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是领袖操控群体的机器
如所有群体一样，议会群体易受暗示，而且这种暗示是来自享有声望的领袖。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议会群体的被暗示性具有明显的界限。
在当地或本地区利益的一切问题上，议会成员都持有各自坚定且难以改变的意见，再多的论证也无法撼动。例如在贸易保护或酿酒特权这类触及权势选民利益的问题上，即使凭借古代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的才能也无法改变任何一位议员的投票。投票前选民发出的暗示足以压倒其他任何要求取消的建议，从而维持绝对稳定的意见。[27]在一般问题上，如推翻一届内阁、征收一项新税，稳定的意见不复存在，这时领袖意见开始发挥作用，虽然与在一般群体中的作用方式不太相同。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有时他们势力相当。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使某个议员常常处于两种对立的意见之间，迟迟做不了决定。这解释了我们为何经常看见他在短短的15分钟内做出相反的表决，或是为某项法规添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例如，在取消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后，接着又在修正案中宣布这项措施无效。
出于同样的理由，每届议会都有稳定的意见和易变的意见。大体上，议会中迟迟不决的现象多出现在许多一般问题上。之所以迟迟不决是出于对选民的担心，因为他们表现出的暗示往往不易察觉，而且可能会抵消领袖的作用。
尽管如此，在许多辩论中，如果议会成员在主题上没有强烈的先入为主的意见，辩论依然受领袖控制。
这些领袖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因为他们以团体领袖的名义存在于每个国家的议会之中。他们是议会真正的主人。群体成员离不开这个主人，因此议会的表决结果通常只代表了少数人的意见。
领袖的影响力很少是通过他们的论证获得的，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的声望。最好的证明就是一旦他们因为某些状况失去声望，他们的影响力便荡然无存。
决定政治领袖声望的因素往往不在于头衔或名声，而取决于个人。
朱尔斯·西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是他评论1848年国民议会里的一些政要，那时他是议员之一。
“2个月前，拿破仑无所不能，现在他只是个不值一提的家伙。
“维克托·雨果登上讲坛，但他没有成功。虽然人们就像听菲利克斯·皮阿说话一样听着他的发言，但他却没有赢得同样的掌声。沃拉贝勒和我谈到菲利克斯·皮阿时说：‘我不喜欢他的那些想法，不过他是法国最伟大的作家和演说家。’尽管埃德加·基内智力非凡，但却丝毫没有受到人们的尊敬。议会召开前他还算是有些声望，但在议会里他却变得默默无闻。
“没有什么地方比政治集会更加无视才华横溢的天才。他们只听从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发表的有利于政党的滔滔大论，而不是为国家利益服务。让他们对1848年的拉马丁和1871的梯也尔表示敬仰，这需要紧迫且不可阻挡的利益刺激。一旦风险消失，议会立刻会将他们的感激和害怕抛到脑后。”
我引用上述几段话，不是因为它提供的解释，而是因为其中包含的事实，即他们的心理学知识是多么贫乏。一旦群体效忠于某个政党或国家领袖，便立即丧失了自己的个性。服从领袖的群体，受其声望影响，而不受任何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
因此，享有足够声望的领袖往往具备掌握绝对权力的能力。一名众议员[28]因名声显赫而多年享有权势，但是却最终因财政问题被推下台，此事广为人知。他只需做一个暗示，内阁便可以倒台。有位作家在下面这段话中清楚得指出了他的影响力：
“因为X先生，我们付出了三倍于我们本应对东京做出的努力，因为他，我们在马达加斯加的据点仍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况下，我们在南尼日尔建立的帝国被骗走了一个，我们在埃及的优势地位不复存在。因X先生的理论，我们丢失的领土有甚于拿破仑一世造成的灾难。”
对这种领袖，我们不必心存怨恨。的确，他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他巨大的影响力多来自于顺应民意，因而在殖民事务上远远不及过去的水平。领袖很少能超越民意，他们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为了迎合民意，这样一来，其中所有的错误也一起被重视。
除领袖声望外，我们这里谈到的领袖说服手段还包括之前多次强调的因素。领袖想要娴熟地利用这些手段，必须对群体心理了然于心，至少要无意识地做到这一点；他还必须知道如何与群体交流。领袖尤其应该了解各种话语、套话以及形象的神奇力量。他应该掌握一套特别的演说方式，这包括没有论证的有力断言和伴以含糊推理的深刻形象。这是所有议会中常见的演说方式，即使最严肃的英国议会也不例外。
英国哲学家梅因说：“从下议院的争论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整个争论过程充满了空洞无力的大话和激烈的人身攻击。这种公式化语言对纯粹民主的幻想有着巨大的作用。一般，群体很容易接受‘耸人听闻’的断言，即使断言从未被证实，也许也不会得到证实。”
这种“耸人听闻”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我们曾多次强调话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它们必须通过这种表达方式唤起人们脑海中生动的形象。下面这段来自一位议会领袖的演说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这只船将驶离这片热疾肆虐的土地，这里的监狱关押着名声可疑的政客和反政府的杀人犯，他们可以互诉心事，把彼此视为同一社会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这种方式唤起的形象十分生动，演说者的所有对手都能感受到它的威胁。他们幻想出两幅画面，一片遭受热疾肆虐的国土和一艘可以将他们载离的船只。难道他们不会被当作是可疑的危险政客中的一员吗？他们感到一种潜在的恐惧，就像当年罗伯斯庇尔用断头台进行威胁的含糊演说给国民公会的人造成的感觉一样，在这种恐惧之下，他们一定会做出让步。
最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总是对领袖很有帮助。我刚引用的那位演说者可以不激起强烈的反对，做出如下断言，银行家和神父资助投炸弹的人，因此大金融公司的董事应该受到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的惩罚。断言对群体总是很奏效。断言无所谓太过激烈，声明无所谓过于骇人。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演说方式更能恐吓听众的了。在场的人担心，如果自己提出抗议会被当作叛徒或帮凶。
正如我所说，这种特殊的演说方式在所有议会中一直有着绝对的影响力。危机关头，它的作用更加突出。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时期那些着名的议会演说家的讲话显得十分有趣。他们每时每刻都觉得自己应该对罪恶严加谴责，对美德高声歌颂，接着再大声咒骂专制者，信誓旦旦地声称不自由毋宁死。在场所有的人站起来猛烈鼓掌，平静之后各自坐回原位。
偶尔有些领袖智力非凡并受过良好教育，然而这些品质往往弊大于利。一个人通过说明事情的复杂程度，进行解释进而加深理解，他的智力往往使他变得包容，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信徒信仰所必须的强烈和粗暴。古往今来，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所有伟大群体领袖的智力都狭隘得令人感到悲哀，但正是他们有限的智商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力。
最杰出领袖的演说，如罗伯斯庇尔的演说，常常有着令人咋舌的自相矛盾。仅凭这些演说实在找不出任何理由解释这位权倾朝野的独裁者何以能够发挥如此强大的作用。
“充满陈词滥调和一堆废话的教导式演说，培养幼稚而非普通思想的拉丁文化，仅有些抨击和对付小学生挑衅的辩护之词。没有思想、没有令人愉悦的措辞变化或是一语中的的流行词语，只有让人生厌的疯狂断言。在经历了这样一次毫无乐趣的阅读之后，你可能会与和蔼的卡米尔·德穆兰一起大呼一声‘啊’！”
有时一想到有着坚定信仰的极端狭隘的头脑会给一个享有声望的人赋予怎样的权力时，会让人顿觉毛骨悚然。然而，对一个想要无视各种障碍、表现出极强意志的人来说，这些条件依然是必要的。群体本能地在充满活力、信仰坚定的人中寻找他们需要的领袖。
议会演说的成功完全取决于演说者的声望，与他如何论证推理毫无关系。这一点最好的证明就是，当一个人由于某种原因失去声望时，他的影响力即随意操控表决结果的能力也随之消失。
当某个无名演说者自告奋勇地要发表一场论证严谨的演说时，如果只有论证，恐怕他也只能叫别人听听而已。一位对心理学有着独到见解的众议员德索布先生，最近对一位缺乏声望的众议员作了如下描述：
他走上讲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讲稿，按部就班地摊在面前，胸有成竹地开始发言。
他言之凿凿地夸口要将让自己激动不已的信仰传递给听众。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他的理由，提供充分的数字和证据支持，他确信自己会征服观众。
面对他的引证，所有反驳都没有用。他要开始发言了，对其合理推论他表现得自信满满，他相信同伴们会仔细聆听，因为他们一心追求真理。
但是，当他打算开口时却惊讶地发现议会现场的人们躁动不安，这让他有点恼怒。
为什么不能保持安静？为什么大家如此心不在焉？对那些说话的人，议员们有什么看法？是什么急迫的原因让议员纷纷离席？
一丝不安的神情掠过他的面庞。他皱了皱眉停了下来。在议会主席的鼓励下，他提高嗓音，再次进行发言。现在听的人更少了。他加重语气，配合各种手势予以强调。周围的吵闹声越来越大，他开始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了，于是他再次停下来。最终，因为担心自己的沉默会引起“闭嘴！”这样可怕的叫喊，他又继续发言了。此时喧哗已变得难以忍受。
当议会激动的情绪达到一定程度，它会变得和普通异质群体一样，情感总是十分极端。他们可能做出最英勇的行为，也可能做出穷凶极恶的事情。他们不再是他们自己，他们会做出与自身利益最不符的表决。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向我们表明，议员们能够丧失自我意识接受与自身利益完全对立的提案。对贵族阶级而言，放弃自己的特权是一项巨大的损失。然而在国民公会期间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毫不迟疑地这么做了。
议员们放弃了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意味着他们将永远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然而，他们迈出了这一步并毫无畏惧地在自己的阶层中大开杀戒，虽然他们完全清楚，明天自己可能会得到与今天被自己送上断头台的同道一样的下场。
他们所谓的真理完全处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中。这种状态我们之前有曾提到，任何因素都无法阻止他们接受那些受到催眠暗示的提案。关于这一点有下面这段话为证，它出自议会成员之一比劳·瓦雷纳的回忆录。
“这个我们一直不断谴责的决议，两天前、甚至一天前还被我们排斥，现在竟然通过了。导致这种结果的是危机，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
在所有情绪激昂的国民议会中都能看到这种无意识作用的影响力。
泰纳说：“他们批准并下令颁布一些他们心存畏惧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愚蠢透顶，简直就是犯罪，对那些无辜的人以及他们的朋友都造成极大的伤害。受到右派支持的左派，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毫无异议地将丹东这个他们曾经的首领以及这场革命伟大的推动者和领袖送上了断头台。同样，受到左派支持的右派，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一致表决通过了革命政府史上最恶劣的法令。在热情的赞美声中及对科洛·德布瓦、库东、罗伯斯庇尔的热切肯定下，国会全体议员自发进行改选，将杀人成性的政府留在台上。贫民派因嗜血成性痛恨它，山岳派因受到斩尽杀绝憎恨它。可是最后，无论是贫民派还是山岳派，多数派还是少数派，结果都落了个自取灭亡的下场。牧月22日，整个议会把自己交给了刽子手；热月8日，在罗伯斯庇尔演说完后的15分钟内，议会再次做了同样的事情。”
这个场面阴郁昏暗，议会一旦兴奋恍惚到一定程度，就会呈现出同样的特点。他们会变得善变而冲动。下面这段是有无可置疑的民主信仰的斯布勒尔议员对1848年议会的描述。我从《文学报》上将这段十分具有代表性的描述转引如下。它为之前所述群体特点的情感夸张以及使议会不断地从一种态度转向截然相反态度的极端易变性提供佐证。
“共和党因其分裂、妒忌、多疑、盲目自信和痴心妄想走向灭亡。
它的简单、公正只有它普遍怀疑的态度能与之相媲美。在缺乏法律意识、纪律观念以及抱有无尽的恐惧和幻想方面与农民和儿童表现的特征差不多。他们的冷静与急躁不相上下，残暴与温顺一样极端。这种情况是由性格不成熟和缺乏教育导致的自然结果。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大惊小怪，可是每一件事都会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既会害怕得发抖也会表现得英勇无畏，他们既可以赴汤蹈火，也可能逃之夭夭。”
他们无视因果和事物间的相互关系。他们时而灰心丧气，时而斗志昂扬。他们易受各种惊慌情绪影响，不是过于紧张就是过于低落，但是从来不会处在环境需要的情绪或状态中。他们的每句话比流水更加变幻无常。他们如何可以构成政府的基础？
值得庆幸的是，上述这些在议会中看到的特征并不经常出现。这种议会只在某些时候才能形成群体。通常情况下，议会成员拥有各自的特点，正因为此，议会才能制定出优秀的法律。事实上法律的制定者是一位潜心研究的专家，因此，表决通过的法律实际上是个人而非集体的作品。这些法律自然是最出色的。当一系列修正案将这些法律变为集体产物时，它们只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论什么性质的群体产物总是比独立个体创造的稍逊一筹。正是专家阻止议会通过一些愚蠢或难以执行的办法。这时专家成了群体一时的领袖。议会对他不起作用，可是他却支配着整个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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