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来自地球世界的祈祷
周四的时候,我的医生确定,我所感染的大肠杆菌与以色列的病历所记录的大肠杆菌并不契合。他们也无法确定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这种不契合并未预示我的情况会好转,反而让我的病情更加扑朔迷离起来。当然,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个好消息,至少我的病不会成为“黑死病”那样的世纪灾难。但考虑到我个人的情况,医生们有十足的证据怀疑:我的病情是史无前例的。
绝望和无望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医生们显然不清楚我是如何患上这种疾病的,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我从昏迷中醒来。他们唯一确定的是,因为细菌性脑膜炎而持续昏迷的病人,还没有可以完全恢复的先例。如今,我已经昏迷4天了。
每个人的压力都不言而喻。周二的时候,菲利斯和贝特斯已经决定,任何有关我可能死亡的话题都不能在病房提及。因为她们觉得,还有那么一部分的“我”在这里。周四一早,简向重症监护室的一名护士询问我幸存的几率。在病床另一侧的贝特斯听到护士说:“请不要在这个房间里询问这种问题。”
简和我关系一直都很亲密。在家里,我们俩看上去跟其他兄弟姐妹并无不同。但实际上,我们都是被领养的,这令我们不可避免地有了一种奇特的关联。她一直密切注意着我的情况,而对于现状的无力与焦虑则让她徘徊在崩溃边缘。
简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我需要回家一趟。”她说。
床边有太多的人陪伴着,大家都觉得,房间里少一个人或许会让护士小姐工作起来轻松一些。
那天下午,简先去我家打包了行李,然后开车回特拉华。离开之前,她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真正的感受:无力。实际上全家人都有同样的体会。很少有什么情况能比看见自己爱的人陷入昏迷更糟糕的了。你想帮他,但是爱莫能助。你期待着他能睁开眼睛,但他不能。昏迷病人的家属常常会把病人的眼睛扒开,好像这样就能让病人醒来一样。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用,反而会影响大家的士气。昏迷中的病人会失去对眼睛及瞳孔的控制。掀开深度昏迷的病人的眼睑,你或许会发现他的左眼与右眼正望着不同的方向,而且眼神中毫无生气。那几天里,霍莉有好几次扒开我的眼皮,每当她看到我歪斜的眼球和涣散的眼神时,都只会更加难过。
简走了之后,大家的情绪更低落了。菲利斯开始向我的医生们撒气。病患家属与医院之间的这种冲突,我在之前的从医经历中已经见过无数次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更多一些信息?”她非常气愤地问贝特斯,“我发誓,如果埃本在的话,一定会把真相告诉我们。”
事实上,我的医生们正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其实菲利斯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但我的病情带给他们的伤痛与烦躁,让他们没有办法理性地对待。
在波士顿的布莱根妇幼医院研究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手术的时候,我有一个工作伙伴叫杰伊·吕弗勒。他现在是马萨诸塞公共医院射线肿瘤学的学科带头人。周二的时候,霍莉给他打了电话。她觉得,或许他能给出一些别人无法给出的解释。
当霍莉向他描述我的病情时,他觉得或许霍莉把其中的一些细节搞混了。因为在他看来,霍莉说的这些都不太可能发生。在霍莉努力解释后,他终于相信我因为大肠杆菌引发的脑膜炎而陷入昏迷,而且没有人知道发病诱因。他开始给全国最著名的传染病学专家打电话询问,可在他所询问的人中,没有一个听说过我这样的情况。他又去查阅了医学文献,一直往前浏览到1991年的资料。所有成人因为大肠杆菌罹患脑膜炎的病例中,病人都是因为经历了脑神经外科手术而感染。像我这样的,尚属首例。
从周二开始,杰伊每天都至少打一次电话过来向菲利斯或霍莉询问我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想法。我的另一位好朋友,脑神经外科专家斯蒂夫·塔特也每天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并提供建议。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我的情况是医学史上的首例。自发感染的大肠杆菌脑膜炎在成人中非常罕见,全世界的人口中每年感染这种病的比率都不足千万分之一。跟其他不同种类的阴性细菌脑膜炎一样,这种疾病非常危险。如果人体遭受这种细菌的攻击,90%的病人会像我一样,从一开始就遭遇急速的神经功能丧失,然后去世。而且,这个死亡率是我刚进入急诊室时的数值。时间缓缓地走着,我的身体对抗生素没有产生丝毫反应。死亡率已经从90%向100%慢慢攀升。像我这样的情况,即使幸存下来,在接下来的后半生里,大抵也离不开24小时的看护了。所以,我的情况是史无前例的,绝对称得上前无古人。医生们没有任何可以参照和借鉴的其他病例。
从周三开始,每天下午放学后,霍莉会带着邦德过来探视。但到周五的时候,她开始思量,这些探视对我究竟是好还是坏。这一周早些时候,我偶尔还会动一下,身体会不由自主地抖动。护士会抚摸我的头,用更多的镇静剂好让我安静下来。这种画面,对于我10岁的儿子来说不是好事。让他看着病床上那具跟他的父亲全无相似之处的躯壳,已经够让他难受的了。如果再让他看到这具躯壳已不受大脑的控制,则更加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我越来越不像他记忆中的那个人。在他的眼中,现在的我不过是一具无法辨认的躯体。这具躯体既野蛮又陌生。
到这周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身体的这些动作都逐渐消失了。即使是那种由低位脑干和脊髓控制的,在死人身上都会出现的机械化的原始反应,在我的身上也消失了。我不再需要镇静剂。
更多的家人和朋友打电话过来询问,想确认自己是否该过来拜访。
周四的时候,霍莉决定谁都不要来,因为在我的重症监护室已经来过太多人了。护士曾经强烈建议她减少访客数量,因为我的大脑需要休息,周围越安静越好。
另外,来电话的这些人的腔调也有了重大转变。他们从最初的关切、希望我尽快好起来,慢慢地转向了安慰和对我好转的不抱希望。有时候,霍莉看着周围的一切,觉得好像已经失去我了。
周四下午,有人敲响了迈克·苏利文的房门。敲门的是他在圣约翰教堂的助手。
“医院来电话了,”她说,“一个照顾埃本的护士说有话要跟你讲,而且十分紧急。”
迈克接起了电话。
“迈克,”护士告诉他,“请你马上过来,埃本快要死了。”
作为一个牧师,迈克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情况。牧师见证的死亡和死亡带来的伤害,几乎跟医生一样多。但当他真正听到“死亡”即将发生在我身上时,还是有些震惊。他给自己的妻子佩吉打了电话,请她为我们祈祷:为我祈求下一步的顺利,为他祈求可以从容应对。然后,他驾车穿过冰冷的雨抵达医院,眼里已经满是泪水。
当他进入我的房间时,所看到的场景跟他上次来的时候几乎没什么变化。菲利斯坐在我的旁边,握着我的手。这个动作在她周一晚上抵达后从未间断,大家轮流握着我的手,保证我与这个世界的关联。在呼吸机的帮助下,我每分钟会呼吸12次。重症监护室的护士静静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她们在我床边的机器间穿梭来回,记下各种与我身体相关的数值。
然后,另一个护士进来了。迈克问是否是她打的那通电话。
“不是,”她回答说,“我今天早上一直在这里,而且病人的情况跟昨天夜里相比没什么变化。我也不知道是谁打的电话。”
11点的时候,霍莉、母亲、菲利斯和贝特斯都坐在病房里。迈克建议她们一起为我祈祷。房间里的每个人,包括那两名护士,都手牵手围在我的床边。迈克又为我的健康和恢复真挚诚恳地祈祷了一次。
“主啊,请把埃本带回给我们。我知道您是可以做到的。”
但,还是没有人知道打电话给迈克的是哪个护士。不过不管是谁,这都是件好事。因为来自地球世界为我的祈祷,最终被接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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