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人

在促动双重寄生方式变化的因素中，最显著的莫过于横穿亚洲的陆路商队活动的活跃，这以成吉思汗（1162—1227年）所建立的蒙古帝国时期为顶峰。蒙古帝国鼎盛时期（1279—1350年）的版图，囊括了整个中国和俄罗斯绝大部分土地[只有偏远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还保持独立]，甚至囊括了中亚、伊朗和伊拉克。由日行百里、数周奔跑不停的信使构成的通信网络，以及往返络绎不绝而速度较慢的商队和军队，将庞大的帝国联为一体，直到14世纪50年代中国发生起义。这次起义，最终于1368年迫使蒙古人从他们最富庶的征服区完全撤离。

在那次起义以前，虽说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亚欧大陆之间穿梭，却鲜有文字记载留下。马可·波罗那著名游记的传世，也只是出于偶然：当他作为战俘被关进热那亚监狱时，若不是他的狱友认为值得记下马可的故事，今天的我们就不会看到关于波罗家族的记载。其他零散记录也表明，蒙古人治下的亚欧大陆曾经交流广泛。佛兰德（Flemish）的修士威廉（William of Rubruck）曾代表法国国王于1254年出使蒙古首都哈拉和林（Karakorum），在那里遇见了一位妇女，她是在14年前蒙古侵入中欧时被掳至此的，而她出生的村子离使者的老家不远。^[1]蒙古人开启的广泛交流显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许多人的长途旅行都跨越了文化或疫病的原始边界，更有人在原有线路之外开辟了更北的商路。古代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丝绸之路，以一连串的绿洲作为跳板，横穿中亚沙漠。现在，除了这条古道之外，用商队、士兵和驿者的足迹在广阔的草原地带编织起来的网络，把蒙古人设在哈拉和林的大本营，同伏尔加河上的喀山（Kazan）和阿斯特拉罕（Astrakhan）、克里米亚的加法（Caffa），以及中国的元大都（Khanbaliq）和散落其间的无数商队旅馆连接起来。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看，那些不懈向北拓展的商队贸易网络，使大草原上的野生啮齿类动物接触到了新疾病的携带者，其中极有可能包含鼠疫。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有些啮齿类动物感染了慢性的鼠疫杆菌，即便在异常寒冷的西伯利亚和满洲的冬天，它们的洞穴也为鼠疫杆菌提供了宜居的小环境，结果居住在这些洞穴中的动物和昆虫，逐渐构成适合鼠疫持续维生的复杂群落。

没有人确切知道亚欧大草原上穴居的啮齿动物何时变成了鼠疫的携带者。它们在传播鼠疫上的作用，直到1921—1924年，才被一个派往满洲调查人类鼠疫的国际传染病专家小组发现。实际上，那次调查是建立在可追溯至19世纪90年代的对南俄罗斯的顿河—伏尔加河地区的考察基础上的，这一考察表明，各种啮齿动物都可能是鼠疫携带者。到那时，这种传染方式已有很长的历史，当地应付传染危险的民间习俗也已源远流长。然而这并不说明，如俄罗斯专家认定的那样，这种疫病自古就存在于俄国。^[2]完全相反，我认为，正是蒙古人的征战跨越了以往足以造成隔绝的距离，才第一次将鼠疫杆菌传给了亚欧大草原的啮齿动物。

为了评估这种假说，不妨先跳出本章的年代框架，更切近地探讨19—20世纪的鼠疫大流行，它们被国际医生团队的有效遏制，成了现代医学上最富戏剧性的胜利。

1. Christopher Dawson,ed.,The Mongol Mission（London & NewYork,1955）,p.165—169.
2. V. N. Fyodorov,“The Ques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Natural Foci ofPlague in Europe in the Past”,Journal ofHygiene,Epidemology,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Plague 4（1960）],p.135—141断言鼠疫有悠久的历史，只因为欧洲的条件在地质上的遥远年代就适于啮齿动物的生存。N.P. Mironov,“ThePast Existence of Foci of Plague in the Steppes of SouthernEurope”,Journal of Microbiology,Epidemology andImmunology,29（1958）,p.1193—1198同样这样认为，理由也是如此。但这是荒唐的，因为仅有能够维持鼠疫传染的啮齿动物群落并不能保证鼠疫杆菌的存在，这是20世纪地方性鼠疫向北美的啮齿动物的传播所充分表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