劳累而已。”我说：“原来如此啊。那就不怪兼差的阔人，家中汽车成队，肥马成群了。”

法国首相克莱孟梭退职之后，两袖清风。竟因无钱，欠下房租，经房主提起诉讼。他在欧战时，操持大权，威震数国，竟未搂下养生的费用，真比我国宋朝的名将曹彬还加倍的糊涂。若再与民国以来的官吏相较，更足证他是一个傻小子。

欧美的官吏，多是精于公务而昧于私谋。我中国的官吏，多是拙于尽职而巧于刮搂。就为这种原因，所以东北四省，入了日本的掌握；滦东国土，也岌岌可危；内政民情，更不堪问了。

我以为，天下最可怕的，只是自己的女人。你若得罪了她，她能使你不死不活。归终，你还得奴颜婢膝，亲递降书顺表，心服口服。至于得罪了要人，我认为是一件小事。他们若不辨是非，至多也不过要你的命，给你一个痛快，而无需乎再递顺表降书。到底，心也不服，口也不服。

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孙是逊顺）。”又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我中国现今，只是“言孙”的人多，而“危行”的人少。至于，能学宁武子的官僚，简直没有。不过是如孔子所说“邦有道，杀。邦无道，杀”的人。他们多是在平安的时候，不能行正道，处乱亡的日子，也不能守大节。

中国的事，全坏于一些要人包而不办。现在国民所希望的，就在他们能施行办而不包。包而不办，必致因循误事。办而不包，才能手到功成。

我以为，我中国民穷财尽，外患丛生，还不足忧虑。所可忧可虑的，是一些高居要津的要人中，少有能肩负国家大政的人。纵有一二仿佛能励精图治的要人，要负起责任来，又必有一些要人，因嫉妒之念，制造谣言而在暗中拆台。

英国大儒赫胥黎说：“国家之最不幸，不在贤者居下位而无由升，而在不肖者居上位而无由降。”这话正是中国现在的写照。在这人民还没有罢免权的时候，欲免去这种不幸，唯在政府能当机立断，对一切不肖之辈，不分亲疏，实行罢免，以解人民的痛苦，而救国家的危亡。

中国的要人中，有许多是可要可不要的。有许多是要不得的。更有许多是万不可要的。

报载，北平市政府议定，所属各机关职员，此后须穿长袍马褂。详细定章，我虽不得而知，我实在觉得是一件提倡国货的好消息。凡事若能先由官吏做起，百姓自必愿步后尘。

在我中国，严办小盗的人，多是逼迫良民为盗的大盗。重惩赌徒的人，多是导引良民赌博的赌魁。严办烟犯的人，多是诱惑良民贩烟的烟土大王。

小婆子，在需要的时候装病，或能得老爷的爱怜。要人，在国难当前的日子，托病辞职，只能招国民恨恶。

下级人员的正邪好坏，全是上级人员养成的。你若喜欢纳谏，他们就能进忠言。你若喜欢恭维，他们就能献谀词。总而言之，你若好谈嫖赌经，他们绝不敢向你说忠烈传。

常人不讲信用绝交不着良友。官吏不讲信用绝遇不着良民。

为所欲为，不是真正的自由。为所当为，才是真正的自由。

国家最要的职务，是限制国民的野蛮自由。我国之所以国弱民贫不得安静，全是因政府软弱，不能限制少数有势力者的野蛮自由。

前几年冬天，平津提倡清洁运动，仿佛是一件惊人的大事。其实，也不过是几个身穿貂皮大髦的要人，由汽车里走出来，扛起一把扫帚，随着参加的民众出一出风头。结果，官府多开一种报销，使卖扫帚的多得一点微利，与国与民没有一点的益处。风头出完，街巷之中纵然成了粪坑尿池，那些要人也不肯再加注意。因为出一次风头之后，公事算交代了。

中国的文官，自古以来多是巧于营私，拙于奉公。中国的武将，近几年来多是勇于对内，怯于抗外。

做官如同上梯子，须要步步踏稳，才能避免跌落的危险。不可仅知向上爬，要知高处不是可以久恋之地。愈向高里升，固然愈得拍马屁的人喝彩助威。可是明白的旁观者，未免就要讥你，只知进而不知退。正在扬扬得意的时候，或者就是噩运临头的日子。

人一做了官，地位立刻超出平民之上。如同在群众中一个身长体大的人，他的身躯愈高，愈为群众所注意。他的美丑肥瘦，一举一动，愈不容易瞒过了群众的眼目。所以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做的官愈高，招的羞耻愈大。

无权无势的平民庸庸碌碌，一生仅以吃、喝、传种三件事为目的。所以生而无闻，死而无名，与一切兽的一生相差不多。留好名或留坏名全不容易，唯独做了官，就有了流芳百代或遗臭万年的资格。

做官的，若目光远大见解超俗，以公正的心办公共的事，就能流芳百代。若目光浅小见解卑污，以偏私的心办公共的事，就必遗臭万年。

近二十几年中，中国死去的要人，十个之中有九个半以上是遗臭万年的。不过因他们或余威尚在，或子孙未绝，国民还不敢为他们“铸铁像”就是了。他们若死而有知，也当在九泉之下愧悔痛哭。因为他们当初执掌大权之日，若稍一转变，未必不可流芳百世。

求治的善法，诛杀千个盗匪，不如罢免一个贪官。

得人民的爱助者，虽弱必兴。失人民的爱助者，虽强必亡。我国历史中，这种先例极多。入民国以来，这种例子，更特别地显著。

一国之兴隆，是少数要人的功勋，小民不能分功。一国的衰亡，也是少数要人的过失，小民不能担过。国有亡于内乱的，然而内乱，也是少数的要人逼起来的。国有亡于外寇的，然而外寇，也是少数的要人招进来的。无论国兴国亡，小民没有兴亡的责任可负。

一国之中，少数的要人，若存公心，国就可兴，多数的小民，也就随着享安乐。少数的要人，若怀私意，国就必亡，多数的小民，也就随着受痛苦。

天下唯中国的百姓最老实、最怕官、最容易治。当权的人若不能治中国，天下再没有可治的国了。

中国的百姓，并不求参与政治，并不求官吏保护。只要官吏对他们不敲骨吸髓，他们就心满意足，歌功颂德。

有人说：“在已往的二十余年中，我国的政客军阀，只能在‘中华舞台’上演唱‘双天师’。他们互相排挤，彼此攻讦。究竟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我们小百姓，实在无法区别。”我说：“真天师能降妖捉怪，假天师也能唤雨呼风，他们哪能比得上。他们不过是瞎唱‘五花洞’而已。纵然证出谁是真武大郎，谁是真潘金莲，又有什么价值？”

我极愿做官，朋友问我愿做官的理由，我说：“在中国千行百业之中，唯做官最容易。并且愈大愈好做。文的，我不敢做书记、传达。武的，我不敢做连长、排长。至于主席、司令，我敢立刻走马上任。因为官愈大，愈用不着学问。”

在满清将亡的时候，有不会写“军”字的陆军部尚书。在袁政府的时代，有认不清自己大名的督军。假若他们是书记或秘书，不但掌不了大权，发不了大财，简直保不着饭碗。

近一二年来，连连发现贪污大案。案中的要犯，或远逃国外，或匿避租界。当局若果肯拿办他们，他们怎能安然出国，焉得稳居租界？纵然他们托庇于洋人宇下，既不是政治犯，又为何不肯交涉引渡？若能赶紧将他们明正典刑，非但可以制止贪污，且可以使小民消解愤怨，也可以使外国人少说闲话。因亲属关系，容留一二奸贪，固然是人情之常，但是若为全国设想，为自己的声名打算，则万不可稍存姑息。

刘邦所以受人民的欢迎，是因他能先除苛法。朱元璋所以得人民的悦服，是因他能先诛贪官。

苛税不除，民生无望。贪吏不诛，国命不保。

定国不在奖善，只在去恶。因为去恶，就是奖善。对善者，要听其自然。对恶者，须痛加诛戮。

我中国的政治，所以屡改屡革，永未上了轨道，只是因为掌权的人，对“公私”二字分别不清。其实，事关个人或少数的人，就是私。事关国政或多数的人，就是公。

掌权的人，对私字上用心，不过养成一群胁肩谄笑的小人。对公字上注意，才能助成一些光明正大的君子。日与君子相亲，必定公心日长，私心日退。公则人心归服，私则民心离散。

宋朝名将曲端，为泾原都统的日子，他的叔叔为他部下的将官。因为打了败仗，曲端就不顾叔侄的关系，立刻将他叔叔在军前正法。并且作了一篇祭文说：“呜呼，斩副将者，泾原统制也。祭权者，侄曲端也。尚飨。”他这种办法，既能全公，又不废私，焉能不得全军的敬畏，怎能不受人民的歌颂？

明朝名将戚继光，因为他独生爱子临阵回顾，竟不念父子之情，斩了他的儿子。不怕当了绝户，断了香火。他能不因私害公，所以他才能东平倭寇，北卫边疆。今日掌权的人，多因私废公，不但对亲属力加庇护，甚至因同乡的关系，也能毁法乱纪。何怪东北四省，被岛民白白地拾了去。

外患不足以亡国，内乱不足以亡国，唯国法不能推行必致亡国。并且法律若得推行，国政才能入了轨道。国政入了轨道，自然不能发生内乱。内乱不起，自必不能招起外患。

无论行什么政体，讲什么主义，反正是，法行于上则治，法行于下则乱。我中华前途之兴亡，只看掌权的人，能否除却人情面子，能否因公不顾私。

俗语说“法律本乎人情”。所谓人情者，不是一二要人的私情，是全体国民的公情。以私情行法，必招人心怨愤；以公情行法，必能上下翕服。

长毛的名将陈玉成，守安庆时，对部下临阵退缩的将官，不分亲疏，一律用点天灯之法处治。东王杨秀清，对部下败将，全处以凌迟之刑。他们那等行为，固然是惨无人道，但是太平天国所以能支持十六年原因，未尝不是对大员能行法的效力。以后太平天国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姑息顾忌，不敢严惩大员，只能在小民身上用法。

我国扰乱，就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操持大权的人，对犯法的文武大员，多讲情面而不忍处治。二是对于犯法的文武大员，多所顾忌而不敢处治。其实若能光明正大认真办理，虽亲友亦不能怨你刻薄。若能将他们的罪状宣布全国，虽大员亦必无法反抗。

若想中国不亡，须振起监察的胆量，施行“闻风即奏”的办法，由该院直接派人暗中侦察。不必另派大员使大员们增加额外的收入。如此，不但可以减少公费，也可免得大员们因吃酒席太多而拉稀便秘。

严办犯法的人，才能保护守法的人。宽纵犯法的人，必致守法的人也因不平之故，起而犯法。

古人说“家庭之间，只可论情，不可论理”，固然是大有阅历的话。然而只可限于一家人，对一家人之间的私事。只要一关涉家庭以外的人，就只可论理，不可论情。家庭是邦国的基础，若为护庇私情，由家庭先将理字破坏了，一国之人，彼此之间，更不能讲理了。

我常见一些未受过教育的夫妇，因孩子在外招生是非，反因舐犊之念，向被害者大打大骂而惹大祸。全是起于只顾私情，不顾公理所致。假若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只论曲直不加偏袒，不但不致惯坏了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免得招人的愤恨。天下小事大事全是一理。国中若有贪污的官吏，全是因掌大权的人念私情而纵起来的。

用太阳系作比方。太阳与八大星之间的吸力就是情，八大星的轨道，就是理。它们若不能守着一定的轨道走，太阳也就无法施用吸力，宇宙必立时分崩碎裂而化为乌有。人犯了法，就是出了应守的轨道，也就是不循理的举动，是破坏人类的系统，是群众间的败类，所以不可因情牵扯，而将理毁了。

法律是为讲理而设的，是专对不讲理的人而施的。当权的人，若只顾情而不顾法，就是毁法背理，国政不但永远上不了轨道，并且必致民乱国亡。

国际间，保护政治犯，是因为政治犯是对一国的政府叛逆的。并不是在一国的社会之间，因为私欲而杀人放火诈欺劫盗的。一国的政府，时常被一些人霸占而倒行逆施，才引出政治犯来。当权的人为泄私愤，可以施用势力，对反逆者加以惩处而不顾公理。国际间因维持公理起见，才对政治犯力加保护。

我国近二三年来，所发生的邮款、鸦片、盗宝、卖官、舞弊几件大案中的男女罪犯，虽然全顶着委员官吏的头衔，然而与寻常窃盗诈欺的罪犯相等。岂可容他们远居乐土逍遥法外呢？当权者若不将他们赶紧“引渡”过来，他们就要造谣攻击政府，而掩盖他们的私罪，假冒政治犯了。

司马迁论商鞅，说他“刻薄寡恩”。其实，若欲使法律推行，绝不可“宽厚多恩”。太子犯法，他还敢认真处治，因太子不能加刑，而惩办太子的师傅。商鞅不知有所顾忌，不肯模糊敷衍，所以才能使秦国盛强。中国现今若有商鞅那么一个不避权贵，不徇私情的人，何致贪污的案子层出不穷呢？

前年我问某侦缉队长说：“你们终日缉捕盗贼，假若他们被释出之后，对你们报仇怎么办？”他说：“我们办的是公事，无所偏袒。不贪赃枉法，盗贼并不同我们结仇。”可见按法而施，公事公办，盗贼还知公理而无人可怨。假若当权者用光明正大的手段，重办几个贪污的官吏，将他们的罪公布全国，也必招不起私仇与私怨来。

据报载，某省当局，枪决三个见匪攻城弃职潜逃的县长。这真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因为官吏受人民的供养，有守土之责，理当城存俱存，城亡俱亡。然而细一想，未免要为他们呼冤。因为县长多是文人，没有防守的武力。没有武力，因失城逃走，还须处以死刑，那么身拥数万之众的将官，若因敌进攻，轻弃防地该当何罪？

管子说：“草茅弗去，则害禾谷。盗贼弗诛，则伤良民。”唐太宗说：“养粮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这两句话，当权的人若顺着走，就能保权位，定国乱。否则，不但害了自己的声名，也要缩短国家的寿命。

操持国中大权，不在乎有什么高明的学识，只在乎能否“除恶”。所谓除恶者，只是“除恶税，除恶法，除恶人，除恶俗，除恶习”。这五恶若不能除，任何好的政策，也不过是谈谈而已。

前几年，在机关任职的要人的自用汽车，没有一辆纳捐的。那么依此推断，在机关服务的小要人的自用人力车，也可以不纳捐了。但是我看他们的车上也有捐票。可见在目下的中国，做得官愈大，享得权也愈多，并且愈对国家有不纳税的义务。何怪人人愿做官而且愿做大官呢。

民变起于争食，官反起于争权。争食因为饿，争权因为贪。民有肚子容易饱，官的欲念永不足。民变常少，官贪常多。

有人说：“中国将来不亡于东方某国，就要亡于北方某国。中国目下不联东，就得联北。”我说：“东方某国是凶狠的强盗，北方某国是阴毒的恶妇。亡于强盗是家破人伤，亡于恶妇是家败人亡。联前者，如同交匪类，联后者，仿佛娶婊子。全不能有好的结果。”

《颜氏家训》上说“夜觉晓非。今悔昨失”。我中国的人——尤其是些高出小民之上的要人——若能施行这句话，国中就可真正统一，东北四省，终究是中国的领土。

我最恨现今有些要人，对中国民穷财尽的现象，不说是“前人遗下的祸”，就是说“受了主义的剥削与压迫”，一毫也不承认自己的过错。

《潜夫论·务本篇》上说“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所谓“富民”者，不是用科学方法，改良农田，也并非礼聘一些讲堂上的人才，干涉农工商的职务。是不行扰民的恶政，轻减人民所担的恶税，少设不切实用的机关，剿除人民中的土匪，令人民能安心自理他们的职业。所谓“正学”者，不是采取四二制或三三制，也不是效颦欧美日本，是慎选有学有品的职员，是施行“教育纪律化”，是编定合乎中国民族性的教材，是养成学生出了学校，有在中国谋生的本领，是排除一切“外国顺民”所作的毁坏欺骗青年的邪说。

“要人”犯了显显然然的大罪，本可立正典刑，偏要另派大员亲临检查，唯恐屈枉了他们。“小民”犯了似实似虚的小罪，本可设法详查，偏要立时捕拿下狱，竟无人代为剖白。专制时代也少有这种现象。岂知要人是人生父母养的，小民也不是猪生狗养的。同为一国的人民，不可有两种的待遇。

“匿名信”本是不敢负责的怯懦之夫的卑鄙行为。寻常人接到这种东西，还认为鸡鸣犬吠置之不理。然而近四五年来，我听说官方竟凭这东西，任意逮捕人民。假若此风一行，人民就无时无刻不在忧惶恐惧中度日子了。

官方对于匿名信，不可认做升官发财的机会。应先设法详细追查投信的人。一方面对于被告发者，慎加调查暗行监视。另一方面在无真赃确据之前，万不可轻施逮捕。一则可免无辜者含冤，二则可保官方的名誉。

五年前，北京某机关，因得匿名信一封，竟不加详查将某校教员某甲，捉捕而去，非刑审问，使他承认是共党首领。至终，打掉了他三个脚趾。及至证明他是被人陷害，才将他释放出来。某甲虽未丧了性命，但是两只脚全残废而成了瘸子。这种黑暗，只可在我中华民国寻得出来。

人民迷信太深，固然是妨碍国事的进步，然而“要人”所办的“金刚时轮法会”，也不是推进国事之良谋。

古语说：“国将兴，听于人。国将亡，听于神。”所谓听于“人”者，是靠赖一群要人，化除私欲专心国事。所谓听于“神”，是一群要人，尔诈我虞放弃责任，专在他们所拜的神上用心。这两句话并不是指着无官无职的小民说的。

所谓“要人”者，是要办“要事”的人。所谓“要事”者，是需要办的大事。只要“要人”能将“要事”办好了，小民那种种不合科学的陋见，先不必管它。

我听说某省，苛捐恶税层出不穷，土匪遍地。某省的要人竟熟视无睹，偏大用精神，拆毁庙宇，严催放足。这是倒行逆施，这就是轻重不分。

新序上说“圣人不易民而治”。汤武所治的人民，就是桀纣当日所治的百姓。然而前者扰乱，后者安稳。不是人民改良进化了，是当权的人正大光明了。

《汉书》引古谚说：足寒伤心，民怨伤国。自古以来，善治国的人，不惧外患之迭起，而怕民怨之骤兴。民怨之所以起，是起于赋税之繁苛，官吏之贪暴，兵匪之滋扰，能将这几项人民之害，彻底扫除，民怨自息，外患也就无隙可入。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乱源，是因为没有巩固的政府。没有巩固的政府，是因为政府中没有能统治的人才。没有统治的人才，是因为纵然有一二可以统治全国的人才出现，就必有一些嫉贤妒能的要人，竭力在暗中将他的肘，扯他的腿，拆他的台，使他不能安于其位，不能尽其所长。

人民说便宜话，是出于望治心切，是督催政府。要人说便宜话，是妒嫉心深，是要拆政府的台。

一人所表示的意见，或许是妄言。多数人所表示的意见，就是舆论。拿破仑说：“随舆论行事，何事不成。舆论所向，天下无敌。”管子说：“民别听之，则愚，合听之则圣。”法国古语说：“人民之言，神言也。”可见舆论是不可抵抗的。

现在我国一些无系无派不受津贴的报纸上所表示的意见，就是代表多数人民的意见。当权的人若能对这种报纸多加注意，以定行止，绝不致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姜子牙（姜尚）说：“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天下就是指人民说的。古今中外的伟大的人物，所以能得流芳万代的成绩，就是因为他们能以人民之耳目为耳目，以人民之心为心。

中国百姓全是好的，只是缺少好官。百姓中纵有坏的，也是跟官吏学来的，或被官吏逼出来的。中国兵士全是好的，只是缺少良将。兵士里纵有坏的，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以为，与其训民，不如先训官，与其练兵，不如先练将。

好主义或好演说，也不过如同千里马。非有千里人，不能得它的效用。

大前年，我因求升官发财，也买一部某书朝夕研究。我的朋友某小“要人”问我说：“怎么？你也要投机。”我说：“许你们偷狗，还不许我偷鸡（投机）吗？你们偷大的，还不许我偷小的吗？”

一些要人，若欲替人民谋幸福，只有本着天良，凭着权势，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做去，不必大唱高调，乱发宣言，以免再使人民失望，而怀“与汝偕亡”的怨愤。

我的亡妻活着的日子，因缺柴少米，时常愁锁双眉。我劝解着说：“你不要因家境忧伤。你耐烦等着，将来总有汽车给你坐。”她说：“我受你的欺骗太多了。你有好听的话，不必向我说。恐怕我死了，连寿衣还穿不上呢。”果然，她死去十八小时，我才借到朋友的钱，将她身上的旧衣，换下来。对妻应许的太过，还能使她失望而死，使自己的良心抱愧，何况要人对于小民呢。对妻说大话，若办不到或能得她的原谅。对百姓说大话，若办不到只能受他们的咒骂。

苏俄、德、意、日四国，所以能转弱为强，是因掌国政的人能以身作则，是因国中的要人肯牺牲己见，捧起一个肯负责的人来做首领。中国所以日趋危弱，是因掌国政的人言不顾行，是因国中的要人私见难除，各怀首领欲。

《孔子家语》上说：“汤武以谔谔而昌。祭纣以唯唯而亡。”当权的人，若欲国事兴隆，不可不广开言路，使人民有敢进直言的可能。若愿国势危亡，只有钳制人口，强使人民歌功颂德。

《史记》上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土之谔谔。”民国以来，一切失败的要人，全是被诺诺之声而毁坏了的。他们部下，虽有时有一二特出的人员，对他们竭尽忠言，怎奈他们听不入耳。不但不肯采纳，且必力加摈弃，使中正之士不能展其所长，尽其所能。

吕坤先生说：“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能使贤人君子，无郁心之言，则正气培矣。使群黎百姓，无腹非之语，则元气固矣。”庙堂就是政府，海宇就指民间。政府之内，若多为小人霸占，纵有贤人君子，正气也无法发挥。国中的言论，苦受无理的钳制，纵有真正的舆论，也无法上达。民意既无法发泄，元气就保不住了。正气不能存，元气不能养，国命就是到了尽头了。

一党须先统一党员的心，才能站立得住。一国须先统一要人的心，国政才能进入轨道。人说，治国须先统一人心。我以为所谓人心者，是“要人”之心。只要“要人”们能统一，人民自必风行草偃。因为人民向来就是统一的，不过被一些“要人”们，强加上不统一的恶名而已。

人民自古就有互助之心，所以容易统一。要人从来就有猜忌之念，所以惯于彼此分立。

“要人”居高位，如同一个人站在高处。他的优点或劣点，最容易被人看出来。他的一举一动，绝瞒不了众人的耳目。所以要人留好名或留坏名，全比寻常的人格外容易。寻常的人想留名，如同由深井里向外爬，除非爬到井口，才能被人看见。所以或好或坏，多不为众人所注意。

以“老实易治”四字而论，中国的百姓，可谓全球第一。以“贪赃枉法”四字而论，中国的官吏，可谓环球无二。因为百姓老实，所以容易养成官吏的贪污。因为官官相护，所以官吏的罪恶永远不能除净。

中国的百姓之所以老实易治，是因为怕官怕势。官吏之所以官官相护，是因为朋比为奸。若有严正的政府，自不能容留官官相护的恶风。百姓的痛苦若能有上达的可能，自不能养成怕官怕势的心理。

不必高谈革命。中国的革命若不能首先由官吏革起，中国的革命永远不能成功。政府若不能破除情面，严惩贪污的官吏，无论什么方式的政府，永远不能根深蒂固。

我读历史得了一个判断。从来伟大的人物，所以招起天怒人怨，身败名裂，多不是他们本身所引出来的，多是因为庇护少数的私人而生出来的。

治田，只能勤于耕耘。治国，只能勤于惩劝。耕，就是疏通上下。耘，就是铲除恶苗。惩，就是诛罚贪污。劝，就是鼓励良善。治田与治国，全是一理。上下之气，若不能流通，民心永不能稳固。贪官污吏，若不能肃清，民生永不能繁荣。

人民服从官吏之心，甚于服从家长。属僚服从上官之心，甚于服从父兄。所以治国，易于治家；驭下，易于训子。

有人说：“古时的人民易治，现在的人民难治。你不可将治民看容易了。”我说：“古今的时代，虽然不同，但是古今的人民，便是一个心念。古时的人民所求的，只是安居乐业。现今人民所求的，也是乐业安居。正如三千年前的人，喜欢吃饭，三千年后的人，也不能喜欢吃屎。”

古时人民，所以易治，是因为骗他们的人少。现今的人民，所以不易治，是因为骗他们的人多。古时为政的人，多是治民。现今为政的人，多是骗民。所谓治民者，是惩治莠民。所谓骗民者，是欺骗良民。人民肯受治，绝不愿受骗。若误认骗民之术，为治民之法，当然得不到好的效果。

我读古人的言论，少见“为人民谋幸福”的话，而人民反多得幸福。我读今人的言论，天天日日时时刻刻，见“为人民谋幸福”的话，而人民反无法安生。我愿我中华的老实百姓，大家立定志愿，每逢听见“为人民谋幸福”的话，不论是谁说的，大家要同心合意地静骂他三分钟。如此，虽不能使他得“千夫所骂，无病晏驾”的效果，也可以使他心神不安，多打几个喷嚏。这并非迷信之谈，这正是感应之理。

对穷苦的人尽一份心，比等他们饿死之后，施舍花棺彩木好。使悲苦的小民，减轻一份担负，比等他们愁死之后，为他们谋成极大的幸福好。我所以痛恨现在的外国学说，就是因为他们要用现今的人民，作试验的牺牲，专为未来的人民打算。他们纵或能使未来的世界变为天堂，然而等到那时候，不幸的小民早已化为枯骨了。

近几年来，我中国人——尤其是一些要人——多养成了一个亡国败家的陋习。凡事怨天尤人，不知痛自反省。纵然亲自将国事毁了一个七乱八糟，反在一边恨天怨地，大骂张三李四。自己不负分毫的责任，而竟昧着良心大说风凉之话。寻常的人有这种恶习，一生休想发达。国中要人有这种恶习，国命绝不能持久。

外国对中国所施展的帝国主义固然可怕。中国人对中国人所施展的帝国主义，更加可怕。外国的帝国主义，是强横之国对弱小之国而施。中国的帝国主义，是有权势的人对无权势的人而施。

旧的专制，是寡头专制。因为只有皇帝，可以行专制。新的专制，是多头专制。因为你若有权势，就可专制。旧专制，是皇帝自以为受命于天。新专制，是“要人”自认为受命于民。旧专制下的百姓，是皇帝的家畜。新专制下的民众，是“要人”的傀儡。

“有强权，无公理”一句话，自从由外洋传入我国之后，已经被许多人误认为是人生的金科玉律。其实，这句话只可行于禽兽世界，只可行于天下将乱的国际之间。一国之人对于一国之人，万不可施用。中国人对中国人，更不可施用。

在无权位的日子，不可擅骂当权的人。要先自量，你得到权位的时候，你能否好于你所骂的人。在失位下台之后，更不可轻骂当权的人。要先回想，你掌权的日子，你是否好于你所骂的人。平民说便宜话，讥骂要人，还觉情有可原。现今的要人，说便宜话，讥骂要人，未免是不知自反。

“要人”为老婆孩子牺牲声名，还觉值得，若为几个私人败名丧节，未免是愚不可及。可惜我国失败的“要人”之中，十之八九是因为使几个私人的欢喜，而得到全国的骂名。结果，一些私人发了大财做了大官，而自己反无立身之地，岂不可叹。

去年，一位爱国商人，屡次来见我讨论救国的事，并且有意呈递救国的条陈。我说：“你的条陈，是否确切先不必说。凭你这一个毫无声望的人，居然要‘伏阙上书’就是不知自量。并且每一个要人，必有几层的包围，你的条陈又岂能达到他的尊目。与其白耗精神，空生闲气，何如安分守己，做你的买卖。要知救国并不在乎干政，各尽本分就是为国家谋富强的之一法。譬如，你的贵行是买卖米面，你只要不囤积居奇，不大斗买入，小斗卖出，不向米面里掺东西，不劝人吃‘西贡’吃‘仰光’，遇到善士捐舍米面票，你真能给穷人准斤十六两，就是救国，也即是救民。”

又问：“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虽是个匹夫，岂能放弃责任，不管国家的兴亡。”我说：“顾先生的意思，并非指定邦国危亡之日，匹夫匹妇全应舍弃当尽的本分而去救国。他所以提出匹夫匹妇来，正是激励一班要人。匹夫匹妇尚须负救国救天下责任。至于一班要人，更是责无可卸了。”

帝制国的君臣，向来负亡国之责。因为帝制国的人民，是处于奴仆的地位。譬如，主人若将家弄败了，只有主人负责。民主国的公仆，永远不负亡国之责。因为民主国的人民，是居于主人的身份。譬如，奴仆若将家弄败了，人也必是要将责任归到主人身上。况且，以我中华民国而言，这四万万多位主人，既有这个权，那个权。所以公仆们，可以永远立于无过之地。

公仆这两个字是由英文Public-sevant译出来的，是首先经华盛顿发明的，是专指民主国的官吏而言。因为民主国的官吏，是人民选举的，是为人民办事的，是服从民意的，是不敢独行己见的。所以，我以为民主国的官吏，若没有华盛顿那种为人民鞠躬尽瘁、大公无私的心志，就不配妄用公仆这个名词。

富家的主人，若对于家务不关心，必致养成一班恶奴。专以北平一处而言，有一些旧日的富家的主人，现今多已成了乞丐。至于他们的仆役，多已变成了富翁。我详查他们败家的原因，多不是因为他们吃喝嫖赌，多是因为过于信任仆役，以致“太阿倒持，大权旁落。主人日瘦，仆役日肥”。甚至反奴为主，上下颠倒。民国的人民若对于国事不加注意，只容一班公仆们任性而为，将来所得的结局，恐怕还不如北平富家的主人。所以，孙中山才提倡“民权”以防公仆们的存私作弊。

富家的仆人，并非全是没有良心的。有些主人败家之后，反可依赖仆人为生。甚至有些发了财的仆人，不但能维持主人的生活，并且对主人能尽旧日礼节。至于不入轨道的民国的“公仆”，多是高居主人之上，作威作福。平日既不将主人看在眼里，亡国之后，他们必跑在一边安享快乐，更不管主人是死是活。

仆只是私的，并没有公的。愈是一人之仆，或小家庭之仆，愈能尽为仆之责。假若是大众所用的仆人，必然没有专诚的忠心，所以仆字之上，若加一公字，实在是不合情理。

凡事须顾名思义，有其名就当有其实。民国的官吏，既以公仆自居，就当细想仆字是怎么讲。假若住必洋楼，衣必华贵，食必精美，行必汽车飞机，而对于国事，成则居功，败不认过，未免是名卑实尊。如此，我宁愿生生世世为民国之公仆，绝不愿名尊实卑而为民国的主人。

我是求实不求名的。我常说：“当犬马之名目若能享祖宗的待遇，我甘愿为犬马；得祖宗的名目，而受犬马的痛苦，我绝不当祖宗。”

假若民主国的公仆不肯尽公仆之责，将来公仆二字，就要成了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譬如“救国救民”四个字，岂不是可尊可敬可钦可佩的好话。然而为什么，老百姓现在一听这四个字，就要长吁短叹，皱起眉头。

私仆若忘恩负义，营私肥己，就是恶奴。然而，其罪只关系一姓一家。公仆若忘恩负义，假公济私，便是民贼，其罪关系全民全国。前者，仅招一生一世的讥评；后者，则受千秋万代的唾骂。

中日两国，变法的时候，相差不远。然而，一则因变法而弱，一则因变法而强。我中国所以得到相反的结果，只是因为一班执政的人，专能在法上变革，而不在自己的心上改善，徒有良法而无良“心”，焉能得到良好的成绩。

不会变法的国，如同“沐猴而冠”的猴，纵然日日熏浴，天天更衣，到底还是贼头贼脑。不改良进化，还不失本来面目，一向人里打扮，反倒格外难瞧。

孔孟纵然披上猴皮，还是圣贤。猴子纵然穿起蟒服，仍是兽类。内心未变，外表的变更，毫无关系。

法制不过如同器械。徒有精良的器械，而无干练的工匠，也是无济于事；徒有完美的法制，而无公正的人员，也是有害无利。所以，重法制不如重人格。各项的工匠，若仅凭技艺，不讲道德，绝不能做出利民的政绩。

怕得罪小人，就是小人；肯扶助君子，就是君子。

中国古时重德化，西国今日重法治。化是温和的，是无形的，是静而不扰的；治是强暴的，是露骨的，是勤而多变的。施德化，则须勤于修己；讲法治，则须劳于防民。德化，是出于情；法治，是生于术。情之用，无尽；术之用，有穷。情专能感人内心；术仅可制人外体。

为政的人，勤于变法，不如勤于正心。对于自己的一颗心，若不能将它放在腔子里，而欲使人民的行为，不出轨道，焉得能够。正心二字虽然是腐化的名词，但是无论哪一国的要人，若不能先由二字做起，纵然天天变法，日日改制，也是只能扰民，不能利国。

革命，不只是革除专制者所受的天命，是革除专制者所为的弊政。假若旧弊虽除，又生新弊，就是反革命。如若旧弊未清，又增新弊，那么，连反革命三字，还不配担承。

罗洪先说“圣人居危临变，莫不省躬改过”。现今我中国全国，已到危急变乱的境地。我国的要人，纵无希圣之心，也当为惜名着想。凡是一个要人，就有历史里的位置。若肯为千秋万世的令名预计，目下的当务之急，须先省躬改过。这样，才能息止人民的愤怒，才能感发同僚的天良。如此，才能精诚团结，才能上下一心。

救国先救党也罢，救党先救国也罢，无论施行哪一种方法，也必得先由救心入手不可。心若沉沦下去，自己先失了做人的资格。人若失去做人的资格，就成了行尸走肉。行尸走肉，自身尚且不能保全，何况身外的国事党事。

“精诚团结”一句话，说着容易做着难。这个难字，不在外人而在己心。当权的要人，若能除己见开诚布公，难事也成易事。因为所谓精诚团结者，是须由自己首先向人求团结，并非端起架子，坐在家里等候别人前来向你尽精诚。

“斯人不出，如天下苍生何”是从古以来，朝野上下对于真有救国本领的要人的想望之辞。若自问真有救国的能为，并且在全国苍生的渴望之下，就当俯顺与情，不顾己私，立刻出山，负起救国的责任。万不可躲在一边大唱高调，而辜负四万万苍生之心。否则，莫如支领一笔巨款，出洋去做寓公，以免惑乱人心。

国内的政敌，毫不足畏。身边的小人，实在可怕。从来我国的要人，所以不能成功，多不是因为受了政敌的攻击，而多是受小人的蒙蔽。要人若把消除全国的政敌之心，用于肃清身边的小人。我以为，绝不致走入失败的路途。

有人问我：“在专制的时代，一些圣帝贤王名臣良将多是起自田间，深知人民痛苦，所以能得到民富国强的成绩。我民国的要人，也多是由贫贱出身，为什么竟得到相反的结果。莫非他们全是些毫无知识的坏人吗？”我说：“其中颇有几个有知识的好人。不过略一得志，就被身边小人，用‘米汤’给灌糊涂了。”

小人善能窥察长官的心意。掌权的人，若以公正的心办理国事，小人绝不敢以偏私的言语，欺瞒诱惑。小人固然可杀可诛，而以偏私办理国事的要人，更是可耻可恨。就以民国“皇帝总统”袁某而论，他若不想背叛民国，他那身边的几个小人，绝不敢假造“顺天时报”，助长他的私愿。

小人全是眼光太短，只愿一时的富贵。君子全是目光远大，肯虑千载的荣辱。小人唯恐他的主人，不为莽曹。君子唯恐他的主人，不为尧舜。在俗人的眼光看来，小人未尝不是通达时务的俊杰，君子未尝不是顽梗不化的匹夫。

历史中所载的小人，在当日全是自以为聪明之辈。历史中所载的君子，在当时全是被小人所讥为不达时务的人。小人，在当日权威愈大，到后来挨骂愈多。君子，在当日遭讥辱愈多，到后来受颂赞愈甚。

什么叫随和？自重的人，绝不随和。什么叫顽梗？自重的人，必要顽梗。水性杨花最随和。盘石砾柱最顽梗。结果，随和的，乱流乱飞，不知达到什么所在。顽梗的，不摇不动，永远不失固定的根基。

若是一国的要人，抱定“许我们任意唱高调，不准你们凭心说实话”，就如讳疾忌医的人，永远也不能有身强体健的希望。病人讳疾忌医，所害者，不过一身一家。要人饰非拒谏，所害者，普及全民全国。

薛瑄说：“进将有为，退必自修，君子出处，唯此二事。”近二十余年以来，我国的要人多是进而不思为国家谋福利，退而专想为自己泄私怨。可为之时，不知所应为。可修之时，不知所当修。否则，绝不致内乱不止，绝不致外患层出。

刘向说：“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有治国之责的人，若能将这话记在心里，我以为，国事并不难办。只怕是“愚而用私”反将别人认做了愚人。

治国的正道，只是清静无扰。亡国的原因，多因胡改乱革。改革之见，若出于大公之心，尚须详加考虑。假若发于偏私之念，当知一动不如一静。要知，百姓若不得安生，你们也不能独享幸福。

专以要人而言，天良就是公、诚。公则正，诚则实。正，可以服人。实，可以感人。若不能服人感人，必是不公不诚。不公不诚，就是私，就是伪。私必偏倚，伪必空虚，偏倚即不能自存，空虚则无所依据。并且私字伪字之音与死字危字之音相近。这虽是有些强拉硬扯，可我以为，私是死征，伪是危兆，私与伪绝不能支持长久。民国以来许多的要人，所以不能成事，只是因为缺乏公诚。所以不能公不能诚，只是因为先将天良丧尽了。

现今我国，因为外患紧近，“团结一致”的标语，又成了一时的口号。几乎是一个要人，就必拿这四个字作口头禅。其实，无论在哪一国，团结全国的小民易，团结当权的几位要人难。要人若肯团结，小民自然一致。

要人所以不易且不能团结，只是因为他们不肯以公、诚相待。所以不肯开诚布公，只是因为误将别人全当做愚人。于是乎专以诈、伪相尚，不肯吐露真实。用这种方法以求团结，岂不是南辕北辙。《说苑》上说“巧诈不如拙诚”。古语说“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要人若果有团结的志愿，不可不先将这两句陈腐话记在心里。自己若本不巧、不智，用诈、用私，更是自寻烦恼。

《袁子政书》上说：“凡有国者，患在壅塞，故不可以不公。患在虚巧故不可以不实。患在诈伪，故不可以不信。三者明，则国安。三者不明，则国乱。”这“有国者”三字，并非专指帝王而言，只要是执掌一国大权的人就是有国者。我国虽名为民国，我国的要人，虽自称“公仆”，可是，要人无论如何客气、自谦，我国的命脉，仍是操之于他们之手。自从我民国成立以来，所以一日不如一日，并非百姓不堪造就，怨一些要人们，十之八九，不具尚公，不肯崇实，不肯重信。

程颐说：“以诚感人者，人亦以诚而应。以术驭人者，人亦以术而待。”王艺说：“使诈，则能愚人。推诚，则能感人。感人者，可久。愚人者，不常。感人者，动以情。愚人者，用其术。然情之用不竭，而术之用有穷。”某总统因为小有才，目中无人，一生惯用权术。竟不知，权术还不可常常用之于粗鲁的大兵，何况屡屡施之于精明的人士。到底，他的私智用尽，露出马脚，不但未能满足自己的私欲，甚至气愤羞愧而死。他若肯推诚待人，秉公治国，何致身死名辱，留下千秋万代的笑话。

张栻说：“至诚可以回造化。”造化，在这里，就是“天”。古时以为大乱是有“天意”的。现今还有人说，我国人民所以困苦惊慌，不得安生，是因为遭了“劫数”。劫数，也有人认为是出于天意。这不但是迷信之词，并且是移过于天。大乱是人造成的，劫数也是人造成的。所谓人者，不是小民，即是要人。虚空无知的天不能负祸国殃民的责任。现今要人所应办的要事，不是挽回天意，是要先挽回民心。所谓有挽回民心者，是要先挽回自己的良心。孟子所说的“收放心”，也就是指收回自己所固有的良心。若失去了良心，绝不能有诚的表现。若无诚意，纵然学尽了科学，用尽了智力，大乱还是不能止息，民生还是无有指望。

刘行简说：“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唯有一言，公而已矣。”公则可免壅塞之患，公则可杜虚巧之谋，公则可消诈伪之机。一国之中，若没有这三种大害，帝国主义虽然狠毒，也必无隙可人。莠民盗匪虽然喜乱，也必化为善良。因为，只要国中的要人能以公为心，国中的一切全能上了轨道。如此，外患也就可以防止了。《孟子》说：“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自伐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有一个私字在要人的心中作怪。

专制国的兴亡，帝王必须负责。民主国的兴亡，要人必须负责。譬如，你若管理一件事务，不论你出于自愿，或出于推举，你既担承起来，就是责无旁贷。纵然民国的要人，是被“民选”的，人民也不能负成败之责。因为无论哪一个民国，人民也不能强用武力，将一位要人推到台上去。好比你若不肯唱戏，谁也不能拉你玩票。你既上了舞台，披上戏衣，开了尊口，唱得好坏，他人再不能担功担过。假若一个民国的要人，不是出于民选，那么，国若亡了，要人之罪，更必无可推卸（并且，稍有一点思想的人，绝不信天下真有“民选”这么一件事）。

中国圣贤的学说，所以可作万世的典范，就是因为论齐家治国平天下，全是由修己入手，并将责任上推。“三纲”虽然仿佛将为君的为父的为夫的地位抬高，可是这三项人，须负了“国亡、家败”的责任。地位好听了，担承太重。空空戴上一顶硕大无比的高帽子，然而，说真了，那挨压挨骂的滋味，并不好受。

古时为帝王的须负“父、师”之责，不仅担亡国之罪。所以有些人，类如巢父、许由等，虽遇着可以为君的机会，而不愿一尝滋味。前几年，中美洲某国，曾有五个总统争位，就是因为该国纵然因乱而亡了，自有人民做挡箭之牌，他们还可以败不担过。

我中国“三纲”之说，并不是只责下而不责上，甚至，多是责上而不责下。我只听说“正君心”，并未听说“正臣心”。我只读过“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君、父、夫”必先能“明、慈、义”，才能收得“臣、子、妻”的“忠、孝、顺”。并且，只以《论语》、《孟子》两部书而言，孔孟二人，全是对在上的人指明了责任，使他们戒慎恐惧。据一班新圣人所说“中国的书籍，全是颂扬主子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被欧美的学说先入为主，而不肯对中国古书略加注意。

民国的要人，虽没有“君相”之名，然而也是做君相的事。他们虽客气自谦而取“公仆”之名，可是既办理国中大事，公仆之名虽卑而且低，然而公仆之实则高而且尊。我以为，任何民国，若想国富民安，一班要人，万不可将兴亡之责，向百姓身上推卸，百姓虽不能辩诘诉说，可是千秋万世之后，功罪自有分明之日。我从来未见历史里有责骂百姓的记载。或者外国的新历史是专骂人民的，可惜，我因读书太少，还未看到。

古时的专制国，因为是“家天下”，帝王责无旁贷。若遇着好的君主，往往因私而全了公。现在的共和国，因为是“公天下”，要人责有可推。若遇着坏的要人，往往因私而害了公。所以，共和国的要人，也必须责无旁贷，才能有好的希望。

李世民说：“王者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在古时，王者本来被人民认为真龙天子，并且人民也将邦国认为他一人的私产。现今，民国的要人既被人民认做“一个凡人”，并且人民也将邦国认为全民所公有。王者若不大公，还不能安服天下之心。要人若尚偏私，岂不是不知“民国”的意义。

《素书》上说“败莫败于多私”。这句话的含意，就是“成莫成于尚公”。多私，则劳而难成。尚公，则轻而易举。我读中外的史书，见许多的小人，所以遗臭万年，全是因为上了私的当。许多的伟人，所以流芳千载，全是因为得了公的益。这个定例，不但已往的几千年中是如此，将来再过几百万年后也出不了例外。

私，必有己无人。公，则人己兼顾。有己无人，必将招人的妒恨，人己兼顾，才能得人的同情。妒恨心一生，你的私念愈大，人对你所施的破坏力愈坚。同情心一起，你的公心愈切，人对你所尽的辅助力愈多。

古语说：“独力难成，众擎易举。”独就是私，众即是公。私，则势孤力单。公，则势强力厚。古语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所谓得道者，是因为得到了一个公。失道者，是因为失去了一个公。道，也不过是公罢了。

《书经》里称纣王为独夫，就是因为他失了公心，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不但帝王独行己意是独夫，就是民国的要人，若不以公为心，也算独夫。某总统因为欲将全中国人的中国，变成他一人的私产，以致成了一个众叛亲离的独夫，遂闹得身败名裂。

《冰言》上说：“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现今的人，十之八九，所以都有竭力向官场里钻挤，只是因为将做官认为乐事，把官认做乐人。并且，以为官职高一步，势力便大一步，欢乐便增一步。这并非因为观察点错误，实在是因为，现在做官愈大，愈可以自由行动，愈可以不负责任。

有人问我：“现今我国既然将民尊为‘主人’，将官贬为‘公仆’，为什么还是愿做官的人多，愿为民的人少？”我说：“人全是愿得实惠，不重虚名。做官若能真享幸福，纵然将‘官’改称‘孙子’，人也是愿当孙子。为民若真受活罪，纵然将‘民’唤作‘祖宗’，人也怕当祖宗。区区名称上的高低，毫无考究的必要。”

在以前，做官做到一个大将军，还不敢为所欲为。到而今，升官升到一个小旅长，大可宣布独立。做官做大了，政府可以不遵，责任可以不负，并且有民意可以任意强奸。成了，是自己的功劳，可以据扰一方，独霸称尊。败了，是人民的主使，可以向外洋一跑，大开眼界。即有这种便宜的勾当，莫怪人人愿向官途里奔跑。

某总统实行帝制的日子，说：“我只以民意为从违。人民愿我做皇帝，我就做皇帝。”我曾对朋友说：“哪一个××愿他做皇帝？”后来他在取消帝制的时候，又说：“我只知民意。人们愿意我做总统，我就做总统。”我对朋友说：“哪一个××愿他做总统？”大丈夫做事，只凭天理良心，为公只说为公，为私只说为私，岂不光明磊落？

朱熹说：“居官不可作受用想。天之生我异于众，予以治世之职，是造福于世之人，非享福之人也。”居官的人若肯将这句陈腐的话记在心里，较比熟读一切的欧美政治学，还能使国沾光，使民受惠。人人若果明白做官的原义，现在宦途之中，绝不致被人堆挤得见不着天日了。

《鹿门子》说：“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己所以忧，是因为要尽职责。人所以忧，是因为怕受刮扰。以天下为己累，是因为尚公。以己为天下累，是因为行私。

陈惕龙说：“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不过好自用。”大智所以愿采纳多数人的意见，是因为怕自己的私见妨害了邦国的公务。大愚所以愿施行自己一人的计谋，是因为怕众人的公意阻碍了自己的私图。

公是政治的灵魂。由君主专制直到无政府主义，一国无论采用哪一样，若离开了一个公字，也不过如同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绝不能支持长久。

高大的山，是一粒一粒的沙土所堆积起来的。深广的海，是一滴一滴的水所团结而成的。可见，合则虽弱可强，分则势难独存。顾炎武说“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正是公私兼利的方法。黎元洪说“化小团为大团，除私党为公党”，也正是为小团为私党谋长久的利益。明末那些党派，若不彼此排斥，绝不致给满清造了机会。以后马士英、阮大铖之辈，若不因私害公，明朝的国祚，未必就会一亡到底。

越谚说：“家不和，防邻欺。国不和，防外欺。”家和是生于公心，不和是生于私见。国之和与不和也是如此。家不和，多是起于长舌的老婆。老婆一和，立刻意见全消。弟兄总有手足的关系，绝不致自残骨肉。国不和，全是起于无知的要人。要人一和顿时风平浪静。国民总有种族的情分，绝不愿互相争杀。要家和，先不可听信老婆的枕边私语。欲国和，先不可听信要人的冠冕文章。

有人问我：“何为君子？何为小人？”我答道：“简单地说，君子只是尚公，小人只是重私。小人只争一时的私见，不顾邦国的兴亡。君子只重千秋的令名，不顾自己的生死。结果，因私害公的小人，也不能长寿万年。废私存公的君子，则必能流芳百代。看一看，马士英、阮大铖、史可法、黄道周四人的结局，究竟是谁得到了永久的便宜！”

吕坤说：“两君子无争，相让故也。一君子一小人无争，有容故也。争者两小人也。”又说：“两悔无不释之怨，两求无不合之交，两怒无不成之祸。”常人不明此理，还能家败人亡，要人不明此理，必将民奴国灭。

在一个病人病到垂危的当儿，万不可轻动他的心脏。心脏一发生强烈的变化，病人准死无活。在一个弱国弱到将亡的时候，切不可擅改她的政府。政府一起了非常的动摇，非亡不可。

愈是广土民众的邦国，愈当实行中央集权的制度。在我国这人心缺乏公德的日子，万不可滥唱地方分权的高调。前几年，滥唱这种高调的人，多是有割据自雄的思想，并非出于真正的民意。我国人民的公意，全是盼望有一个巩固统一的政府。政府若愿迎合民意，得到号令全国的威权，必须先由组织政府的要人，化除私心，清廉自矢，树起一个大公至正的模范。

政治，并没有绝对好坏之别，执政的人则有实在的好坏之分。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荀子说：“有治人，无治法。”专制国在名称上听，固然刺耳，可是，有了好的君主，也可以国富民安。民主国，在名称上听，仿佛悦耳，可是，没有好的要人，也能够民穷国乱。正如做中国饭或外国饭，全在乎厨子手艺高低。同是一样的鸡鸭鱼肉，手艺好的厨子做出来，就能使吃主适口充肠，手艺坏的厨子做出来，就能使吃主拉稀饱肚。

专制国的“君臣”也罢，民主国的要人也罢，全是如同厨子。百姓也罢，民众也罢，全是等于吃主。厨子做的饭，只合厨子的口味，那还不是厨子的能力。必须使吃主点头咂嘴，那才见出厨子的本领。吃主虽然不能做饭，可是舌头全能分得出苦辣香臭酸甜咸。厨于做得顺口，纵然脾气刚暴，吃主为吃饭起见，也能勉强对付。厨子做得太糟，纵然态度柔媚，吃主为生活打算，也必碍难将就。

专制国，若君主懦弱无能，不理朝政，必要养成权臣。民主国，若人民懦弱无能，不问政事，必致惯成政匪。权臣挟天子之命以弄大权。政匪借人民之名而施大骗。不过，专制国若君主无能，是怨他自己“太阿倒持”，有权而不肯用。民主国若人民无能，是怨政匪霸占，人民徒拥虚权而无法可施。

按我国军阀已往的成绩而言，虽然打了一个七出七入，张三并未铲除李四，李四也未打倒张三，所铲除的只是人民的生机。以他们将来的成绩预断，纵然再打一个七入七出，刘五也未必能推翻王六，王六也未必能消灭刘五，所推翻的只是邦国命脉。战来战去，张三或与李四结为秦晋，刘五或与王六交了朋友，他们战也有理，和也应当，只是国民该死，国命该亡。

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寻常的小百姓，若“言不愿行，行不愿言”，还要招社会的轻视。堂堂的大名将，若竟“食言而肥，说了不算”，岂不要引起各国的议论。百姓言行相违，不过关系一身一家的荣辱。名将言行相反，岂不要牵涉全国全民的成败。

美国方龙说：“委员会，任何事也做不出来。譬如，一会中有三名委员，若想有一点成绩，必须其中有一名不到，有一名病假。”他这话与我国俗语所说“一个和尚提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无水吃”的意思相差不多。人数过了三人，假若没有一个主持的人，永远也不容易将事务办到好处。

人权虽然不等，事权万不能相同。无论一个家族的私事或一个团体的公事或一个邦国的政事，必须有一个指挥的人，然后才能成得系统。若在事权上，互相争夺，意见庞杂，谁也不服谁，私事或公事或政事，必致闹成一团糟。在欧美，纵然是三四个人组成的旅行团，权限也是分得很清，必公推一个，作为首脑，大家一致服从，绝不容自由行动，以免误了公共的事务。

我国自从共和成立，所以闹得家不成家，国不成国，就因为误解了自由平等，将事权当做了人权，于是乎子弟不服从父兄，官吏不服从政府。以家长的管理为压迫，以政府的治权为专制，譬如太阳系中的八个大星，必须向心力与离心力并存，才能有“私转”与“公转”的可能。假若失了向心力而独发展离心力，公转既转不了，私转也转不成，岂不是要将一个宇宙毁灭了？

《左传》上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仲长统说：“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我国近二十余年，民心所以终日惶惶不安，国势所以“危如垒卵”，全是因为我国政治紊乱，事权不专。有专责的人，不肯尽职，遇事互相推倚。无专责的人，偏要越俎代庖，甚至设法在暗中拆台。

《礼记》上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说这话的古人，并非生成奴隶骨头。这正是因为他们用长久的经验与普遍的阅历而得出来的定理。假若天上有两个太阳，热度必太强烈，人物全都不能生存。假若一国之中，两王并立，必定互不相容，国事永远不能太平。假若一家之中，有两个主人，必定时相吵闹，家务永远办不到好处。假若一尊之上，再出一尊，必定彼此争夺权限，永远不能秩然有序。当初，皇帝是一国的至尊，太上皇虽然高于皇帝，但是主事之大权还是归皇帝一人所有。《文子》说“一渊无两蛟。有，必争”也是这个道理。

凡是成群的动物，必得尊奉一个首领。团体愈大，行动愈得服从一个首领的指挥。蜂群的分子最多，所以只有一个蜂王。古人“师蜂蚁，立君臣。师蜘蛛，立纲罟。师拱鼠，制礼。师战蚁，置兵”。可见古人能由微小的东西上，得到一些有用的教训。

君也罢，王也罢，皇帝也罢，大总统也罢，政府主席也罢，人民政府委员长也罢，名称虽然不同，可是全是一国的元首。国体不同，元首的名称，自然不能一致。“元”是“第一”的意思，“首”作“头脑”并解，只能有一，不能有二。一人不能有两个头颅，一国也不能有两个元首。一个人，长得头颅愈多，愈不能生活。一个国，愿为元首的人愈多，灭亡得愈速快。我国以先扰乱，是因为屡屡有人要做皇帝。近二十余年的争夺，是因为常常有人要当总统。我常说：“在民主国，人人虽然有做总统的希望，可是，人人全不可存做总统的欲念。”

“君”字是“群”的意思。一国的人民也不过是个大群。蜂群为谋全群的统一，所以必特意喂出一个蜂王。古人为谋全国的统一，所以特意公举一个君长。蜂群有了蜂王，才可以有了秩序。有了秩序，才可以合谋全群的利益。人群立君的原因，也是如此。在蜂群里，并非是一个蜂，就可以为王。在人群里，并非是一个人，就可以为君。在民国里，也并非是一个人就可以为总统。

以前，君主政体所以愈行愈糟，是因为君位常为一人所霸占，成了一家的私产。一家的子孙，既不能人人全好，所以治日常少，乱日常多。现今的民主政体，所以好于君主政体，是因为总统出于选举，正和古时公举君长的用意相同。足证，由根本上说，非才识道德出类拔萃的人物，不配为一国的元首。

古时所以尊君，并不是古人生来下贱。因为尊君，才可以使国中少生篡夺的危险，才能使人民有安居乐业的可能。所以尊君正是爱群，爱群也就是爱国。蜂群既不可屡屡更换蜂王，人群也不可常使君长的位置摇动。至于历史家，常将开国帝王，说得神乎其神，常说帝王降生的时候，有何等的祥瑞，并非是提倡迷信，也非是有意拍马，乃是为使人对君位不敢有侥幸尝试之心。假若人人以为一国的元首是人人可做的，国中必永远也没有安宁的日子，百姓必永远成了垫马脚的东西。可见这正是古人用意深远，想出种种的计划，如此才能避免扰乱的祸根。

项羽看见秦始皇东游，他说“可取而代之”。他那句话固然是富于革命性，但是那种自私的革命性，就是破坏秩序祸国殃民的引子。以民国而言，假若人人想当一当做总统的滋味，有钱的人，就可以贿选，有兵的人，就可以强夺了。

一个地方，若仅有一只猛虎，总胜于一个地方有许多饥狼。一只猛虎虽然可怕，但是害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许多的饥狼害人的范围是普遍的。人防备一只猛虎或攻击一只猛虎，并不甚为难。人防备许多饥狼或攻击许多饥狼，则不易成功。一只猛虎势孤，许多饥狼势众。一只猛虎出没有常。许多饥狼踪迹无定。所以，一人专政，人民受害还小。多人专政，人民受害最大。在这二十五年之中，我国人民所以不得安生，只是因为赛猛虎的皇帝，虽然被打倒了，可是赛饥狼的要人，竟产生了无数。虎患虽除，狼祸又起。欲救民命，必须将大权集于中央，不可再容地方官吏自由行动。

一盘磨，更换一个轴心，就得停止工作一二小时；一个国，更换一个政府，绝非一二月所能稳定。磨不应时常更换轴心，正如国不可时常改组政府。欲使磨不停顿，应在最初就拣选好了轴心，万不可用朽坏的材料，苟且对付。欲使国不受害，当在起首就组织好了政府，切不可用不良的人员模糊敷衍。任何事物，若到中途胡改滥更，决不是正当的办法。何况改组政府，与国命民生大有关系呢？

自从我国进步改良以来，“组织小家庭”的风气，已经普遍了全国。摩登男女，所以要分家别过独树一帜，多是因为不愿受父母的指导，不愿尽晨昏定省的天责。那么，分立政府的人，所以要另辟门户，也不过是为避免中央的监督，以便独霸称尊，为所欲为。至于摩登的男女所说，组织小家庭是为维护天赋的人权；野心的要人所说，另设政府是为实行民主政治，全是掩耳盗铃，掩目捕雀，瞒不住人，骗不了鸟。

在四川未统一的时候，该省的军阀到处皆是，个个被首领欲的思想所迷，互争尊长，人人欲为全省的第一人。甚至一个小小团长也敢割据一二县，独霸一方，招兵买马，要坐全省第一把交椅。于是乎，凡有一两营的人，就可征田赋，擅委县长。有些地方，田赋预征到民国七十六年。人民典妻卖子之后，还得敲骨吸髓，滴血不容存留。一省足可代表一国。一省不统一的害处，已可使人民家破人亡。全国不能统一的害处，更不必详说。

英雄美人，正如猛兽毒蛇，实在是可少不可多的害物，所以天道限制他们的繁衍。春秋战国以及三国的时代，所以扰攘不休，全是因为那时英雄美人最多。单以现今我国而言，所以祸乱日多也就是因为一些英雄美人在里边作怪，尤其几乎是一个受过两天教育的男子，就以英雄自居。几乎是一个有鼻有眼的女子，就以美人自命。真英雄真美人，还能乱邦国毁人群，何况是假充的英雄，何况是冒牌的美人？我只求女同胞们，多养愚人，多生丑女，但愿她们所生的男子比我还愚，所养的女子比鬼还丑。

曹操说：“使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他这话，实在合乎当时的情形。本来，天下是一治一乱，由分而合，由合而分。当初，天下所以乱所以分，是因为小“私”发达，所以治所以合，是因为大“私”专政。小私发达，各据一方，百姓就不得安生。大私专政，混合一统，百姓才可以喘气。操是一个大私，吞灭了许多小私，正是“以毒攻毒，用贼捉贼”。我中国，在这二十几年中，若有曹操那么一个人才，一些假仁假义而谋小私的人，绝不致毫无畏惧。在民国中，若再能以大“公”灭小“私”，更可手到功成。

在云贵深山的苗族，善于制造一种毒药，叫做“蛊”。若涂在箭头或枪尖之上，伤了人立刻发狂，或顿时丧命。制蛊的方法，是将各种毒虫放在一器之中，使它们彼此吞食，所剩下的最后一个，就成了最毒的药品。我以为，一国之中若想达到统一，使内安外静，也必得使英雄们彼此吞食。去一个英雄，少一个乱源。看各国历史，所以能得到国泰民安的原因，也全是因为一个大英雄吞尽了一切小英雄。

以大公心行独裁制，也可以国富民强，以偏私心行委员制，也必能民穷国乱。不可只在名目的好听与不好听上注意，也当在事实的利民与不利民上考究。在这二十世纪，若被“人民的这个府、那个会”，迷住了心数，我敢断定你，只有上当，绝无便宜。

当初，君主国的制度是最好的，可惜多被暴君毁坏了。现今，民主国的制度，更是最好的，可叹多被政府假借了。我不知，究竟行什么政策，采用什么主义，老百姓才可以不受虐待，不被欺哄？

自古，土豪劣绅最能揣摩风采，联络官吏，走动衙署，包办民意，假公济私。一乡一县之中，只要有一两个土豪劣绅，一乡一县的安善良民，就成了他们的俎上之肉。不过，以前因为有严刑峻法的限制，他们还有所畏惧，不敢明目张胆，为所欲为。自从“民治”时兴以来，人民虽然未能得到一点利益，可是给他们造了许多机会。

自从民国成立以来，“救国”二字是最好听的名词。然而须当知道，只要你那救国的行为，是发于你的天良，你虽不说是民意，人民也自认是真正的民意。假若你利用时机，争权泄愤，那就是违反你的天良，你虽说是出于人民的要求，人民也知道，你据说的民意是出于伪造。要知人民并不是全瞎全聋，人民只能装糊涂，并不真糊涂。

以先我国的人民仿佛糊涂，自从受了二十多年的欺骗，现今全都精明了。凡是一位要人，若有什么举动，最好坦坦白白，直出直入。你若要争权，你就痛痛快快地说“我要争权”。你若要谋利，你就干干脆脆地说“我要谋利”。这样，成功，也光明磊落，失败，也磊落光明。

我敢决断，专以我中国而言，以后无论是谁，若愿意在中国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千万不可再用“国”字“民”字作招牌。你的心志，纵然是为国为民，只可存之于心，不可发之于口。否则，我管保你绝没有成功的希望。

俗语说：“弄混了池水，好摸鱼。”每逢我国将要有统一的指望，必有外人设法在我国挑拨是非，弄起风波，以便施行瓜分的计划。我不恨外国人设计吞灭我国，因为这是国际间的常情。我独恨我国的要人，偏要故意上这种大当。

非中正廉明的人员，不能组成强固有力的政府。非强固有力的政府，不能制止地方当局专横跋扈。非地方当局专横跋扈，一国绝不能四分五裂。非四分五裂，绝不能给外人造成瓜分零吞的机会。现今，我国已到千钧一发的时期，正是我国上自政府的要人，下至地方的当局，各自悔过的时候。百姓不向你们清算旧账，你们也当问心知愧。

春秋战国的时代，一国的面积，不过等于现今一两省之大，所用的武器也不过是些拙笨的干戈。然而，管子还说“计先定于内，而后兵出于境”。就以兵法之祖孙武而言，对于用兵，也认为“国之大事”。他的《十三篇》，且将“始计”列为第一，先谋之于朝廷的庙堂之上，而后用兵于四境之内。庙堂为朝廷最尊严之地，谋于朝堂，表示尊重戒备。一切计划定于庙堂，如水之发于一源，以免有滥流枯竭之患。

我国近二十余年所以内争最多，第一是因为权势多入了军阀的掌握。在专制的时代，大权若归了军阀，还要发生篡夺的祸乱，何况在这“自由平等”的民国。试看古时所谓的创业之王，有几个不是军阀出身？第二是因为组织政府的分子不良，偏私狭隘、倒行逆施，不能表率群伦而做全国的模范。试问历来的政府所以不能稳固，有几个不是物必有腐，而后虫生？固然，照民国的成例，“若愿得良好的官吏，人民须选举良好的成员”。但是，依我的一偏之见推断，在四五百年以内，我国未必真能发现真正的民选。英国大政治家西德尼说：“政礼最恶者，权归于少数人，而不知其所自出。”自我民国成立以来，就是这样。试问前前后后一班要人的权位，究竟是怎么得来的？从上到下，直至一个小小的县长，有一个真正人民所选的没有？既然如此，我们不必谈既往，不必管将来，不必考察一切要人以及一切官吏的来由。我们只望他们这班有位的人，能够为自己的死后声名设想，既在其位，必尽其责，做出一点好事来，平一平人民的怨气。

人在崎岖的路上行走，滑脚的少。人在平坦的路上走，失足的多。一个人处得意的日子，较处屈辱的时候，更容易发生危险。一国的要人，在政敌消灭以后，对于国事，更当加倍的小心谨慎。要知，顺境未必不是祸，逆境未必不是福。

《通鉴纲目》上说：“与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王，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日至。”民国之中，虽没有君，然而掌大权的要人，也就是处于君的地位，他们在言语上，虽然自轻自贱，可是在事实上，权威并不少于古时的君王。在掌大权的人的心里，最喜欢造成清一色的势力。其实，这种志愿若能达到十之五六，耳中就仅能闻到其誉，绝不能闻到其过。甚至外边的公论，全主张刨你的祖坟，而身边的群小，反要说人民正要给你建立铜像。

范镇说：“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心腹，以养和平之福。”《身世金箴》里说：“用一己之聪明，虽圣人不能智。用六合之耳目，虽众人不能愚。”集群议为耳目与用六合为耳目，也不过就是依纵天下的公是公非。所谓老成者，就是中正刚直，谨慎持重，不甘随声附和，不肯轻举妄动之辈。也可以说，就是不肯向你拍马屁、灌米汤的人。

曾国藩说：“位愈高，则誉言日增，箴言日少。位望愈重，则责之者多，怒之者少。”本来，人达到高位，就如同上了飞机，升得愈高，愈听不着下边的人言。只有那“推进机”的嗡嗡之声，不断地送了耳鼓。人执掌了大权，就如同在戏台上做了主角，愈是重要，愈被台上台下所注意。简直是只许好，不许坏。观众对于配角，还肯模糊原谅。唯独对于主角，专好吹毛求疵。

从来，民气之通与不通，民情之达与不达，最关系邦国的兴亡。民气不得上通，民情不能上达，就如同得了“下痿”的病。人，得了这个病，就仿佛半死人。国，得了这个病，就成了半亡国。所以，古时的明君贤臣，无不主张“开放言路”。现今的文明邦国，无不提倡“言论自由”。

薛瑄说：“为政，通下情为急。”又说：“天下大患，唯下情不通为可虑。昔人所谓，危亡之势，而上不知也。”现今，我国的民怨，所以不能消弭，只是因为在上的人与人民之间，起了许多隔膜，上下之气不能通达。以致在上者的设施，与人民的心愿毫不相干。这种毛病若在专制时代，还有可说。因为帝王日处深宫，不易知晓民间的疾苦。现今民国的要人，既是由人民出身，又有各处报纸所登民间的情形可作参考。在上者的所作所为，岂不能与人民的心愿趋于一致。

姜尚说：“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陆贽说：“统天下之智，以助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政令。”现今，中正的报纸就是天下之目，天下之耳，天下之心。在上的人，若肯对这种报纸多加注意，足以统天下之智，而不被身边的群小所惑。所施的政令，足可顺合天下之心，而不致与人民做成两截。固然，报纸上的言论记载，不是治理国事的金科玉律。但是中正的报纸，较比亲信的人的报告，还觉妥实可靠。当初，某总统，若不是专听身边几个亲信人的话，绝不致在史书里留下一个极大的污点。

张居正说：“自古顺耳之言易从，逆耳之言难听，于逆耳之言，难听之言，能曲容之，乃为盛德。”唐尧本是完全无疵的人物，然而还怕听不着他的过错，所以特意安设“敢谏之鼓”，使人民声述他的过失；安设“诽谤之木”，使人民记载他的短处。可见他是专能领受逆耳难听之言，所以成了自古以来的帝王中的模范典型。商纣既不肯容纳逆耳难听之言，并且善能饰非拒谏，所以成了自古以来帝王的罪魁祸首。

当初，舜尊为天子，富有四海，还能忘了自己的权位，而向小百姓探问民间的情形。他的设施，当然不能违反了民意。现今的官吏，差不多做到司长，就要自命不凡，绝不肯向人民有所垂询，唯恐失了身份。他们的设施，当然不能与民意恰相吻合。

《龙溪子》说：“乐闻过，而后直者亲。”寻常的人，若肯乐闻己过，才能交结正直的朋友。当了一个要人，若专好誉言，岂不要将属下养成一班小人。

《淮南子》说：“刺我行者，欲与我交。訾我货者，欲与我市。”从来劝人纳谏的言语，唯这两句最可使人猛醒。前一句，用后一句作陪衬，更觉贴切明了。俗语说：“挑剔是买主，喝彩是闲人。”你每逢遇着人指责你的过错，你就是如同商人，遇着好挑剔的主顾。不过，商人对于货物，因为巧于辩护，或能将劣货出手。你对于过错，若善于遮掩，必致将大过养成。

《春秋繁露》上说：“匿病者，不得良医。”我冒昧附加一句：“讳过者，难交益友。”

献誉词，固然能受人的欢迎，但是，君子绝不欺昧天良苟且求容。进忠言，固然易招人的厌恶，但是，君子必行心之所安一吐为快。

当初西西里岛（Siciy）的王，本来没有学识，可是偏爱作诗，并且好得人的夸赞。所以每逢他作完一首，他的群臣，全都高呼万岁，认为是空前绝后的好诗。那时，在国里有一位极著名的学者，王以为若得到他的好评，定然更觉光荣。可是那位学者，见了王的大作，连连摇头，大喊“不通”。王听了顿时大怒，将那学者押在地牢之中。过了许久，王将他提出来，说道：“你再细读一遍，究竟我的诗好不好？”那学者读完，对禁卒说：“还是将我送回地牢去吧。”王问他是什么缘故，他回答道：“还是不通。”我以为，这种因说良心话而蹲监坐狱的人，较比因拍人马屁而升官发财的人，更觉光宗耀祖。

前几年，北平举行选举，有人劝我登记。我回答说：“我是天生被治的人，绝不想争选权，更不想得被选权。并且，我所要选的人，未必就有被选的资格，我既无财产，又无声望，也绝没有半个人选我。既是如此，我何不低头教书，安分作稿。假若学校不容我误人，报馆不容我惑众。我空有选权，又当何用？至于宣誓，我更不愿做。因为大丈夫办理关于国政的事，绝不在乎两片嘴皮的一开一翕。”

自从我民国成立以来，宣誓就成了官吏就职和选民登记的例行公事。近七八年来，宣誓更是应时当令。它的重要性，几乎与敬拜某伟人的仪式相同。简直有此一举，就是奉公；无此一举，就算犯私。甚至反叛政府的英雄就职，也必须宣誓，总算是名正言顺。其实，一切贪官污吏以及叛逆之徒，全是曾经宣过“清廉尽职，服从政府”的大誓的人物，可见宣誓不能防止官吏的违法贪污。

贪官污吏所以敢违背他们的誓词，只是因为他们宣誓，仅是给别人听，并未向自己心里去。只是将誓词认为一种虚伪的仪式，并未认为是一种最庄严的契约。我以为，若要避免官吏的贪赃枉法祸国殃民，最好是使他们在就职之日，仿照古人，对天宣誓，并且学法村女乡妇的口吻，说：“我若违背誓词，叫我世世代代，养儿做贼，养女为娼。”固然，现今的贪官污吏，全都文明进化了，绝不信天。可是，他们多是野蛮退化的人养的，他们多少总有一点遗传性。纵然他们不肯如此办理，我们小百姓，为求国利民福起见，也当在暗中替他们代宣。

《琐语》上说：“为上者行过乎言，则民作实。言过乎行，则民作伪。”欲使人民忠实，为上者必须在事实上着力。欲免人民虚伪，为上者，不可在言语上骗人。李固说：“表曲者，影必斜。源清者，流必洁。”戴德说：“上者，民之表也。表正，何物不正？”若欲避免利口覆邦的危险，必须由政府中的要人起，先对人民、对同僚说实话。

我从来发言持论，永远尊重政府以及地方官吏，并且永远将治国治民或救国救民的责任，推到他们身上。有人说，我不懂现代的政治，不知民国的国事须由人民负责。我说：“我固然未读过现代的政治学，可是我敢断定，邦国的兴亡，全在乎少数的官吏。多数的人民，全是这少数人的傀儡。这种定例，再过一百万年，也不能改变。纵然有‘九民主义’出现，人民还是被治的东西。并且，政治上用的民字愈多，人民愈无法安生。我所说的是万古不变的政治学，你所说的是欺人骗众的政治学。”

无论什么团体，全是被几个人的霸占，所包办，所操纵。对外，用团体的名义，对内，施专制的行为。你若是一个无名小辈，你只有是是权，绝无否否权。换一句话说，你只有举手赞成权，绝无发言反对权。这种恶例，不但已往是如此，现今是如此，再过五百万年也是如此。不但中国如此，外国也不能不如此。

团体是什么？团体就是几个人施行专制手段的一个组织。也可以说，是多数的傻小子，为少数野心人谋权利的一种集合。你若是个老实人，又是个无名小辈，最好是任何团体也不加入。与其白做别人的傀儡，还要惹一肚子闷气，白给别人抬轿，还要闻一鼻子臭屁，莫如安常守分，低头认命。

我天性刚愎孤僻，永远是我行我素，永不愿加入任何团体。尤其是对代表这个名词，深恶痛绝。并且，我认定，一百个代表之中，有九十九个半，是包办民意，假充字号。据我的经验，某种团体所举的代表，全是某种团体的发起人。自从代表时兴以来，最使骗子们走了旺运。于是乎，未曾出过国门一步的人物，也敢代表华侨。乍到北平几天的南方旅客，也敢代表北京市民。几个摩登妇女，也敢代表全国女界。

既称代表，理当经过各该团体的公举，绝不当由几个人，假借一种团体的名义自上尊号。然而，据我所知，许多的代表，全是私自内定。各该团体的分子，连一个影儿也不得知晓。这种包办、假借的行为，简直是将别人全认做浑蛋。这种恶风若不严加取缔，以后必致猫可以代表狗，鸡可以代表鸭，男可以代表女，人可以代表鬼。我早已发下大愿，永不参加选举运动，永不选代表，永不做代表。我所代表的只是我宣永光一人。我纵然当了扒手，我也是独往独来。

一国的官吏，若无爱名之心，无论是什么政体的邦国，只有灭亡的归宿，绝无盛强的希望。现今，就以我国而言，若想起死回生，我国政府先不必在最新的政治学理上寻方法，当前之务，是要在官吏的人格上谋解决。我国国民不要考究官吏的来由，不必管他们是否出于民选，最要紧的，是要求政府凭天良，除情面，严惩贪污。须知愈是不爱名的人，愈怕死。假若政府重姑息，讲情面，纵然将全球最新的政治学说，全都整个地搬了来，也是庸人自扰。纵然日日宣誓，天天谒陵，人人改名“孙文”，也不能挽救我中国的危亡。

自古以来，有名的男子中，好人太少，有名的女子中，好人更少。因为循规蹈矩的男女，只是安分守己，所以不易使人知晓。奸盗邪淫的男女，专好滥出风头，所以最易惹人注意。

我所以对现今的选举制，大抱悲观，就是因为我中国的好人，向来不肯出头；肯出头的人，又多不是好人。这并非因为我国的好人，全都是冷血动物，是因为好人纵然愿意出头，也必要大受小人的排挤，好人既然势孤力单，只有小人，可以声应气求。选举之权，若落在他们手里，经他们包办垄断，那么，所选出来的人物的好坏，也就不问可知。

单以我中国而言，若想使选举制有良好的效果，必须施行“连坐”的办法。假若所选的某甲，做出任何非法行为，凡是选举某甲的人，全要受某甲所应受的处罚。寻常保荐一个学徒或一个仆役，若发生窃盗的行为，保人尚须担负赔偿之责。何况被选人的好坏，关系邦国的兴亡。要知，选举与保荐，不过是名称上的不同。保荐既须负责，选举更当负责。

一国不过是一个大群。无论实行什么政体，全是要为这一个大群的全体，谋利益求幸福。自己既是这一个大群里的一个分子，自己若先不好，而想为全群谋幸福求利益，正是舍本逐末，倒行逆施。最使人气愤恼怒的，就是谈公德的人多，修私德的人少。换一句话说，高唱兼善天下的人多，实行独善其身的人少。

我以为，古今中外，只有“好人政治”。一切的主义，无论说得多么悦耳动听，若无好人实行，全是等于废纸。并且，政治里最坏的，是一班掌权的人，专在名目和形式上考究。我常说：一国的要人，果能每晚在床上施行一次自问天良，较比每天在众人面前“静默”一千四百四十分钟，还能有利于国，有益于民。

祭祀祖先，所以合乎人情，是因为祖先是人的根本。无论何人，若非得着祖先的抚养教育，谁也不能存立生活。正如木自根生，水由源发。不敬祖先，正是忘了身所从出。崇拜伟人，必须该人生前，有功于全国，有功于全民。更必须是全国民众，所公认的伟人。假若该人，只于少数的人有功，只有少数人所私认的伟人，而竟强令全国的民众一体崇拜，就是极大专制。

俗语说“卖什么吆唤什么，干什么说什么”。那么，要人办理国政，也只是办理邦国的要政，不必加杂一些与要政毫无关系的闲事琐务。

专以崇拜死的伟人而言。他们生前若果真有功全国，真有德于全民，国民自然而然的要崇拜他们。在这民贫国弱的日子，纵然将他们箔卷席埋了，千秋万世的人，也必能崇德报功，为他们修坟立庙。否则，纵然将坟修成了天宫，将像铸遍了全国，后世的人，也必要报怨愤，起而拆毁掘挖。岳武穆的墓，自从秦桧死后直到如今，年年有人接修；而那拉氏的陵，在她死后，不出二十年，就已被人炸毁，究竟是什么原因？现今，若有人拆毁了岳墓，全中国的人必对他群起而攻；假若有人发现秦桧的坟，将他的骷髅做成便壶，全中国的人反要对他同声感谢，这又是什么原因？

一个要人死后，盖棺论定，他是伟人或是小人，天下自有定评，史家自有公断。他若没有实功实德，一时的少数人，虽然竭力地捧他，也是捧不起来。并且一时捧得愈高，将来跌得愈重。他若真有实功实德，一时的少数人，虽然竭力地贬他，也是贬不下去。并且一时贬得愈甚，将来起得愈高。正如，一女子若生得奇丑，少数的人强说她极美，是不行的；一个女子若生得极美，少数的人强说她奇丑，也是不行的。

善男信女，对神佛烧香还愿，是用自己的钱财，别人毫无干涉之理。要人官吏，对已死伟人锦上添花，是用人民的血汗，人民实在难于屡次牺牲。我以为，神佛若果有灵，你们口要存佛心，行佛事，纵然不诵经叩头，神佛也必使你们增福增寿。死伟人若果有灵，你们只要真爱国，真爱民，纵然不铸像修坟，死伟人也必能认你们为志同道合。否则，我就不忍说了。

在无论施行什么政体的国里，全是官吏少，人民多。以少数的官吏要欺骗多数的人民，岂不是自找败露。败露之后，若还继续行骗，岂不是恬不知耻。俗语说“好贼不偷二回”，官吏骗术，既经人民发觉之后，官吏若不痛自改革，他们的知识，岂不是在盗贼之下。

治病须临时处方，不可预先拟下若干方案。治国也是如此，不必预先订下几年的计划。与其以后乱加改动，使人民增加许多的纷扰，遭受许多的损失，不如到一个时候，办一个时候的当务之急。

包办民意最易，附和民意最难。因为，前者为利己，后者是为利民。利己的事，虽禽兽也能办得到。利民的事，非圣贤不能做得成。

一种政治若失了人民的信仰，就如同行尸走肉，只能令人躲避，不能令人亲近。

有好民，无好官，有好兵，无好将，如同有好的身体，没有好的脸面，也能使全身体受了挂累。

目下欧美各国的现状，正如目下平津的商店。欧美的各国，已经失去了治国的正道而讲究竞争。平津的商店，已然失去了营商的旧规而注意比赛。欧美各对外的设备，使人民的脂膏日枯。平津商店忙于外表的装设，使自家的血本日亏。欧美各国如此竞争下去，不待敌国动手，自己必先要民乱国亡。平津商店这样比赛不停，不等同业排挤，自己必先要关张倒闭。

邦国若真知“竞争”之道，须先在人民上注意。商店若真知“比赛”之术，须先在货品上用心。人民富庶，国势自张。货品清良，利源自广。军备的扩充，不能防止真正敌国的野心。外表的装备，不能吸引真正买主的光顾。我见平津两处新近倒闭的商店，多是将将把门面修饰好了的。我预测，不久就要灭亡的邦国，也必是将将把军备筹设足了的。

以武力谋国的富强，正如以赌博谋家的兴旺。俗语说久赌必输。所以好赌的人，到底必倾家荡产。赌得愈凶，败得愈猛，刘向说“好战必亡”，所以好战的国，到终必民乱国亡。战得愈狠，亡得愈快。好赌的人，若能有好的结局，我就信好战的国，能有好的归宿。

好赌的人，若是到了自以为手术精巧，来者不拒的时候，就是到了他的末日。好战的国，若是到了自以为军备充足，天下无敌的日子，就是到了他的尽头。好赌的人与好战的国，若一现出骄气，绝不是好的预兆。我在民国十八年，著了一本《治兵箴言》（分十五章）。第二章就以“戒慎”二字为题，对于骄字，痛下针砭。不但赌与战，不可骄满逞强，人生一世，谁不是因戒慎恐惧而成功，谁不是因骄满逞强而失败？

赌博与战争，全是赔本的举动。好赌者，虽有时侥幸可以赢些钱财，然而所耗的精神，绝是钱财所买不回来的。好战者，虽有时侥幸得些土地，然而所耗的元气，绝是土地所挽不回来的。可见赌博不仅是输者吃亏，战争不只是败者受害。何况是输者还要捞本，败者还要复仇，因果相乘，循环不绝，任何一方，也没有便宜可占。

我每逢一进中央公园，必对那座“公理战胜”牌坊，冷笑一次，因为它实在是一座“武力战胜”的牌坊。假若它真是“公理”的成绩品，世界第二大战决不致又在酝酿之中。只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好战的国，全都力竭精疲，民亡财尽，再不信武力万能而深信仁义万能的日子，公理才能露出本来的面目。

几年前我在日本人大岛隆吉所编的一册《英文译》里，读过一段关于战争的话，大概是说：“延长的战争，是痛苦，是流血，是经济的消耗。其比例是继续增加的。十八个月的战争所生的损害，与六个月的战争所受的损害相较，不仅是三倍而且是十倍。”现今各强国之间危机，已到箭在弦上，引满待发的当儿了。我们替全球的人类设想，只盼这世界第二大战，早早爆发，速速完结。否则，如同疗疮，若不快快破头出脓，必将愈套愈大，愈不易医治。

古语说：“善保国者，戒用兵。善居家者，戒争讼。”我们远考历史，好战的国，有几个不遭惨败的？近查社会，好讼的人，有几个不归破产的？因战争而得利的，只是军火商人。因诉讼而生财的，仅有律师讼棍。英谚说：“律师的房屋，全是建筑在愚人的头上。”我以为，军火商的宝库，全是创设在愚国的领域。然而，鼓动战争的军火商与挑词架的大律师，又有谁能得到好的结果？反正，无论如何高谈文明进化，也不能除灭了循环果报之理。

目下，我国对于为人民谋幸福的机关愈多，我国人民愈无幸福可享。现今当前的要务，是当权的要人，先扪心自问，寻找自己已经失去的天良。只要自己的天良能够归还原处，人民的一切，全都有了办法。否则，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机关，人民多一层剥削的痛苦。

我国人民现在所怕的不是水旱，也不是害虫，所怕的只是贪官污吏。水旱与害虫，并不年年发生，贪官与污吏，时时能吸人民的膏血。设些机关用科学方法，固然能调解水旱，捕灭害虫。但是若不能用你们那科学方法，诛除贪污，纵然连人民拉屎撒尿，全设一个机关，也是仅能替人民增害，而不能与人民有益。

朱元璋说：“治民犹治水也。治水者，顺其性。治民者，顺其情。”在上者的设施，岂可不与民情相连。

凡不宜于中国之现状，不合于中国人民之设施，不妨从缓举办。否则，就是多事。多事就是扰民。现今救国救民之道，不在机关的增添，而在官吏天良之发现。

将中国治成“现代的国家”这一句话，是极易说出，可是极不易做到。因为不但我国十分之八的人民，还不够现代国民的资格。并且我国官吏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还不够现代官吏的程度。要知，徒有洋式的建设，只会洋式的享乐，并不能算现代的国家。

有人说：“民意二字，最无凭证，最无把握。顺合民意而为，究竟由何处下手？”我说：“人人全有一个天良。天良就是民意。一国的官吏，虽然高居人民之上，但是他们还未曾出了人类的范围。只要是人，就有天良。本着天良办国家的事，就能合乎民意。并且，我国的官吏，多是由寒贱出身，他们在寒贱的时候，希望官吏如何尽职，如何为民想。他们高贵起来之后，对于所作所为，若还能照他们当日所想望的施行，就不致与民意做成两截。”

官吏是由人民转变而成的。人民是本，官吏是末。人民是源，官吏是流。有世世代代为民的民，无世世代代为官的官。为官是一时的，为民是永久的。民有为官的日子，官也有为民的时候。官的祖先未必不是民，民的子孙也未必不为官。官与民既是一体，一旦做了官，若不念人民的痛苦，岂不是舍源忘本。水与源断绝，必日趋干涸。木与本隔离，必日渐萎枯。官不与民一致，岂不是自入绝境。

扬雄说：“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郑康成说：“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也。”《盐铁论》上说：“善为人者，能自为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使我气破肚皮的，就是我国的为政者，多不能立身，不能自正，不能自治，而偏在法上考究，而偏在民上注意。譬如，自己已经生了满身的杨梅大疮，仍不停止宿娼行为，而偏在药方子上讲求医治之法，岂不是南辕北辙。自己已经“杨梅升天”，臭气扑人，而偏在路人身上找毛病，岂不是舍近求远。

凡事，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不急不缓，才可标本兼治，目下我国，命在呼吸之间，还谈不到治本，也顾不及标本兼治。当前的问题，只有从治标下手。凡不是关切国民生死的当务之急，一钱不可枉费。譬如一家，已经无米为炊，无衣遮体，苟有一点钱，须当治饿御寒，万不可先买脂粉，先置陈设。可惜，专以我国近几年的建设而言，多是等于乞婆买脂粉，花子置陈设。涂上脂粉，不但治不了肚子的真饿，反令人多起疑心。摆上陈设，不但掩不住自己的真穷，且招人多加讥笑。

朱熹说：“足国之道，在务本而节用。”又说：“国家财用，皆出于民。如有不节而用度有阙，横征暴敛，必有及于民者。虽有爱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泽矣。是以将爱民者，必先节用。此不易之理也。”李邦献说：“用不节，财何以丰？民不苏，国何以安？”现今我国当前的急务，不是要聚合一些专家，研究如何增加国家的收入，而是在一些要人，用心计算，如何缩减国家的支出。假若不能在节字上考核，纵然将全球最新的经济学家，统统地请了来，也是不能救国救民。

张居正说：“治国之道，节用在先。耗财之源，工作为大……于不容己者而己之，谓之陋。于其可己而不己，谓之奢。二者皆非也。”他这话，正是用与节的分别。我国现今的要人，若能知道如何是陋，如何是奢，何者当缓，何者当急，我国就能免去国困民穷的危险。譬如，国防的设备，堤岸的修整，沟渠的疏掘，工厂的建立，只要切合现今的实用，就是“不容己者”。若不肯用款，就归于陋。譬如修饰死人的坟墓，国葬所谓的伟人，建设华丽的衙署，筹设高谈学理的机关，增设摩登的娱乐场所，纵然合乎时代化，正是“可己而不己”。若不惜用款，就流于奢。

有人问我：“现今某省用三十万元培修黄帝陵。你有什么感想？”我说：“我中国人谁不是黄帝的子孙。黄帝既是中国人的共祖。为这大家的祖先修陵，凡是个中国人，当然表示同意。为一位‘国父’的陵，还可用四百七十九万七千一百十六元五角（据民国二十二年，傅焕光所编‘总理陵园小志’载入）。若培修一位‘国祖’的陵，仅用区区三十万元，实在为数不多。并且为一位革命伟人谭某之陵，还费了二十余万。为一位我国自有史以来第一大伟大黄帝的陵，才多用十来万元，尤其是不觉其多。”

又问：“黄帝死去已经四千多年，连骨头渣滓也没有了。给他培修坟陵，与国计民生有什么益处？”我说：“我国的国土日缩，我国的国民日困，只是因为我们这伙子遗孙，实在不知给祖先争气，不能继武先人，并且也是因为大家将这位露脸的祖宗忘在脑后了。假若将他老人家的陵培修起来，一些有钱到西北去逛的人，看见这座光荣的祖坟，因而发奋图强，不再自私自利。我中国的前途，岂不是大有后望焉。”

当初，太甲不曾做王，伊尹就想了一个方法，在太甲他爸爸坟墓那里，建了一座宫殿，请太甲去住了三年。太甲天天见着先人的埋骨之所，因而想起先人创业的艰难，果然改过自新，成了商朝的好王。这次将黄帝陵重修起来，我中国的要人，每逢到西北去，看见黄帝的陵，若追念他老人家的文治武功，因而励精图治，清廉自矢，未尝不可变成好官。并且，我中国现在，名虽民治，其实还是官治。假若这班治国的人，于谒中山陵之后，再谒黄帝陵。谒黄帝陵之后，复谒中山陵。每谒一次，就追怀先人的功德，就反躬自思一次，我中国的前途，岂不是更“大有后望焉”。不过，我以为，假若修了等于不修，谒完如同不谒，未免是多此一举。因为，两个月前，据报载兰州通信，兰州城里就饿死一千多人。与其费三十万元培修死伟人的坟墓，实在不如用三十万元救济活小民的性命。

后人要强与不要强，发达与不发达，和先人并无关系，和先人的坟墓，更无关系。若因为先人有功有德，自己才肯要强，若因修饰了先人的坟墓，自己才肯学好，实在不是真有志之士。真正有志之士，绝不管先人是个什么东西，绝不管先人的坟墓修与不修，自己总要先努力争求上进，自己总要先在举动行为上耀祖光宗。

纵然有孔孟那样的先人，自己若只能误国殃民，不但不能给自己遮罪，反要给先人丢尽了脸皮。纵然将先人的坟墓修饰得赛天宫，自己的先人假若鬼魂有知，也是要在里头气得乱蹦乱跳。

先人若果然有功有德，后人纵然不好，别人追德念功，还不致骂及他的先人，只有替他的先人悲叹。假若先人原来就无功无德，后人又是变本加厉，别人必然连活的带死的一起骂。这样，将先人的坟墓修饰得愈好，挨得骂愈多。费得钱愈多，将来的人，刨得越凶，我以为，后人若想不挨骂，若想使先人的尸骨得平安，只有自己在自己的品行上用工夫，不可专在先人的坟墓上费财力。

曹操与秦桧，毕竟还能自知其恶。他们的子孙，也真有先见之明。因为曹秦两人的坟墓，隐隐秘秘的直到今日，还未确实被人发现。假若在当时就辉煌美备，恐怕早就和魏忠贤的生祠，走了同样的命运。我以为，人生一世，只要光明正大，死了纵然箔卷席埋，躺在九泉之下，也是坦坦然然。假若一生只是祸国殃民，死了纵然金井玉葬，躺在九泉之下，也是心惊胆战。

现今，在我国这危机四伏、民穷财尽的日子，用一个钱，当得一个钱的实用。不但对于修陵、铸像、立纪念碑、修纪念堂一些不急之务可以停止，至于重修杨贵妃墓与薛涛井一类的工作，更可以缓而又缓。固然有些工作之费，是出于要人的“捐廉”。然而有这笔款项，不如移作紧急国防或贫民教育的费用。修黄帝陵，还可以说是培植民族精神，修杨妃墓与薛涛井，不过只能供有钱的人去逛。杨薛两人，固然是最有名的美人，但是这美人，只能祸国，只能迷人，有何功德值得我们纪念？

推崇前贤，不在乎形式上的敬拜与物质上的表扬，只在精神上追随，天良上的效法。他们在史书里已占了万古流芳的位置，用不着我们一时的锦上添花。死人果有真功在国，实德在民，自有千秋万世的人，替我们花钱修坟、铸像、立纪念碑、修纪念堂，用不着我们现今费钱费力，我们何必急不能待？试问一些名贤名宦的纪念物，是当时修筑的吗？

俗语说“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才受穷”。歌德说：“生财之道，与其注意小利，不如注意小费。”一家用度费于柴米油盐者，并不甚多，只是不会打算，才能倾家败产。若以为任意支出一些小费，无关重要。其实，积少成多，足以家败人亡。家与国的情形相同。若以为这里用十万，那里费二十万是小事一段，不足计议。然而若用之不止，也足可以使民乱国亡。只要稍读史书，就可以知道各朝乱亡的最大原因，就是取之于民，一毫一厘不放松；用之于官，成千成万随手去。

吕坤说：“今之用人，每恨无去处，而不知其病根在来处。今之理财，每患无来处，而不知其病根在去处。”他这“来、去”二字，将明朝以及前朝后代，所以亡国的总原因，说了一个罄尽。

古语说“量入为出”虽然是一句陈腐的话，但是足可行于万代而无弊。最新经济学纵然说了一个天花乱坠，著的书虽然数千万册，也出不了这四个字的范围。可惜，现今的人多是从外国的经济学上找方法，专靠一些经济学者寻门路。

韩非子说：“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我读宋元明几朝将亡的时候的情形，再一反观我国的现状，我真怕亡国奴的罪名，不久要临到我国人的头上。时至今日，我国的要人，若不愿负亡国之责，我国的富人，若不愿尝乱亡之苦，最要紧的就是将有用之钱，用于有用之地。

国家的岁入，全是人民的脂膏，外债的抵借，全是人民的担负，天下各国，无不如此。然而既取之于民，就当用之于民。譬如用之于国防的设备，用之于生产的建设，一则可以使人民得保障，一则可以使人民增利益，人民当然表示同情。假若取之于民，而用之于不急之务，用之于消耗之品，人民当然大生反应。有治国之责的人，对这种的支出，若不详加考虑，就是显然与民意为敌。与民意为敌，不是要促短自己在政治上的寿命，也是要促成国家的灭亡。

横征暴敛是亡国的根源，滥用轻支是亡国的引线。既然横征暴敛，而又滥用轻支，就是到了国命的尽头。《糓梁传》上说：“财尽则怨，力尽则封。”人民一生怨愤之心，就必丧其乐生之念。人民若不以生为乐，国家绝没有还可以存立的道理。

不只家败出不了一个奢字，国亡也出不了一个奢字。

家败，多因购买不急需的物品，多因讲求无益的应酬。国亡，多因滥施不急需的建设，多因耗于无谓的虚文。

李绘先生说：“家贫而结豪贵，无钱而喜多事，速败之道也。”不独居家如此，是速败的原因，立国如此，更是速亡的定理。

贺琛说：“事省则民养，费息则财聚。”在上者若能静不多事，人民就不致多增烦扰。在上者若朝改夕革，不但钱财多所损耗，而人民也不得安居宁处。要知，加损增税，人民还可忍疼贡献，唯独多烦多扰，百姓实在忍受不了。假若既向他们搜求，又催他们改良，他们实在支持不住。

李塨说：“俭之自下，则涓滴。俭之自上，则邱山。”假若在上者“成大篓地撒油而向车辙里捡芝麻”，财政永远是要入不敷出。

李邦献说：“上节下俭则用足。”我国自维新改良，习染洋化以来，上不知节以为倡率，下不知俭以顾身家。这种现象，已是不祥之兆。

官吏用自己的钱，如同抽筋剥皮。用国家的钱，等于扬沙撒土。一有这种现象，纵然没有敌国外患，也必民穷财尽，民乱国亡。

我问一位朋友说：“一家若已经到了无米为炊，典当度日的时候，有修饰坟墓的没有，有修建花园的没有？”他答道：“天下绝没有这种不会打算的愚人。”我国现今，对于恭维死人的消耗和对于摩登建设的支出，是不是就等于这不会打算的愚人？

在我国现今这危急的日子，绝无办理“颂扬死人”的余力，若在这民不聊生的当儿，大耗财力，表扬死人，非但不能振起民族的精神，反要惹动人民的怨愤。要知，人民的怨愤，较敌人的攻击更为可怕。并且，纵然将死伟人的铜像碑祠，立遍了全国，外人也不能因我国伟人众多，肃然起敬，而奉表称臣。纵然将死伟人的坟墓遗迹，全都修整一新，外人也不会因我的建筑辉煌，诚加保爱，而不忍摧毁。总之，国土若保持不住，连一切现代化的建设，也是徒为外人耗财费力。

国是全国人的国，如同家是全家人的家。家长以血统之尊严，还不能任意妄用家资。要人不过为一国的“公仆”，岂可滥支国币。前者，某大学校长本来穷得无米下锅，他领到薪水之后，竟敢买了一个紫檀的书桌，闹得全家向他起了冲突。不但他低头认罪，邻居也派了他一身不是。他用自己的心血换来的钱，还不能购买不急的东西，何况国家的钱财，全是出于人民的血汗。要人又岂可背逆国民的心理，而随便开销，去办一些不急需的事务？若说我是强奸民意，阻扰建设，我绝不惜粉身碎骨。因为我绝不忍亲眼看见我中国的灭亡。

钱，是国家平时的筋骨。钱，是国家战时的血脉。在平时滥用，绝站立不住。处战时妄耗，是自求速亡。

我所最不明白的是，自民国以来的要人之钱，就一掷几万或几十万而不知爱惜。既然是由平民出身，为什么忘了民间的疾苦？对区区几万元，固然以为渺乎其少，岂知这几万元之中，有若干是人民卖儿卖女的代价！

专制国所以不如民主国，是因为下情不能上达，皇帝生长深宫，不知民间疾苦，浪费妄用，还有可说。民国要人，既然来自田间，为什么居然“好了疮，就忘了疼”？

英谚说：“用钱买你所不急需的物件，将来必要卖你所必需的东西。”我以为，国家若好办不急之务，不是奋勇图强，正是努力求亡。

钱，如同火炭，聚合起来，就能用以做饭烧茶，假若零星抛在各处，立时就必化为灰烬。以我国的岁入而论，并不为少。所以屡觉不足，就是坏于随时随地胡乱抛掷。这些年来，只要有人能与要人接近，只要他能创出一种好听的名义，就能支领一笔款项。“研究学术”也罢，“整理文化”也罢，“复兴农村”也罢，经常费若干万元，至于成绩如何，只要你“朝中有人”，管保无人过问。反正是大家心照不宣，你不可揭穿我的黑幕，我也不必探查你的内容，所以只见领钱，不见出货。滥支妄费如此，国库焉得不空，民生怎能不困？

所谓一国的圣贤，一国的伟人，必须是全国人民所公认的，决不是极少数的人所可以勉强捧起来的。极少数的人，在有势力的日子，固然可以硬将一个龟奴或一个婊子，捧得高与天齐，说他们如何有功于国，有德于民。但是在多数人的心里，还是要认定他们是龟奴是婊子，而绝不肯认他们是圣贤是伟人。我以为，这种圣贤，这种伟人，只可称之为“蘑菇式”的圣贤，“蘑茹式”的伟人。因为他们是在昏黑的时候，突然钻出来的。只要阳光一射，立刻化为几滴臭水。本质既不实在，当然不能持久。

要人全是“圣贤豪杰”，小民全是粪土毫毛。要人因试验政策，弄死几百万民命，也是为人民谋幸福。小民为维持生命，偷窃半升粗粮，也是有害于人群。要人善于假借“国”字“民”字，享尽荣华，受尽富贵，死了也是“为国为民”而死。小民不敢利用国字民字，受尽痛苦，遭尽颠连，死了也是“为私为己”而亡。所以，要人死了全是“殉国”，小民死了全是“殉私”。前者，就应大耗国币，举行国葬，铸像修坟。后者，就当箔卷席埋，弃在郊野，喂狐喂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