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功能
美国的实验心理学创始人、社会心理学家高尔顿·威拉德·奥尔波特，在他的着名作品《社会心理学手册》中如此评价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学》：“在现有的所有关于心理学研究的书籍中，没有任何一本可以与《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相媲美。”这个评价的准确性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但无论质疑之声是否不绝于耳，有一点毋庸置疑，即此书所阐释的关于“群体心理”的特点对后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尤其是在人们对“群体心理”的理解和对社会心理学的思考方面。
此外，当美国民众的处境和感觉越来越趋向于“孤独”和“千篇一律”时，这部书存在的实用价值就更是不容置疑了。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为什么能够产生如此持久的影响力，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当它1895年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时，纯粹是为了迎合大众。但是，这种多如牛毛的迎合之作如果能够将其对读者的吸引力保持半个世纪之久，一定是有其独到之处。
如果从它的性质方面进行探讨，就会对它为何能够产生如此的持久影响力感到更加的困惑。书中所阐释的观点，几乎每一条都可以在前人的言论或书籍中找到痕迹，至于在此书之后出现的同类书籍关于这些观念的阐释更加的精辟和详尽。尽管如此，《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在知识界的影响力却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此书中的一些观念已经被公认是错误的情况下，它依旧是研究群体心理的人必读的文献。此外，虽然书中到处都充斥着互不协调的意识形态，但是与之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崇信意识形态的作家，依旧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待它。也许，揭开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谜团的最好办法就是研究它对我们的现实意义。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问世以来的经历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揭开这些困惑。书中的一些观点不仅触动了那些接受它们的人，如民粹派社会学家罗斯和心理学家麦克道格尔，还触动了那些完全反对它们的人，如社会心理学家的弗洛伊德和社会学家帕克。那些与勒庞持不同观点的反对者，因为没有办法放弃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与探讨，所以在驳斥这些观点的同时，却不得不对其投入更多的关注，因为这些都是研究所需的基本问题。
这正是《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价值所在。尤其是对重要问题的敏感性几乎贯穿全书。正如大法官霍尔姆斯先生所说，勒庞具有少数思想家才具有的、不断发现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的能力。他所关注的问题毫无疑问会成为所有社会心理学家和善于思考社会的人共同关注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这本书的标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它的内容却涉及了与“群体”联系在一起，但通常所有人都会忽视的现象。勒庞在书中不断地以简洁或者时代错置的方式将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呈现出来，如社会服从或过于服从、单一乏味的趣味、群众的反叛心理、大众文化、被别人支配的自我、群众行为、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官僚化的形成历史、逃离自由投靠领袖、无意识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等等。换句话说，现代社会出现的所有问题和观念，他都预料到了。也正是这些多样性的问题，使它具有了经久不衰的影响力。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现代意义就来源于它善于发现问题的功能而非解决问题的功能。这两种功能表面上看来是相互联系的，但实质上却有本质的区别，此书对弗洛伊德的意义便是最好的佐证。
弗洛伊德眼中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弗洛伊德利用适当的渠道使勒庞的思想影响进入了现代人的头脑。
从20年代起，弗洛伊德开始从事群众心理学研究，并发表了第一本专着《群众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在这本着作中，他大量引用了勒庞的观点，并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是名副其实的名着，极为精辟地阐释了群体的心理特征。”他对《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评价及其引用其中的内容加在一起，可以占全书的1/6。
但是，读者很快就发现了弗洛伊德对待《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矛盾态度。在下一章中，他驳回了自己对勒庞提出的观念评价，他说：“……我现在必须澄清的是，其实作者所阐释的观点都是些陈词滥调。……此外，他对群体心理的诠释和评估应该受到人们的质疑。”
这些前后矛盾的评价似乎有些不合常理，甚至于有些失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存心说这些话，这只不过是他内心最真实情感的流露。
夸张是最容易表达自己观点的方法之一，因此，当我们将弗洛伊德评价中所有的夸张成分都去掉，只保留其实质，然后问他，为何会对勒庞那些陈词滥调如此重视？又为何像许多严肃的评论家一样，怀着尊重的心态从知识的角度来看待《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呢？为什么要将《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作为自己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基础？
弗洛伊德用率直而可敬的态度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因为勒庞的很多观点是研究心理学的基础，所以我将他看成是自己的引路人。”
弗洛伊德为自己矛盾评价所做的解释显然不够全面。他只是解释了为何自己会看重《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却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将里面的一些观点贬斥为陈词滥调。当然，要想正确地理解他这种矛盾的态度，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弗洛伊德对勒庞所述的观点持有的矛盾态度是不可否认的。他往往在前一章中肯定勒庞，在后一章中再推翻自己的观点。这些矛盾的观点在他论述勒庞的一章中随处可见，而且我们轻易地就可以找到这种矛盾态度的思想（不是心理学）的解释。在书中，他采用苏格拉底常用的对话模式，为两个角色设置了台词。这种矛盾态度的基础大致可以概括为：勒庞善于发现问题，而弗洛伊德善于解决问题，至于勒庞能不能够将这两种优点集于一身还有待考证。对于勒庞发现问题的能力，弗洛伊德给予了肯定，但是对后一种能力，他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勒庞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正是由于弗洛伊德希望从勒庞身上同时找到这两种能力才会产生以上那些矛盾的观点。最终，他还是给出了确切的答案，即勒庞只能是播种者，他才是使种子成长的培育者。
弗洛伊德一直认为，勒庞只是发现了群体生活的很多重要问题，但是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如勒庞虽然指出了群体具有“喜欢夸大自己的情感”与“缺乏理性和判断力”的基本特点，但是，弗洛伊德认为他并没有真正的找到群体成员之间建立情感联系的渠道。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他还认为，勒庞虽然看到了群体易受暗示和传染的特性，却没有发现其实这是团体成员与领袖以及其他团体有着性本能关系的产物；虽然也意识到，当一些人偶然聚集在公共场所，没有任何坚定的目标，他们根本不足以构成一个群体，但是却不理解要想具备组织化群体的特征，需要哪些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勒庞生动描述了“群体是冲动的奴隶”以及“群体在行事之前绝不可能做出任何计划”的特点，但是他没有找到为什么群体会退化到原始人类阶段的理论依据。（当然，弗洛伊德也不是圣人，他也会出错。他认为勒庞没有明确的退化概念，这只能说不够全面。因为勒庞也曾将群体冲动、暴躁、缺乏理性、判断力与批判精神、态度极端等特点与女性、野蛮人和儿童等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体相提并论，所以说弗洛伊德是错误的。还应该指出的是，当勒庞将群体的退化比作可以在野蛮人或儿童身上看到的早期阶段时，显然妇女被排除在了这个阶段之外。）
此外，在其他方面，弗洛伊德对勒庞的评价也是有失公允的。如，他说勒庞没有正视领袖在群体心理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而他却能够揭示领袖在支配群体行为的心理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但是，他却忽视了一点，勒庞在书中阐释了神话中不朽的英雄对群体心理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这种论断与他在与奥托·兰克讨论之后得出的结论一样，即神话中的英雄其实是人们想从集体统治中解脱的一种手段。
弗洛伊德认为，勒庞意识到了群体具有要求平等的意识，但是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群体成员在共同目标的作用下产生的一个潜在的可见后果。这里所指的目标，弗洛伊德认为就是领袖。
勒庞虽然生动地描述了群体成员都有服从的意念，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种服从意念其实是领袖身上集体理想产生的暗示作用。
弗洛伊德还犯了一个有益的错误，他认为勒庞的研究对象只限于暂时的群体，而也正因此让他幸运地碰到了最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因为只有暂时的群体成员才会对群体的要求言听计从，甚至甘愿放弃自己独立的个性。
他这样定义勒庞对群体的概念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只要读过下面内容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说了。不过应该肯定的是，即使聪明的头脑偶尔会犯一些小错误，人们依旧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东西。弗洛伊德正是这样的聪明人，所以，即使他的观点不完成正确，我们依旧可以从中找到平时被我们忽视了的东西。
虽然弗洛伊德认为勒庞关于“只涉及短命的集体”的陈述是错误的，出人意料的是，这个错误却直接促成了弗洛伊德支持勒庞选择以这些“喧闹的、暂时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作为集体中的一个类型，我们可以从这个群体中看到，正是那些被我们视为个人特性的因素，彻底地消失了——尽管这只是暂时的！”弗洛伊德就是用这句简短而精辟的话，道出了虽然在科学研究领域中普遍存在，在社会科学中也尤其需要特别注意，却一直被人们忽视的基本原则，它就是被我们称为搜索“重大研究领域”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寻找这样一些课题，能促使更多的人去研究那些具有特殊优势的科学问题，当然，前提是这些具体的课题必须是暂时的群体。
勒庞在无意识中做了弗洛伊德认为他做过的事情。他虽然以暂时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并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局限于此。在他的眼里，群体的概念要宽泛得多，即包括暂时群体也包括稳定的群体，如相同社会阶层、身份、派别组成的群体，最有代表性的是陪审团、议会、政治派别、宗教派别，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找到了研究群体行为最好的机会，即在他们的特点最显着的时候对他们进行研究。显然，这些方法和技巧是弗洛伊德强加给他的。当然，弗洛伊德之所以得出这些结论，并不是因为他发现勒庞揭示出了比研究素材更加广泛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总结弗洛伊德对勒庞矛盾的评价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勒庞善于把握群体或者是群体的集体行为的特点，但是对于这些行为的本质原因却不甚清楚。换句话说，在弗洛伊德眼里，勒庞就像是一条只会寻找猎物的狗，只能够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对表面之下隐藏的重要理论无能为力。但是自己却和他恰恰相反，他能够挖掘出事物表面之下的本质，并诠释出这种本质。
虽然用这种说法评价他们两个人似乎有点不太公平，但是确实也有依据可循。勒庞的优势是能够很好地挖掘出社会心理学的问题，而弗洛伊德有时候既是问题的挖掘者也是问题的解决者。从弗洛伊德评价勒庞的矛盾态度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新的体会，即一些新思想（因为别人可能已经预见过所以并不是不可或缺）和一些有意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并不深刻，只能起到一些提示性的作用），既有局限性的一面也有贡献的一面。对勒庞这本《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矛盾态度，就是很好的佐证。
未竟的肖像画
之所以单单将弗洛伊德对《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感受列举出来，并不是因为他的感受独到，也不是因为他的名声让人们对他的作品持有好感，而是因为他对此书的理解以及他的某些曲解产生的真理性收获，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解读这本书。其实在较小的范围内我们同样可以向弗洛伊德一样，在提出关于社会行为的思想的同时能够发现有现实意义的因素。虽然他在这本书中没有挖掘出很多全新或者正确的观念，但是依旧让我们受益匪浅。勒庞的阐述不是不可更改的绝对论断，确切地说，是为后人研究相同的理论提供了重要指导的起点。
弗洛伊德能够对此书有如此深刻的解读得益于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因素，当然，这些因素同样可以为我们的解读带来帮助。但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能够在解读的过程中挖掘出隐含在文字表面意义之下的深层含义，这就需要读者在解读的过程中留意作者在无意之间透露出来的思想，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到过去被自己忽视了的某些社会行为。其实读其他书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有理解了书中字里行间的含义才能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这些方法同样适用于那些团体成员中每天叫嚣着不乐意服从的人（其实他们没有一刻可以脱离束缚），当然前提条件是，他们愿意去理解对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作用的服从倾向。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这也诠释了为什么它能够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原因，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现实意义都隐藏在文字之间，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除此之外，这种持久的影响力还源于书中的一些复杂的思想，即人的行为中非理性和反理性的倾向。
这些思想，至今仍然与我们的生活如影相随。
书中描绘的是世纪末的众生相，这时的人们在作者的眼里永远徘徊在无意识边缘，随时接受一切暗示的指挥；情感缺乏理性、批判力，所以他们极端地轻信他人，心甘情愿地上当受骗。不过，这显然是一幅没有完成的肖像画，因为在画面中既有被控制的人，也有控制别人的人，换句话说，这些掌握着控制权力的人将被其控制的人当成了自己达到人生目标的工具。
书中还透露了另外一种深刻的含义，即人类总是有维持自欺欺人能力的方法，他们总是能够为了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将罪恶说成是美德。影响人类性格的这种因素还导致了这样一种社会哲学和社会学，即人们极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他们会因为这种影响而使自己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从而变得愚蠢而平庸，甚至成为暴徒的帮凶，欺骗自己的同胞。
人总是会有一些劣根性，如缺乏理性、唯利是图、不会自控以及出尔反尔，或者将理性用在胡作非为上，他们既是暴力和虔诚骗局的实施者也是它们的受害者。这种禀性与人类历史如影相随，从《君主论》的时代起一直到《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盛行的时代，那些为达到自己目的，而不惜在人际关系中使用欺诈和机会主义手段的作家一直都在不断地描述和设计这些形象，勒庞在书中将其重新阐释当然算不上是全新的见解。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它在上个世纪才真正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在它面前，人类一直被冠以的理性动物的美誉受到了冲击。
旷日持久的争论战
对人类及其行为中令人生厌的这些禀性，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政治理论学、政论记者以及那些有才华的落魄小说家都曾写过大量书籍进行批判，《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只是这些着作中的一本罢了。值得一提的是，在1895年，即这本书出版的同一年，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的力作《癔病的研究》也问世了。这两本书同时出现并非偶然，因为只有具备了相同社会条件，思想相近的着作才有可能同时大量出现。
也许有人会对这种说法无法苟同，在他们看来每个时代都会有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并自认为会遇到理性的曙光或非理性的开端。但是不可否认，这种观点有其局限性，因为它没有办法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让19世纪的法国民众如此狂热。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在19世纪50年代，龚古尔兄弟从来都没有与他们组成的文学小组内部达成一致意见，他们预言，欧洲将遭到粗鲁工人的野蛮攻击，他们还说，这群野蛮人会给自己的行为找到合适的借口，即社会革命。
当然，除了龚古尔兄弟之外，当时法国的人道主义知识分子泰纳、圣伯夫、讽刺作家“加瓦尔尼”、勒南等人也对未来的“道德卫生状况”以及社会发展趋势充满了疑虑。泰纳甚至预言说，20世纪将会造就一群充满活力但是反应迟钝的人。显然，这些预言与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某些观点是相吻合的。
关于类似的预言和征兆还有很多，这足以证明，即使没有勒庞，他所提出的观点照样会出现。最好的佐证是，在同一时期，意大利的社会心理学家西盖勒以及法国人塔尔德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也正是因为在相同的时段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所以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为到底谁是思想的先驱者争论不休。为了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大战中获胜，勒庞和西盖勒使尽了浑身解数，甚至不惜撕破脸皮相互谩骂。为了能够增加胜算，勒庞不止一次地重提他15年前对群体的“模仿”和“感情传染”问题的论述。西盖勒也不甘示弱，在着作《宗派心理学》中毫不客气地自诩为先驱，并声称《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纯粹是抄袭之作，而在后来出版的《犯罪群体》的第二版中，他更是公开对勒庞进行指责，说勒庞在阐释“群体心理”时引用了自己的观点，却对此没有做出任何说明，之后他又正话反说，说自己没有一点要责备勒庞的意思。
对他们的争论，我们既不感兴趣也没有必要做出评判，因为这是那些有知识成就的法官和思想史专家的特权。但是他们的争论对我们并不是毫无启示作用，因为通过这些同时出现的思想我们最起码可以证明，文化遗产已经为它们的出现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而且在社会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开始关注这些思想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有太多的证据可以证明勒庞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现象。只不过，这些理念遭遇了与17世纪的格兰维尔的气象学比喻一样的命运，即在它还没有被怀特海复活之前，一直被人们忽视。如果一种将形成潮流的思想恰好迎合了当时人的趣味，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种思想被群体接受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社会结构自身因某种因素影响而出现了问题，或者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迫使一些跟时代不相符的思想退出了历史舞台，从而使一些以前根本不受重视的思想登上了大雅之堂。（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文化都受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而且，相同的结构压力对文化层次中不同的人群具有的导向作用是不同的，所以它们还会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在一般情况下，思想的创造和普及需要特定的社会条件。所以说，勒庞的观点和思想能够迅速地得到普及得益于那些让他产生这种思想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正是这些历史事件，为勒庞和他的读者架起了一座产生共鸣的桥梁。
布朗热浪潮
了解了勒庞生活的时代背景，我们便可以明白，为什么他所提出的关于群体成员的观点能够如此吸引读者，以及他没有办法再对此进行修改的原因。1841年，勒庞出生于法国。法国当时的国王路易·菲利普一直被认为是具有革命家精神的君主，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最终倒戈成为了保守派的阵营当中的忠实的一员，这激起了激进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怒火，他们开始更加大肆地传播自己的思想。
终于，这场愤怒演变成了战争，路易·菲利普被迫退位。经过激烈的“六月起义”之后，工人阶级也推出了历史舞台，路易·波拿巴篡夺了起义的果实，成为第二共和国的总统，继而又称帝继续统治法国。当时，勒庞只有7岁，所以他无法理解波拿巴到底是利用了什么手段将总统改为皇帝的。20年之后，即19世纪60年代，勒庞在回顾路易·波拿巴的统治时，显然是持有赞同的倾向的，他认为波拿巴之所以那么做，是想让民众忘记战役惨败带来的后果，忘记欧洲的存在，从而平息民众的反叛意识。
巴黎公社统治法国期间，激进派以及共和派、普鲁东派和布朗基派等一伙乌合之众成为了政权的主宰者，勒庞此时忧心忡忡。对这次运动，即使是马克思也怀有矛盾的态度，既说它是还没有成熟的果实，又认为它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很好的证明，是工人阶级为获得最终解放而进行的预演。当时的勒庞还只能算是一名不具备敏锐观察力的思想家，但是他亲眼目睹了当时政局的动荡，包括第三共和国对巴黎公社的审判、频繁的政权更迭以及那些为了诱惑群体而做的宣传（当然，有时候这种做法非常奏效）。此外，他还亲睹了做事瞻前顾后却又极其好战的布朗热将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赢得群体支持的过程，这些经历对他即将动笔的着作十分有用。
勒庞在书中一共提及了布朗热将军两次。一次只是提到了他的名字，另一次则是暗示性的出现。译者没有办法确定读者是否还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所以在布朗热将军出现的地方加了注释。当布朗热将军以暗示的方式再次出现时，证明了勒庞作为保守派的一员，对群体及其社会心理学的理解都是建立在他所经历的所有事情之上的。他在书中这样写道：群体既可以充当刽子手屠杀生灵，也可以如烈士般英勇就义（弗洛伊德对这种矛盾心理感到亲切）。
“他们可以为了信仰的胜利，不惜血流成河”（之后，勒庞自然而然地又为我们补充了与我们的目的相符的话）。若想见证群体做出的种种壮举，我们不必重返英雄时代。起义中他们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不久前，一位声名鹊起的将军轻易赢得了上万人的支持，这些人为了他的事业甘愿赴汤蹈火。
显然，勒庞在书中提到的这位将军就是布朗热。布朗热将军的当年的“壮举”至今让法国人记忆犹新，但是美国却早已将之抛到了九霄云外。这就如同历史上那些昙花一现的朝代一样，如果它没有将政权合法化，通常是不会被载入史册的。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的最后5年里，布朗热将军和他的追随者们迅速崛起，并在全国掀起崇拜布朗热浪潮及试图篡夺政权的运动，其规模与发生在美国50年代最初5年的麦卡锡主义运动和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夺取政治权力的运动一样。（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项运动在细节上十分相似，布朗热最终以阴谋颠覆国家罪被逮捕，虽然最后成功逃离了法国，但是还是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麦卡锡也好不到哪里去，政治垮台后，他过了3年落魄的生活之后含恨离开了人世。）
以上我们谈到的这些人和事，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相去甚远，所以很多人都会认为这其实就是一些无聊的历史对比。《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毕竟不是在写历史，勒庞只不过是想借助这些历史事件分析出群体特征和行为的相似之处，并找出细节上的差异。至于勒庞在书中首先提到布朗热浪潮并不是为了归纳出群体社会心理的发展脉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确实对这段插曲投入了热情，在这点上他和其他法国人有着本质的区别。
曾经短暂成为人们崇拜偶像的布朗热所演绎的历史，在勒庞的笔下成为了反映领袖和群众关系的社会心理学剧本。因为，毕竟布朗热的历史发生在勒庞写书之前，所以我们这样说可能更加恰当，即这部着作是作者对布朗热及其追随者所演绎的历史总结。当然，有一点我们绝对不可忽视，那就是布朗热浪潮确实对勒庞挖掘群体行为的思想根源提供了依据。
布朗热进入政坛之后平步青云，成为了最年轻的法国将军，进入了作战部为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制定卡必密决策，并通过改善官兵的待遇获得了他们的拥戴。他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易获得军人的支持，是因为现在的军队成员大部分是文官转变而来的，所以他们缺乏职业军人吃苦的精神和坚韧的性格。
从政之后，因为没有政治信仰，布朗热能够八面玲珑地应付不同派别的人，成为了各个不同派别人们心中的偶像。尤其是那些站在第三帝国反对面的人们，坚信布朗热一定能够带领他们推翻帝国，建立全新的社会。为了讨好这些群体，他答应了他们提出的所有要求，如他答应戴鲁莱德的爱国者同盟会尽一切力量将德国人赶出法国；答应波拿巴主义者会恢复帝国；答应保皇党会恢复君主制。此外，他能够让利益对立的社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共和派以及激进派都将他视为自己人，并心甘情愿地受他的领导，虽然他除了对自己的将军地位感兴趣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政治倾向。之后，这些五花八门的群体在共同的目标下——反对现有的政权结合在了一起。
之后，各类支持布朗热的政治事情接踵而来，先是群众利用巴士底狱纪念日公开表示会支持他，让总统下野，当他终于在大选中获胜之后，各类群体又高呼让他进军爱丽舍；各类媒体也成为了他忠实的传声筒，《不妥协者报》《宇宙报》等争先恐后宣传布朗热及其运动，各类赞美之词层出不穷，如献给“我们勇敢的将军布朗热”“啊！‘复仇将军’及‘希望将军’”，这些赞美之词一方面真实地反应了群体内心最真挚的情感，另一方面影响了他们的情感倾向，更有甚者，人们还用他的名字为各类玩具、机械工具及烧酒命名。换句话说，布朗热主义已经成了在短时期内不可扭转的潮流，差一点就会大获全胜。我们已经无需再对这股浪潮详细地描述，因为它只是《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一页。（当勒庞提到一位声名鹊起的将军“轻易赢得了上万人的支持，这些人为了他的事业甘愿赴汤蹈火”时，字里行间便隐藏着这些事件。）
当然，书中还写了布朗热的其他故事，只不过这部分内容被一些概括性的语言掩盖了，如关于巴黎群体喜欢摇摆不定的特性的记述就暗示了布朗热的下场，即今天他还是他们崇拜的偶像，明天便成了被唾弃的对象，当然其他地方的群体具有相同的秉性。除此之外，勒庞通过布朗热浪潮能够迅速扩散的原因，还得出了另外一个贯穿全书的重要结论，即就声望的起源而论，取得成功是最大的成功，不仅如此，他还从布朗热的垮台中得出了关于声望的另一论述，即就声望的危险的衰落而论，失败就是最大的失败，虽然关于这条他并没有明确提出来，我们还是能够体会得到。所以，当法国的一些政客不断找出他的弱点之后，他很快便失去了所有的支持人群，一如他的得势一样迅速。
失势的布朗热终于被执政者以阴谋颠覆国家罪逮捕，不过他侥幸和情妇玛格丽特·德·邦曼一起逃离了法国，到了布鲁塞尔。显然，那里的人不欢迎他，于是他之后不得不辗转于伦敦、泽西等地，但是，最终他还是回到了布鲁塞尔。在异国他乡流放的过程中，他依旧没有被击倒，甚至一度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继续发表一些根本就没有人认可的言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终于意识到了，那些曾经狂热地拥戴他的群体现在已经成为其他政客的支持者。在他的政治梦想彻底破灭的时候，他的情妇也因病去世了，在双重的打击下，他选择了以自杀的形式结束自己的痛苦。
历史在勒庞眼中永远是矛盾的
看到这一切的不仅仅是勒庞，还有他的同代人，所不同的是，勒庞对这一切进行了思考，并通过这次事件看到了巴黎群体是怎么迅速地将他们曾经的英雄抛到九霄云外，去参加万国博览会的。在之后发生的众多事件中，埃菲尔铁塔的建立是最耀眼的明珠，它那高耸入云的钢铁身躯预示着一个新世纪的到来，而且这个新世纪将代替之前的石头城市。
在对群体具有的轻信和善变进行探讨时，勒庞从他们对末路英雄的报复行为中找到了证据，“群体喜欢践踏被他们曾经推崇的权威”。
勒庞把自己观察到的一切都以概括的方式写进了《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虽然布朗热浪潮不能为他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足够的证据，但至少可以让他看到群体的某些秉性。在布朗热浪潮结束之后，法国历史上又上演了雷赛布戏剧的尾声，他是一个具有坚定的意志力的人，曾经成功地带领人们开通了苏伊士运河，但后来，他同样败在了这项事业上，那是因为他年事已高，包括意志力在内的一切成就事业必需的品质都屈服在了蹉跎的岁月面前。在88岁高龄时，他被判了5年的徒刑。对此，勒庞无法掩饰他内心的愤慨，也没有办法只能以学术的观点来评价此事，于是，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随处可见他对群体攻击这位“历史上最了不起的英雄之一”所表现出的不满。
这件事一直被充分理解其含义的法国民众看作“大事件”，但是它是否为勒庞写书提供了依据我们不敢妄下论断。就在勒庞开始写《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时候，又发生了另外一件对他写书很有帮助的事件，即德雷福斯上尉因叛国罪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并被流放到魔岛上服役。德雷福斯是阿尔萨斯人，是第一个进入总参谋部的犹太人。法国民众之所以会这样对待德雷福斯，是因为受到了总参谋部的挑拨，当然这次事件的后果不仅仅局限于此，因为它还为勒庞的书提供了新的必要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1894年，是群体排斥外来种族情绪最高昂的一年，这种情绪足以传染到所有不同的群体，其严重程度使一向对政治毫不关心的法国人（但愿这个称呼不会自相矛盾）也不得不关注，更不用说像勒庞这样敏锐的观察家了。
现在也许大家该明白勒庞为什么会声称《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并不是以法国大革命为基础的群体行为社会心理学着作了吧。因为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勒庞在书中所选取的50个事例中有30多个是在讲法国大革命之外的事件，比如说拿破仑的发家史，而且大部分都是他亲眼目睹的。或者说，勒庞之所以要选择大革命时期的事件有两个原因：一是作为法国的一分子他没有办法摆脱大革命造成的影响，二是他要想对群体特征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就必须去留意跟大革命有关的事件，当然这个原因是暗含在书中的。他为了更加隐蔽地批评现实生活中的群体秉性，不得不利用大革命时期的群体做伪装。
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在阅读勒庞的书籍时，常常会觉得他应该经历过大革命，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他的寿命只有90年，而且《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问世时他已经55岁了。即使是这样，他对生活在同一时代的群体的观察足以为他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当这种想法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时，他甚至可以更改圣保罗大教堂唱诗班入口处那句纪念雷恩的铭文，并向同时代的人大声疾呼：“如果你们想知道我思想的来源，就好好观察一下你的周围吧！”
事实也确实如此，过去的历史不可能成为《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唯一理论来源，也不会是其主要的依据。人们之所以会得出与此不同的看法，是因为他们一直对将历史用来做学术研究持有矛盾的态度。在写书的过程中，勒庞突然发现，原来所谓的历史记载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于是他发出了“历史完全是一派胡言”的感慨，之后，经过亨利·福特的渲染，这句话被后人广为流传。
当然，和勒庞比起来，亨利·福特是在没有任何目的性的情况下说这句话的，但是勒庞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说的：“史学着作只能被当作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一知半解的事实做出自以为是的记述，再加上一些思考后得出结论。写这种东西无异于浪费时间。”为了得出以上的结论，勒庞将历史的命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如果历史没有留下文学、艺术和其他方面的传世巨作，我们根本不可能了解历史真相。而且，即使有真实的记录，但是利用文献的人都会有倾向性地选择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所以后人还是没有办法看到历史的原貌”。
但是之后他又否定了自己的看法，因为他发现完全脱离了历史，他根本没有办法探讨群体的行为特征，为此他还写了好几本着作。当他在1912年发表《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时，他又回归到了之前的看法上，即历史根本没有办法还原到真实的状况。
勒庞毕竟也是普通人，所以他没有办法摆脱普通人都有的矛盾心理，于是他提出一种折中的理论，使他既能摆脱历史的控制，又能用历史来证明自己的理论。这个合理化的理论迷人而简单，“像赫丘利、佛祖或穆罕默德这些在人类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历史记录里有关他们生平的记录有一句是真的吗？完全可能一句都没有”。接着他又说：“事实上，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来讲起不到什么作用。我们关心的是这些伟人在大众神话中是以什么样的高大形象征服他们的偶像的。
因为对群体心理产生影响的是神话中不朽的英雄，而非现实中一时的英雄。”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苟同勒庞关于真实历史与大众神话之间妥协的做法，但是对于他产生这两种矛盾心情的原因却必须给予同情。他为后人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决定人们历史地位的重要原因不是他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后人对他们的认知，所以真实和表象之间未必存在必然联系。
在同以上复杂的矛盾做斗争时，勒庞的观点开始接近托马斯定律（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提出的观点），即假如某种条件被群体认为是真实的，那么其结果也往往是真实的。他的结论直到很久之后才被后人真正理解，即人真实的形象在影响其接受群体中所起到的作用。勒庞一直在不断寻找造成他矛盾思想的根源，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出了一种值得后人探讨的见解：神话历史对社会现实历史的影响。
勒庞虽然使尽浑身解数，但是依旧败给了那些学者。他们以让人根本没有办法理解的分析否认了历史能够为人类生活中的某些一致性因素提供材料的事实。可悲的是，勒庞没能超越他的同代人和后代人，和他们一样地认为历史只是一种表象，而历史史籍的事件也都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事实真如勒庞所言，历史不能够用一些让人觉得似是而非的语言为后人探寻人类的轨迹以及社会制度、结构的变迁中的相同因素提供充足的基础，那么勒庞的所作所为真的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对这种显而易见的错误观点，也只有那些得以继承先人遗产的人才能用鄙视的眼光看待它。（《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问世后的第六年，杰出的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依旧在试图解释历史为什么只能描述特殊的现象，而且这种描述完全不同于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发现的相同因素。不过到了后来，终于有人站出来否认在研究历史普遍规律或是概括性规律、独特或者单独现象之间的错误划分，最显着的例子是柏拉图的观点——“历史绝不会重复”与“相应的历史在某些方面总是会出现重复”都是正确的。）
不过可喜的是，勒庞在之后的实践中否定了他之前给予肯定的观点。他在以往的历史中找到了具有独特性的历史事件，并从中抽出某些重复的现象，归纳出了人类行为中假定的相同因素。
勒庞不是先知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即我们应该正确地对待勒庞所做的努力，切勿将一些他实际上没有总结出的论点归在他的名下。在读了《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之后，大家可能会发现，勒庞并没有为了使自己的观点经受得住推敲而系统地收集证据，换句话说，他没有使用方法论的方式，而是采用观察法来选取自认为会对得出结论有重要作用的、历史上的奇闻怪事来作为思想的基石，当然，他所采用的方法不仅在当时很流行，现在也依旧很盛行。
他的方法虽然有缺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很多观点虽然很粗糙但却是正确的。不过，这些观点还有待后世的社会科学家付出大量的艰辛努力来完善，因为这些科学家从来都不会甘心从现有的观念高峰跨到另一个观念高峰，他们总是会在跨越之前先跋涉于方法论研究的峡谷之中。
如果作者没有为思想的传播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很容易让读者陷入误区，没有办法分清楚哪些观点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正确地区分错误观念和创造性观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哪些观念中的正确成分占的比例更大一些，这种方法对社会思想的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适用。
就此而言，勒庞的书受到了更多的质疑，这也是他的书能够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原因所在。有时，正如弗洛伊德所暗示的那样，勒庞的观念不断地遭到质疑，可是他却丝毫感觉不到，自以为自己的书是如此的受欢迎。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勒庞的观念比社会哲学家的观念显然要受欢迎得多。
如果将勒庞比喻成擅长知识竞赛的学者和社会学的先知，就会铸成新的错误，即混乱的形象化比喻和迷恋时代错置的行为。不过这个比喻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他努力尝试给自己接触到的所有棘手问题都做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些解释为他的后继者们提供了依据，从而使他们得出了比勒庞更精辟的论断。
此外，继勒庞之后以研究群体行为为主的社会学家也曾用过上面那个不伦不类的比喻，如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社会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就曾在书中采用过。拉扎斯菲尔德在《社会研究的语言》一书中写道：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各项体育竞技记录的提高的原因并不是进化的作用，而是因为人类加强了对这种能力的训练。也正是因此，几乎每一代人都会看到上一代人取得的进步，但是能力却并不比他们的前辈更高。
在另一本着作《群众的反叛》中，我们看到了相同的观点，而且本书的作者还将这种现象类推到了其他科学领域。在人类文化的所有领域，艺术和道德除外，几乎都可以找到这种早已过时了的“进步”观的影子。所谓的“进步”观是指不断积累的知识以及有益的思想与行为能力的提高。因此可以这样说，《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的某些观点，一直被另外一种思想利用和改进，虽然这种思想的提出者的能力并不比勒庞更强，甚至还不及他，但是声誉却远胜于勒庞。
在一些读者的眼里，勒庞的观点很有远见。当他在书中如先知般地预言“我们即将进入的就是群体时代”时，他所说的群体主导历史是指，群体的某些意识开始觉醒并开始发挥作用，后来的科拉蒂尼、奥尔特加—加塞特、纽曼、弗洛姆和阿伦特等不同意识形态的作家，都曾对这一观点进行过更加深入的探讨。
除此之外，勒庞还有另外一项颇有预见性的观念，即群体中的成员最终会被把平庸而低俗的文化视为最有价值的东西的大众文化所吞噬。
在勒庞的眼里，现在的群体比过去的群体更易于受周围环境和人的影响。他的这一观点很容易让人想到后继者对当代人失去自我判断能力的关切。
社会学家帕克和伯吉斯对勒庞的这一观点如是评价：他不仅预见了群体时代的到来，还提出了很多关于群体秉性的真知灼见，他所使用的方法现在已经被社会学家继承并发展。
关于勒庞观点中最后一个具有先见之明的例子是，他意识到了群体在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说，这是一群毫无组织的人，但是因为他们关注着相同的社会焦点，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与有组织的群体相同的心理行为。虽然受时代的限制，他没有能够预见广播和电视等媒体对群体的影响，但是他看到了报纸对群体思想起到的作用，即先通过迎合群体情感的方式，将群体引入它们设定好的渠道。
用恰当的行话说，勒庞所有的预见，无论是否精确，只要能够指出人类社会中的曾经不断出现的某些方面，就会为后人把握未来提供一些很好的借鉴。当然，这并不是说，勒庞如同先知一样具有超常的能力。
因为先知能够预测出未来事件的发展趋势，但是他却不能，换句话说，研究社会运行的学者不能够预言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甚至是只指出一些细节都不可能。即使是有些人将他视为了先知，他能做的也只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找出一些能够表明社会发展迹象的条件。
当他在生活中遇了一些问题时，也只会偶尔预测一下这些问题在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某些方面，如人口过剩造成的后果，但是他们并不会说出这些事件出现所需的条件。当然，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没有先知的能力。
除此之外，社会学家与先知还有一处不同，即社会学家会从自己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假如他们预测的某些迹象没有发生，而且促成迹象发生的条件已经具备，他们就会坐下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和证据，反省自己的思路，就如同有人给他们下达了指示一样。
先知却恰好相反，即使他的预言落空了，他们还是会锲而不舍地投入更多关注，而不是重新审视自己关于事物如何发展的认识，也不去重视预言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尤其是那些成功的先知做到这一点更加容易。古人对此曾给出精确的概括，即先知们在面对失败时能够用娴熟的技巧替自己辩解，从而保住颜面，使他的追随者们继续坚信他具有超凡的能力。
将社会学家与先知进行比较其实并没有脱离我们的主题。因为，当代的一些人在重温勒庞的某些观点时往往会将他在1895年所说的话视为对后来事件的预言。这种看法不仅错误，而且还给勒庞强加了一些他根本不具备的本领，虽然他偶然也会表现出这方面的特征，但是他根本不适合这种角色。
种种迹象表明，他想成为一名有成就的社会科学家。但是，跟他同时代的迪尔凯姆（他开启了社会学思想和社会研究的新纪元）相比，勒庞从来都不会循规蹈矩地收集资料并进行分析，然后来否定自己某些错误的观点。
社会学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勒庞虽然具备社会学家所具有的坚定信念，但是他缺少能够使他的研究具有说服力的正确工作方式。他有和其他社会学家一样的意图，却只有政治家的收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他具备对社会学的敏锐感知，所以他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
我们看到《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内容有很多不平衡之处，如观察的质量不平衡，根据观察做出的推论也不平衡。而且这种不平衡充斥着各种观点，这些观点有些是正确而又有实际意义的，有些虽然正确但是对现实并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还有一些干脆不正确，但是有益于启发后人得出正确的观点。
但不幸的是，也有一些观点既不正确也不会有任何启发。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勒庞也是普通人，没有办法正确评估他提出的所有观点。因为这些观点都是他头脑中的产物，所以他显然对它们一视同仁并厚爱有加。他对待这些观点的态度就如同寓言中好善乐施的人，只要是他的儿孙，无论他是否喜欢都会一样疼爱。
因为《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是一本关于研究社会心理学的作品，而不是关于群体的编年史，所以书中的内容有许多与我们生活的时代并不相符。
勒庞作为保守派的一员，对无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忧心忡忡，但是，他的保守主义迹象、对社会主义的仇视、独特的种族情绪以及将妇女视为最没有主见、缺乏理性、判断力与批判精神、态度极端、缺乏道德的人、根本没有办法和男人相媲美等观点都只是书的外表，即使是将这些观点全部去掉，也不会影响勒庞对群体行为的基本认识。
现在我们只讨论“种族因素和束缚我们的日常规律”是“决定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这一观点。勒庞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持有这一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就如同勒庞所说是上个世纪50年代戈宾诺所创立的那种种族主义，是种族主义世代相传且不会发生显着改变的基础，为他们压迫“劣等种族”提供了理由。
在勒庞的概念里，“种族”的内涵不易理解，它和“民族性格的构成”极为相似，如当他提到“西班牙种族的遗传本能”时，或是偶尔提到所有地方的群体都具有女性所具有的特征，而且“拉丁民族”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时，我们就可以很轻易地理解这一点。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为勒庞有种族偏见，因为“种族”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特性，即适合各国人民和民族的特性，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勒庞对人类学的无知。
我们可以从这本无论是对我们生活的时代还是勒庞的时代都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书中，归纳出一些观点，当然这些观点是根据书中所写的关于群体行为共同特点的重要事件整理出来的，即书中所阐释的观点，几乎每一条都可以在前人的言论或书籍中找到痕迹，而且严格来讲，这些观点有些还有失偏颇，其内涵和表象具有相同多的意义，作者的眼光时而放眼世界时而又只局限在法国；某些观点既有预见性，又和时代相脱离；在有效地利用历史事件，又不断地否定这些事件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观点，但是这些对《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价值没有任何影响，它依旧是一本很值得研究的着作。
1960年1月，哥伦比亚大学
罗伯特·墨顿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