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 就连拿破仑最敏锐的顾问对这种群体心理也一无所知。塔列朗给他写信说：“西班牙人会把自己的士兵视为解放者。”其实他们被当作野兽。熟知西班牙种族遗传本能的心理学家则很容易预见这种态度。
- 布朗热将军。
- 经历巴黎围困的人可以看到许多群体轻信的事例。高楼上的烛光立即被视为围攻者的信号，但稍作思考后，就会清楚数里之外根本看不到烛光。
- 《闪电报》，1895年4月21日。
- 就这场战役而言，我们知道是如何发生的吗？对此我深表怀疑。我们知道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是谁，这大概就是我们知道的全部。德哈考特关于他目睹并亲身参与的索尔费里诺战役的一席话，可能适用于一切战役：“将军们（当然在已经了解数百名目击者的证词后）提交了他们的官方报告，值班军官修改了这些文件并草拟了一份明确的陈述，参谋长提出反对并重新撰写了一份。当送达元帅审阅后，他大呼：‘你们全搞错了！’于是，一个新版本将其取而代之。原报告的内容已所剩无几。”德哈考特提到这个事实是想证明，即使最显着、观察最充分的事件，也不可能确定事实真相。
- 所以不难理解，一些作品被所有剧院经理拒绝后，由于一个偶然机会被搬上舞台后，竟大获成功。众所周知，科佩的戏剧作品《为了荣誉》最近取得成功。尽管作者名声在外，但是这个剧本仍然在过去的10年中一直被巴黎主要歌剧院的经理拒之门外。《查理的姑妈》，曾被所有剧院拒绝，最后终于在一位股票经纪人的赞助下登上舞台。在法国，该剧上演达200多场，在伦敦更是高达1000多场。如果没有上述解释，即剧院经理不可能代替群体思考，我们便无法理解这类既有能力又竭力避免此类错误的人，为何会判断失误。我无法在此谈论这个问题，不过对那些熟悉剧院事务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位敏锐的心理学家，像作家弗朗西斯科·萨尔塞，这个问题是值得他们颇费笔墨的。
- 这一观点仍然新意十足，不然历史会变得玄妙而晦涩。我曾在前本书《民族发展的心理学规律》中花费4章篇幅对此进行阐述。因此读者会知道，尽管存在着一些让人误解的表象，然而构成文明的所有要素，如语言、宗教或是艺术，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地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
- 泰纳曾引用前国会议员弗卡罗的报告，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保留礼拜日和上教堂的习俗随处可见，这说明多数法国人希望恢复旧习俗，而此时抗拒这种自然趋势是不适当的。大多数人需要宗教、公开的礼拜仪式和神父。就连我自己也曾和某些哲学家一样，误以为教育的普及也许可以消除宗教偏见，对大多数不幸的人来说，这种宗教偏见可以让他们感到安慰。
因此必须允许群体有他们的神父、圣坛和公开的礼拜仪式。”
- 甚至最先进的美国共和主义者都承认这一事实。美国杂志《论坛》最近对此观点做出明确的表示，他刊登在1894年12月的《评论之评论》中，在此我将这段话引述如下：“我们决不应忘记，尤其是那些最热心反对贵族统治的人们，如今的英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他们的个人权利受到极大尊重，个人自由得到最大发展。”
- 在大革命时期，对划分法国各政党深刻的宗教、政治分歧，尤其是许多社会问题结论以及法德战争中再次表现出大革命时期的分裂主义倾向做一比较，我们发现，法国各种族之间还远远没有融合在一起。革命时期有力的中央集权和为了加快各古老省份融合而设立的部门，无疑是他们最有效的措施。如果让今天那些短视的分权制得到实现，那将迅速导致异常血腥的混乱。无视这一点，就等于无视全部法国历史。
- 这并不是拉丁民族特有的现象，印度同样如此，自英国仅以教育当地居民而非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的学校开办以来，一个受过教育的特殊阶层形成了，即“印度绅士”。因为不受雇佣，他们便成了英国统治的不和谐因素。这些“印度绅士”不论有无工作，教育对他们的首要影响就是降低了他们的道德标准。这一事实曾在本人《印度文明》一书中作了详细说明，而且所有来过这里的作家都注意到了这个事实。
- 见泰纳：《现代政体》，第2卷，1894年。这些几乎是泰纳最后的文字，他们极好的体现出这位伟大哲学家漫长而丰富的人生阅历。遗憾的是，在我看来，那些未曾在国外生活过的大学教授是无法理解这些内容的。教育是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民思想的唯一手段。在法国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我们当前的教育制度是造成迅速衰败的重要原因，他非但没有使我们的年轻人得到提升，反而使他们变得低能而堕落。
我们可以把泰纳的这些话与保罗·布尔热最近在其《海外》着作中对美国教育的观察做一次有益的比较。保罗也曾指出，我们的教育只能大量制造头脑狭隘、缺乏创造力和意志力的资产阶级或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是两种同样有害的文明人，要么是缺乏行动力的陈词滥调，要么是疯狂的肆意破坏”，之后他又对制造退化产物的法国学校（公立学校），与美国为了使人更好生活的学校之间，进行了值得深思的比较。比较发现，真正的民主国家和那些自称民主却毫无民主思想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
- 在本人《民族发展的心理学规律》一书中，详细谈论了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民主理想上存在的差异。相对独立的，布尔热在旅行之后，在他的近作《海外》一书中得出几乎与我一致的结论。
- 丹尼尔·勒叙厄尔。
- 群体意见是通过不同事物间的随意联想而形成的，前面已经解释过他的形成机制。当时，法国国民卫队是由一群温和顺从的店主组成，他们纪律涣散，根本无法拿其认真对待。只要套以相似名称的军队，都会引起人们产生同样的想法并认为他们是无害的。群体这种错误观念同时也为他们的领袖所有，而且常常会出现这种以偏概全的现象。奥列弗先生在其近期的一本书中引用了梯也尔先生于1867年12月31日在内阁中的一次讲话，他是一位追随群体意见的政治家，从不超越他们。内容宣称普鲁士除了拥有一支与法国力量相当的正规军外，只拥有一支与法国相似的国民卫队，并断言未来的铁路系统同样毫无价值，因此不足为惧。
- 我第一次观察到群体几乎不受逻辑影响的现象，要追溯到法国围困时期，那一天我看见一群愤怒的人把一位元帅V带到当时政府所在地卢弗，指控他竟然将防御工事出卖给普鲁士人。一位政府的着名演说者出来并大声斥责那些要求立即处死这名囚犯的群众。我以为这位演说者会指出这些指控的荒谬性，如这位被指控的元帅就是筑防者之一，而且这个防御计划已经到处有售。当时我还年轻，演说者的讲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让我瞠目结舌。演说者朝着囚犯大声呼喊：“正义会得到伸张的！无私的正义，让护国政府来决定你们的请求吧。这一过程，我们会将其监禁看管起来。”让步一经许诺，群体的愤怒立即被平息，继而散去，15分钟后这位元首便回到家中。如果演说者对这些愤怒的群体晓之以理，那么无疑，这位元帅肯定要被撕成碎片。而在当时年轻的我看来，只有推理论证才会令人信服。
- 勒庞：《人及其社会》第2卷，第116页，1881年。
- 在各国都可以发现头衔、勋章和制服对群体的影响，甚至包括那些个人独立意识最发达的国家。就这一点，我引述一些有关英国享有声望的大人物的记载，出自最近的一本游记。
“我发现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下，即使最理智的英国人，只要因为和某位英国贵族沾亲带故或亲眼见到，都会使他们兴奋不已。”“假使一个人的财富能够维持他的地位，他就可以断定自己会受到爱戴，如果能和他交往，人们会欣喜的在他的手下忍受一切。当靠近他时，人们会高兴地面露羞赧，如果他同他们说话了，他们内心抑制不住的喜悦使他们满脸通红，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亮。可以这么说，对贵族的崇敬是他们共有的特征，就像西班牙人热爱舞蹈、德国人痴迷音乐、法国人热衷革命一样。他们对骏马和莎士比亚的热情就不那么强烈，因为这些东西带来的满足感与自豪感不是他们生活的主要部分。有关贵族的书籍随处可见，十分畅销，如同人手一册的《圣经》。”
- 拿破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声望后，他知道，要想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声望，对待自己身边重要的人物就要比对待马夫还不如，这其中包括国民议会里一些知名人士，就连欧洲人对他们都畏惧三分。当时的许多街知巷闻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一次国务会议上，拿破仑像对待一个粗野的男仆一样羞辱伯格诺。效果达到了，他走过去说：“喂，笨蛋，找到脑子了吗？”伯格诺，一个个头有鼓乐队队长那么高的家伙，深深地弯下了腰，这个小个子举起手一把揪住他的耳朵，“多么令人兴奋的恩宠啊，这是仁慈的主人常见的举动。”伯格诺这样写道。这些事例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声望可以产生多么低劣的陈词滥调。这就解释了为何暴君对其身边的人态度极度轻蔑，因为他只把他们看作“炮灰”。
- 维也纳《新自由报》，奥地利的一家报纸，曾就德·雷赛的命运作过十分深刻的阐述，其中的观点可谓是心理学上最睿智的见解。因此，我将此引述如下：“在斐迪南·德·雷赛定罪之后，人们无权再对哥伦布悲惨的结局感到惊讶。如果德·雷赛是个骗子，那么所有高尚的幻想都是犯罪。远古的岁月会为德·雷赛戴上荣耀的光环，让他饮下奥林匹斯山的甘露，因为他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完成了使万物更加完美的着作。上诉法院庭长因为将德·雷赛定罪而成为不朽的人物，因为每个民族都需要一些有声望的人，他们不怕有损当代的声望而把罪名扣在一位为当代人争光的老人身上。”
“在大胆创举被憎恶的官僚统治下，不要大谈未来不可动摇的正义。民族需要敢于冒险的勇士，他们自信满满并不计个人安危，克服一切困难。天才不会小心翼翼，这样是无法扩大人类活动领域的。”
“斐迪南·德·雷赛尝过胜利的喜悦和挫败的辛酸——苏伊士和巴拿马。这一点上成功的道德观让他感到厌恶。当德·雷赛成功地连接起两个海洋时，各国君主和不同民族都向他表示敬意。而如今，当他在安第斯山脉的岩石前失败了，他便只是个粗俗的骗子。在这个结局中，我们看到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官员和雇员们的不满，他们利用刑法对那些卓尔不群的人施以报复。当现代立法者面对人类天才的种种崇高思想时，常常左右为难，而民众对这些思想更是知之甚少。对于一个大律师而言，证明斯坦利是个杀人犯，德·雷赛是个骗子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 野蛮，是从哲学角度来说的。实际上他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明，在1500年的时间里，让人们得以一窥无数令人痴迷的梦想与希望，而他对此并无兴趣。
- 译者注：这些评论请参阅法国报刊。
- 从这一角度看，法国官方认可的历史教授写的一些文章显得十分奇特。他们同样证明了法国现行大学教育制度是多么缺乏批判精神。这里我摘用索邦神学历史教授兰姆波特《法国大革命》书中两段话引以为证：“攻占巴士底狱不仅是法国历史，也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在世界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关于罗伯斯庇尔，我们惊讶地看到：“他的独裁统治更多的是建立在舆论、劝说和道德威信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由品德高尚者掌握的教皇权位。”
- 顺便一说的是，陪审团本能地将罪行分为威胁社会和不威胁社会两种，这种划分是有好处的而且并非有失公正。刑法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护社会不受罪犯的破坏，而不是为了报复。而法国的法规，尤其在所有地方官的思想中仍深深充满了原始法律的复仇精神，“vindicte”一词（“起诉”，源自拉丁语“vindicta”——复仇）至今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地方官的这种倾向，可以在其多数人拒绝使用“贝朗热法”行为中得到证明。该法允许被判刑的人不用服刑，除非他再次犯案。统计数字已经证明，每个地方官都不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初犯者受到惩罚后一定会导致他再次犯案。当法官释放了一名判刑人员，对他们而言社会没有施行报复。他们不愿如此，而是宁可要一个危险的惯犯。
- 实际上，地方法官是唯一行动不受控制的行政官员。尽管经过了多次革命的洗礼，民主法国并不拥有英国人引以为豪的人身保护权。我们消灭了所有专制者，可是却在每座城市设立了一位可以随意处置市民荣誉与自由的地方法官。无足轻重的检察官（在英国没有类似的官职设置），他们是些刚从大学毕业的新人，拥有着令人厌恶的权力，他们无需向任何人交代，仅凭自己的猜测就可以将声名显赫的人物送入监狱。他们能以调查为由，将这些人关押半年甚至一年，最后毫无补偿或说明又将其释放。在法国，司法许可证就像国王的敕令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后者，这种权利只有身居高位的人才可以使用，因此受到过公正的指责；而司法许可证却是掌握在全体市民手中的利器，而市民远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开明、独立。
- 无论委员会的名称是什么，社团、联合组织或是其他，大概都包含了群体力量形成的最可怕的危险。事实上他们无比冷漠，因此是最具压迫的专制形式。委员会领袖是代表集体发言并做出行动的，因此他们不负任何责任而且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行事。即使最残暴的专制者也不曾想过会拥有革命委员会的取缔权。巴拉斯曾宣布，他们要对国民公会进行大刀阔斧的人员改革，随意裁减议员。只要罗伯斯庇尔还能代表他们发言，他就能继续行使绝对权力。当这个可怕的独裁者出于傲慢而远离他们时，这种绝对权力便消失了。群体统治与委员会的统治一样，都是群体领袖的统治。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严酷的专制。
- 以下是一位英国资深议员的看法，无疑他适用于那些事先持有的坚定且不会因选举需要而改变的意见。他表示：“在威斯敏斯特议会的50年里，我听了上千次的演说，却没有几个可以改变我的观点，而能使我改变投票的则一个也没有。”
- 克列蒙梭——译者注。
- 1895年4月6日，该期《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值得玩味的评论，其中提供了仅仅出于竞选目的而造成铺设铁路的花费数据。为了把朗盖耶（一个有着3000居民的山区小镇）和普伊连接起来，投票通过建立一条耗资1500万法郎的铁路。博蒙特（3500名居民）至卡斯特尔萨拉金段铁路耗资700万，奥斯特（523名居民）至塞克（1200名居民）段铁路耗资700万，普拉德至奥莱特村（747名居民）段铁路耗资600万，等等。仅1895年，就投票通过了9千万法郎用于地方铁路筑造。还有一些同样出于选举目的考虑，而变得同样重要的开支。根据财政部长所言，工人养老金法律条款的制定将会带来每年至少1.65亿的财政支出；而院士利莱·博利厄认为会这个数字会达到8亿。显然，这种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一定会走向破产。许多欧洲国家如葡萄牙、希腊、西班牙、土耳其，已经出现了这种局面；另一些国家如意大利也将步其后尘。自从各个国家的民众已经不断答应缩减其80％的优惠券金额开始，这类情况的预警信号一直很多而不会没有察觉。在允许财政平衡的独特环境下，破产是很难立刻将其恢复的。此外，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全球性分崩离析的时代，战争、社会主义和经济矛盾为我们预备了大量的潜在灾难，对无法掌控的明天无需太过担忧，我们必须做的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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