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乌克兰西部的种族清洗 （1939—1945）
当纳粹德国和苏联在1939年摧毁波兰时，一切都被改变了。两年来，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了波兰的领土和公民。1939年到1941年间，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有效期内，大部分波兰的乌克兰人生活在苏联的统治下，而大部分波兰人处于纳粹的统治下。1941年6月，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一路占领了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和苏维埃乌克兰。在接下来的三年内，波兰全境的所有公民任由希特勒摆布。纳粹德国建立了乌克兰总督辖区（［Reichskommissariat Ukraine］，包括沃里尼亚地区），但是把加利西亚归入波兰总督府（［Generalgouvernement］，我们知道其管辖的波兰领土没有被第三帝国吞并）。1943年2月，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后，保卢斯（Paulus）[1] 违背了希特勒的命令，在斯大林格勒投降。1943年春天，苏联红军继续防守。1944年夏天，苏联迫使德国人撤出乌克兰，并重新规划波兰-乌克兰的边界。到1945年春天，波兰全部领土和公民都处于斯大林的支配下。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遭受了三重占领：1939年被苏联占领，1941年被纳粹占领，1944年再次被苏联占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个阶段，发生在乌克兰和波兰的战争远比发生在西线的战争残酷得多。1939年到1941年间，苏联和纳粹占领者们摧毁了当地社会，流放或谋杀当地精英。1941年后，在东线的德国士兵接到指令以这片土地为生，他们被灌输斯拉夫人是低等人类（Untermenschen）的观念。和1940年的西线战役不同，1941年的东线战役表现为与低级种族的战斗。[2] 1941年到1944年间，德国政权机关实施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些屠杀经常在当地人的眼皮底下进行（有时会得到当地人的协助）。1944年苏联卷土归来后，苏联这次的新任务是制造一个同质化的民族空间。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周围充斥着战争、占领、饥饿、报复、驱逐和种族灭绝，而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和死亡长达六年之久。
在战争期间，乌克兰和波兰经受了巨大的苦难，苏联和纳粹德国是他们共同的敌人。然而，战争没有使乌克兰人和波兰人联合起来，反而让他们全面分裂了。战前关于谁有权统治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分歧在1939年成了最尖锐的矛盾，人们因此意见不合，彼此的关系以最大的速度恶化，他们之间障碍重重，关系坏到顶点，从未如此疏离。之前的一章让我们回到初始点，这一章的目的则是说明战争如何使民族分歧成为新的民族战争。1939年前，这种关于合法统治领土的分歧只有有限的实际重要性。在战争期间，分歧导致的争端不仅在原则上是难解的，还激起了双方对彼此的怒意。到1943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同路人认为，对波兰人实行种族清洗才能完全保证乌克兰的未来。这项计划的实施导致数十万人死亡，在更大范围的世界战争中制造了乌克兰-波兰内战，并重新改变了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的关系。
1939年关于领土合法统治权的政治争端何以导致了1943年针对生活在这片领土的人们的种族清洗？这是本章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渴望纯粹的种族是一回事，但着手创造它又是另一回事。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的波兰（和欧洲），关于清除民族的言论屡见不鲜，是战争使得这一计划变得合情合理，而战争的摩擦把种族清洗者带到台前。战争的三种后果可以解释这种从言论到行动的变化：（1）关于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合法统治权的问题再次被提上台面；（2）斯大林和希特勒设计的大规模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的实施；以及（3）对波兰和乌克兰的地方社群的清理。在我们开始叙述、解释针对来自乌克兰西部的波兰人的种族清洗之前，让我们先考虑这三个因素。
领土的合法统治权
一旦纳粹德国和苏联摧毁了波兰国家，天然有利于它的预设就不存在了，关于波兰合法性的不同意见变得重要起来。当时是1939年9月，仅仅在协约国认可波兰东部边界的16年后。参加过1918—1919年西乌克兰-波兰战争的步兵依然处于壮年。对乌克兰民族活动家来说，乌克兰对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所有权声明仍有说服力。将波兰统治视为占领的人现在开始致力于在乌克兰土地上建立一个乌克兰国家。认同乌克兰文化的人的观点不那么激进，但1939年后他们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波兰要重新建立对他们的统治。虽然OUN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时刻，但是他们仍要面对艰巨的任务。建立国家比恢复国家要困难得多：前者的国际盟友更少，融入合法的国际政权更难，而且似乎要诉诸革命手段。正因这项任务如此艰难，它的诱惑力就更大了。由于乌克兰人（不同于波兰人）将德国视为独立道路上的盟友，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有和纳粹合作的政治动机。
在政治上积极的乌克兰人希望建立一个囊括前波兰领土——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新国家，而在政治上积极的波兰人希望将波兰国界恢复到1939年的情形。为了各自的目标，波兰人发现很难原谅乌克兰村民在1939年9月用面包和盐迎接德意志国防军（Wehrmacht）的行为。[3] 在波兰总督府的辖区内，过剩的受过教育的乌克兰人发现记者、教师、教授和官僚等职业的收益是可见的。[4] 在那些希望建立一个乌克兰国家和乌克兰民族的人眼中，乌克兰精英和德国当局的合作无疑是合理的，但在波兰抵抗者眼中这是通敌叛国。对波兰抵抗者来说，处决与德国合作的乌克兰人比处决德国人更简单，因为这更不易导致德国人针对波兰平民的报复行动。不言而喻，对波兰抵抗运动来说把目标瞄准乌克兰通敌者比瞄准波兰同胞更简单。
通敌行为留下了长时间的污点。1939年欢迎苏联统治的乌克兰人常常改变他们的想法，但是波兰人不会忘记在波兰国家灭亡时他们最初的喜悦。1941年加入纳粹入侵苏联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很快失望了，但是他们曾穿着德国军服的事实不会被轻易原谅。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只有乌克兰人和纳粹合作，尤其是在曾经的波兰东部，这里在1939年被割让给苏联、在1941年被德国人单独占领。在苏联统治的两年后，很多人都有理由把德国入侵苏联视为解放。（虽然现在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1941年夏天一些犹太人幻想着被德国统治没有苏联统治那么糟。相应地，苏联的流放政策对犹太人的影响可能比对任何人都深；当时“最终解决方案”还未开始。在苏联占领时期，数万名犹太人为逃避苏联统治而逃往德国。）对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波兰人来说，与波兰中西部的情况一样，1939—1941年屈服于苏联统治与和德国人合作从来不是同种程度的耻辱。乌克兰人被授予加利西亚当局几乎所有的职位，与之相对的是波兰人在沃里尼亚的德国行政机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5]
部分紧张局势是随着占领而来的，另一些是由占领者激起的。两岸的占领者为了统治需要而搞分裂。[6] 苏联占领当局在1939年挑起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冲突，为了制造一种“革命”局面，这场“革命”表面上使苏维埃乌克兰兼并前波兰领土变得有合法性。[7] 纳粹允许乌克兰中央委员会（Ukrainian Central Committee）在克拉科夫行动，这个名义上的救济组织实际上是乌克兰政治生活的准官方中心。中央委员会的乌克兰成员希望借助德国人的力量将在乌克兰“民族志意义上的领土”上的波兰人和犹太人彻底消除。[8] 1941年后在沃里尼亚的德国占领者给了乌克兰人一个迫害波兰人的机会（1941—1942），之后又给了波兰人一个迫害对方的机会（1943—1944）。纳粹这些行为通常都是为了维持秩序——分裂是统治的方式，而不是目的——即便这些行为促使民族主义武装支持团体的规模扩大。实行纳粹意识形态的企图也有相似的民族主义后果。为德国人创造生存空间（Lebensraum）[9] 的计划野心勃勃，令人难以置信，这造成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对立。德国人企图于1942—1943年间在扎莫希奇（Zamość）附近的乌克兰-波兰边界建立殖民地，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在其中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德国人的殖民计划旨在恶化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的冲突。[10]
群体分类和清除
正如上文所说，我们不能将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对彼此的所作所为降格为仅与这两个群体相关的、不断增加的事件来看，也不能在民族主义历史叙述的范围里来理解。从根本上来看，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如何对待对方是由他们与占领者行为的关系来决定的，他们双方都是被分类的群体，并因为分类而被流放或杀害。1939年，苏联和纳粹开始给每个人分发身份证，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政策却产生了深远的后果。1939年利沃夫流传着一个笑话：“一个人由身体、灵魂和护照组成”。我们将看到1939年颁发的身份文件经常决定着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能否不分家。[11] 在1942年“最终解决方案”实施前，纳粹根据那些怪异的、从未完成的计划使数万人从波兰占领区迁出或迁入。这些计划提供了一种模式。1941年12月，一些在波兰总督府的乌克兰活动家认为互相的种族清洗能够解决乌克兰-波兰的争端。事实上，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的领袖基于“德国人的模型”向波兰人提出了未来人口交换计划。[12] 苏联在1939年到1941年间流放了至少40万名波兰公民，其中犹太人和波兰人居多数，[13] 大约占这些地区人口的3%。在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流放才停止。当德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苏联NKVD匆忙地处决了数千名政治犯，其中大多数人是乌克兰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将此举归咎为犹太人造成的伤害。就在这一脆弱时期，纳粹来到了，他们将NKVD的谋杀行为视作乌克兰人对犹太人复仇的理由。非常典型地，这种宣传攻势错误却有效。[14]
1939—1941年可被视作人们普遍接受如下原则的第一阶段：个人可以被分类到不同的群体并得到相应的处置。从1941年开始，“最终解决方案”开始给大众灌输一个群体可以从生理上被清除的观念。[15] 在1941年末期和整个1942年间，几千名乌克兰人作为警察参与到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最终解决方案”中。[16] “最终解决方案”就在波兰人的眼皮底下实行。[17] 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发生的大屠杀，其主要事实就是对当地犹太人的冷血屠杀。在某种编年史传统中，大屠杀（希伯来语或称“Shoah”）使在欧洲延续下来的犹太历史就此终结，并为在其他地方建立犹太国家创造了条件。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观点。其他的编年史传统从一个更宏大的进步叙事中使大屠杀边缘化了，比如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叙事或民族发展的历史叙事。这些编年史传统很难识别出来，但更容易批判。为了给战时和战后东欧批判性历史做准备，我们必须和以上两种编年史传统拉开距离，在一系列事件范围内想象“最终解决方案”及其对见证或参与其中的团体的影响。
值得重申的是，1941年夏天纳粹占领沃里尼亚是三年内极权主义第二次强加于民。对许多乌克兰年轻男性来说这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但这不是他们进入政治权力的洗礼。许多在1941年加入纳粹辅警（Hilfspolizei）的乌克兰年轻人从1939年起就在苏联统治时期成为国民警卫队的成员了。他们接受了训练，将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的区别视作需要民族主义来解决的阶级斗争，解决方案即流放专家阶级，其中大部分人是波兰人。这意味着从1941年起参与“最终解决方案”本身改变了合作者，将沃里尼亚的乌克兰男孩们变成了他们原本不可能成为的那种人。1941年加入德国行政当局和德国警察的乌克兰人基于以下动机行动：为了继续他们熟悉的这种职业生涯，为了对他们自己的事务施加影响力，为了盗取财产，为了杀害犹太人，为了获得个人地位，为了为之后的政治行动做准备。由于乌克兰国家是要创造出来的，而波兰国家只需复国即可，因此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基于政治动机与德国人合作并鼓励乌克兰年轻人加入纳粹权力机构。然而，与纳粹合作的日常实践几乎和这个政治目标没有一点儿关系，纳粹反对这个政治目标，乌克兰人的日常工作大多与屠杀犹太人有关，而这才是纳粹的主要政策。要再次强调的是，沃里尼亚社会最大的变化是98.5%的沃里尼亚犹太人死于非命。[18] 但是，我们的目标也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大屠杀对合作者的影响。纳粹不仅训练乌克兰警察如何使用武器，也教会他们仇恨犹太人。纳粹党卫队用乌克兰人的语言向年轻的乌克兰新兵灌输反犹太主义。[19] 了解所有这些后，大主教舍普季茨基给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20] 写信，要求纳粹不要用乌克兰警察来杀害犹太人。1942年11月，舍普季茨基发出了一封主教信函《汝不可杀戮》。[21] 舍普季茨基在每个希腊天主教教堂的布道坛上传达的信息是没有一种俗世的目的能够使杀戮变得正义。
此时，几千名乌克兰人为了甚至不是他们的事业——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已经犯下了政治谋杀罪。“最终解决方案”已经教会了他们通过精确的组织化和一些人枪杀男人、女人和孩子的意愿来完成大规模对平民的屠杀。虽然索比堡（Sobibor）灭绝营离得很近，但是在1941年末期和整个1942年，沃里尼亚的犹太人不是被火车运往灭绝营，而是徒步到空旷的场地，他们不是被毒气杀死的，而是被子弹打死的。一个村庄接着一个村庄，一个小镇接着一个小镇，一种古老的文明从此在地球表面消失。我们再回到沃里尼亚小镇奥斯特罗赫，之前我们在讨论近代早期基督教争议时曾谈到这个小镇。这里也是历史上犹太教育的中心：1648年赫梅尔尼茨基起义使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东斯拉夫复兴就此终结，这场起义被奥斯特罗赫犹太研究学院的毕业生记录下来了。内森·汉诺威的《绝望的深渊》（Yeven metsulah ）极有预言性。奥斯特罗赫是第一批受到“最终解决方案”波及的沃里尼亚小镇。在犹太人区建立前，镇上三分之二的犹太人在1941年末都遭到了屠杀。[22]
幸存的犹太人被限制在犹太人区里之后，德国党卫队就在乌克兰和德国警察的协助下于1942年下半年开始实施主要行动。城市犹太人从犹太人区被驱赶到几公里外的陷阱，党卫队剥夺了他们的衣物和随身物品，强迫他们躺下，并用机关枪扫射他们。乌克兰警察的职责包括杀害在犹太人区拆除时试图逃跑的犹太人、试图沿路逃跑的犹太人以及在机关枪扫射下幸存的犹太人。关于在更小的镇子和村庄实施的“最终解决方案”的文件相对较少，但在这些地方乌克兰警察的角色更重要。总之，大约有1.2万名乌克兰警察协助约1.4万德国警察屠杀了约20万沃里尼亚犹太人。虽然他们的行为在实际杀戮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是这些乌克兰警察的劳力使沃里尼亚的大屠杀成为可能。[23] 在1942年12月这一整个月，他们一直在工作。
次年春天，也就是1943年3月到4月间，这些乌克兰警察几乎全数离开了德国当局，加入支持乌克兰的团体乌克兰起义军（Ukrains’ka Povstans’ka Armiia，下文简称UPA）。[24] UPA分子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清除波兰人在沃里尼亚的存在。波兰人倾向将UPA在这场行动中的成功归咎为乌克兰人天生的残暴，但这更可能是之前累积的经验的结果。人们学会了他们被训练去做的事，而且擅长做已经做过很多次的事情。1943年大规模屠杀波兰人的乌克兰支持者遵从他们在1942年大屠杀中作为合作者时学到的策略：详细的推进计划和地点选择，行动前给当地人有说服力的保证，突然包围定居点之后从生理上消灭人类。乌克兰人从德国人那里学会了大规模屠杀的技术。这就是为什么UPA种族清洗的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以及为什么1943年的沃里尼亚波兰人和1942年的沃里尼亚犹太人一样无助。乌克兰警察在沃里尼亚的“最终解决方案”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这是反对波兰人的运动是从沃里尼亚而不是加利西亚开始的原因之一。这些将犹太人大屠杀和对波兰人的屠戮联系起来，因为它解释了沃里尼亚数万名有着种族灭绝经验的乌克兰人的存在。但是为什么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决定消灭沃里尼亚的波兰人？怀揣这些计划的人是如何在1943年波兰人种族清洗中得到指挥权的？1942年，乌克兰警察按照德国人的命令屠杀犹太人；UPA的支持者几乎和前者是同一批人，他们又是受了谁的指令在1943年屠杀波兰人？
消灭公民社会
乌克兰和波兰精英的颓丧、被大批杀害，可能是造成乌克兰人-波兰人冲突的最重要原因。苏联的第一次占领（1939—1941）通过流放和谋杀精英的方式消灭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社会。波兰人和犹太人比乌克兰人更容易遭到流放和谋杀，但那时受过教育的乌克兰人还不多。至少有40万波兰公民被逮捕并从前波兰东部领土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最先被流放的是国家官员和专业人士，这使剩下的许多居民失去了权威人物和道德标杆。斯大林命令NKVD杀害超过20万受过教育的波兰公民，他们在1939年成为苏联红军的囚犯，其中包括大约半数的波兰军官，这其中有700~900人是犹太人，除此之外这证明了犹太波兰军官的存在。这些罪行可以和卡廷森林（Katyń Forest）惨案联系在一起，只不过前者发生在其他地方。在德国1941年入侵后，苏联从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撤出，撤出前，NKVD枪杀了数万名当地的波兰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25] 1939年后，在德国方面，纳粹在波兰总督府辖区谋杀波兰知识分子，并将有嫌疑的乌克兰人投入监狱。德国人的镇压也为无法忘记的伤害创造了条件：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波兰囚监[26] 杀害了乌克兰民族主义领袖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的两名兄弟。[27] 海乌姆（Chełm）地区的波兰人通过和德国人合作清算了乌克兰社会中的394名领袖。据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报告，这使该地区说乌克兰语的人口完成了民族化。[28] 在德国于1941年入侵苏联后，德国人逮捕了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乌克兰精英，包括乌克兰民族主义者。OUN于1941年6月宣告乌克兰独立，这直接导致了数十起逮捕。在至少一个案例中，苏联支持者挑唆德国人杀害了几百名受过教育的沃里尼亚乌克兰人。[29]
尤其在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对精英阶层的毁灭同时伴随着乌克兰和波兰公民社会的武装化。在战争期间，双方的权威机构不再是诸如政党或政府等政治组织，而是诸如武装游击队或自卫国民军等军事组织。[30] 虽然波兰救国军（Polish Home Army）在各个方面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组织，但是它的命令结构是很脆弱的。1943年6月，盖世太保逮捕了波兰救国军指挥官斯特凡·罗维茨基（Stefan Rowecki）将军。一些波兰武装游击队松散地服从救国军，但代表着不同的政治思潮（比如农民部队）；另一些游击队拒绝服从救国军的命令（比如极右派的民族武装部队）。虽然波兰政府是合法的且为西方盟友承认，但是它在沃里尼亚几乎没有权威。波兰政府代表惊讶地发现沃里尼亚的波兰人参与到德国行政机构中，他们无力阻止沃里尼亚波兰人加入德国警察。
乌克兰人的例子更加突出。没有国家来组织起一支官方军队，在这个领域中只有极右翼势力。乌克兰公民社会的政治陈述发生了快速和戏剧性的变化，这给1943年后一系列事件的方向带来重要影响。正如我们所见，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恐怖组织OUN比起民主组织UNDO来说规模更小。而当UNDO及其他乌克兰政党在战争期间自我消解后，OUN成了乌克兰西部唯一的乌克兰政治组织。1941年春天，OUN分裂为两派：班德拉派和梅尔尼科派。梅尔尼科派由更年长、受过更好教育的成员组成，斯捷潘·班德拉带领的年轻一代更渴望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打击。1940—1941年两派的斗争使班德拉派成为民族主义领导组织。在一次同胞相残的战争中，班德拉派打败了梅尔尼科派，随后纳粹消灭了班德拉派。班德拉领导的OUN在1941年6月于基辅宣布乌克兰独立后，他被德国人逮捕了；班德拉派领导层中约有五分之四的成员在1941—1942年被德国人杀害。到了1943年，乌克兰政治愿望最强大的代表是一个恐怖组织中的极端派别，他们作为武装阴谋者被组织起来，主要由没有经验的年轻人领导。[31]
伤残的班德拉派起先由尼古拉·列别德（Mykola Lebed’）领导，之后由罗曼·舒赫维奇（Roman Shukhevych），正是他们在1943年清洗了沃里尼亚的波兰人。然而，甚至到了1943年，即使仅在沃里尼亚地区，班德拉派刚开始也不是乌克兰政治的唯一表达途径。还有两支乌克兰游击队：塔拉斯·布尔巴-博罗维茨（Taras Bul’ba-Borovets）领导的最初的UPA和OUN梅尔尼科派的士兵。布尔巴-博罗维茨是经验最丰富的游击队指挥官，他拒绝将大规模种族清洗当作波兰问题的解决方案。[32] 正如我们所知，梅尔尼科派当时正处于和班德拉派的战争中。1943年初，班德拉派摧毁了这两个对手。自始至终忠诚于班德拉派的游击队员杀害了数万名可能和博罗维茨或梅尔尼科有关系的乌克兰同胞。虽然至今没人研究这个主题，但UPA在1943年杀害的乌克兰人可能和他们杀害的波兰人一样多。[33] 班德拉派决心背叛和伏击乌克兰对手，该组织成功招募到前乌克兰警察，其激进目标对当地的年轻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这使班德拉派在1943年成为沃里尼亚的统治力量。
只有一支乌克兰游击队意图清洗沃里尼亚的波兰人。这支军队在世界大战期间崛起，他们的成功要归功于当时波兰军事力量的失败、种族灭绝和受创的公民社会。1943年4月，OUN班德拉派领导人尼古拉·列别德提出“要清除整片革命领土上的波兰人口”，这完全改变了乌克兰人-波兰人的关系，当时列别德只有33岁。[34] 列别德不成熟的民族主义策略由仅有种族灭绝经验的年轻人执行，这决定了沃里尼亚一系列事件的走向，为乌克兰人-波兰人战争奠定基础。尽管特定的群体凭借特定的策略更可能赢得战争，但是我们必须说，是班德拉派的领导人而不是别人做出了1943年宿命性的决定。这些决定来自某些个人在特定时刻设计出的特定战略。
乌克兰民族主义策略：OUN梅尔尼科派
在描述了当时的环境和人物后，让我们来审视这一时刻。德军败于斯大林格勒后，OUN班德拉派的种族清洗策略是旨在促进民族解放目标战略的一部分。把种族清洗看作一种策略能帮助我们将种族清洗和OUN梅尔尼科派当时的策略做对比，他们的策略是保留和德国人的合作关系。撤退的德国人现在更愿意大规模武装乌克兰人，梅尔尼科派接受了这个提议。由于受到梅尔尼科派的鼓励，并且希望避免在第三帝国工作，约有8万名乌克兰人志愿为新的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Waffen SS Division Galizien）服务。其中只有约1.16万人受过训练，德国人的问题是很难为他们找到军官。甚至连为犹太人提供庇护的大主教舍普季茨基也认为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作为未来乌克兰军队的核心是令人满意的。虽然舍普季茨基在整个成年生涯中都担任神父，但他明白建立国家的军事需求。他的兄弟帮助建立了波兰军队，并在1920年打败了西乌克兰共和国，舍普季茨基从痛苦的经验中学到：没有军队，乌克兰国家根本不可能存在。舍普季茨基对党卫队的支持迫使我们面对乌克兰战略地位的基本难题，以及那些不顾一切的手段，甚至包容一切的人也要就此说服自己。[35]
1943年冬天和1944年春天，加利西亚党卫队摧毁了几个波兰社群，就此开始它的工作。其中最有名的事件是1944年2月烧毁波兰人村庄胡塔皮恩亚卡（Huta Pieniacka）并杀害了约500名村民。[36] 加利西亚党卫队没有发起针对犹太人的重大行动，因为“最终解决方案”已经做过了。1942年间，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数量庞大的大部分犹太人已被谋杀，大部分沃里尼亚犹太人和一些加利西亚犹太人在家附近被个别杀害，或是在附近的森林和田野中被大规模杀害；一些加利西亚犹太人在博罗维茨（Borovetsec）、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索比堡和马伊达内克的集中营中死去。这终结了加利西亚地区的犹太历史。不仅是像利沃夫这样的大城市，还有像布罗德（Brody）这样的小镇——这里曾是犹太人在加利西亚最大的定居点，现在却没有一个犹太人。1944年6月，红军正是在布罗德击溃了加利西亚党卫队。之后更多志愿者加入这支党卫队，重新组织起来的党卫队去镇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反德起义，希望建立乌克兰国家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外国人的命令下离开祖国，去镇压其他民族相似的反抗。很多士兵逃跑了，他们通常会加入OUN班德拉派及其创立的UPA。当德国人撤退时，OUN梅尔尼科派的合作策略也就失去了说服力，对它的支持很快就消散不见了。安德里·梅尔尼科（Andrii Mel’nyk）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庇护者，但随后就被盖世太保逮捕了。
加利西亚党卫队得到了空前的关注，因为党卫队是希特勒政权中最恐怖的分支，也是“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执行者。从某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加利西亚党卫队可被视作乌克兰人目标的组织化具象。在今天独立的乌克兰，你可以在利沃夫关于民族建构的博物馆展览中看到加利西亚党卫队的制服。数万名加利西亚党卫队老兵自愿向德国的美国人或英国人投降。由于波兰将军瓦迪斯瓦夫·安德尔斯（Władysław Anders）和教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的呼吁，在意大利的老兵免于被遣送回苏联。这些呼吁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些处于争论中的人是波兰公民。[37] 由于西方盟国在战后赋予的参战者地位，加利西亚党卫队的老兵得以前往英国和加拿大，数十年来以此为他们的行为做辩护。撇开通敌和民族建构的争议不谈，加利西亚党卫队在针对波兰人的种族清洗的爆发中处于边缘地位。
乌克兰民族主义策略：OUN班德拉派
针对波兰人的清洗是OUN班德拉派的行为，在德国战败于斯大林格勒后，他们得出了和OUN梅尔尼科派完全不同的结论。梅尔尼科派看到了和德国人更富有成效的合作机会，而班德拉派觉察到独立行动的迫切需要。对班德拉派来说，重要时刻也许是1943年2月苏联游击队在沃里尼亚的活动不断增加。[38] 班德拉派希望宣称他们所有人都愿意反抗德国统治，同时希望吸收那些在斯大林格勒之后可能离岗的乌克兰警察，他们决定在1943年2月展开自己的游击行动。在1943年3月，OUN班德拉派创立了UPA，旨在反抗德国人，保护乌克兰人免受苏联入侵，以及清除乌克兰境内的所有波兰人。[39] 那年春天，当沃里尼亚的警察离开了他们的岗位，班德拉派从加利西亚向北方传达命令。加利西亚人成功地组建了一支由沃里尼亚人组成的军队，这是一个提前的信号，预示着乌克兰民族主义完全控制了我们今天称为西乌克兰的地方。四年来，沃里尼亚一直是政治缓冲区。1939年苏联占领后，波兰针对当地东正教教会的行动才停止。苏联人动员乌克兰人参与当地政治，但强迫他们建立集体农庄。1941年德国人取代了苏联人，但是他们借乌克兰人之手继续在当地推行高压统治。正如我们所见，苏联人和纳粹培养了那些年轻的警察，他们在1943年春天成为沃里尼亚UPA的核心。沃里尼亚乌克兰人在来自波兰、来自苏联和来自纳粹的三波急速浪潮中完成了政治化。
因此，至此时为止在加利西亚比在沃里尼亚更重要的OUN班德拉派在沃里尼亚开始了主要的武装行动。尽管突然创建的UPA是立足当地的、策略性的，但它的目标是全球性和战略性的。班德拉派反对纳粹和苏联占领乌克兰，并且得出波兰人不可能成为乌克兰国家的少数民族的重要结论。很明显，班德拉派领导人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结果将是德国和俄国双方都筋疲力尽，而乌克兰的最终敌人是复兴的波兰。[40] OUN由参加西乌克兰-波兰战争的老兵创建，而其中的班德拉派集中了曾在20世纪30年代被囚禁在波兰的别廖扎-卡图斯卡集中营的年轻人。两代人深知，一旦有机会，波兰会向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派出军队。在他们看来，乌克兰必须创建军队，在战争期间出击，以防复兴的波兰像1918年之后那样再次从波兰中部派出部队和殖民者。[41] 沃里尼亚乌克兰人被说服接受了相似的逻辑。一名沃里尼亚农民很容易把波兰人视作既定的殖民者，把波兰人的财产视作最大的奖励。
流亡的波兰政府和它的地下救国军很可能在考虑相似的结局，他们正好计划了类似的攻击。[42] 他们发起战争是为了让波兰共和国的边界恢复到1939年，这个目标被波兰士兵视作理所当然，也得到了西方盟国的承诺。波兰政府不相信纳粹或苏联的进攻会让东部边界的更改合法化，他们认为任何妥协都会被解读为对莫斯科的让步。[43] 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是可以接受的，但只能在苏联的领土内。从波兰人的角度来看，德国和苏联的精力被耗尽可以在东部打开一个缺口，波兰部队得以恢复战前状态——正当的状态。早在1941年，波兰指挥官就向伦敦方面解释说未来针对德国的起义可能包括一场与乌克兰人争夺加利西亚——可能还有沃里尼亚——的战争，如果可能的话，这场战争应该是一次快速的“武装占领”。[44] 波兰救国军关于起义反抗德国的计划，就像1942年所规划的那样，预料到了这样一场战争。[45] 到了1943年，乌克兰人和纳粹德国的合作使乌克兰游击队失去了作为波兰人潜在盟友的信誉；作为战前波兰边界的扞卫者，救国军领导人几乎不能向乌克兰人提供任何好处。[46] 1943年，救国军开始在加利西亚筹建（尽管不是在沃里尼亚，因为那里几乎没有波兰人）。
波兰救国军和乌克兰起义军都计划着争夺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领土的快速出击。如果当时发生了和1918—1919年相同的波兰-乌克兰常规战争，那么谁先挑起了争端就会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OUN班德拉派在1943年初设想的针对先发制人的出击不是军事行动，而是种族清洗。正如我们所知，早在战争之前OUN就接受了一套完整的民族主义思想，根据这套思想，乌克兰国家需要种族上的同质化，而只有通过消除乌克兰土地上的波兰人才能赶走波兰“占领者”。班德拉派和梅尔尼科派在原则上坚信相同的理念，但是不同之处在于，班德拉派的领导层相信，在1943年这样一场行动是可行的且可取的。从班德拉派的角度来看，德国人已经毁灭了犹太人；德国人和俄国人来去无痕，但是必须通过武力把波兰人从“乌克兰的土地上”清除掉。波兰支持者们希望重建旧秩序，而乌克兰支持者们向前一步，他们为迎接新秩序做好了准备。
屠杀
1943年春天，UPA从德国人手里夺得对沃里尼亚乡村地区的控制[47] ，开始谋杀和驱逐波兰人。在沃里尼亚，波兰人太弱了，以至于连考虑先发制人也做不到。1939年，波兰人在沃里尼亚人口中比例最高时有16%（约有40万人），而到了1943年这一比例下降到8%（约为20万人）。[48] 他们分散在乡村各处，波兰精英已经被流放了，除了德国没有其他国家权威能保护他们，他们也没有组织起当地的游击队。OUN班德拉派UPA对付这些波兰人的决定，只能被视作对平民的种族清洗。[49] 在1943年全年，UPA分队和特殊安全部队杀害了落单的波兰人，在波兰人聚居地、村庄和乌克兰人村庄集中杀害波兰人。[50] 为了对规模更大的波兰定居地发起攻击，UPA游击队员动员起了当地人口。
根据众多互相印证的报告，乌克兰游击队员和他们的盟友烧毁房屋，射杀或强迫那些试图逃跑者回到火海，用镰刀和干草叉杀死在外面抓到的波兰人。挤满礼拜者的教堂被全部焚毁。游击队员展示了被斩首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被肢解的、被掏出内脏的尸体，迫使剩下的波兰人逃离。[51] 在混居区，UPA安全部队警告乌克兰人先逃走，然后在第二天杀死所有剩下的人。[52] UPA偶尔会自称是苏联游击队，和/或向波兰游击队提议一起攻击德国人。他们会以此为借口召集小镇会议，之后UPA会杀死所有聚集的人群。[53] UPA内部很欢迎种族清洗的政策，沃里尼亚的农民也支持这一政策。[54] UPA给住在混居村庄或小镇的乌克兰人提供物质诱惑，诱使他们参与屠杀他们的邻居的行动。很多乌克兰人却冒着生命危险（或失去生命）警告或庇护波兰人。[55]
UPA游击队、UPA安全部队和乌克兰农民针对沃里尼亚波兰人的攻击大多发生在1943年3月到4月间、7月到8月间和12月末。到1943年7月为止，UPA收编了其他在沃里尼亚的乌克兰游击队，总计有约2万部队，能够横跨广阔的领土发起攻击行动。[56] UPA最早的一期报纸就在1943年7月出版，报纸上刊载说要让滞留在乌克兰的所有波兰人“可耻地死去”。[57] UPA成功地兑现了它的威胁。从1943年7月11日晚上到7月12日早晨，在12个小时内，UPA在167个地点发起攻击。这次攻击正好在东正教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庆祝日当天，而之前一次攻击被称为“波兰佬的血腥耶稣受难日”，还有一次攻击发生在圣诞节。由于罗马天主教比东方教派早一些庆祝圣诞节，因此圣诞节有效区分开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那一天波兰人都在易燃的木质教堂里。这些教堂被夷为平地，任何想要逃出来的波兰人会遭到射杀。1943年，UPA总计屠杀了4万到6万名沃里尼亚的波兰公民。[58] 1943年发生的几次攻击是沃里尼亚犹太人大屠杀的第二阶段。在1942年冬天幸存下来的极少数沃里尼亚犹太人，其中一些人和波兰农民一起躲在沃里尼亚乡村。当UPA在1943年屠戮波兰人定居点时，犹太幸存者也因此丧生。[59]
1943年8月29日，一个波兰村庄的死亡
在上千个被破坏的沃里尼亚定居点中，有一处最有代表性。尽管在一个村庄发生的事件不能代表整个屠杀的规模，但是它能提供一种比概括综述更完整的规律感和时序感。1943年，沃里尼亚沃齐米日（Włodzimierz）区的格文钦斯基（Głęboczyca）村有大约70户波兰人家。村庄在19世纪末期建立，在波兰独立建国之前，这里被俄国统治时就已是波兰村庄。和周围邻近的乌克兰村庄很像，这里既不是特别繁荣，也不是特别贫穷。这里的村民依靠和邻村的贸易为生，参加了乌克兰合作社。在1939年到1941年间，格文钦斯基抵制集体化，并因此受到当地苏联当局的惩罚。从1941年夏天开始，这个村庄被置于德国人的统治下。和在苏联占领期一样，乌克兰人继续执掌权力，他们现在是德国警察和行者官了。乌克兰人拟定了一份强制成为德国劳力的名单，并尽可能选择波兰人。因此格文钦斯基大约半数的波兰家庭失去了他们最能干的男性。在为德国当局效力的小分队中，波兰人占了大多数。1942年夏天，德国和乌克兰警察搜查并谋杀了当地大部分犹太人。犹太人被单独或分成一小群带走，然后遭到射杀，当地的天主教信徒听见了（如果不是亲睹）屠杀过程。1943年春天，当地的乌克兰警察不再为德国人服务，转而加入了森林中的UPA。这些新加入的乌克兰游击队员攻击了一处德军驻队，抢走了他们的武器。
现在UPA控制了这片区域。波兰人几乎分不清UPA和德国的统治之间有何区别，因为还是同一批人带着同样的武器在控制当地。起先，UPA在格文钦斯基的权力行使并没有多大不同，只是这种权力行使更彻底了。UPA确保波兰人没有武器，记录下每户人家的家庭成员名单，搜寻房屋以确保没有波兰人逃走。供给任务被分配给波兰家庭；给UPA基地运送物资的波兰男性常常遭到谋杀。年轻的波兰男性——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有天分的——被单独谋杀，而且他们很明显是遭折磨致死。格文钦斯基的波兰人开始听到其他定居点遭屠戮的传言，到了晚上他们能看到远处村庄的熊熊大火。他们的总体感觉是这些传言太恐怖以至于不可能是真的，而且就算是真的，也不可能发生在这里。[60] 1943年8月，人们希望在需要逃跑前把庄家收割完。除了人们天然地拒绝相信不可思议的事情，以及农民完成秋收的意愿，这种满怀希望的打算还有三个来源。第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遥远，交流方式也很原始，因此人们会根据个人经验来做判断。第二，在其他受到攻击的地方几乎没有幸存者，幸存下来的人也会逃到比格文钦斯基更大的定居点。第三，当地的乌克兰人向他们保证像他们一样的“好波兰人”不会（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使用不同的说法）遭到“残杀”。
就在1943年8月29日黎明前，UPA游击队员和邻村的乌克兰人包围了格文钦斯基，开始屠杀所有村民。在田里干活的农民被团团围住，死在无数的镰刀下。因此而警惕起来的妻子们死在子弹或农具下。屠杀造成的骚动足以让人们警惕，一些人逃走了。但至少有185名波兰人被谋杀。其中一些人被斩首，一些人被绞死，另一些人惨遭剥皮，一些人的心脏被挖出来，另一些人被活活烧死。很多人被农具劈成碎片。还有一些人遭到了以上提到的几种、大多数甚至是所有折磨。这座村庄被完全毁灭了，今天我们找不到一点儿它存在的痕迹。[61]
报复性合作
大多数在沃里尼亚恐怖中幸存下来的波兰人逃离了他们的家园。他们所爱之人经受的暴行还历历在目，这使得数万波兰人抓住了第一次为死者复仇的机会。波兰人有时在波兰救国军的帮助下，有时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建立了大约100个自卫前哨站。[62] 波兰自卫队击退了乌克兰人的几次袭击，而在一些更大的定居点——比如胡塔·斯塔潘斯卡（Huta Stepańska）——击退比例很可观。在一些记录下来的案例中，自卫队成了波兰人和乌克兰村庄讲和的基地。一些在1942年寻求波兰人庇护的犹太人，在1943年和他们一起逃了出来，也参加了自卫队。对波兰人甚至犹太人来说，德国人控制的小镇就像是沃里尼亚夏天的沙漠中相对平静的绿洲。[63] 德国当局将波兰人当作劳力驱逐到第三帝国，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完全不是一件坏事。苏联游击队在这些小镇中招募队员——那些年轻的波兰人（很可能还有一些犹太人）想要和UPA作战，但他们需要武器。可能有5000~7000名当地波兰人在苏联游击小分队中作战。[64]
1943年初，UPA同时向纳粹和波兰人发起袭击，促使后者加入了彼此的武装力量。波兰人成为德国警察以发起对乌克兰人的报复行动。当沃里尼亚乌克兰人离开德国警队加入UPA后，德国人找到波兰人替代前者。在针对波兰人的大屠杀期间，要完成这项招募任务是很容易的。比方说，德国人向逃离UPA的格文钦斯基难民提供警察的工作岗位。一名来自佐夫约卡（Zofijówka）聚居地的波兰人在沃里尼亚的相同地区加入了德国警察，和他一起加入的还有在1943年7月11—12日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110人。他回忆道：“这都是为了得到武器。”[65] 约有1200名波兰人在同一时期加入德国警察，但德国人误解了这个情况，以为是从波兰总督府召集了一个波兰警察营。波兰警察——无论是当地的外地的——对乌克兰人犯下了一系列暴行。[66] 在远在伦敦的波兰政府看来，这些波兰警察是叛徒，但是身着德国制服的波兰人向乌克兰人复仇——这是沃里尼亚乌克兰人会相信UPA关于波兰敌人的宣传的可靠原因。
当然，UPA在屠杀波兰平民之前甚至没有机会寻求德国人的帮助。我们来看看自1943年4月起的UPA报告：“在舒姆斯基（Szumski）地区的库季（Kuty）村，一个完全由波兰人组成的聚居地（有86个农场）被烧毁，居民由于和盖世太保及德国当局合作而被清除。”“韦伯斯基（Werbski）地区的波兰人聚居地诺瓦诺维卡（Nowa Nowica）有40个农场，由于该地区与德国当局合作而被烧毁。所有人口被清除。”[67] 那些以波兰人通敌为理由，在4月杀害生活在波兰定居点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的乌克兰人，他们自己才离开德国警察的岗位不久。如此，他们释放了一种此前从未预料到的魔鬼的逻辑。德国人的政策是杀掉任何擅离职守的乌克兰警官的家人，并摧毁任何带着武器离岗的乌克兰警官所在的村庄。通过发动新招募的波兰警察，德国人在所有可能的地方迅速展开这种报复行动。很多脱离德国警察而加入UPA的乌克兰人失去了家园和家人，他们找到了新的理由憎恨波兰人。到1943年夏天，通过波兰合作者来展开自那年春天开始的清洗行动已成为基本政策。正如OUN班德拉派一位领导人总结1943年8月的情况时所说，德国安全部队“用波兰佬来执行他们的破坏行动，为了报复，我们要无情地摧毁他们”[68] 。
对在伦敦的波兰政府而言，沃里尼亚发生的悲剧对他们的战争计划是一次令人费解的扰乱。屠杀是无法预料的，而沃里尼亚波兰人的反应也是他们不希望的，他们需要专注于将波兰的利益当作整体的最高准则。即便在乌克兰没有战争前线，波兰指挥部依然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困境。当红军在1943年春天转而进攻，并在夏天打破了德军在库尔斯克（Kursk）的坦克防线，苏联获胜的前景要成真了。作为盟军的一员，波兰政府理应部署救国军以协助苏联的推进。作为波兰利益的代表，波兰政府希望被人认为他们在解放波兰时起了作用。然而，波兰政府被迫重新配置他们有限的资源以应对和UPA的战争。1943年7月20日，波兰救国军召集波兰自卫队，将他们置于自己的领导下。1943年7月30日，救国军号召结束对平民的屠杀，并表达他们支持乌克兰在没有波兰人口的领土上独立。但这不仅没有使杀戮停止，反而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确信种族清洗是从波兰手上夺回领土的唯一途径。1944年1月，救国军建立了第27步兵师（沃里尼亚师），由6558名强壮的士兵组成，他们的任务是先和UPA作战，再和纳粹国防军作战。[69] 沃里尼亚师——波兰救国军规模最大的部队——从保护平民不受UPA屠戮的波兰自卫队吸收力量，其中也有离开德国警察岗位的前波兰警察。如果没有UPA发动的种族清洗，沃里尼亚师原本不可能组建起来。[70] 虽然波兰政府下令保护平民不受伤害，但是在战场上，波兰游击队烧毁乌克兰村庄，杀害他们在沃里尼亚道路上找到的乌克兰人。[71]
虽然在UPA暴行后，沃里尼亚的波兰人加入了德国警察、苏联游击队和波兰救国军，但是波兰人依然是UPA有效的宣传资源。沃里尼亚波兰人和波兰政府被错误但有效地和苏联与纳粹的占领联系起来。让我们看看1943年8月OUN会议上的判断：“波兰帝国主义领导层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是民族自由的敌人。它试图在乌克兰的土地上强行安置波兰少数民族，造成波兰大众与乌克兰民族的斗争，并且帮助德国和苏联帝国主义根除乌克兰民族。”[72] 1943年间，波兰自卫队确实和苏联游击队和德国军队合作，向UPA发起过攻击。[73] 但在这个地方事实是有地方原因的。总体来说，我们不能认为波兰当局和波兰军队与纳粹或苏联“帝国主义”有合作。波兰救国军自建立起就一直与德国人作战。虽然盟军的政策令波兰军队和苏联军队合作，但是在1943年前一切合作都未达成。1943年4月，斯大林非但没有和伦敦的波兰政府展开合作，反而抓住此前苏联在卡廷对波兰军官的大规模屠杀这个借口，断绝了合作关系。如果我们考虑到乌克兰民族主义政策，UPA的控诉也没好到哪里去。至于所谓“根除”，1943年，UPA借数万名在1942年帮助纳粹根除犹太人的游击队员之手，根除了波兰人在沃里尼亚的存在。而关于通敌的问题，更好的例子肯定是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不用说在加利西亚地区波兰总督府中，乌克兰人在当地行政职位上完全的统治性优势：在1944年初，他们和波兰人的比例是346：3。[74] 然而，此类声明的目的是政治鼓动，我们必须把历史判断和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人们的经验区分开来。此类宣传在这一范围内塑造了当时乌克兰人的经验。
宣传利用了语言的力量，把特殊情况概括为一般情况；也利用了人们倾向于相信和他们个人经历一致的断言这一点。种族清洗部分糟糕的后果在于，它给某种恶行贴上了民族主义的标签。以民族的名义谋杀个人，种族清洗者不仅羞辱、激怒了幸存者，使他们民族化，也使自己族群的成员成为民族主义报复的目标。一旦复仇实施，双方的幸存者都会把对方看作侵略者，宣传者会将双方呈现为不同民族。刚开始只是一小部分人针对局部地区的攻击，由于可预知的报复、民族主义词汇和语言的力量，这场攻击会演变为一场民族对民族的战争。这不是只有学者才知道的后现代诡计，它是一个简单的政治真相，即种族清洗在整个20世纪被滥用了。UPA也理解他们所激起的个人苦难的强度与他们的宣传所创造的社会交流密度之间的关系。[75] 在苏联和纳粹占领后，宣传的需求几乎无法被忽视。一旦这些需求被满足，它们就会让种族清洗变成内战。
内战
沃里尼亚是乌克兰-波兰内战开始的地方。发生在沃里尼亚的事件揭示了波兰人报复的凶残性，这给UPA提供了向南面——加利西亚——拓展种族清洗范围的宣传素材。在西面，跨过布格河的地区，乌克兰和波兰游击队的武装冲突异常残忍，又势均力敌。1943年末，双方把战前卢布林地区东半边的村庄一个接一个地摧毁了。农民部队中的波兰游击队员以暴行回应UPA的暴行。一名波兰游击队员的证词值得在此长篇引用：“我们对他们的攻击做出无情的回击，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野蛮地步。当我们占领了一个乌克兰定居点，我们有计划地把所有战斗年纪的男人找出来，把他们处死，处死的方式是让他们跑在我们前面四十步的地方，然后从背后射杀他们。这被认为是最人道的方法了。我要描述的其他小分队的行为，和我们完全不同，他们用的是很残忍的报复方式。但没有人尝试阻止他们。我从没看到过我们的人用刺刀刺起一个婴儿或小孩子把他们扔向火海，但是我看到过烧焦的波兰婴儿的尸体，他们就是这样死去的。如果我们没有做过这件事，那这就是我们唯一没有犯下的罪行了。”[76] 农民部队不是唯一一支在战场上屠杀乌克兰人、和UPA作战的波兰游击队。1944年春天，波兰救国军分队出发，以保障海乌姆地区的安全，并在行进过程中烧毁了20座乌克兰村庄。[77] 在卢布林和热舒夫（Rzeszów）地区，1943—1944年间，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总计杀害了对方平民约5000人。[78]
1944年1月，UPA正式在加利西亚发起了清除“西乌克兰”的波兰人的行动。1943年在沃里尼亚，UPA的行为模式似乎是毫无预警地屠村和谋杀平民，而1944年在加利西亚，UPA的行为模式有时似乎是给波兰家庭提供逃离或死亡的选择。我们来看看UPA最高指挥官向它的士兵发出的一份指令，这份指令发布于沃里尼亚大屠杀后、加利西亚种族清洗时：“我再次提醒你们，首先呼吁波兰人放弃他们的土地，只有在此之后才能清除他们，这个顺序不能反过来。”[79] 情况明显改变了，人口统计学平衡更有利于波兰人，波兰人的自卫能力更强了，再加上救国军分队的动员和转移，加利西亚的波兰平民死亡人数限制在2.5万人。UPA针对加利西亚平民的攻击依然是有组织的，也依然是野蛮的。和在沃里尼亚一样，UPA小分队通常会杀死村里的每一个村民，连女人和孩子也不放过。UPA安全部队会在乡村地区走动，杀害遇到的波兰家庭和个人。[80] 由于双方都遭到了无法控制的种族清洗，UPA宣布是波兰人开始了双方的互相屠杀。因为沃里尼亚地区的波兰人与德国人合作的事实，因为波兰政府命令救国军与红军合作的事实，UPA把所有波兰人当作“斯大林-希特勒的密探”。UPA宣称，乌克兰民族被波兰政府和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密探“在背后捅了一刀”。[81]
1944年3月，乌克兰警察在利沃夫检查那些敢在街上走动的年轻男性的身份证（由德国人签发），一旦发现是波兰人就把他们处死。如今人们相信他们是为了盗取这些身份证，希望在红军进驻利沃夫后不会因为自己是纳粹合作者而被惩罚。[82] 换言之，和纳粹合作的乌克兰人希望用德国人的身份文件冒充波兰人，以躲避苏联人的报复。无论动机是什么，这些凶手被公认为城墙内新的恐怖来源，而那里曾是波兰人最安全之处。波兰游击队员在利沃夫郊区杀死了130名乌克兰平民。在邻近的乡村，UPA继续它的战略性清洗，希望围绕在利沃夫周围的领土在种族上是乌克兰的。UPA同时致力于控制利沃夫的道路，以阻挡西面的波兰援军。到1944年6月，UPA在加利西亚的每个区屠杀波兰平民并和波兰游击队作战。当红军接近时，波兰人从村庄和小镇撤离。庞大的苏德作战前线向西面推进并穿过乌克兰，救国军和UPA的作战前线也延展了几千英里。[83] 1944年夏天，当红军向加利西亚推进，全面而无情的乌克兰-波兰内战正在激烈进行中。
世界大战
对大部分人来说，军事历史是局部的，我们只能理解那些专注在局部前线作战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而不是那些专注于前进中的红军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但是，即使要理解乌克兰-波兰内战对当地造成的后果，我们也必须将这场局部战争放在世界大战的语境中。当更大规模的战争接近时，局部冲突削弱了双方的力量，使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在红军到来时已四分五裂。UPA对波兰平民的攻击激起2万多波兰人拿起武器反抗乌克兰人。波兰人作为德国警察、苏联游击队员、自卫队民兵和救国军分支成员，与乌克兰人作战。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则将救国军的力量从和德国的战争中转移过来。
1944年夏天，波兰“暴风雨行动”的目的是以波兰武装力量打败德国人，然后以独立波兰代表的身份等待苏联到来。从军事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次反抗德国统治的起义；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它旨在让苏联人看到一个复兴的波兰国家。在东面，“暴风雨行动”意味着确认波兰在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的合法地位。正是在这里，波兰的反德国起义第一次遇到了苏联方法。在和UPA以及撤退的纳粹国防军交战，又和红军合作后，救国军的沃里尼亚第27师在1944年3月到7月间，被苏联NKVD逐渐瓦解了。在1944年整个春天，救国军第5步兵师和第14骑士团与UPA作战争夺加利西亚，以及加利西亚“王冠上的珠宝”——利沃夫。在1944年7月23日到27日间，红军在几千名救国军士兵的协助下，把纳粹国防军赶出了城市。7月29日后，迫于苏联的压力，救国军分队解散了。[84]
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没有得到完成他们计划中的战斗的机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波兰-乌克兰争夺利沃夫的战争并没有一个结果。东面的波兰救国军被消灭了，而乌克兰游击队逃走了，留待改日再战。波兰-乌克兰争端并未因此熄灭：救国军老兵在流放时逃走了，加入齐格蒙特·贝林（Zygmunt Berling）[85] 领导的由苏联控制的波兰军队；之后这支军队中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波兰人继续和乌克兰游击队作战，并将乌克兰平民从共产主义波兰流放出去。一些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波兰人加入苏联NKVD特别营，迅速展开对乌克兰人的报复。而躲藏中的UPA重新出现，开始在曾经没有被波及的前线地区对波兰人进行种族清洗。[86] 苏联NKVD现在是一支应被考量在内的力量了，它把波兰和乌克兰游击队当作需要被消灭的“土匪”。[87] 苏联警察如何使波兰-乌克兰的内战以机制化的波兰-乌克兰种族清洗结束，这是下一章的主题。
大主教安德烈·舍普季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在国外游说人们承认西乌克兰的地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对乌克兰国家几乎不抱希望。他相信苏联下一次占领西乌克兰的时间将长达几十年，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当他在1944年11月1日于利沃夫逝世时，波兰-立陶宛王国仅存的政治传统也一同消失了。无论是共产主义的波兰还是苏维埃乌克兰，都对他所代表的政治传统毫无意义。希腊天主教在苏联被禁止了。斯大林允许俄国东正教宣称西乌克兰人是其虔诚的信徒，并召开了一次傀儡宗教会议，宣布1569年布列斯特联盟是无效的。在共产主义波兰，希腊天主教是和现代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政权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和创造它的波兰-立陶宛王国联系在一起。由于这个原因，直到今天，在利沃夫和华沙都没有一条以舍普季茨基命名的街道。
[1] 弗里德里希·保卢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陆军将领，其后晋升为元帅。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希特勒的军事指令致使保卢斯本人率领的第6军团伤亡惨重。1943年，保卢斯向苏联投降，其后德军开始节节败退。
[2] Omer Bartov,The Eastern Front 1941–1945, New York: St. Martin’s, 1986, 103及全书各处；Truman Anderson, “Incident at Baranivka,”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1 (1999), 585—623; 关于这一文献的指导，见Rolf-Dieter Müller and Gerd Ueberschar, Hitler’s War in the East, Providence, R.I.: Berghahn Books, 1997。
[3] Jan Gross,Revolution from Abroa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31; Volodomyr Kubiiovych, Ukraintsi v Heneralnii Hubernii, Chicago: Denisiuk, 1975, 17. 两次大战间波兰的其他公民——包括白俄罗斯人和一些波兰农民——一开始也欢迎入侵波兰者。Jan Gross, Polish Society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140; Marek Wierzbicki, Polacy i Białorusini w zaborze sowieckim, Warsaw: Volumen, 2000, 51.关于犹太人，见Ben-Cion Pinchuk, Shtetl Jews under Soviet Rule, Oxford: Blackwell, 5—27; David Engel, “The Wartime Journal of Calel Perechodnik,” Polin, 12 (1999), 320—321。
[4] Kubiiovych,Ukraintsi v Heneralnii Hubernii, 49, 197, 280 and passim; I. I. Il’iushyn, OUN UPA i ukrains’ke pytannia v roky druhoi svitovoi viiny, Kyiv: PAN Ukrainy, 2000, 35.
[5] Ryszard Torzecki,Polacy i Ukraińcy, Warsaw: PWN, 1993, 259—260.
[6] Wołodymyr Trofymowicz, “Role Niemiec i Zwia ̨zku Sowieckiego w konflikcie ukraińskopolskim,” in Polska-Ukraina: Trudne pytania, vol. 5, Warsaw: Karta, 1999, 193-220; Grzegorz Mazur, “Rola Niemiec i Zwi ązku Sowieckiego w polsko-ukraińskim kon-flikcie narodowoś ciowym,”同上书，221-234。
[7] Gross,Revolution from Abroad, 146 and 69.
[8] Kubiiovych,Ukraintsi v Heneralnii Hubernii，关于委员会的特征，见102-103; 关于让犹太人和波兰人重新定居的提议，422-423。
[9] “生存空间”是189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提出的，他利用生物学概念和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国家比拟为有生命的有机体，如同生物一样，国家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因此他认为一个健全的国家通过扩张领土来增加生存空间是必然现象。
[10] Czesław Madajczyk et al., eds., Zamojszczyzna: Sonderlaboratorium SS, Vol. 2, Warsaw: Ludowa Spółdzielnia Wydawnicza, 1977, 125, 224, and passim; Grzegorz Motyka, Tak było w Bieszczadach, Warsaw: Volumen, 1999, 134-137.
[11] Grzegorz Hryciuk,Polacy w Lwowie 1939-1944, Warsaw: KiW, 2000, 59.
[12] 关于纳粹的种族清洗，见Christopher Browning,Nazi Policy, Jewish Workers, German Kill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5。关于德国人的模型，见Il’iushyn, OUN-UPA i ukrains’ke pytannia, 48。
[13] O.A. Gorlanov and A.B. Roginskii, “Ob arestakh v zapadn’ykh oblastiakh Belorussii i Ukrain’y v 1939-1941 gg.,” Repressii protiv poliakov i pol’skykh grazhdan, Moscow: Memorial,1997, 96及全书各处；Piotr Eberhardt, Między Rosją a Niemcami, Warsaw: PWN, 1996, 180。关于犹太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比例，见Jan Gross, Upiorna dekada, Cracow: Universitas,1998, 83。更高的估计值，见“Sprawozdanie z dyskusji dotyczaj ącej liczby obywateli polskich wywiezonych do Zwi ązku Sowieckiego w latach 1939-1041,” Studia z Dziejów Rosji i EuropyŚrodkowej, 30, 1, (1996), 117-148。根据苏联文件，最小数值330000是得到确认的；现在的问题是还有几万人或几百万人由于外界因素被驱逐，比如战犯或强迫劳动等。
[14] 关于纳粹的宣传，见Dieter Pohl,Nationalsozialistische Judenverfolgung in Ostgalizien, Munich: Oldenbourg, 1996, 55-60。关于NKVD中犹太人的数量（1938—1939年在不断减少），见Nikita Petrov, Kto rukovodil NKVD, 1934-1941, Moscow: Zven’ia, 1999。又见Gross, Upiorna dekada, 80-93; Hryciuk, Polacy w Lwowie, 204-205。关于在东部波兰的另一部分，被波兰人杀害的犹太人，见Jan Gross, Neighbo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关于乌克兰人大屠杀，见Shmuel Spector, The Hol caust of Volhynian Jews, Jerusalem: Yad Vashem, 1990, 64-69。
[15] 关于纳粹在乌克兰的种族分类，对此敏锐的研究有：Kate Brown, “A Biography of No Plac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99。
[16] John Armstrong,Ukrainian Nationalism, Englewood, N.J.: Ukrainian Academic Press, 1990, 162; Peter Potichnyj, “Ukrainians in World War II Military Formations,”1999, 可参阅www.infoukes.com/upa/related/military.html; 以及下方罗列的资料来源。
[17] 据一位沃里尼亚的波兰人的回忆，大屠杀“展现了波兰人的人性，或者由此而来的人性缺失”。II/1328/2k, 20, AWKW.
[18] Spector,Holocaust of Volhynian Jews, 358.
[19] Martin Dean, “The German Gendarmerie, the Ukrainian Schutzmannschaft, and the ‘Second Wave’ of Jewish Killings in Occupied Ukraine,” German History, 14, 2 (1996), 179.
[20] 海因里希·希姆莱（1900—1945），纳粹德国的重要政治头目，曾担任内政部长、党卫队首领，被认为对犹太人大屠杀和党卫队战争罪行负有主要责任。
[21] Paul Robert Magocsi,A History of Ukrain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632.
[22] 关于奥斯特罗赫的“最终解决方案”，见Spector,Holocaust of Volhynian Jews, 115, 371。关于汉诺威和奥斯特罗赫，见Gershon Hundert, “The Love of Learning among Polish Jews,” in Lawrence Fine, ed., Judaism in Practi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215。
[23] Spector,Holocaust of Volhynian Jews, 172-187. 又见Martin Dean, Collaboration in the Holocaust, New York: St. Martin’s, 2000. Compare Browning, Nazi Policy, 152。
[24] “Dii UPA v 1943 rotsi,”Litopys UPA, Vol. 2, 225; Herasym Khvylia, “V lavakh UPA na Volyni,” in Petro Mirchuk and V. Davidenko, eds., V riadakh UPA, New York: Dnipro, 1957, 3032; Ryszard Torzecki, Polacy i Ukraińcy, Warsaw: PWN, 1993, 235, 258.
[25] Andrzej Paczkowski,Pół wieku dziejów Polski, Warsaw: PWN, 1996, 25-26.
[26] 囚监（Kapo），指被纳粹党卫队委任监督集中营的劳工工作、承担管理任务的犯人。囚监的设立降低了党卫队监工的人力需求，建立了一种受害者相互对抗的自我管理机制。
[27] Motyka,Tak było w Bieszczadach, 89.
[28] O.S. Sadovyi, “Kudy priamuiut’ poliaky?”Litopys UPA, Vol. 2, 52; Il’iushyn, OUN-UPA i ukrains’ke pytannia, 107.
[29] Motyka,Tak było w Bieszczadach, 109.
[30] 见Gross,Polish Society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33-139。
[31] 这次分裂是由NKVD在1938年对OUN领导人Konovalets’的暗杀造成的。根据暗杀者Pavel Sudoplatov所说，分裂OUN出于斯大林的意愿。Pavel and Anatoli Sudoplatov,Special Task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95, 7-29. 又见Wolodymyr Kosyk, L’Allemagne national-socialiste et L’Ukraine, Paris: Publications de l’Est Européen, 1986, 74-79, 290; Alexander Motyl, The Turn to the Right, Boulder, Col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0, 138ff。
[32] 比较Mykola Lebed’,Ukrains’ka povstans’ka armiia, Drohobych, 1987, 53; Taras Bul’ba, Armiia bez derzhavy, L’viv: Poklyk sumlinnia, 1993, 272; 以及Petro Balei, Fronda Stepana Bandery v OUN 1940 roku, Kyiv: TeknaA/T, 1996, 141。
[33] 我们应注意到一份来自UPA安全部门的报告，该报告将一个多月里在某个沃里尼亚小型军区里的被处决者进行分类。其中共有110名受害者，最少有68人是乌克兰人。Litopys UPA, Vol. 2 (new series), 312.
[34] 列别德的提议引自Balei,Fronda Stepana Bandery v OUN 1940 roku, 141。又见OUN UPA v roky viiny, 289。
[35] 关于招募，见Armstrong,Ukrainian Nationalism, 126-132; Kosyk, L’Allemagne nation al-socialiste et l’Ukraine, 369; Torzecki, Polacy i Ukraińcy, 247。关于舍普季茨基，见Stanisław Stępień, “Stanowisko Metropolity Szeptyckiego wobec zjawiska terroru poli- tyckiego,” in Andrzej Zięba, ed., Metropolita Andrzej Szeptycki, Cracow: Polska Akademia Nauk, 1994, 110-118; Iwan Hirnyj, “Mojeświadectwo,”同上书，207-210; Bohdan Budurowycz, “Sheptyts’kyi and the Ukrainian National Movement after 1914,” in Paul Robert Magocsi, ed., Morality and Reality, Edmonton-CIUS, 1989, 63-64; Hansjakob Stehle, “Sheptyts’kyi and the German Regime,”同上书，127, 137; Shimon Redlich, “Sheptyts’kyi and the Jews,”同上书，145-164。
[36] Władyslaw Filar, Michał Klimecki, and Mychalo Szwahaluk, “Chronologia wydarzeń na Wołyniu i Galicji w latach 1939-1945,”未出版，Warsaw 1999; Il’iushyn, OUN-UPA i ukrains’ke pytannia, 124-126。
[37] Torzecki,Polacy i Ukraińcy, 252.
[38] “Postanovy III. Konferentsii Orhanizatsii Ukrains’kykh Natsionalistiv Samostiinikiv Derzhavnikiv, 17-21 livtoho 1943 r.,” OUN v svitli postanov Velykykh Zboriv, 81-83, 88. 波兰观察者们可以发现这种转变：II/1321/2k and II/1328/2k, AWKW。
[39] M. Omeliusik, “UPA na Volyni w 1943 rotsi,”Litopys UPA, Vol. 1, 23-26; Rostyslav Voloshyn, “Na shliakakh zbroinoi borot’by,”同上书，Vol. 2, 19-24; Mykola Lebed’, Ukrains’ka povstans’ka armiia, Drohobych, 1987, 53; Oleksandr Vovk, “Preface,” Litopys UPA, Vol. 2 (new series), xxxix–xl。又见Taras Bul’ba, Armiia bez derzhavy, L’viv: Poklyk sumlinnia, 1993, 272; Eksterminacja ludności polskiej na Wołyniu, 37, 71; “Niemcy a UPA: Dokumenty,” Karta, 23, 1997, 54-73; Tadeusz Piotrowski, Poland’s Holocaust,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 1998, 246-247。
[40] 从一开始，UPA在沃里尼亚的指挥官就把德国人、布尔什维克和波兰人当作“乌克兰的敌人”。Volodymyr Makar, “Pivnichno-zakhidni ukrains’kizemli” (May 1943), Litopys UPA,Vol. 5, 15.
[41] 关于政治目的：“Chas ne zhde,” reprint from UPA organ Samostiinist’, 22-29 January 1944; “Politychna deklaratsia UPA,” September 1943; “Za shcho boret’sia Ukrains’ka povstancha armiia?”, August 1943; all three documents in Litopys UPA, Vol. 1, respectively 105-110, 121-126, 126-130;也见“Uvoiennomukrutizhi,”同上书，Vol.2,77–81。关于为清洗波兰人所作的战略性辩解，见For strategic justifications of the cleansing of Poles, Eksterminacja ludności polskiej na Wołyniu, 85。波兰救国军指挥官知道乌克兰人抱着“德国人可能离开，但波兰人会留下来”的态度。Grzegorz Motyka, “Od Wołynia do akcji ‘Wisła’,” Więź 473 (1998),110; Armstrong, Ukrainian Nationalism, 158.
[42] Armia Krajowa w Dokumentach, Vol. 2, 8 and 202-203.
[43] 同上书，Vol. 1, 318; “Przynależność ziem wschodnich do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zesz. A.9.V., tecz, 39; “Tajne,”3 August 1943,” zesz. A.9.V., tecz. 34, MSW, AMPN。关于波兰人离开加利西亚，见Dzieje Konfliktów,Vol. 2, 231–240。
[44] Meldunek 89, Radiogram No. M.89, L.dz. 78/42, “Meldunek specjalny——Sprawa Ukraińska,” Rówecki to Sikorski, 15 November 1941, Oddział VI, sygn. 3.2.2.2.2, SPPL. Armia Krajowa w Dokumentach第2卷中的这份报告，第142页缺失了几行重要的文字。
[45] Armia Krajowa w Dokumentach, Vol. 2, 277-278, 328-330, 337-338.
[46] Dzieje Konfliktów,Vol. 2, 29-230; Michael Mac Queen, “The Polish Home Army and the National Minorities, 1939-1943,”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3, 56, 60ff.; Ryszard Torzecki, “Kontakty polsko-ukraińskie w polityce polskiego rz ądu emigracyjnego i podziemia (1939–1944),” Dzieje Najnowsze, 13, 1–2, 1981, 332及全书各处。
[47] Kosyk,L’Allemagne national-socialiste et l’Ukraine, 333-339.
[48] 1931年的波兰人口普查显示，在沃伦省，有396200人的第一语言是波兰语，有356300人的信仰罗马天主教。在战争时期，这一比例所有下降的原因是1939-1941年间的大驱逐，1941—1943年德国人强迫征用劳动力，苏联人和德国人进行的处决，战斗死亡以及疾病。
[49] 人们认为，波兰人对德国人殖民化前卢布林领地以及波兰总督府的部分领地采取的行动，导致了这次种族清洗。沃里尼亚发生的清洗是一次大规模的协同行动，数万名波兰人被杀害，而曾属于前卢布林领地的海乌姆（Chełm）就有数千人死亡。
[50] 一位前UPA安全部队成员回忆起苏联审讯的总体准则：“杀光现场所有的波兰人、捷克人和犹太人。”Protokol Doprosa for I.I. Iavorskii, 14 April 1944, GARF, fond R-9478, opis 1,delo 398.
[51] 关于波兰的文件：II/36, II/2110, II/1142, II/594, II/1146, II/1172, II/2353, II/ 2660, II/2667, II/2506, II/2451, II/2451/3-8, II/2373, II/1914, II/1338/kw, II/1216, II/ 265, II/1875, AWKW。关于1943年7月的大屠杀：II/737, II/1144, II/2099, II/ 2650, II/953, II/775, AWKW。波兰人的报告，见Poselstwo RP to MSZ in London, 24 February 1944, Zespol A.9.V., tecz, 8B,AMPN。德国人的报告，见Eksterminacja ludności polskiej na Wokyniu, 34, 74; 又见Torzecki, Polacy i Ukraińcy, 262-263。苏联人的报告，见Represyvno-Karal’na Systema, 383; OUN-UPA v roky viiny, 31, 55。
[52] Protokol Doprosa for V.E. Stupak, 30 September 1944, GARF, fond R-9478, opis 1, delo 398.
[53] Ewa and Władysław Siemaszko, “Mordy ukraińskie w czasie II wojny światowej,” in Krzysztof Jasiewicz, ed., Europe nie prowincjonalna, Warsaw: Rytm, 1999r, 1047.
[54] Litopys UPA, Vol. 2 (new series), 284ff.; Torzecki, Polacy i Ukrain ́cy, 238.
[55] 在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乌克兰人援救波兰人的例子：II/17, II/63t, II/1914, II/2110, II/106t, II/1286/2k, II/209, II/1350/2k, II/2650, II/996, II/1216, II/1328/2k, II/737, AWKW。
[56] UPA军事力量，见Władysław Filar, “Burza” na Wolyniu, Warsaw: Rytm, 1997, 35。
[57] “Za shcho boretsia UPA,”Do zbroii, 1, 1 ( July 1943), in Litopys UPA, Vol. 1 (new series), 7-8.
[58] 这一估计来自Grzegorz Hryciuk的计算：“Straty ludności na Wołyniu w latach 1941-1944,” Polska-Ukraina: Trudne pytania, Vol. 5, Warsaw: Karta, 1999, 278。一位希望了解在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东部被杀害的波兰人姓名的研究者可以从以下资料开始：Archiwum Wschodnie Ośrodku “Karta,” Archiwum Głównej Komisji Badania Przeciwko Narodowi Polskiemu, Stowarzyszenie Upamiętnienia Polaków Pomordowanych na Wołyniu, Stowarzyszenie Upamiętnienia Ofiar Zbrodni Ukraińskich Nacjonalistów, and the Archiwum Środowiska Żolnierzy 27 Wołynskiej Dywizji Armii Krajowej, 以及上文和下文提到的档案或印制资料。
[59] Spector,Holocaust of Volhynian Jews, 250-251.
[60] 比较波兰犹太人对其他城市的犹太人区被清除的反应。Calel Perechodnik,Czy ja jestem mordercą? Warsaw: Znak, 1995.
[61] II/2451/4, II/2451/5, II/2451/6, II/2451/7, AWKW; 证人之间的关系也汇集在Śladami ludobojstwa, 350-367, 379-381; 以及Świadkowie mówią, Warsaw: Światowy Zwi ązek Ż olnierzy AK, 1996, 45-48。
[62] Motyka, Tak było w Bieszczadach, 164.
[63] 关于自卫，见II/13562/kw, II/1350/2k, II/1363, II/737, AWKW。关于波兰人对乌克兰人的攻击，见Il’iushyn, OUN-UPA i ukrains’ke pytannia, 88-90。关于在潘思卡·多利纳（Pańska Dolina）的犹太人，见Olgierd Kowalski的自传，AWKW。又见下文（注释67）引用Klimecki and Strilka的文章。
[64] 这一章在波兰被遗忘了，对此赫鲁晓夫向斯大林表示否认。但是AWKW (II/1328/2k)的记录和波兰地下档案（伦敦）的AK报告记录了这件事，Jeffrey Burds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血和泪的海洋》（A Sea of Blood and Tears）中基于苏联方面的资料对此进行讨论。这一数量估计来自Mazur, “Rola Niemiec i Zwi ązku Sowieckiego,”224。
[65] II/1877, AWKW. 有时候波兰人能得到他们要求的武器，有时候他们得不到。比较II/737, II/996, II/1371/2k II/1350/2k, II/1356/2k, AWKW。
[66] Grzegorz Motyka, “Polski policjant na Wolyniu,Karta, 24, 1998, 126-128.
[67] “Zvit pro boiovi dii UPA na Volyni,” ［April 1943］,OUN-UPA v roky viiny 309 – 312, at 311.
[68] Vasyl’ Makar, “Do pochatkiv UPA-list z Volyni,” Litopys UPA, Vol. 2, 44. 同一卷（173—174）的报告清楚地表明UPA的情报部门已经意识到把沃里尼亚的波兰人当作德国人来对待是不正确的。关于这种报复循环，见Il’iushyn, OUN-UPA i ukrains’ke pytannia, 68。
[69] Ministerstwo Obrony Narodowej, Biuro Ministra-Wydział Polityczny, L.dz. 1900/WPol/44, London, 8 January 1944, Oddzial VI, sygn. 3.3.3.13.2 (36); Sztab Naczelnego Wodza, Oddział Specjalny, L.dz.719/Tjn.44, London, 28 January 1944, Oddzial VI, sygn. 3.3.3.13.2 (37); Sztab Naczelnego Wodza, Oddział Specjalny, L.dz.2366/tjn.43, 17 May 1943, Oddział VI, sygn. 3.1.3.3.2 (34); Sztab Naczelnego Wodza, Oddział Specjalny, L.dz.108/Tjn.44, London, 8 January 1944, Oddział VI, sygn. 3.1.1.13.2 (22), SPPL. 又见Stefan Korbonski, The Polish Underground St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155; Mykola Syvits’kyi, “Pol’s’ko-ukrainskyi konflikt 1943-1944 rr.,” in Pol’s’ko-Ukrains’ki studii, Kyiv: Lybid’, 1993, 241-248; Agnieszka Cieślowska, Prasa okupowanego Lwowa, Warsaw: Neriton, 160-162。
[70] 沃里尼亚师的一名士兵对此很清楚：II/737, AWKW。我和其他退伍老兵的对话也证实了我的观点。
[71] Michał Klimecki, “Geneza i organizacja polskiej samoobrony na Wołyniu i w Małopolsce Wschodnej podczas II wojny światowej,” in Polska-Ukraina: Trudne pytania, Vol. 4, Warsaw: Karta, 1998, 70; Roman Striłka, “Geneza polskiej samoobrony na Wołyniu i jej roli w obronie ludności polskiej,”同上书，82; Litopys UPA, Vol. 2, 192-194。
[72] Political Resolution 13, Third Extraordinary Congress of the OUN, 21–25 August 1943, in OUN v svitli postanov Velykykh Zboriv, 117–118.
[73] 相应的例子，见II/1350/2k and II/737, AWKW。
[74] Gross,Polish Society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41.
[75] 关于这种密度之大，见Litopys UPA, Vol. 2 (new series), 283–289, 296–299。论据改写自Karl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66。
[76] Waldemar Lotnik,Nine Lives, London: Serif, 1999, 59.
[77] 这一地区的村庄之后向赫鲁晓夫请愿加入苏联。Etnichni mezhi i derzhavnyi kordon Ukrainy, 147-151.
[78] 这一估计引自Motyka,Tak było w Bieszczadach. 乌克兰人的回忆和受害者名单，见Dzieje Konfliktów,Vol. 3, 249-250。
[79] “Niemcy a UPA: Dokumenty,”71.
[80] 相关估计，见Gregorz Hryciuk, “Straty ludności w Galicji Wschodniej w latach 1941-46,” Polska-Ukraina: Trudne pytania, Vol. 6, Warsaw: Karta, 2000, 294; 又见Ryszard Kotarba,“Zbrodnie nacjonalistów ukraińskich w województwie tarnopolskim,”同上书，267。关于加利西亚清洗的回忆，见II/17, II/1758/j, II/2266/p, II/94/t, II/1286/2kw, II/1322/2kw, AWKW。又见Il’iushyn, OUN-UPA i ukrains’ke pytannia, 113。
[81] Sadovyi, “Kudy priamuiut’ poliaky?”Litopys UPA, Vol. 2, 49, 57.
[82] Hryciuk,Polacy w Lwowie, 256–257.
[83] Motyka,Tak było w Bieszczadach, 125-126; Povstans’ki mohyly, 144-162.
[84] Korbonski,Underground State, 158-159; Władysław Filar, “27 WDP AK w Operacji Kowelskiej,” Przegląd Wschodni, 4, 1 (1997), 217-218.
[85] 齐格蒙特·贝林（1896—1980），波兰将军和政治家。在“二战”期间，他因擅离职守而被叛死刑。当时流亡中的波兰政府推翻了这个裁决。之后他担任波兰第一人民军指挥官，并在战后的波兰政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86] Serhii Tkachov,Pol’s’ko-Ukrains’kii transfer naselennia 1944–1946rr, Ternopil’: Pidruch- nyky i Posibnyky, 1997, 123-155.
[87] NKWD o Polsce i Polakach; Vostochnaia Evropa, Vol. 1, 426及全书各处；Teczka specjalna J. W. Stalina, 248, 492, 及全书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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