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统治世界1，政治篇：领袖意志

一

对一件事情的描述，贵在真实可信而不是虚假和夸张，所以，如果用凭空想象出来的事物去打比方，那么留给人的印象、对人的感染力都微乎其微；但如果换用现实中发生过的事情来比喻，那么感人的程度就会大大加深了。比如对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叙述战争，和那些经历过海难的人谈论海难，对方的兴趣必定很浓厚。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用现实中的事件和过去的情况对比研究，结果也是一样明显的。

我曾经乘车游览比利时的于伊市，经过桥上时，天气不好，大雾迷蒙，车子没法开动，迫不得已，只好暂时停下来等待。没过多久，云开雾散，阳光刹那间穿透云雾射进来，我突然发现两岸是两个对比鲜明的世界。左岸，巨大的城堡和壮观的大教堂巍峨地挺立着，古老的建筑鳞次栉比；右边，则分布着工业化的大工场，围墙整齐划一，不带什么装饰性的色彩图案，大烟囱不停地喷吐着烟雾。不一会儿，到了下班时间，街上一下子热闹起来，满脸汗水，手上皮肤皲裂的工人络绎不绝，喧哗声清晰可闻。这真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代表着两种文明。左边代表着过去的文化，这种文化已经逝去，但仍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右边代表着现在的文化，我们可以跟随着它进入不可预知的未来世界。

新旧两种世界互相敌视对立的情况，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在从前的社会情况下，还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对此进行调和，如今却连这个能调和感情的基础因素都没有了，致使贫富两个阶级互相仇视，愈演愈烈，不可收拾。今天的劳动者们已经脱离了与过去社会的关联和信仰基础，总是表现出攻击和迫使他人服从的态度。而一群立法者又多半听从他们的说法，像奴隶服从主人一样。依此发展，不在将来造成一种空前的群众专制是不肯罢休了。

二

我们所说的政治生活，其实就是让人类自身的情感与生活的环境相适应。但人类的性格发生改变是很慢的，而环境却会因为科学技术以及工业化进程的飞速发展而快速变化，所以，处在今天的情况下，想要追求“适应”并不容易。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人们都觉得有一种抑郁的趋势。所以，想要调和人类与周围经济环境所造成的压迫感之间的矛盾，正是难题之一。

如果就思想和生活方式这两方面来辨析，新旧世界之间的确差距悬殊。今天统治着我们的新的思想核心，是我们自身需要的发展结果，并不是经过理性思考后，随着我们的愿望以及伦理道德、知识所产生的。因此就竞争和互相敌对等方面而言，新社会与旧时代并没有本质差别；但如果就时代发展中，民族进步这一主要因素比较，则新旧时代大不相同。现在就这一点详细说明。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经济要素代替了昔日的君主权威和法律；另一个是今天各个民族间利益交错的复杂情形，与昔日小国寡民、互不联系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其中，第二个特征出现的时间晚，但却非常重要。从前各个民族之间没有贸易交流可言，而今天，国家民族间贸易日益发达，这让大家不可能再彼此孤立。假如让英国现在起闭关锁国，取消对外贸易，不再进口粮食，那么饥荒的出现是指日可待了。

各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已经有了巨大差别，工商活动的变化又足以改变国民生活的状况，所以贫富之间的界限愈加明显。至于政府的力量，从前固然重大，现在却出现了随工商活动潮流发生转移的趋势。因此可以说，在今天，经济力量才是真正的主人，它左右着人民的意志，蓬勃发展，不可抗拒。

放在60年前，一国的君主还敢自作主张，决定国内的自由贸易，而现在，权力再大的人，也没有谁敢这样行事。那些保护贸易的政策，曾经遭到多数经济学者的非议和反驳，但最终因为它能够与当下的民情民意相符合，于是现在也没有人敢反对了。

1910年3月11日，上议院开会的那一天，经济学家梅林指出，在英国，50年间，小麦产量减少了一半；这种经济状况，是被自由贸易政策损害的。再看法国，1893年前，法国的物资缺口高达6.95亿法郎，一经采用贸易保护政策之后，不但迅速填补了需求差额，还获得了500万法郎的财政盈余。这之前，法国粮食是依赖进口的，现在却可以出口了。梅林是着名的经济学家。推测他的想法，似乎是认为来自农民的这7亿法郎的收入，全是他所提倡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功劳。这一想法的对错暂且不说，我们可以断言的是，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没见过像他这样倡导、提出一部法律的。其实，农产品产值的增加，是因为农业状况面临窘境之后，穷则思变，迅速借助了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科技进步成果才取得成功的。

仔细想想，英国在农业方面不能有同样的进步，跟自由贸易政策阻碍他们与外国竞争无关，实际上是因为英国的工业制造业发达，其产出利润巨大，用工业产品的销售额来购买粮食绰绰有余，所以农业的发展并不那么迫切。

贸易保护政策的利与弊，跟我现在的研究无关。在当前的政治情况下，也不是非要找到完美的制度，关键在于能找到一个与我们的社会现状接近的，并且适宜采用的，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处在今天的环境中，无论哪一种专制制度和强权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再强迫人民接受他们不愿接受的自由贸易政策或者贸易保护政策。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如果人民认识不清，自欺欺人，那么受害的只能是自己。出现这种情况时，很少有能挽救的。偶尔有英雄人物适应时代潮流，借助时势推动，或许可以力挽狂澜，然而这种情况少之又少。

根据上面这些论述可见，现在推动民族进步的主要因素与之前相比，已经截然不同了。可以再进一步推论的是，对于民族进化而言，政治学说、理论的影响力和作用会越来越小。而科学技术、工业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制衡变化则是潜在但作用重大的因素，是所有国家、民族以及他们的统治者都应当接受和服从的。

三

今天，我们的需要有两种，一个是与民族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经济要素，人们只能顺从接受它，而不能逃避。这是天然的需要。另一个则是人为的需要，是由政治理论家们尝试倡导产生的。现在我们就研究这种需要。

生物体是不能一下子有本质改变的。有时候，有些动物、植物虽然会稍微变化一下外在形态，但这种变化是不能持久的。那些生物学家虽然有实验室，有各种设备，但是我们也没见过他们能突然改变哪种生物的本质。

既然生物体的本质不能用人力来突然改变，那么社会的性质可以靠制度来改变吗？综观百年来的政治学说，多数都认为社会是可以因为不同制度而发生改变的。这是革命家的观点，尤其是我们大革命时期所提出的那些主张，最为激烈尖锐。这也就是今天的社会政党理论。提出这些主张的人都认定可以用纯粹的理论来计划和建设社会。

这种理论如果用生物学、心理学以及历史等各门学科来辅助证明，多半是不能与所期待的结果相符的。它能够用科学来证明和表述的部分仅仅在于，我们对于社会的行为能力是有限的。想要对社会进行深远的改造，只能借助时间的力量，经过时间验证，才能取得成功。制度，是一种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只能来适应内容，而不能创造和规范内容。所以，这个国家的制度可能最完美，最先进，但如果移植给那个国家，则有可能是最恶劣的，阻碍其发展的。这大概是因为，制度是政治发展进化的归纳和总结，而不是政治发展进化的前提和开端。

当然，一种制度形式以及人类本身的力量对于政治时势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作用和影响。这种影响力和起作用的情况，在历史中也常能见到，但并不会像历史所描述的那么夸张。要知道，那些政治手段和个人行为能够见成效，是因为能够经得起时间的验证。而如果一个措施，一个人的行为不适合当时情况，就会变成破坏力量，像侵略者一样。

不过即使这样，信仰、制度和法律可以改造民族精神这一理论学说也已经成为定论，我们虽然屡次攻击驳斥，还是没能打破它。

如今，拉丁民族还不能明白这种观点的弊端，当然，他们也因为抱有这种幻想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经历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流血最多的革命，经历了数百万人的暴死，经历了殖民地经济的衰落倒退，也经历了社会政党威胁到社会进步的情况。

对殖民地的统治决不能适用于这种说法，因为我们常用它，以至于现在殖民地的民众怨恨情绪严重，并且发生叛乱。像近日各个报纸所刊载的消息，在法国的殖民地科特迪瓦，因为一位总督给当地行政长官发的通告不得体，而导致地方发生了暴动，军官被杀；甚至要本国派出军队来镇压，消耗了大量财政经费。这是最显着的一个例子了。而如果英国人、荷兰人用这种方法来统治他们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恐怕早就被当地人民群起反抗，消失殆尽了，哪还用等到今天。现在不妨节录这个通告，以证明一种民族精神不会因为法令强制而发生变更。

通告大意说：“应该强迫我们的臣民，使他们达到这样的进化……要对他们中不服从的人进行诱导。政府应当强制执行。……应该让黑人改变心理状态，使得他们能领会、理解我们的意图。……不用顾及土着人的愿望和想法，应该强制执行措施以达到目的。……不要畏惧将来的利害关系。事情一定要这样做，等等。”这就是通告的内容。其实如果想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则我们需要改变的，不是黑人的心理状态，而是当地政府中行政官吏的心理状态。可惜的是，在现在的法国，相信制度、信仰可以改变民族心理的说法还是牢不可破的，而且各个党派都接受这一论调，即使最顽固的保守党也是这样。

四

今天，心理学已经非常发达，我们因此得以知道，理性虽然是一切政府管理民众时所依靠的工具，但它在社会组织中的作用还是非常薄弱的。

我之前在另一本着作中已经表示过，理论是有不同种类的，不能仅仅像旧的哲学课上那样，认为能用一种理论来分析研究问题。因为此外还有很多种理论，尤其以神秘理论和情感理论最为重要。而且仅就这三种理论而言，已经各有对错，不能混为一谈。

用出于纯粹理性思考推导出的理论来组织建构一切知识体系，这是科学产生的源头。而把神秘理论和情感理论结合在一起来建构信仰体系，这是民族和个体行为的向导。理性理论的作用体现在自觉的范围中；神秘的和情感的理论的作用，则体现在潜意识的范围中。

就所能见到的情况来说，任何社会都受到神秘理论和情感理论的统治，而非纯粹理性思考推导出来的理论的影响，后者不能改变社会尤其明显。可惜的是，一般思想简单的改革家还寄希望于在理性之中建设理想制度，这真是愚蠢的想法！现在的英国政治家大多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某位内阁成员最近在议会中论及英国宪法的优良时指出，它的优点就在于，它有很多是不迎合所谓的理想理论的。的确，英国宪法的优势诚如某位所说，再看法国宪法，自从大革命以来的百余年间，法国的宪法版本甚多，收效却甚微。可以说，这是因为非得要找一个合乎纯粹理性的完美理论，以至于程度太过造成的。

这个深刻内涵不是那些拉丁种族所能领悟理解的，但我们却能由此推导出一切构成民族发展的重要线索。

像宗教、政府、政治行为这些都是不从理性出发的。只有知道运用情感因素来影响群众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家。他们发表的演说，表面上似乎符合理论逻辑，但实际上起作用的却是诱导。群众之所以能感动，产生共鸣，是因为由那些字句以及字句组合之后产生的情感因素。而所谓的理性、逻辑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表现形式而已。

五

有学者认为，说理性理论不能统治国民，引导人们产生信仰，这与大革命的事实似乎不相符。因为1789年的大革命，就是在由理性思考产生的理论学说的基础上发生的。主张这种观点的人，以卢梭最为着名，也最有影响力。卢梭认为人类处于自然状态时最快乐，而人之所以感觉困苦烦恼，正是恶劣的制度所造成的。今天的当务之急，在于“等贵贱，均贫富”，消灭贫富差距，把主权赋予全体人民；改良社会的办法，只有建立新制度这一个途径。对这一观点，卢梭的弟子们继承发扬并且身体力行。对那些反对派，比如，国王、贵族、教育者，都不惜使用强硬的办法镇压。这正是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等雅各宾派党人执政时候的政策。再参考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情况，也似乎与理性不能影响社会的说法相抵触，尤其与我的观点矛盾。因为我曾经说过，不同时代的民众都被各自的一种当时还很小众的观念统治，这种观念形成的时间很缓慢，等到变为情感因素，渗透进民众生活之中后，才开始发生作用。这个说法无异于证实了我的自相矛盾。但这种反证法“似是而非”，表象虽然看似矛盾，实际上也不尽然。现在来看革命时代的人民要求，如果根据1789年的《请愿书》来考察，当时人民的意愿在于废止封建特权，订立固定法律，主张公平判罚，要求法律裁判的一致性、平等性，而没想过要废止封建王朝。这足以证明革命的发动并不出自卢梭的学说。他的学说要等到三年之后才大行其道。并且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卢梭的学说看似是一种创新的理论，其实内核却是陈旧的。他的学说足以影响民众情绪，是另有原因的。从前，民众承认王权，接受不平等地位，是因为天然的需要。因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大前提是不能破坏的。等到一旦有人明确提出统治者的威望不足以令人畏惧，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应该用人民的专制代替君主专制；财产的不均是不应该被公共道德容许的，应该把财富平均分配给人民，那么人民的嗜好欲望自然会被鼓动起来，自然乐于跟从这样一种破坏君权的说法。如果现今的政府借助最着名的哲学家的声望，订立出杀人、劫夺财产的法律，民众也会欢欣鼓舞、钦佩跟从的。无论什么时代，社会都是一样。当然，这种做法不能持久，因为它对于社会来说，只能破坏而不能建设。几年之后，社会破败混乱的现状必定会让民众幡然悔悟，于是他们期待、寻觅一位刚决果敢，有决断力的，可以平定混乱局面的独裁者，然后拥戴他，服从他。这是屡见不鲜的情况。由此可以看出，纯粹理性能够改造社会这一理论，只是障眼法，是用来扰乱社会，而不是用来改造社会的。那么，法国大革命的事实对我的理论主张又有什么威胁呢？

六

今天，民众总是对政府的政治措施产生种种幻想，寄托希望；其实，政府的权力实施，不足以做好事，做坏事却有余。破坏社会极容易，建设社会却很难。所以现在，我们不能仅仅防备严酷的经济需要，更应该警惕那些统治者因为盲目立法而危害社会的情况。对这个问题，后面的章节会另有说明，现在仅就近年来的恶劣立法案例大略论述一下。比如所谓的社会法，不但不能让任何个人得到好处，反而足够阻碍工业的发展；比如关于年轻人学习技艺的法律，影响力大到足以把学徒们从工厂驱逐出去，让他们无处可去，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变成强盗、杀人犯之类的人。现在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异常多，足以证明这一点；再比如抑制宗教，结果恰恰是把法国民众分为两个互相仇视的部分，社会怎能不动荡；又比如关税法，正足以煽动其他国家的报复之心，一定要达到让法国断绝国际商务往来才肯罢休。如此种种法律，都是人为制造的祸患。再加上自然灾害，我们的负担可真不能说轻啊。

我的本意不在于反对纯粹理性的理论，只是想要指出，那些理性理论不能改变的现象，就不能期待用理性理论去改变。总之，纯粹理性的逻辑的推导和理论，只适用于科学研究及一切客观知识的探究，只有情感和信仰因素才能统治人民，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