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勇士的传统
正如本书第二部分解释的那样，我们在压力-创伤连续体中的位置与我们的身心系统对自身当前境况的有意识和无意识感知，尤其是我们是否觉得自己有能动性有着密切联系。在充满挑战的事件中找到能动性的能力对我们是否会经历压力或创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自己具备的能动性越少，这种经历对我们身心系统造成的创伤就越大。
MMFT训练的目标是培养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找到能动性并做出选择的能力，无论这些情况的挑战性、压力和创伤性有多大。在不考虑周围环境的情况下，我们如果能够找到能动性，就更容易待在我们的耐受窗之中，同时保持思考脑和生存脑之间的联盟关系。有了能动性，我们也更有可能在压力事件中表现良好，并在其后得到彻底恢复，这是提高表现的两个重要方面。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第三部分将从一项调查开始，探寻在压力之下寻找能动性的不同方式。
压力免疫训练
高压组织的工作是培训员工，让他们为意外和有害事件做好准备。在组织行为学文献中，这些组织被称为高可靠性组织（high-reliability organization），因为它们能够在多变的环境下可靠、安全且有效地发挥作用。企业界一直特别渴望向高可靠性组织学习如何在不稳定、动荡和混乱中培训及保持组织的韧性。尽管它们并没有明确表示，但其真正想要的是学会如何帮助自己的员工在压力下找到动力。
1995年年底，我所在的部队准备被派往波斯尼亚。我们将作为北约执行部队的一部分，负责该地区3年内战之后的维和工作。在出征之前，我们进行了密集的出征前培训，我们采用的方式名为压力免疫训练（stress inoculation training），这是高可靠性组织训练个人在压力之下找到能动性的最常见的方式。
作为训练过程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带上了皱巴巴、脏兮兮且常常用胶带粘在一起的表格，这些表格的封面上写着几个首字母，意思是“认证”我们每个人都做好了出征准备。每项认证意味着我们参与了一定时间的培训并做好了准备，认证内容涵盖从一小时简报到为期数天的活动，以及疫苗接种、口腔无蛀牙、遗嘱和授权委托书、重要任务再认证、所有指定武器的枪法排位成绩，以及对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操作程序与防护装备的再培训等。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就可以了。
这些表格是我们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我们可能会在波斯尼亚遇到的任何有害事件的实际“依据”。尽管大多数高可靠性组织已经不再使用复印表格，但它们的数字版本依然是美国政府系统培训和认证可能被外派的士兵、外交官和其他先遣人员的方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派驻到任何地方的人员都要完成同样的培训和认证。
在一般情况下，压力免疫训练是大多数组织训练其成员，使其能够在压力下完成工作任务的方式。危机模拟、应急演练、野外训练甚至典型的消防演习都是压力免疫训练的例子。
压力免疫训练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之上：当我们感知到某些全新的、不可预测的、无法控制且对我们的生存和身份感产生威胁的事情时，我们便会产生更强烈的应激唤醒反应。[1]你可能还记得我们在第4章讨论过压力源的这些特征。压力免疫训练在该原则的基础上设立了两个目标。
压力免疫训练的第一个目标是让人们暴露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特定压力源之下，从而让他们更加熟悉这些压力源，认为它们更容易预测，也更好控制。从理论上看，当他们在未来再度接触这些压力源时，他们的应激唤醒程度将会减小。也就是说，压力免疫训练想要调节生存脑对压力源的神经感知。
压力免疫训练的第二个目标是在模拟场景下演练个人和团队任务，从而预防在压力下表现失常的情况。通过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反复操练基本技能和标准操作流程，人们可以让自己习惯性地自动执行这些任务。也就是说，压力免疫训练也想调节思考脑看待压力源的方式，从而增加人们在压力之下的自我效能感和能动性。
在我所在部队被派驻波斯尼亚的出征前培训中，你可以看到这些目标。例如，由于我们知道波斯尼亚在战争期间被埋下了大量地雷，所以我们进行了有关定位及躲避和排除地雷的压力免疫训练。训练思路是，当我们最终在波斯尼亚遇到地雷时，大家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并因此感到更有掌控力。
压力免疫训练一直都十分受欢迎，因为它可以对人进行培训，使他们能在压力之下表现良好。[2]由于压力免疫训练可以减少压力源的新鲜感，让人们适应压力源的影响，因此它被认为可以提高人们在挑战性环境下完成任务的表现。
尽管压力免疫训练非常流行，但它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虽然在特定模拟场景中，压力免疫训练可能会降低人们对新鲜感、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的感知，但它的获益通常局限于培训环境之下。例如，一项研究考察了在真实火灾中进行训练的消防员。[3]研究发现，消防员在训练场景下重复演练的次数越多，他们在该场景下产生的焦虑和认知困难就越少。然而，在新的场景下，他们的焦虑和认知困难程度与他们在演练之前经历的程度相同，甚至更高。也就是说，消防员无法将他们在演练场景中形成的情感和认知能力转移或扩展到其他场景中去，哪怕新的场景只是略有不同。
其次，即使压力免疫训练提高了人们在重复场景下的表现水平，它也可能会削弱人们在维持这种受过训练的技能，以及随后掌握和使用这种技能等方面的能力。这是因为压力免疫训练场景是为了让人们接触真实世界压力源的“景象、声音和气味”而设计出来的，因此人们会将这些场景设计得尽可能逼真和有压力。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压力免疫训练的压力程度如果无法比实际水平更高，那么至少应该和实际战斗或真实世界相当。[4]预备测试越有挑战性，我们的准备就越充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与之相矛盾的是，在训练的压力程度变得尽可能高的情况下，人们在压力免疫训练中的应激唤醒反应常常会超过适度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思考脑的功能（包括执行功能、显性学习和记忆能力）将会受损。正如第5章所解释的，思考脑的显性学习和记忆系统在应激唤醒水平适度时方可达到最佳状态。
当然，如果我们可以在高度应激状态下实现正常自我认知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可以从训练中有所收获。而此时生存脑的隐性学习和记忆系统自然也能吸收所有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压力免疫训练会被用来帮助个人超量学习某些任务，使其可以自动完成它们的原因。
尽管如此，随着思考脑功能的退化，有意识地维持和应用在压力免疫训练中学到的东西，并将其拓展至真实世界的其他（相似或不同的）场景之中的能力可能也会受损。这可能就是那些消防员在面对稍有不同的新场景时会出现认知困难的原因。
大多数高可靠性组织用来弥补这一不足的方法是创造许多略有不同的场景让人们在其中演练。当然，这种补偿方式会带来第三个缺点：在这么多略有不同的场景中进行培训和准备是相当耗费时间的。例如，从《代顿和平协定》签署到我所在的部队被部署期间，为了适应我们必须操练和通过认证的不同压力免疫训练场景，我们几乎每周都要工作7天，每天16个小时。
第三个缺点直接带来了第四个缺点。由于我们的日程安排得过满，因此在大量压力免疫训练带来的慢性压力和由此导致的睡眠不足的作用下，我们的耐受窗急剧缩小，非稳态负荷增加，甚至在被部署之前，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就已经出现了失调症状。在我培训过的数百支部队部署到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前，我曾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同样的状况。
心理韧性指的是人们在压力事件到来之前及压力事件发生过程之中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并能在之后恢复正常状态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让我们保持较宽的耐受窗。然而，大多数压力免疫训练强调的都只是压力下的表现而非恢复，这意味着它只提供了达到心理韧性所需能力的一半。
因此，尽管压力免疫训练在短期内可能有助于人们在压力下正常工作，但长此以往，压力免疫训练可能会给我们的耐受窗造成有害影响，使其缩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压力免疫训练表现出了它在文化上与坚韧不拔、咬牙坚持和勇往直前精神的密切关系。而恢复过程却往往被我们的社会所贬低，因此高可靠性组织训练方案对它的轻视与忽视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在没有恢复的情况下，应变稳态过程将停止正常工作，而我们也将形成非稳态负荷。
来自高可靠性组织的大量经验证据表明，压力免疫训练与认知能力下降、焦虑、情绪紊乱及压力感知水平的提高有关，而上述状况都是耐受窗缩小的征兆。[5]除了针对消防员的研究，有关军队压力免疫训练项目（包括野外训练演习、生存训练及出征前训练等）的研究也显示了压力免疫训练相关的压力接触与思考脑功能衰退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些问题包括解离症状、注意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下降、模式识别不准及工作记忆能力下降等。此外，考虑到我们需要借助工作记忆能力来自上而下地调节负面情绪和压力，因此我们也不会奇怪这些研究同时反映了焦虑、其他负面情绪和感知压力水平的增加。
需要明确的是，在高度应激唤醒水平下，也就是在我们的耐受窗之外进行训练并不是问题所在。当我们在未来发现自己处于高要求或极端压力的情况下，这么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自己。这种训练可以让我们习惯于在高度应激唤醒水平下工作，而这的确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定的能动性。
真正的问题在于，在高度应激唤醒水平下进行训练之后并未有意识地强调恢复过程。而这才是让压力免疫训练变成一种在压力下寻求能动性的不平衡且不完善的方式的原因。在没有明确强调恢复的情况下，压力免疫训练会鼓励人们开启应激唤醒反应并且不再关闭它。在这个过程中，非稳态负荷大量生成，耐受窗缩小，而这同时也引发了种种失调症状。
因此，人们在参加过压力免疫训练之后往往会发现耐受窗变得更窄，最后他们将带着更窄的耐受窗去面对“真实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有可能超越其应激临界点，最终脱离自己的耐受窗，不再有能力去回想和应用他们在训练中学到的东西。
或许更重要的是，由于压力免疫训练强调的是对尽可能多的模板场景进行不懈演练，所以在训练人们在现实恰好与演练脚本不符时如何即兴发挥方面，它往往做得不够。由于过度强调预期，压力免疫训练常常会使得人们在适应性、即兴发挥能力和恢复能力上缺少足够的训练。
通用领域训练：更划算的训练
这里还有另一种让我们在压力之下获得能动性的训练方式，它建立在不同原则之上，这种方式名为通用领域训练（domain-general training）。它的目标是通过持续的实践让人们形成通用的能力和技能，并且相信个人可以将这些能力和技能应用到特定情况中去，而不用在意环境如何。
包括压力免疫训练在内的大多数技能培训范式都是以特定领域学习原则为基础的，这意味着我们学到的东西无法移植到新的任务或环境中去。实际上，我们对某项特定的任务演练得越多，我们完成它的效率就越高，正如可靠证据显示的那样，几乎所有可以通过培训来掌握的知觉、认知或运动任务都是如此。然而，就像消防员研究表明的那样，技能训练通常具有高度针对性：人们只会在培训任务方面有所长进，但很少或根本无法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其他任务上去，哪怕是十分相近的任务。[6]
相反，一些培训范式可以让人们实现通用领域学习。当一个人不仅能在训练任务上有所提高，同时还可以将所学应用到新的任务和其他领域时，我们就可以称这种学习方式为通用领域学习。因此，通用领域学习并没有特别针对某种需要的训练来适应刺激、任务或环境。让人们能够根据新的、非周期性的环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才是通用领域学习背后的发展目的。[7]
通用领域学习范式通常比特定领域学习范式更加复杂。[8]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已经明确了四种通用领域训练方案在实践经验方面的好处，这四种方案是电子游戏、音乐训练、运动训练和特定形式的心理训练等。
例如，动作类游戏玩家在注意力、手眼协调能力，甚至在面向真实世界任务（比如完成驾驶或腹腔镜手术）的技能转换上都有很大提高。[9]相反，那些玩益智游戏、奇幻游戏或角色扮演游戏的玩家并没有显现同样的效果。这种差异是有一定原因的，这也许是因为动作类游戏的节奏较快，而且不可预测——与其他游戏相比，这些特征可能更接近真实生活环境。当然，动作类游戏也存在其他潜在的负面影响，例如，当我们没有用心去缓解应激唤醒反应时，它就会提高我们的应激唤醒水平。
同样，研究也显示了音乐训练的通用领域学习效果。[10]那些学习如何演奏某种乐器的儿童在时空推理能力、情商、数学运算能力和语言记忆能力等方面都有所提高。
在运动领域，一些运动项目的专业运动员不仅在知觉、认知和运动能力上有所改善，这些都是对他们所从事的运动项目本身十分重要的能力，而且在那些可以应用到其他领域的技能方面也有所提升，这些能力包括选择性注意力、手眼协调能力、空间定向能力和更快的视觉反应等。[11]一般来说，有氧运动可以给儿童和成年人带来一系列认知上的改善。[12]和久坐不动的成年人相比，经常进行有氧运动的老年人在一些测试中表现出了更好的认识水平。同样，定期参与体育锻炼也可以让儿童和青少年获得更好的感知能力和记忆力，让他们在智商测试、语言测试、阅读理解和数学测试中取得更高的分数，同时也可以让他们做好学术上的准备，获得更大成就。
某些形式的心理训练构成了第四种通用领域训练范式。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几乎没有实证依据可以表明各种“大脑训练”项目带来了有益的效果。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大脑训练”方案总是会刻意地划分不同的认知过程用来训练，例如，用记忆清单训练来提高语义记忆力或用模式识别能力训练来增强视觉识别能力。[13]然而，当人们被要求记住一份清单时，他们并没有在执行功能的其他方面得到训练，比如抑制控制力或注意力等。因此，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尽管有些证据可能会显示人们在某些特定训练任务上有所长进，但它并没有显现出通用领域学习的效果。
有关这些“大脑训练”方案的研究突出显示了我们的学习方式所固有的效益悖反特点。[14]像大部分这类游戏一样，将较大的任务分解成较小的认知部分并不会让我们在技能习得的过程中学得更快。然而，这种任务分解可能会对我们今后掌握和应用技能造成负面影响。尽管音乐和运动训练一开始也会分解某些技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训练将变得更加综合、更加复杂、更加全面，因而确保了掌握和应用技能可以推广到其他方面。
心理训练可以让人们进行通用领域学习的第一种方式是对身体能力的想象，例如，想象自己参加跑步竞赛、做手术或弹钢琴等。[15]对这种技能进行心理上的练习不仅能够像身体锻炼一样增强肌肉记忆力，而且能够让我们对这种身体技能形成更加泛化的理解，而这有助于我们将该技能应用到其他环境中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研究表明，与单纯进行身体练习相比，对身体技能进行心理上的练习或同时在心理和身体两方面进行练习，更容易让人将这项技能转移到其他环境中去。
此外，正念冥想的两种形式也被证明可以让人们实现通用领域学习，它们被研究人员称为专注冥想（focused attention）和开放监测（open monitoring）。[16]重要的是，具有通用领域学习效果的只有这两种冥想形式，而非其他“冥想”形式。
专注冥想技术指的是选择一个目标，比如声音或身体与周围环境接触的感觉，然后将注意力稳步投射到这个目标上。如果思绪开始游移，那么冥想者会注意到这一点，接着让自己的注意力回到目标上去。专注冥想技术培养的是注意力控制。
相反，开放监测技术指的是每时每刻不加判断地观察整个意识领域，并且不把注意力放在任何特定目标对象上。采用开放监测技术的人只需观察刺激的变化，这些刺激包括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其他身体感觉及思想和情感等。在实践中，如果一开始未能成功利用专注冥想技术培养出强大的注意力控制，那么人们几乎无法有效地应用开放监测技术。MMFT训练包括了专注冥想和开放监测这两项技术。
专注冥想和开放监测练习量的多寡所产生的通用领域学习效果会有明显不同。[17]研究表明，短时间（比如只有几周）的练习会带来有益的影响。然而，只有在经过长达数月或数年的强化训练之后，我们才能在注意力、知觉辨别、情绪调节、免疫功能和端粒酶水平等方面看到明显的变化。
所有通用领域训练方案都具有三个共同特征。
第一，它们会改变刺激或任务，迫使我们在更抽象的层面上学习，让我们理解如何在不同环境中应用技能。这种环境上的变化可以让我们预防只记住特定模式和脚本的情况（例如，“发生这个就做那个”）。
还记得第3章里提到的伦敦出租车司机吗？驾驶出租车的时间越长，他们的海马体就越大。[18]（海马体是强化我们显性记忆的大脑区域。）这里有一个关于通用领域学习方面的有趣的插曲：我们并没有在按既定路线行驶的伦敦公交车司机的海马体中观察到和出租车司机相似的变化。[19]也就是说，由于出租车司机必须按照乘客的需要改变路线，因此他们常常会经历变化，而这促进了他们在通用领域方面的学习。相反，公交司机按照规划路线行驶则错失了这种变化及其相应的通用领域学习效果。
第二，这些训练方案包含了具体的学习内容。[20]它们会同时触发大脑和身体中的多个进程。动作类游戏玩家、运动员及音乐家们在操练自己的专业技能的同时也实践和开发了多种知觉、认知和运动技能，比如选择性注意力、手眼协调能力、空间定向能力、工作记忆能力及更快的视觉反应能力等。甚至当正念修行者和运动员在心里预演自己即将到来的比赛时，这种做法都可以同时调动多个认知和身体系统。这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转向的地方会对生存脑、神经系统和身体产生深远的连锁反应。因此，当我们在想象或集中注意力的时候，我们也在激活自己的身体进程，哪怕我们坐着不动。
第三，这些训练方案的目标是激发适度的应激唤醒反应，让我们进入最佳表现区。当任务稍稍超出我们的舒适区时，即当我们认为这个任务具有挑战性，但依然可行时，我们的动力通常是最大的，而且学习起来也更高效。因此，这些方法通常与任务的发展有关，从一个难度级别递增至下一个难度级别，这样可以让人保持投入，但又不至于不知所措。当游戏玩家进入下一级游戏或音乐家学习演奏更具挑战性的乐曲时，他们遵循的正是这个原则。
相反，那些不会带来通用领域学习效果的技能培训往往发生在应激唤醒水平较低的程度上，而这意味着这种技能的持久度并不高。你可以想一想职场里的那些年度培训要求，比如有关公司性骚扰政策或网络安全机制的在线培训模块等。说实在的，上一次完成这样的培训之后你真正学到了多少东西呢？
此外，在高度应激唤醒水平上开展的技能培训（包括压力免疫训练）同样会带来较低的技能持久度。当我们在耐受窗之外开展学习时，我们自然不会很好地保持自己学到的技能，哪怕训练的目的是促进通用领域学习。因此，心理健康训练会带来一个额外的好处：它将教你识别和调节自己的应激唤醒水平，从而让你学会如何有意识地向上或向下调节自己的应激唤醒水平，使其保持在适度水平之上。通过调节压力，让自己的应激唤醒水平处于耐受窗之内，你便可以为自己设置最适合开展通用领域学习的条件。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通用领域学习的基础是不断演进的，因此人类可以根据全新的、非周期性的环境线索相应地改变他们的行为。从这个角度看，最初的通用领域训练实际上是一种操作性的养育方式。[21]父母通过各种操作式的过程来教自己的孩子学习通用领域技能。例如，他们会通过特定方式来引导孩子的注意力（如提示他们“看云！”），而这可以教会孩子的大脑引导注意力。当孩子感到痛苦时，他们会安慰孩子，这样孩子的生存脑与神经系统便会开始将痛苦与自我调控的可能性联系起来。他们帮助孩子完成其尚无能力完成的运动和认知功能，这么做实际上为孩子提供了这种能力上线前的替代功能。
操作性养育概括了通用领域训练的三个特征。父母通过改变刺激和任务的方式迫使孩子发展可以应用到多种环境下的抽象技能。这种学习方式的特征突出体现在同时调用多种生理和认知过程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逐渐提高任务难度，这样孩子就可以保持适度的应激唤醒水平，这是一种能在最大程度上促进技能保持的应激唤醒水平。例如，父母可以帮助孩子完成一些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活动，同时给他们提供通过模仿来学习的机会。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通用领域学习的内容具有替代性，因为它适用于许多不同的环境和情况。
例如，一名外交官或士兵即将被派往另一个国家，而他们对当地的语言和文化都不熟悉。表面上，他们可以接受通用领域或特定领域的培训。在通用领域培训中，他们可以学习情商技能，例如，如何解读自己或他人的情绪，调节自身负面情绪以及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等。
相比之下，在特定领域培训中，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份外语用语清单和该国的特定文化规则，例如，不要用脚指着他人，或者女性必须遮住头发，走在男性身后。而这就是我们被派往波斯尼亚之前接受的培训。
比较这两种假想的培训模式，很明显，那些在通用领域培训中接受情商训练的外交官和士兵也能够在与同事及家人交流时应用同样的技能。相比之下，特定文化规则对其他环境并没有多少帮助。
一些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组织更喜欢针对特定领域的培训，比如针对特定情况的检查表、规则、脚本、模板和指导方针等。正如第2章所言，我们的文化高度重视效率和速度，而针对特定领域的培训恰恰与这些文化价值观相符。它可以开展得相对快一些，有时只涉及几个小时的信息传达或几分钟的在线培训。它可以扩展，而且比较容易通过技术手段实现。
这种培训也很容易评估。即使是现场培训，大多数指导教师只需要记住脚本，然后按照“任务、条件和标准”这几个模块进行教学即可。接受培训后，人们或许可以在既定条件下按照标准完成任务，也有可能完不成。如果完不成的话，那么相对直接的解决方案就是通过进一步的针对性培训来让人们达到标准。
尽管这些培训方案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它们实际上训练的并非通用领域技能。它们没有改善人们的核心认知方法，没有增强人们的思维敏捷性，也没有拓宽人们的耐受窗，提高人们调节压力和负面情绪的能力。自“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人们对提高个人心理韧性、适应性和直觉决策能力培训的需求总是没法得到很好的满足。然而，在由高可靠性组织和其他组织发起并得到广泛实施的培训中，大多数以通用领域能力培训为目标的项目实为特定领域培训项目！
所谓疯狂，大概就是种下苹果树，却指望结出橘子来吧。
勇士传统：智慧和勇气
为了帮助工作在高压环境中的人们从通用领域培训中获得更大的收益，我专门设计了MMFT培训。为此，我将MMFT定位在一个在高压环境下成功实现这一目标的培训谱系中。
尽管大多数通用领域培训的目标并非提高人们在高压情况下的表现，但还是有一种通用领域培训专门以此为目标，那就是勇士传统训练。勇士传统训练包括有组织的教学方式和技术，它们在过去的用途是帮助战士们做好准备，为他人利益投身英勇的战斗中。总体而言，勇士传统训练旨在让个人以符合道德标准且有效的方式实施潜在的暴力来保卫自己的社群。它们强调的是传授适用于任何情况的替代性技能，这些培训相信勇士们能够在任何有需要的特定情况和条件下利用和发挥这些能力。这些技能有助于勇士们保持较宽的耐受窗，从而使得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保持觉性，进行自我调控并做出符合道德规范的行动。
勇士或大多数人会与“勇士”这个概念联系起来的身份是人类认知中最悠久和最英勇的形象之一。在其积极意义上，勇士代表了一种服务他人的精神，而非利己主义，也就是甚至甘冒生命危险去保护他人的精神。[22]当然，和所有形象一样，勇士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他们会为了权力和（或）控制他人而进行无节制的斗争，而这与任何利他的意愿、更宏大的社会愿景或更高的理想都无关。勇士传统训练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培养这一形象的积极品质，同时防范不良品质的产生。
勇士传统训练是为了培养年轻男性保卫自己的社群免遭威胁而形成的，而这些人拥有天生的力量、耐力和健康体魄。这些男性接受训练并磨炼意志和身体上的品质，比如自律和思维敏捷性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要学习控制男性在青春期时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急性子或大男子主义等。这种通用领域的培训成了勇士传统训练的基础。
现在，你可能既不觉得自己是个勇士，也不认为自己和这样的形象有任何特别的联系，但每当你站出来反抗不公、保护别人免遭伤害或者冒着生命或生计上的威胁来扞卫某个原则时，你就是勇士的化身。勇士是从着火的房子里救人的消防员，是阻止校园霸凌的教师，是组织社区静坐活动呼吁人们关注环境问题的邻居，是揭露公司欺诈行为的告密者，是保护自己孩子的母亲，是停下车来帮助别人更换大型轮胎的司机。
从东方的西藏武士和日本武士，到西方的斯巴达勇士和美国原住民，历代勇士传统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训练人们的身心系统，使之能够保持较宽的耐受窗，体现智慧和勇气的品质。尽管不同的传统对勇士特定品质的要求有所不同，但智慧和勇气始终都是最重要的。
根据勇士传统对这些品质的传统定义，智慧是这样一种能力：明察当下而非我们希望或期待会怎样，接着利用这些信息做出当前最有效的决策。勇气则是这样一种能力，它可以让人坦然经历任何事情，哪怕这件事情相当艰难——而不会寄望于情形有所改变。总之，这两种品质是让人们在任何情形下，特别是在高压环境之下都能获得能动性和开展有效行动的途径。
勇士传统训练的目标是培养勇士精神，通过强化勇士个人的身心系统，拓宽他们的耐受窗。勇士精神甚至比纯粹的战争传统或战争法则还要古老，它构成了战争和其他极端情况下“最后的道德准则”。与规则、法律、命令或经济激励相比，这种精神可以在充满混乱、暴力、压力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更有效地塑造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勇士精神旨在为勇士提供内在的自我控制能力，从而让他们能够有效地展现并利用自身令人不可思议的力量。
在或许是西方有关武士职业最古老的的描述中，柏拉图清楚地看到，勇士要想获得守护者的神性行为，就必须培养智慧和勇气，因为“最勇敢、最智慧的心灵，最不容易被外界影响所迷惑或扰乱”。[23]在我们这个充满种种复杂道德观的世界里，哪怕没什么事情是绝对正确或错误的，勇士都必须表现出正直的品质。有了智慧和勇气，强大的勇士便可以明辨是非，忍受当下，选择最有效的行动，而不会被情况左右。
在得道之路上不懈努力
所有的勇士传统都有三个共同点。首先，尽管它们传授的是不同的方式，有的强调身体，有的强调心智，但所有的勇士传统遵循的都是这样一条路径：通过不懈努力来培养自我约束能力，最终得道。
武术是最广为人知的身体训练方式。[24]起初，武术侧重于剑术、射箭和使用武器的肉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完成某些身体动作成了一种公认的独立技能，这就是延续至今的徒手武术的起源。其他以身体为导向的训练包括调息技术、体育锻炼、马术和瑜伽等。通过以身体为中心的训练，勇士们可以培养诸如耐力、力量、速度和敏捷性等身体品质。
相反，有些勇士训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心智。例如，拉科塔苏族人的与神对话（vision quest）和土着居民的丛林流浪（walkabout）要求勇士们回归自然并长久地置身其中，从而让他们“走入寂静”，勇敢地面对自然及自身的恐惧。古希腊斯巴达的勇士则在7岁时就开始了斯巴达式训练（agoge），他们要学会忍受恶劣的环境、不足的睡眠或在疼痛中保持平静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斯多葛勇士每天都要进行沉思，例如，回顾每天的行为，从过失中学习并不再受制于自己的情绪。[25]中国的勇士通过太极等正念运动来培养自己的觉性，而日本的武士采用的则是坐禅和公案[26]修行：[27]坐禅是一种正念练习；公案指的是对无法通过逻辑推理来解决的难题进行反思，从而让头脑学会摒弃旧的构想，凭直觉获得新的洞见。
抛开这些手段不谈，所有勇士传统在修行目标上的认知都是一致的，即始终如一地遵循这条道路并由此培养自我控制的能力。无论选择哪一种修行，勇士都不可能仅仅通过学习、理解和阅读等方式来掌握它。相反，勇士必须通过坚持不懈的练习来充分体现这种技巧。
例如，在《五轮书》（The Book of Five Rings）中，16世纪的剑道大师宫本武藏（Miyamoto Musashi）写道：“制胜之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28]千日练习为“锻”，万日练习为“炼”。他的言论被近来技能习得方面的实验室研究所证实，研究表明，我们只有通过长时间的有意识的练习才能掌握专业技能。[29]
然而，这条路的目标并非“取得进步”或努力达到某个终点。这种努力实际上与培养勇士的品质相悖。实际上，一个勇士越是为了某种特定的成就而奋斗，比如赢得武术段位或达到某种特定的心智状态，这个人的自我意识就会变得越强烈，而且越不可能获得智慧和勇气。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忽略更深层次的目的，也就是磨炼得道的品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以及近来神经科学研究证实的那样，我们可以通过反复操练来培养某种品质，“这些品质是由人的行动造就的”。[30]卓越和自制力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事情。它们都是习惯。在磕磕绊绊中从头再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脚踏实地地走下去，反复操练才是我们的目标。
培养替代性品质
勇士传统的另一个目标是培养身心系统的基础素质。任何参加勇士训练的人都可以理解这一点。例如，通过负重训练变得健壮的身体能够背着沉重的背包长距离行走，抑或将陷在泥沼里的汽车推到路面上去。也就是说，负重训练培养出的力量具有替代性，这意味着它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种情形在日本的武士传统中被称为“けんぜんいちにょ”（意为“身心合一”）。在理想情况下，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每时每刻都可以体现这些品质。最终，勇士们在不断练习之下拓宽了自己的耐受窗，这使得他们能够在任何挑战中保持自己的灵活性、存在感和幽默感不受损害。正如宫本武藏所说：“真正的兵法……适用于任何时机。”[31]
勇士训练的目标是培养替代性的品质，同时不期待任何特定的结果。勇士可能偏好某种特定的结果，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相反，他们应该专注于体现自己的修行，无论结果如何。正如罗马斯多葛派的西塞罗所言：“一个人的终极目标就是尽其所能保持正直。”[32]然而，“真正实现目标”是“一种选择而非追求”。
然而，此处有个悖论，当勇士们专注于体现自己的技能时，他们更有可能创造出一种为成功制造条件的氛围。《孙子兵法》一书汇集了二千三百年前中国勇士们的智慧，孙子在书中对此这样解释：[33]
“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
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勇士意识到自己无法控制身边的敌人或环境，因此胜利是“不可为”的，即不可强求。然而，勇士可以通过训练拓宽自己的耐受窗，磨炼自己的能力，让自己变得不可战胜，善于识别和利用敌人的弱点，即“胜可知，而不可为”。
让智慧和勇气协同作用
所有的勇士传统都是通过持之以恒的修行来培养智慧和勇气的。智慧和勇气对所有勇士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品质。
智慧是这样一种能力，它可以让人看清事物，不是说看到我们期望的样子，而是看到它们真实的样貌，然后利用这种信息在当下做出有效决策。
我们通常认为智慧是通过生活经验获得的一种不变的品质，而许多勇士传统通常会通过对死亡和无常的沉思修行来培养智慧的这个组成部分。然而，智慧还包括了对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清晰、客观的理解。智慧的这一组成要素无法通过规划得来，我们只有在时刻留心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它。通过修行，我们可以学会每时每刻都保持公正的观察和不加评判的好奇心，不去判断、评价、比较，也不会去期待此刻和之前一样。
然而，正如许多勇士传统教义指出的那样，我们无法简单地强迫思考脑将这种期望、比较、想法和判断放在一边，置之不理。我们只能通过引导注意力的方式来训练我们的大脑，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便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不再去管这些事情的能力。
如果我们试图绕过这种修炼，刻意将这种内心的评判之声放在一边，那么我们通常会适得其反。受到严格控制的头脑表面上可能表现得和一个训练有素的头脑差不多，然而它无法在看问题时表现出同样的清晰度、灵活性和自由度。这是因为严格的心智控制会消耗大量能量来抑制内心喋喋不休的声音。这不仅会消耗执行功能，同时也会让人无法留意当下的情形并做出灵活的反应。
只有在准确、原原本本地评估当下形势的独特特点时，富有智慧的纯熟行动才会出现。正如《孙子兵法》所言，“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34]
智慧要求我们相信，当自己可以全身心地立足当下并能清晰地体察它时，我们就会在这种意识下做出适合当下情况的最完美的应对。而当我们由此付诸行动时，我们甚至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
相反，勇气则是这样一种能力，它可以让人坦然经历任何事情而不会寄望于情形有所改变，哪怕这件事相当艰难。实际上，勇气对勇士来说相当重要，在藏语中，勇士一词“帕渥”（pawo）的字面意义就是“勇敢的人”。[35]
我们通常认为勇气是一种能力，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它都可以让我们在精神和身体上奋勇直前，改变现状。因此，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在我们的文化中，代表勇气的典型形象是那些肮脏、饥饿、疲惫和恐惧的士兵，尽管身边子弹飞来飞去，但他们却依然勇往直前。
需要明确的是，勇士传统对勇气的定义与上述这个更加典型的形象并不一致。然而，这一定义认为，在我们能够成功采取行动改变现实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心甘情愿地看清并接受现实。否则，我们可能会将精力浪费在改变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现实上。因此，要想最有效地调动能动性，我们首先必须能够看到并容忍当下的情形。
勇气不仅仅是在战斗和其他逆境中表现出的勇敢气概。勇气同样有助于我们活在当下，忍受种种来自身体、心理、情感、智性和精神上的不适、脆弱与痛苦，并且不会否认、逃避或躲开它们。勇气还包括诚实的品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上诚实面对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脆弱和过失负责，同时发自内心地与他人进行真诚的沟通。
勇士有勇气接受我们人类处境的真相，那就是我们终有一死，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遭遇我们不想经历的事情，而生活并不受我们的控制。勇气使得我们能够坦然面对这些现实。
据说，有人曾经请求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说出勇士的至高美德——勇士的所有其他品质都源自这一美德。[36]他回答道：“蔑视死亡。”然而，勇气并不仅仅在于对死亡的蔑视，更在于愿意接受死亡随时都会来临，同时还能继续采取行动。当我们形成这样的意愿时，我们便可以更加真实地、无所畏惧地、全身心地活在当下。而此刻正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尽管所有这一切在理论上都说得通，但实践起来却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下。然而，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可以选择身处当下，并且充分利用这种情况。而这一次又一次的选择正是斯多葛学派对勇气的核心认知。正如爱比克泰德（Epictetus）[37]所说，一个勇士的职责就是找到他的能动力，即使是在他的能动力受到限制并且感到自己很脆弱的时候，也要不断找寻它。[38]对斯多葛主义者来说，他们的做法是保持对那些“由我们决定”的因素的关注，而这些因素就是我们身心系统的内在品质和我们对外部事件的内在反应。
所有勇士传统之所以都会培养智慧和勇气这两种品质，其原因可能在于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必须同时具备这两种品质才能发挥其中一种。智慧是让我们看清真相，哪怕真相会令人不愉快或不舒服，而勇气是让我们做到这一点，同时不会让我们妥协、否认真相或自欺欺人。
要想看清自己的弱点、局限、脆弱和不明智的选择并且为之负责，我们需要勇气。而在我们的社会中这么做尤其困难，因为现代勇士文化总是让我们保持着一种自身无懈可击的错觉。然而，为了充分发挥我们的潜力，我们必须看清自己的阴暗面，然后选择学习、成长和改变。我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始终是从我们完全认识并接受现在的自己开始的。反过来，我们可以停止将精力浪费在否认已经发生的事情上，从而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做出有效的响应。
勇气也有助于我们承担责任，而不是在事后批判之前的选择。如果有智慧存在，那么勇气可以支持我们去相信这是正确的选择，无论后来的结果如何。如果在我们做出最初选择之时并没有智慧，那么勇气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让我们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
尽管我们可以选择的勇敢道路有很多，但智慧可以帮助我们辨别最适合当下情况的那一条。有些情况需要我们在枪林弹雨中勇往直前，而有些情况则要求我们按兵不动，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再次战斗的机会。只有智慧才能让我们明辨是非。我们无法依赖什么准则或脚本，因为任何特定情况下的最佳选择都只有一个。
真正勇敢的人有时也会选择屈服、退缩或投降。正如我在第一部分探讨的那样，美国文化，尤其是现代勇士文化，总体上来说，习惯让人们“伤害自己”或“硬闯”，哪怕在特定情况下并不需要这么做。然而，尽管保持前进的步伐可能看起来像是“勇士行为”，但智慧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受伤或筋疲力尽实际上如何破坏了我们的长期效率。强韧的坚持并不总是最合适的选择。有时，暂停、重组和汇总我们的内外资源才是让我们实现目标的最佳方式，因为这么做可以让我们在后面的时间里再度前行。
最终，智慧和勇气共同开启了得道的可能性。当拥有让自己看清事物的智慧以及让我们面对自身和周遭真相的勇气时，我们就可以真正为这个世界服务了。
培养勇士精神
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通常认为道德行为是由一种我们或有或无的道德品质所决定的。与此同时，我们并未领会勇士传统的真理：品格并非固定不变，它来自不断培养美德、拓宽耐受窗及做出明智决策等行为。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训练和坚持不懈地练习来强化自己的品格。
从古至今，勇士传统注重的是培养智慧与勇气，因为人们明白自身需要兼具这两种品质才能充分发挥其中一种。这两种品质可以共同帮助我们获得能动性。
然而，现代的勇士并没有对等地培养这两种品质。现代高可靠性组织培训方式大多忽视了培养智慧的具体实践。这种不平衡很可能会导致冲动决策、判断失误、不道德与暴力行为，以及过去20年里我们看到的精神损害行为的增加。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勇士精神也构成了我们“最后的道德准则”，但前提是智慧和勇气能够得到同等发展。
MMFT以数千年来的勇士传统为基础，并且怀着同样的愿望去培养人们的智慧和勇气，这是人们找到能动性、在适应压力的情况下有效运作并在之后得到恢复所必需的两种品质。实际上，MMFT的第一个模块明确强调了勇士传统，并将它的技能培训放在了这样一个道德框架之中。
具体而言，MMFT培养了两种替代性技能：注意力控制和挑战耐受力，而它们实际上就是智慧和勇气在每时每刻的微观体现。此外，通过有意识地整合正念技术与神经系统的自我调控方式，MMFT指导人们拓宽自己的耐受窗，从而提高他们的思考脑在压力下发挥作用，做出符合道德标准且有效的决策的能力。MMFT也提高了人们在极端事件中获得能动性的可能性，同时降低了他们经历创伤的可能性。
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但可以培养出适用于未来任何可能性的品质，尤其是智慧和勇气。要想在任何时刻唤醒智慧，我们只需要问一问：现在正在发生什么？而若想唤起勇气，我们只需要问问自己：我可以接受这样的经历、它现在的样子并且不需要它有所改变吗？
尽管并非所有人都会经历战斗，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源自勇士传统的通用领域训练培养我们内在的勇士精神。随着我们耐受窗的拓宽，我们便可以学着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智慧和勇气，并且获得能动性。无论我们身处压力-创伤连续体的什么位置，我们都可以相信自己有能力表现得灵活、坚韧和足智多谋。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教会自己的思考脑和生存脑协同运作，而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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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reen and Bavelier, “Exercising Your Brain,” 693; 1. M. Chien and W.Schneider, “Neuroimaging Studies of Practice-Related Change: fMRI and Meta-Analytic Evidence of a Domain-General Control Net work for Learning,”Cognitive Brain Research 25 (2005)607-623.
[9]参见Green and Bavelier, “Exercising Your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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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Green and Bavelier, “Exercising Your Brain”; Slagter et al., “Mental Training as a Tool.”
[14]M. Ahissar and S. Hochstein, “The Reverse Hierarchy Theory of Visual Perceptual Learning,”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8, no. 10 (2004): 457-464.
[15]Slagter et al., “Mental Training as a Tool.”
[16]Slagter et al., “Mental Training as a Tool.”
[17]Slagter et al., “Mental ‘Training as a Tool.”
[18]E. A. Maguire et al., “Navigation-Relate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Hippocampi of Taxi Driver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7 (2000):4398-4403; E. A. Maguire et al., “Navigation Expertise and the Human Hippocampus: A Structural Brain Imaging Analysis,” Hippocampus 13, no. 2(2003): 250-259.
[19]E. A. Maguire, K. Woollet, and H. J. Spiers, “London Taxi Drivers and Bus Drivers: A Structural MRI and Neuropsychological Analysis,” Hippocampus 16 (2006): 1091-1101.
[20]Green and Bavelier, “Exercising Your Brain.”
[21]Bruce E. Wexler, Brain and Culture: Neurobiology, Ideology,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chap. 3.
[22]Carol S. Pearson, Awakening the Heroes Within (San Francisco:HarperSanFrancisco, 1991), chap. 8.
[23]E. Hamilton and H. Cairns,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627.
[24]Winston L. King, Zen and the Way of the Sword: Arming the Samurai Psyche(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65.
[25]Nancy Sherman, Stoic Warriors: The Ancient Philosophy Behind the Military Mi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67, 117.
[26]公案是禅宗术语，指禅宗祖师的一段言语或是一个小故事，通常与禅宗祖师的开悟过程或教学片段相关。禅师在示法时，或用问答，或用动作，或二者兼用，来启迪众徒，以使顿悟。——译者注[27]King, Zen and the Way of the Sword, 160-161, 67; Jeffrey K. Mann, When Buddhists Attack: The Cur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Zen and the Martial Arts (Rutland, VT: Tuttle, 2012), 78-79.
[28]Miyamoto Musashi, The Book of Five Rings, translated by B. J. Brown, Y.Kashiwagi, and W. H. Barrett (New York: Bantam, 1982), 57-58.
[29]A. K. Ericsson, “Deliberate Practice and Acquisition of Expert Performance: A General Overview,” Academic Emergency Medicine 15, no. 11 (2008): 988994; K. Yarrow, P. Brown, and J. W. Krakauer, “Inside the Brain of an Elite Athlete: The Neural Processes That Support High Achievement in Sports,”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0, no. 8 (2009): 585-596; U. Debarnot et al., “Experts Bodies, Experts Minds: How Physical and Mental Training Shape the Brain,”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8 (2014): doi:10.3389/fnhum.2014.00280.
[30]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ii, 4.
[31]Musashi, The Book of Five Rings, 12. 另见：Richard Strozzi-Heckler, In Search of the Warrior Spirit: Teaching Awareness Disciplines to the Green Berets, Third Edition (Berkeley, CA: North Atlantic Books, 2003), 33-34.
[32]Quoted in Sherman, Stoic Warriors, 33.
[33]Sun Tzu, The Art of War: Denma Translation (Boston: Shambala, 2002), 16.
[34]Sun Tzu, The Art of War, 5.
[35]Chogyam Trungpa, Shambala: The Sacred Path of the Warrior (Boston:Shambala, 2007), 9.
[36]Steven Pressfield, The Warrior Ethos (Los Angeles: Black Irish Entertainment,2011), 13.
[37]爱比克泰德（约55—约135年）是古罗马最着名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之一。——译者注[38]Sherman, Stoic Warrior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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