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心理学

在现代汉语中，字和词是相互独立的概念，它们各有所指，相互区别，虽有密切联系，但又无法等价地相互替代。其中，汉字是语言书写符号系统的最小单位，它以一个方块形体记录一个单音节的音义结合体。一个字既是一个音节符号，也是一个意义符号，因此，汉字集音、形、义三位于一体。而词由汉字构成，是比汉字高一级的语言单位。词是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独立运用”是指能单说（单独成句）或单用（单独做句法成分或单独起语法作用）。

第一个提出“字词之分”的学者是章士钊先生，他在1907年出版的《中等国文典》里第一次提出了后来成为汉语语法基础的“词”的概念：“句，集字而成者也，如《孟子》云：‘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共九字为一句，分视之则为字，合观之则为句，此字与句之区别也，右所引句，共九字也，而自文法上观之，则‘孟子’、‘齐宣王’、‘雪宫’皆名词；‘见’，动词；‘于’，前置介词，共五词也，是一字可为一词，而一词不必为一字。泛论之为字，而以文法规定之则为词，此字与词之区别也。”随着西方观点的传入，以及研究者对汉语阅读中字、词研究的开展，大家目前普遍认可的观点是：在汉语阅读中，字和词都发挥着作用。然而究竟是字还是词更为重要，以及阅读的基本单元是字还是词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目前，关于汉语阅读的基本加工单元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汉语阅读是基于字的阅读，即“字本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汉语阅读是基于词的阅读，即“词本位”观点。此外，随着研究的深入，还涌现出两种新观点。本节内容将主要陈述这几种主要观点。

4.1.1 汉语阅读是基于“字”的阅读

基于“字本位”观点（即汉语阅读的基本加工单元是字，而不是词）的证据主要来自理论支持和实验支持两方面。早在1975年，Taft和Forster根据词缀剥离现象，提出了词素通达表征模型（morpheme access model，MA）。该理论认为，即使是复合词（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词素组成的词），它在心理词典中也是以分解的词素方式表征的。在词汇识别过程中，词素单元首先得到激活，当其各自的语义表征通达之后，再进行整合，最后获得整词的意义。彭聃龄和丁国盛（1997）也认为复合词在心理词典中是分解存储的，以字（词素）表征作为存储单位，词素结构决定字表征之间的联系，对整词的认知具有一定的作用。这两种理论都强调词素在词汇通达中的作用，并得到了相应的实验支持。

例如，Zhang和Peng（1992）通过控制词频、操纵字频的方法研究了汉语双字词的表征与存储方式。其实验假设为：在词频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词素频率的变化对词的识别过程有影响，则可以认为双字词的心理词典是以词素方式表征的；反之，如果词素频率的变化对词的识别过程没有影响，则可以认为双字词是以整词方式表征的。该研究包括三个实验，在实验一中，实验材料为20个词频相同的联合式合成词。实验一共有两个实验条件：（1）尾字频率保持恒定而变化首字的频率；

（2）首字频率保持恒定而变化尾字的频率。实验结果发现，首字频率高和低两组的词汇判断反应时差异非常显着，错误率差异也非常显着。尾字频率的变化对反应时的影响也达到了显着水平，但错误率差异不显着。实验二将材料改为20个偏正式合成词，其中首字对尾字加以修饰。实验设计与实验一相同。结果显示，在首字频率变化的条件下，反应时和错误率差异均未达到显着水平；而在尾字频率变化的条件下，反应时之差达到显着水平，错误率差异不显着。（3）实验三进一步探讨了在保持词素频率一致的情况下，变化词频对词的识别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字频完全相同的情况下，词频的变化对识别反应时影响显着，错误率差异不显着。三个实验结果表明，词素（字）的频率与整词的频率对词的识别均有影响；联合式合成词和偏正式合成词的信息表征可能有所不同。研究者对实验结果的解释为：在心理词典中，双字词是以分解形式表征和存储的，即以字（词素）为单位存储，因此表现出词素频率效应。同时，整词频率对词素表征之间的联系强度也有影响，所以对词的识别有影响。

王春茂和彭聃龄（2000）用词素重复启动的方法考察了合成词的心理表征。目标刺激为24个语义透明词（如“笨拙”）、24个语义不透明词（如“马虎”）以及48个非词（都是两个字）。启动刺激有5种：（1）目标词本身；（2）目标词的第一词素；（3）目标词的第二词素；（4）由目标词的两个词素颠倒后形成的非词；（5）包含目标词的一个词素的非词。启动刺激的呈现时间是100ms，随后是目标刺激呈现400ms。被试的任务是尽快准确地按键判断目标刺激是否是一个词。研究结果如图4.1所示，在首字启动、尾字启动和词素启动中，语义透明度表现出显着的效应：透明词的启动量显着大于不透明词。结果表明，词素对整词的促进作用等于整词对其自身的促进作用，即出现所谓的“完全启动”。该实验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汉语双字词的分解存储与加工理论。因为根据词素分解加工理论，复合词要经过词素通达这一环节才能最终进行复合词的语义通达。词素对整词的重复启动效应与整词对其自身的启动效应一样，表明词素作为一个独立单元在整词通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Chen等人（2003）采用眼动记录的方法，要求被试阅读短文。在结果分析中，研究者对字水平、词水平、句子/文本水平，以及物理特征水平四个等级的17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在汉语阅读中，字的复杂性和频率比词频更加重要。该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在汉语词汇识别过程中“字”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观点。

4.1.2 汉语阅读是基于“词”的阅读

研究者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词在汉语阅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他们推测词更有可能是汉语阅读的基本信息单元。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主要来自于以下几方面。

词优效应

“词优效应”是指读者在复合词中识别汉字的速度快于在无意义汉字串中对相同汉字进行识别的速度。复合词作为词整体加工的重要证据得到大量实验结果的支持。例如，Chen（1987）在一项实验中，给被试呈现一系列真词和非词，要求被试快速判断目标字所在的位置。结果发现，汉语读者在真词中搜索汉字位置的速度要显着快于在非词中搜索汉字位置的速度，表明汉语中的词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加工的。

Li和Logan（2008）采用空间线索范式（spatial cuing paradigm），让被试在两行两列构成的四个汉字中搜索某个汉字。其中，同一行或同一列的两个汉字分别构成双字词。研究结果发现，当汉语读者在搜索目标字的过程中，其注意在构成词的汉字间转换的速度要快于在两个不能构成词的汉字间的转换速度，这表明汉语词的加工影响读者视觉注意的分布。随后，Li、Rayner和Cave（2009）在实验中给被试呈现一个四字词（如“不知所措”）或由两个双字词构成的四字组合（如“急速切实”），控制其呈现时间以确保被试只能报告两个双字词中的第一个。结果如图4.2所示，被试准确报告四字词（如“不知所措”）的概率在95%以上，而正确报告两个双字词的概率大约为50%（如“急速”），这表明汉语读者对四字词是整体加工的。

词频效应和预测性效应

在汉语中，词具有许多特性（如词长、词的复杂性、词频以及词的预测性等）。其中，“词频效应”和“预测性效应”的客观存在是支持“词本位”观点的直接证据。

所谓“词频效应”是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高频词的识别速度快于对低频词识别速度的现象。例如，Yan、Tian、Bai和Rayner（2006）在研究中同时操纵整词词频（高频词、低频词）、首字字频（高、低）和尾字字频（高、低），探讨了汉语阅读中整词词频与字频之间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见表4.1），汉语读者注视低频词的时间要显着长于高频词，表现出典型的“词频效应”。此外，该研究还发现，只有低频词的字频高低才会影响其整词的加工。这表明字频是否在汉语词汇识别中起作用受整词词频影响较大，因此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汉语词汇加工过程中词的重要性。

Just和Carpenter（1987）通过计算词频与注视时间的相关系数对汉语阅读中的“词频效应”进行诠释。该研究发现，汉语读者对一个词的注视时间与该词词频对数的相关系数为0.71，而对复合词中某字的注视时间与复合词所有字的字频总和对数的相关系数则为0.50。该实验结果从侧面反映出词在汉语阅读的加工中起着重要作用。

“预测性效应”是指，与低预测性词相比，高预测性词更容易被识别的现象。具体表现为，读者识别高预测性词所需的注视时间更短，且跳读的概率更大。Rayner、Li、Juhasz和Yan（2005）通过操纵汉语词的预测性（分为高﹑中﹑低三个水平），探讨汉语阅读中是否存在“预测性效应”。结果如表4.2所示，汉语读者对高、中预测性词的注视时间显着短于低预测性词，同时，高预测性词的注视时间也显着短于中预测性词；与高、中预测性词相比，低预测性词更容易被注视。卢张龙、白学军和闫国利（2008）则通过记录汉语读者的眼动模式，探讨了读者在阅读高预测性和低预测性双字词时的眼动特征，结果发现高预测性词的首次注视时间、凝视时间和总注视时间显着短于低预测性词。以上两项研究都证明了汉语阅读中同样存在“预测性效应”，这也为汉语阅读是以词为基本加工单元的观点提供了客观证据。

词边界效应

“词边界效应”是指在汉语文本阅读中，通过加入视觉词边界信息（如词间空格）来促进读者阅读的现象。该效应是“词本位”观点的又一重要证据。Bai、Yan、Liversedge、Zang和Rayner（2008）分别记录了大学生被试在阅读正常无空格、字间空格、词间空格和非词空格四种句子类型时的眼动轨迹。结果发现，相比于词间空格条件，读者在字间空格条件下的阅读速度显着变慢，具体表现在阅读时间显着延长，平均眼跳距离显着变短。随后，在沈德立等人（2010）采用三年级小学生为研究对象，以及Shen等人（2012）采用韩、美、日、泰留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实验研究中，都发现了类似结果。因此，研究者认为，词在汉语阅读中更具有心理现实性。

词边界信息的促进作用不仅表现在汉语词汇识别的过程中，同时还体现在汉语读者对新词的学习中。Blythe等人（2012）通过两个眼动实验考察了大学生和小学生在语境中学习新词时词边界信息的作用。结果发现，在学习阶段，不论是大学生还是小学生，词边界信息均起到了显着的促进作用。此外，小学生还将这种促进作用保持到了随后的测试阶段。Bai等人（2013）采用和Blythe等人（2012）相同的实验范式，选用美国留学生作为被试，考察对于阅读经验更少的汉语二语学习者，词边界信息在新词学习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汉语二语学习者与小学生的结果相类似，词边界信息在新词学习中的促进作用不仅表现在学习阶段，同样保持到了随后的测试阶段。此外，相比于小学生，由于汉语二语学习者拥有的汉语阅读经验相对较少，因此，词间空格起到了更大的促进作用。

此外，刘志方、张智君和赵亚军（2011）采用消失文本范式（文本中的字或词呈现一定时间后消失），控制注视区内字或词呈现40ms后消失，发现汉语读者以词为单元加工注视点及注视点右侧的词。王丽红（2011）则从汉语阅读知觉广度的角度探讨了阅读基本信息单元问题，发现以双字词为呈现单元时的阅读知觉广度（注视点左侧1个词到注视点右侧1—2个词，大致为6—8个汉字）略大于以汉字为呈现单元的知觉广度（注视点左侧1个汉字至注视点右侧2—3个汉字，大致为4—5个汉字），从而推论汉语阅读的基本信息单元为词。

偏向注视位置效应

偏向注视位置（preferred viewing location，PVL）效应最早是基于拼音文字提出的。它是指无论是阅读由左到右排列的文本（如英语），还是阅读由右到左排列的文本（如希伯来语），读者都倾向于将首次注视点落在单词的中心和开头之间的位置，约在单词开头1/4处。PVL描述的是注视点停落最多的位置，其分布近似高斯分布。然而，当拼音文本中没有词间空格这种视觉词切分信息时，PVL的分布则呈线性，注视点的分布从单词开头到结尾急剧下滑。

Sainio、Hyönä、Bingushi和Bertram（2007）在日语中发现PVL也呈线性。由此可见，在没有词边界信息时，读者更容易注视词的开头位置。但当在纯平假名的日语文本中插入词间空格后，对词的首次注视落在词的中心，PVL开始呈现出类似于拼音文字在正常有空格时的高斯分布。对泰语（属于拼音文字，但没有词间空格）的眼动研究发现，泰语的PVL接近词的中心，但PVL曲线比英语中的平滑很多（Reilly，Radach，Corbic，& Luksaneeyanawin，2005）。与英语和日语不同的是，在阅读正常无空格和有空格的泰语文本时，PVL 没有差异（Winskel，Radach，& Luksaneeyanawin，2009）。Winskel等人（2009）认为，泰语读者是利用诸如元音特性和音调符号等信息而不是空格信息进行词切分的。对于拼音文字来说，PVL的发现支持了读者的眼跳目标是以词为单位的观点。

在汉语阅读的早期研究中，研究者并没有发现PVL效应。例如，Yang和McConkie（1999）操纵了双字词的词频和每个字的笔画数，结果并没有发现偏向注视位置效应，所有目标词上的注视位置分布非常相似，呈一条平滑的曲线。同样，Tsai和McConkie（2003）在操纵了汉字的视角大小时发现，被试在汉字和词上没有出现PVL效应，对双字词的首次注视位置均匀地分布在每个汉字上。这一结果明显地不同于其他语言在无词边界信息条件下获得的PVL效应。因此，他们认为汉语中眼跳目标的选择不是基于词。

然而，在近期研究中，当对实验材料进行了更为严格的控制之后，研究者发现汉语阅读中同样存在PVL效应，只是这一效应和拼音文字中表现出的PVL效应有较大差异。例如，Yan、Kliegl、Richter、Nuthmann和Shu（2010）在严格控制了词边界的模糊性后，在二字词、三字词和四字词上均发现了位于词中心的PVL效应，并且呈凸曲线分布，这与词间空格文本的分布类似，只不过分布得更为低阔（见图4.3）。当然，这仅限于读者在某个词上有且仅有一个注视点的情况。如果读者在某个词上注视两次或两次以上，读者就倾向于注视词的开始部分，并且再计划一次词内再注视。这时，PVL效应就近似一条直线，从词首到词尾的注视概率依次降低。研究者认为，汉语读者注视词中心还是词首取决于当前注视词与副中央凹处的词能否成功切分。这表明汉语阅读是基于词的阅读，但读者采取什么样的注视策略则与副中央凹的词切分相关。

随后，白学军等人（2011，2012）分别考察了阅读障碍儿童和汉语二语学习者（来自韩、美、日、泰的留学生）的偏向注视位置效应，结果都完全重复了Yan等人（2010）的研究结果。这些研究结果综合表明，无论是汉语熟练读者、不熟练读者以及阅读障碍读者，在其阅读中都是以“词”为单位进行阅读的。当Zang等人（2013）采用新的分析方法，即将一个汉字左右平均分成两半，发现了同样的PVL效应，并且该效应在有、无词边界情况下保持一致，进一步证明汉语读者是基于“词”进行阅读的。

理论支持

基于拼音文字的大量研究结果，研究者将实验数据进行计算机模拟，提出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关于阅读眼动控制的计算机模型（如E-Z读者模型和SWIFT模型）。虽然这些模型在基本假设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是这些模型都假设词是阅读的基本加工单元。目前，这些模型能够解释一些基本的阅读现象（如跳读、再注视、回视等），但是它们大都是基于拼音文字系统提出的。至于这些模型是否能够直接推广到非拼音文字书写系统（如汉语）就需要进一步的检验。

Rayner、Li和Pollatsek（2007）通过数据模拟，旨在验证E-Z读者模型在汉语阅读中的适用性。实验要求16名读者逐一阅读36个中文句子，同时记录被试的眼动轨迹。在数据模拟之前，研究者参照《现代汉语词典》，将每个句子以词为单位进行人为切分，如“这个/迷路/的/旅行者/仔细/检查/风向/以/确定/向/哪/条/路/走”。句子的首词和尾词不纳入分析。同时，为了在最大程度上遵循“E-Z读者模型”的“序列加工”假设，词与词之间发生“回视”的句子也不纳入分析。在模拟过程中，该模型保留了原模型的基本假设，即词是阅读的基本加工单元。结果发现，实验数据很好地拟合了模型。但当研究者用字频作为额外的预测变量时，并没有发现数据能够更好地拟合模型。该研究更倾向于支持词是汉语阅读的基本加工单元。

4.1.3 其他观点

汉语阅读是基于“字词混合”的阅读

Li、Liu和Rayner（2011）采用眼动记录的方法，在考察汉语阅读的偏向注视位置分布时，发现汉语阅读有可能是基于“字词混合”的阅读。在该实验中，研究者选择不同词长（二字条件如“原因”，四字条件如“来龙去脉”）作为目标词，将其嵌入到相同的句子框架中，如“我们要尽可能弄清楚这个问题的原因/来龙去脉和它同其他问题错综复杂的关系”。结果如图4.4a所示，当读者第一遍注视某个词，有且仅有一个注视点的情况下，汉语读者倾向于注视词的中间；当读者第一遍注视某个词，且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注视点时，读者倾向于注视词的开始部分。这重复了Yan等人（2010）的实验结果，表明汉语阅读中的偏向注视位置存在着分离的情况。但是，当研究者进一步分析所有向前注视位置时，发现在二字条件和四字条件下注视位置分布都是一条几近平行于X轴的曲线，如图4.4b所示。因此，Li等人认为汉语读者可能采用连续固定距离的眼跳策略，至于眼睛跳向何处，则以字、词混合为基础。

汉语阅读是基于“心理词”的阅读

研究者发现，汉语阅读可能有更大的基本加工单位。例如，多数读者倾向于把“老朋友”看作是一个语义加工单元，但实际上“老朋友”是由“老”和“朋友”两个词汇词组合而成的短语。为了更为灵活、弹性地描述汉语阅读的基本加工单位，研究者提出了“心理词”（psychological word）的概念，它是汉语阅读中相对较大的基本语义单位。

张兰兰（2012）在“心理词”概念的基础上，通过两项研究探讨了汉语阅读中心理词存在的心理现实性、心理词的加工优势以及心理词构成成分的加工模式等问题。研究一包括两个实验，实验一采用词切分任务考察了非中文专业大学生（普通读者）和中文专业研究生对篇章进行词切分的差异，结果发现两组被试在词切分上存在很大分歧：普通读者标记了更多的词边界。与《现代汉语词典》的分词标准相比较，普通读者的词切分差异较大，心理词的平均长度更长，他们更加倾向于将短语视为一个词。为了排除语境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实验二要求被试主观判断双字、四字结构是词还是短语，考察他们对双字、四字结构的认知。结果发现，中文读者很难区分词和短语，并且倾向于将短语视为词。这两项实验结果表明，中文读者对词缺乏清晰的认识，他们按照个体对词的表征进行词切分和词判断，即心理词，表明心理词的存在具有心理现实性。研究二通过两项实验主要探讨了心理词的加工优势问题。实验三分别采用词汇判断任务和快速呈现—命名任务考察双字和四字心理词是否具有加工优势。结果发现，心理词被完全识别的正确率显着高于其他条件，表明当心理词单独呈现时，具有加工优势。实验四采用阴影范式，以眼动仪为工具，考察心理词在句子阅读中的加工效率。实验设置四种条件：正常无阴影条件、心理词条件、词汇词条件和非词条件。结果发现，双字心理词的加工优势表现在早期激活上（凝视时间），四字心理词的加工优势表现在整个加工过程中（凝视时间和总阅读时间），这可能与心理词的词长有关，加工优势更容易在长词中体现。总之，研究二的结果表明，心理词单独呈现和在句子阅读中时都存在加工优势，由此推论心理词更可能是阅读的基本信息单元。

Liu、Li、Lin和Li（2013）也通过“主观”切分的实验任务探讨汉语读者的词切分和词典切分是否一致这一问题。和张兰兰（2012）研究结果类似，该实验同样发现汉语读者在阅读中并没有严格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切分方式进行词切分。在很多情况下，汉语读者并不会将辅助词、副词、名词、动词、连词等当作单个词进行识别，而是倾向于将功能词和实词组合成一个更大的组块进行识别。例如，读者倾向于将“迅速”和“地”连在一块儿组成更大的意义单元“迅速地”。汉语读者之所以没有严格按照词典切分，原因可能是：第一，和词的语义信息明确与否有关。大多数实词，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都具有明确的语义，因此，读者倾向于将其切分成一个词单元。而多数功能词（如“的”）单独传达的语义信息相对较少，因此读者倾向于将功能词和实词组合在一起形成整体的语义单元。第二，和汉语阅读的独特性有关。例如，汉语文本没有视觉词切分信息，单个汉字具有多种语义，汉语读者的词切分意识缺乏等。第三，汉语读者倾向于采用较大组块的目的可能是减少个体在阅读中的工作记忆负荷，从而提高阅读效率。总之，该研究结果也支持了汉语阅读的基本加工单元可能是“心理词”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