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自卑

有时我会把我的自卑研究解释为研究联结的力量与疏离的危险。疏离既是导致自卑、恐惧和指责的原因，也是由它们所导致的后果。孤立、评判他人、指责、恼怒、刻板印象、贴标签——这些都是疏离的表现形式。但疏离还存在另一种比其他形式更令人痛苦和困惑的表现形式：它就是与自己失去联结的感觉。我们常常被别人的想法所影响，并会为了满足别人对自己的期望而受尽折磨，实际上最终会导致我们失去对自我的真实感受。我们失去了理性，我们失去了真实的自己。我们如此痛苦就是因为拥有真实的自我才是发生有意义的改变的前提。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考察真实性的概念，以及我们想要练习勇气、悲悯和联结就必须要保持真实性的原因。

真实性

真实性是什么？我们可能不知道如何定义它，但当我们感受到它时，我们就能够清楚地认出它来。事实上，当我们处在一个真实的状态时，许多人甚至能感觉到它就存在我们的骨髓之中。我们常被那些诚实、真实、真诚的人们所吸引。我们喜欢能散发出温暖并给我们很可靠的感觉的人。我们总是围着那些能够“实事求是”并在谈话的过程中轻松自嘲的人身边。

真实是种令我们尊敬的品质，也是我们在生活中努力追求的目标。我们不喜欢半真半假的陈词、不真诚的联结和可怕的沉默。我们都想要清楚地了解我们是谁，我们相信什么，并有足够的信心与他人分享这些想法。我一直喜欢说“我们都想全然地接纳我们的每一寸肌肤”。

自卑常常阻碍我们向周围的人展示真实的自我——它破坏我们为追求真实所作出的努力。当我们绝望地试图掌控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时，我们又如何能够做到真实呢？我们如何才能诚实地表达出我们的观点，但同时又说些他们想听的话？当我们试图让身边的每个人都感到舒服，不惹他们生气，不让他们对我们失望时，我们又该如何坚持自己的观点呢？

社会工作教育者迪安·H.赫普沃思（Dean H. Hepworth），罗纳德·H.鲁尼（Ronald H. Rooney）和简·劳森（Jane Lawson）将真实性定义为“以一种自然的、真诚的、自发的、开放的、真实的方式来展现自我”。当我们认为自己有缺陷、不值得让他人与我们建立联结时，我们就无法与他人分享自己。当我们自卑于自己的身份和观点时，我们就不可能变得“真实”。

羞愧会引起自卑。当我们努力为了去掌控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而牺牲了真我时，我们往往会陷入一种危险的恶性循环：自卑，或者害怕被羞辱让我们远离真实的自我。我们说别人想听的话，或者当我们该发表观点的时候，却保持沉默。反过来，我们因自己的不诚实、错误信念或认为自己的观点不重要而感到自卑。你可以在下面的引述中看到这个恶性循环。

· 我有时会根据别人的喜好来说话。我和追求自由派的朋友们在一起时，我就会表现得很大方随性。我和较为保守的朋友们在一起时，我就也会表现得很保守。我猜是因为我害怕自己说话会招人反感，所以我只是随大流。但这让我觉得我自己很肤浅和不诚实。

· 作为一个日裔美国女性，我经常听到人们会对亚洲女性做出全方位的假设。一些人把我们描绘成一种稀少的完美者——聪明、勤奋、成就非凡。有些刻板印象针对某种性别的天性——亚洲女性通常被描述为既是放纵的又是顺从的。所有这些假设和刻板印象都削弱了我们的人类的多样性。我经常想为此说点什么，但我又觉得太丢人了。一部分是因为我的文化导致的，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是个女性。我常常想说出来，但这很困难，这让我觉得自己很脆弱。

· 我的同事们是一群绝对的偏执狂。他们总会说些贬损少数民族的话。他们还会讲些低级趣味的笑话，并发送带有种族偏见的电子邮件。我本打算向人力资源经理反映这种情况，但他的行为是最为糟糕的。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什么都没说？我为什么不告诉他们那些笑话有多伤人？”我真为自己感到羞愧。

· 我喜欢看新闻，看报纸。我对政治和实时的大事都很感兴趣。我试着在与别人交谈时，思考我的观点和立场，但结果我总是会把事情搞砸。当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或对我所描述的事实提出质疑时，我就会感到紧张。有时候我就不出声了，但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被逼到了绝境，我的说话声音就会变得非常大声，并更情绪化。不管怎样，我看起来很蠢。我讨厌自己这样。为什么我会这样做？为什么我就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

·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开始使用三种语言讲话。我在工作时使用“白人语言”。我在家的时候使用家乡话，就和我小时候说的一样。我最近在教堂认识了新朋友，起初他们会有意地避开我，因为我的家乡话不够“黑人化”。因此我很快就开始讲第三种语言，使他们不会认为我是在试图扮演白人。一方面你在白人的世界里感觉不到“真实”，但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社交圈的成员们接受了你，你又会觉得自己因这种改变而变得越来越不诚实了。

下面列出了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时所描述的信息和期望。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真实性的这些特征——自然的、真诚的、自发的、开放的和真实的，我们就会发现拥有真实性是多么的困难。因为我们总会通过以下这些狭隘的期望来试图转变我们的行为和想法。

· 不要说让别人觉得不舒服的话，但要保持诚实。

· 不要让别人听起来很自以为是的样子，但还要听起来很自信。

· 不要惹烦任何人，也不要伤害任何人的感情，但要说出你的想法。

· 不要冒犯别人，但说话要直截了当。

· 要表现出很博学，很有教养的样子，但不要像个万事通。

· 说话要坚定，但观念不要太死板。

· 不要说任何不受欢迎或有争议的事情，但要有勇气去质疑大众的想法。

· 不要显得太过激情，但也不要表现得过于冷静。

· 不要太情绪化，但也不要太超脱。

· 你不必引用一些事实和数字，但不要出错。

表面上，这些想法看起来很可笑——它们完全是矛盾的，并且过于主观。谁来定义什么样的行为属于冒犯的或情绪化的呢？什么样的程度是过于热情，什么是过于冷静呢？

当我们开始审视这些信息和期望时，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自卑会渐渐破坏我们的真实性。当我们被别人的想法所挟持时，我们就无法说出真话。在下一节中，我们将探究常态的概念。有时我们需要感觉自己是正常的或者被认为是正常的，有时这甚至可以使我们放下对真实性的某些承诺。这一点在让我们感到孤独和格格不入的那些自卑诱因上尤为适用。

自卑与常态

自卑让我们感觉自己和他人不同——就好像只有我们拥有这种问题一样。在访谈过程中，我都数不清听到过多少人说这样的话：“我只是想感觉正常点。”

在访谈中，我意识到有时候追求常态的过程会归结为对数字的追求。当我们无法获得有效的信息时，我们就会急切地想要一种作为常态的衡量标准。我们想知道什么是正常的，因为“正常”给我们提供了更大的接受感和归属感。

这些媒体运作的期望之所以如此危险，是因为它们利用了我们对“常态”的渴望，它们展示给我们一些真实的画面并贴上“不正常”的标签。想想那些广告语：“如果你感觉到疲惫和不堪重负……”或者“如果你太担心你的孩子的安全……”或者“如果你的皮肤看起来是这样的……”

我还记得在911事件发生后的一周，我仔细地看了电视上播放的药品广告。在袭击发生的三到四天之后，它们就立刻针对那些对自己的孩子过于担心的女性们发起了一场猛烈的广告攻势。广告中使用的台词是“你过去是非常快乐的”，或者“你过去常常微笑”。有一瞬间我真的很生气然后想：“真阴险啊！此时此刻在这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妈妈不在担心她的孩子。”但接下来我又想：“好吧，我需要那些药片。我非常渴望安全感。我认为这正是我现在所需要的。”

大约一个星期后，我担心自己真的会发疯，因为我一直对目前的局势感到恐慌。最后我给一个刚生孩子的朋友打了电话，她是一名家庭咨询师。“这就是我正在做的，这就是我的想法。我这样属于正常现象吗？”“是的，非常正常。你是正常的，其他一百个给我打电话的女性也都是正常的。如果你非常担心艾伦以至于无法正常工作了，那我们应该多谈谈这个。但如果你因为觉得自己的担心过于疯狂了，那么你是很正常的。担心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安全是与当下局势非常符合的正常反应。现在属于非常时期。”

这种情绪表明了我反复听到的有关脆弱性的规律。下面是我对这个规律的总结：

我无法了解我的真实感受，因为有太多的信息和期望阻碍了我的道路。当我对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我应该如何做感到非常的焦虑时，我就无法弄清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也试着想和别人聊聊此事，但我感到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最后，我放弃了追求真实的想法，只是希望被看作是正常的就可以了。

自卑复原力和常态

表现出高自卑复原力水平的人们，在建设四个要素上都做出了努力，他们成功地在身边充斥着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信息与期望的情况下，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他们成功地培养出足够的同理心来进行清晰地思考，能够评估自己的需求，能够知道让他们与人连接，变得强大和自由的动力是什么。

下面是我总结的在访谈中出现的一些规律：

我必须承认并过滤掉所有阻碍我的想法和期望。当我很担心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我应该如何做时，我就无法弄清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必须明白这些想法是从何而来的，这样我就能解决它们，并继续前进。所以我必须与我能倾诉的人建立关系，我需要谈谈我的感受和我的需求，这样我就不会从生活中的关键之处迷失自我。我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我只想做真实的自己。

成瘾

成瘾于自卑，就好像用喝盐水来解渴。

——特伦斯·里尔（Terrance Real）

《我不想谈论它》（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的作者在这本书中，你可以从很多的例子和故事中读到，成瘾和自卑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有很多相似点：都会让我们感到疏离和无力。当我们上瘾时，我们要么会感到痛苦难熬，要么就会采取行动。成瘾会让我们感到孤独并对外界产生依赖。最后，通常人们对待成瘾的问题会保持隐匿和沉默。

尽管很多人认为成瘾是“男人的问题”，但这与事实相去甚远。许多关于酒精和毒品的最新研究表明，年轻女孩比男孩喝酒喝得更多，而且比同龄的男孩开始喝酒的时间更早。新的研究还表明，越来越多女大学生开始喝酒，而且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研究人员发现，女性们经常通过喝酒来改善她们的情绪，增加她们的自信，减少紧张感，并让她们感到不那么害羞。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主任诺拉·沃尔科夫博士（Dr. Nora Volkow）称酒精是种“社会润滑剂”。

当我回顾我自己的历史岁月时，“社会润滑剂”的说法当然是很恰当的。和许多女孩一样，我在高中就开始喝酒。到了大学时，我已经把香烟和啤酒看成是我社交的宝剑和盾牌。我不确定我是否在没有这种盔甲的情况下能在派对或酒吧中如鱼得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酗酒和吸烟产生社会性的依赖。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会这样，无论我在哪里，我的偶像们也都是这样做的。

直到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才真正了解到我的家族酗酒史。我们家中很少出现酒，我成长的环境中也很少有人喝酒。当我结合大多数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来做我的个人研究时，我了解到酒其实已经破坏了我许多亲戚的生活。我也开始更清楚地了解自己对酒精的社会性依赖。我在1996年的那个周末戒了酒和烟，同时我获得了社会工作硕士学位。我是幸运的。我有足够的信息和工具来帮助我做出选择，并且找到了支撑我放下剑和盾的原因。我认为我的康复之旅是我生命中最伟大的一个礼物。

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卑在成瘾中扮演的角色（或者说成瘾在自卑中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了解两者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我的直觉告诉我两者必然有某种联系，但并不真正地完全理解。自卑和成瘾在很多方面都会纠缠在一起，并很难说清某一时刻是哪种因素在起作用。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卑和成瘾是如何一起作用的，我查阅了最新的文献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第2章中，我推荐了这本由琼·唐尼和朗达·迪林编著的《自卑和内疚》。他们除了对这个话题进行了更广泛的研究外，还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最近发表在《成瘾行为》（Addictive Behaviors）杂志上。这项研究的负责人朗达·迪林是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成瘾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我不是在罗列他们的研究结果，我只是觉得直接听到研究者口中说的话可能会对你更有帮助。为了准备这本书，我专门请迪林博士来做了一次采访，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他的重要发现以及这些成果对我们可能的影响。以下是一些关键部分。

我：我读过你和琼·唐尼写的那本书，我想我们的观点一致，关于自卑和内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自卑等同于“我是坏的”，而内疚等于“我做了坏事”）。那么在您书中所提到的“自卑倾向”和“内疚倾向”这两个名词分别是什么意思？

迪林：当我们提到自卑倾向和内疚倾向时，我们指的是任何特定个体在面临不同情况时对两种情绪的产生倾向。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有些人更有可能做出自卑的情绪反应，而其他人则不太可能体会到自卑，这里不考虑背景触发的因素。我们把那些更可能会用自卑做出回应的个体看作是有自卑倾向的个体。举一个不同的例子，有些人在感到悲伤时可能会更倾向于大哭一场，而其他的人可能会感到同样程度的悲伤，但是他们不太可能因为悲伤而哭泣。我们把可能会哭的倾向称为哭泣倾向。大多数人都很清楚自己在某种情况下是否会哭。我们使用诸如TOSCA（一种研究工具）等措施用具，给每个研究参与者提供了不同的几种日常情况，并要求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表明他们会做出的可能反应（一些代表自卑反应，另一些代表内疚反应）。利用他们的反应，我们就可以确定每个人的倾向，即“自卑倾向”和“内疚倾向”。虽然有可能同时出现既存在自卑倾向又存在内疚倾向的情况，但更有可能的是，某个特定个体会更为强烈的倾向其中一种情绪。

我：在你的文章中，你谈到了导致成瘾的一些因素。具体来说，你讨论了了解与物质滥用相关的“固定因素”和“可变因素”之间区别的重要性。你能帮我们理解一下这些词语的意思吗？

迪林：我提到的固定因素指的是那些实际上无法改变的事情。例如，尽管我们知道一个人培养成瘾的可能性与基因有关，但一个人真的无法改变他们与生俱来的基因。另一方面，可变因素是不断变化的（或有可能改变的）。一个人的社交网络被看作是一个可变的因素。人们可以选择和谁交往，任何特定的个体都可以选择与吸毒的人或不吸毒的人交往（只是举个例子）。我们认为自卑倾向和内疚倾向就是两种可变的因素，它们有可能被改变。理想情况下，在治疗环境中，我们希望帮助客户学会更容易产生内疚倾向，而少些自卑倾向。

我：在这项研究中，你发现了自卑倾向与酗酒问题和吸毒之间确凿的联系。你认为这个发现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于那些正在与成瘾做斗争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迪林：首先，我认为这个发现与大多数其他关于自卑倾向的研究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经历自卑似乎与消极的生活后果有很大关系，可能是在管理愤怒、抑郁症状、成瘾问题或其他事情上导致很困难的后果。所以，我认为这一发现最重要的是它能提供给那些有自卑倾向的人额外的证据，证明他们非常需要脱离这种自卑感，然后发展为更健康的情感反应——内疚。我认为许多治疗师都在试图帮助客户培养这种技能，不管这些治疗师是否会将他们的工作贴上“减少自卑”的标签。然而，很少有对试图教会客户减少他们的自卑感的相关研究。这种明确的调理手段是非常必要的。我们需要通过合理的研究方法来测试和验证这些调理手段，以便为治疗师提供明确的工具来帮助他们的客户减少自卑感。

我：你还发现了内疚倾向实际上可能对发展酗酒问题或物质滥用模式会起到某种保护作用。你能帮我们理解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

迪林：有内疚倾向的人可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错误的行为上。举个例子，一个有内疚倾向的人在喝了一整晚的酒后，接下来在第二天的工作中频频出错，他可能会想：“如果我继续出错，我就会丢掉工作。”相比之下，一个有自卑倾向的人更有可能专注于他们对自我缺陷的认知（“我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人，因为我一直在工作上出问题”）。正如你所想象的那样，改变或修复任何某种特定的行为会比修复一种自我缺陷要容易得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内疚倾向的人就会试图寻找他们力所能及的措施来改变现状。例如，他们可能会制定些策略，关于如何在第二天要上班的情况下尽量不喝酒，或者如何在第二天有无法高效完成的工作要做时尽量不喝酒。具有自卑倾向的人，因为他被自己是个很糟糕的人（有缺陷、毫无价值等）的情感意识所淹没，所以根本无法来解决问题，因此不能做出改善类似情况的有效（希望更好）计划。从本质上讲，有自卑倾向的人会被情绪所困，而有内疚倾向的人则能够继续前行。

我：经常有人问我是自卑导致成瘾，还是成瘾导致自卑。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迪林：我认为它不是某一个导致了另一个。我认为两者都是同时出现的。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具有自卑倾向的情绪，那么他或她就会有成瘾的风险。然而，我认为一旦某个人开始被成瘾带来的相关问题所困扰，那么自卑就将是种不可避免的后果。所以，举个例子，假设一个有酒瘾的人已经具有了自卑倾向，那么他或她因饮酒所造成的生活问题（工作中、家庭中、人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等）都有可能导致他或她来评估这些缺点并为此感到自卑，然后对此做出相应的解释：“我一定是个糟糕的人。”所以，我认为自卑和成瘾之间是种恶性循环的关系，一个很难改变的循环。

恢复力和成瘾

在这次访谈中，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对我有很重要的启发。第一个问题是自卑与成瘾之间的恶性循环关系。在表达自卑的那一章中，我们讨论了三种克服疏离的策略：退缩模式、突破模式和敌对模式。经过我们多年以来使用这些策略来对抗自卑的经历，就算我们知道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毫无成效的，但我们也很难轻易放弃它们。许多人都会使用这些策略来缓解未被满足的同理心需求。陷入疏离之中不仅让我们远离真实性，而且这些“卡住”的地方似乎也在自卑与成瘾的关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问题，迪林博士提到的治疗师帮助客户辅助治疗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本书中，我谈到了我们建立自卑复原力的各种方式，我一直在试图强调，我认为在这里值得重申一次，由于自卑的复杂性特点，建立复原力可能需要治疗师或顾问的专业帮助。如果我们在与某种成瘾做斗争，那么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往往会起到消极的影响作用，而没有帮助的作用。休斯敦酒精和药物委员会（Council on Alcohol and Drugs）的一个部门——家庭恢复中心（Center for Families）主任阿比·威廉姆斯（Abi Williams）博士写道：“我们预测如果在家庭中有某位家庭成员做出了糟糕的选择时，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家中的其他三到四名家庭成员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些参与影响的家庭成员通常会认为，保持家庭的和睦都是要靠他们来掌控。事实上，这种想法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家庭成员所引发的不当行为可能会和原本待解决的问题一样具有破坏性。”

在成瘾这一章中，我想清楚地说明，我认为我们必须通过寻求外界的帮助来克服成瘾。这种帮助可能来自于治疗师、康复中心或十二步骤小组，总之我们的确需要来自外界的帮助。从成瘾中恢复需要的指导、支持和信息（有时还需要医疗），远超出了我们能从最有力支持的关系网中所得到的帮助。

最后，在迪林博士的例子中，他说：“人们可以选择与谁交往，任何特定的个体都可以选择与吸毒或不吸毒的人交往。”这是真的。但是，除了我们的“社交网络”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生活在先培养成瘾，然后再诋毁成瘾的文化下。心理学家、积极分子夏洛特·索菲亚·卡斯尔（Charlotte Sophia Kasl）写道：“男权社会、阶级制度和资本主义创造、鼓励、维护和延续了成瘾和依赖性。”正如我们在这本书中所探讨的那样，自卑网引诱我们对特定的性别产生了严苛的期望。如果你把这些期望的力量和在“其他人”那一节中对“我们和他们”心态的分析以及媒体文化带来的影响结合在一起来看，我相信她的说法是准确的。我们会从食物、酒精、毒品、性和人际关系中来寻找解脱。正如在这一节的开头引用的话所表达的，成瘾并不能缓解压力，它只会让我们更加渴望解脱。

此外，提到成瘾，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自卑文化之中。一方面，我们用消极的刻板印象来描述那些陷入成瘾的人，比如虚情假意的、狡猾的、爱撒谎的、行骗的、不值得信任的和爱摆布人的。另一方面，我们经常用积极的刻板印象不切实际地将摆脱成瘾的男女描述成为精神力量的支柱，他们过着无所畏惧的和自律的生活。

当赞同这些由文化产生的刻板印象时，我们常常就不能清醒地认出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某种程度上都在经受着成瘾的折磨或与经受成瘾问题的人保持联系。如果我们坦诚地反思自己的生活，我们就会知道，刻板印象永远无法捕捉到真实经历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深刻性。

真实性和复原力

我们从这章的开头就了解到真实性的一些特质，包括自然的、真诚的、自发的、开放的和真实的。但是一个具有真实性的人又是什么样的呢？每当我提到真实性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的一个好朋友查兹（Chaz）。我与他相识已经有十多年了，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真实的一位。他能够绝对真实地展现自我。

查兹当然具备上面所有列出的真实的特质，但他的真实性引发了我更多的思考。他是什么样就会表现出什么状态，不管他和谁在一起，无论他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如果你把他生活中各个领域的人们都找出来——他们是互不相识，但是都认识他的人们。他们对他的描述可能都是非常相似的。他应对不同类型的人都很游刃有余和随性自在，但无论他和谁在一起，或别人的期望是什么，他总会以同样一套价值观和信念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并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在具有很明显的自卑复原力水平的人身上看到了同样的特质。对我来说，这种品质的精髓就是无论你和谁在一起，你都会做你自己——这就是自然、真诚、自发、开放和真实所带来的结果。

那么，真实性是如何与自卑复原力联系起来的呢？基于这些数据，我想说，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自卑复原力水平，想要达到真我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当我们有了勇气、悲悯和联结后，想要做个真实的人就要容易得多。参与者们也谈到了与支持我们实现真实性的人建立连接的重要性。有时，这些人也与我们有相同的想法或精神，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会与我们共同向真实性努力，而不是仅仅彼此分享信念或价值观。

· 在我和妹妹的一次非常艰难的谈话中，她告诉我，她很难信任我，因为我总是试图揣测人们想要什么，并说些他们想听的话。她告诉我：“我不在乎我们是否意见不统一。我只是希望能听到你真实的想法。”她这样看待我，我感到很惭愧，但这确实点醒了我，让我明白了我没有真诚地对待每一个——尤其是我自己。在我们谈话后的前几个月中，我几乎回答不上任何人的问题。因为我完全失去了对问题的看法。到现在已经有一年了，我对待自己和家人更加真诚了。我的妹妹很支持我，我觉得自己更加完整了。

自我悲悯和找优势

从采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问题：我们对自己的态度是多么难以置信地强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自己自卑网里的一员。即使我们只是努力实现来自别人或媒体的期望，但我们仍然会积极地催生着自己的自卑感。

如果我们想要建立自卑复原力并培养我们的真实性，那我们必须学会成为自己关系网中的成员，必须学会运用同理心来感受和理解自己。不去评判他人需要很大的努力——不对自我做出评判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我们保持真实和真诚的能力往往取决于自我接受的程度，对自己的忠实程度以及我们表达自我悲悯的能力。

增强自我同理心和自我联结能力的一种方式是，探索并承认我们自身的优势以及我们存在的问题或局限性。许多社会工作者都会使用一种叫作“找优势”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根据社会工作教育家丹尼斯·萨里贝（Dennis Saleebey）的观点，找优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从我们的天赋、能力、可能性、愿景、价值观和希望等方面来重新审视我们的困境。这个方法并不能消除所处困境的痛苦和严重性，但它确实要求我们把自己品质视为积极的潜在的资源。萨里贝博士写道：“否认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和否认问题本身都是错误的。”

了解我们的优势的一种有效方法是考察优势和局限性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研究我们做的最好的地方和我们最想改变的地方，我们经常会发现这两种行为是核心相同的不同程度的表现。例如，我想到自己在真实性上遇到的问题。有时候，当我觉得对自己很挑剔的时候，我就会严重质疑自己的真实性。我认为自己的行为太过政治化，就像变色龙一样。当我在我的“工作区域”时，我变成了一种颜色；当我在家的时候，我又是另一种颜色。当我和某类同事在一起时，我侧重某种色调，但我和另一类同事在一起时使用的色调又完全不同了。我可以让自己相信，我的多变使我能够穿梭于轻度的不诚实和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之间。

然而，从找优势的角度来看这些行为，我就可以完全重新看待我的经历。我可以坦率地说，我能在面临各种不同的人和环境时，做到游刃有余，而不是感觉自己不真实，像个变色龙一样。我可以很自在地进行讨论，从经济学到电视播报的最新的“小尼克”（Nick Jr.）的一系列话题。尽管我会避免关于某些群体的话题，但我不会觉得很矛盾。我经常被自己扮演不同的角色和快速在不同的期望间切换而折腾得筋疲力尽。但是，我认为我做得很好，我认为这是一种优势。

我几乎可以从我的每一个“缺点”或“局限”中找出自己的优势。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不理会我们想做出改变的问题或去证明我们的问题没有价值，而是让我们处在一种拥有自我价值、同理心和连接的状态。我认为我从这项研究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也是我希望在这本书中传达的一个关键信息就是：当我们处于自卑之中时，我们无法发生改变和自我成长，而且我们也无法利用自卑来改变自己或他人。

我可以为自己对工作过多的控制和焦虑感到自卑，我也可以将自己看作是一个负责任的、可靠的、致力于高质量工作的人。虽然工作中的问题不会消失，但从找优势的角度来看，我就会变得更有信心来审视自己并评估我想要改变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找优势并不是简单地让我们对问题进行积极的思考，并认为它已经被解决了，而是让我们能够清楚自己的优势之处，以便我们能够利用它们来应对挑战。

我可以因过分担心我的女儿而感到自卑，我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来重新审视自己，并把注意力集中在我想要成为一个好家长的事实上，我是一个深思熟虑、有责任感、有责任心的妈妈。如果我用现实检验我的一些恐惧，并意识到我做了很多事情来保证她的安全和幸福，我就会处在一个拥有自我价值的状态，就能更容易地思考如何做一个更好的妈妈。但当处在自卑和疏离的状态时，我就会很难评估自己的行为，更别说尝试去改变它们了。

我经常要求我的学生在刚开学时提交一份“优势评估”报告。我要求他们列出自己十到十五个优点。请放心，我不会接受类似“我是个人缘好的人”或“我和别人很好相处”之类笼统的空话。他们很讨厌做这个练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练习也正是社会工作者经常期望他们的客户所做的事情。毫不奇怪，当我要求他们确定自己的局限性或有待成长的地方时，他们通常就会通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列出比我要求的五个例子还要多的例子。这是人的本性。我们只关注于自己的缺点，而忽视我们的优势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发现自己能把事情做得很好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能承认自己的优点，它们就会成为帮助我们实现目标的工具。例如，研究参与者娜塔莉（Natalie）告诉我：“我可以随意谈论我的信念，因为我认为这不会有标准的答案——我不担心我的话听上去很愚蠢。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我只在乎诚实待人。但当人们谈论政治或公共事务时，我就没话说了。我感到很自卑，因为我知道的很少，或者我对正确的信息了解甚少。”

如果娜塔莉想在谈论政治或社会问题上培养她的真实性，那么评估她在信念的讨论中所表现出的真实性的优势是非常有用的。她做了什么让她觉得自己是真实的？她在讨论中利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让她感到自在的是谈论信念而不是政治呢？

根据我与娜塔莉的讨论，我认为这将对她重新看待政治和社会问题只有一种标准答案的看法有所帮助。她可能会考虑改变自己对标准答案、正确的信息的要求，并意识到对自己的想法坦诚更加重要。她似乎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最后，为了更容易地识别出我们的优势，我们还可以通过对以下几个实际检验的问题来审视我们这些期望，这些期望试图控制我们的表达方式以及对待信念和价值观方面做出的行为。

· 这些期望足够现实吗？

· 我能一直保持着这些期望的状态吗？我想成为这样的人吗？

· 一个很真实的人也会有这些特点吗？

· 满足这些期望会让我变得更真实吗？

· 我是在描述我真实的自我，还是别人想让我成为的样子？

当我问到参与者，她们是如何对关系网和自卑网的成员进行划分时，大约80%的女性说：“如果我能和某人在一起时，总能做我自己，那他们就在我的关系网中。”我认为“做我们自己”的能力既是真实性的核心，也是建立自卑复原力带来的真正益处。

自卑复原力的理论

这本书中的信息都源于我所研究的自卑复原力理论。我非常喜欢《第五项修炼》（The Fifth Discipline）一书中对理论所做出的定义——这是一本关于学习型组织不可多得的好书。作者将理论定义为“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一个基本命题，它经受了反复的验证，最终使我们获得其中的秘密”。英语中的“理论”（theory）一词来自希腊词根“stheo-rós”，意为“观察者”。这个词与“剧场”（theater）的词根相同。人类创造“理论”这个词语和他们创造“剧场”的原因基本相同，就是为了把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的想法公布给大家。

关于自卑我所提出的理论被称为自卑复原力理论。它涵盖了一系列关于自卑感如何影响人的命题。如果我们把培养自卑复原力策略的每段连续区间都看作是一个更大谜题的不同部分，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理论是如何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的。下面的命题主要解释了自卑是如何运作的。

· 自卑最为准确的一种定义是：一种极度痛苦的感觉或经历，我们认为自己是有缺陷的，因此不值得被别人接受和容纳。当女性陷入了一种分层的、相互矛盾和抵触的来自社会圈子期望的网中时，她们常常会感到自卑。自卑会造成恐惧、指责和疏离。

· 与体验自卑相对立的是体验同理心。

· 同理心要求我们练习平凡的勇气、悲悯和联结。

· 我们无法抗拒自卑，然而，我们可以培养自卑复原力。自卑复原力的水平最好被设想成一段连续区间的形式，在它的两端，一头是自卑，另一头是同理心。

· 我们的自卑复原力水平是由我们的综合能力决定的，我们认出自卑和明确自卑诱因，我们的大局意识水平，我们与他人沟通的意愿，以及我们表达自卑的能力。换句话说，我们在自卑复原力区间上的实际位置是我们在其他四个分区间上所处位置的总和。

· 我们必须从每一个自卑类型中独立地评估我们的自卑复原力。某个领域上具有高水平的复原力并不能保证我们在所有领域都具有很高的自卑复原力。

· 具有较高自卑复原力的人在经历自卑时，会意识到自己的自卑诱因。理解我们的诱因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卑并向他人寻求支持。当我们不了解自己的脆弱性时，我们就会依靠一些无效的方法来保护自己免受自卑所带来的痛苦。我把这种方式叫作“自卑屏障”。

· 练习大局意识的人会有更高的自卑复原力水平。大局意识帮助我们消除神秘化，并将问题带入到实际的情景之中，最终使我们感到正常化。缺乏大局意识会导致我们加重自卑感，并认为自己是个别化和病态化的。

· 那些善于与他人沟通的人在经历自卑时会具有更高的自卑复原力。与他人沟通允许我们分享自己的故事，并积极地创造变化。当我们没能与他人沟通时，我们往往就会孤立自己并与他人划清界限。

· 能够表达出自卑的人具有更高的自卑复原力。表达自卑给我们提供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的途径。当我们对自卑闭口不谈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开始封闭自己或做出错误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