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中短篇小说散文选

——为张志忠著《莫言论》写的跋几年前，我曾经以《天马行空》为题写过一篇“文学宣言”那里边充满了“狂气”和“雄风”重读此文，不免有点脸红。仅仅数年，当初那股子邪劲就消磨殆尽，剩下的更多的是一些疲乏的叹息。这疲乏并不是因为写作品累得，而是和人打交道累的。但生在人世，不和人打交道又不行。有人说作家要耐得住寂寞和孤独，但孤独寂寞之后又想见人。生活中处处充满这种对立，既对立又统一，果然是辩证法，人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物件。追求，厌倦，再追求，再厌倦……至死方休。人大概都如此，否则无创造、无进步，也无文学。文学是不是矛盾的产物、是对立的两极相撞时进发出的火花呢？

我很不愿让自己的思维纳入“理性”的轨道，但长久地不“理性”又有被人骂为“精神变态”的危险，我不得不按照批评家的教导来“理性”、来“节制”果然就把“狂气”和“雄风”收敛了。我多么愿意成为一个被文学权威们视为掌上明珠、不“异端”的好作家，经过努力，．稍有好转，但到底不行，正所谓“乌鸦叫不出画眉声”为了让社会主义文学之林里“百鸟鸣琳”神枪手们似乎也应该手下留点情，不要斩尽杀绝，留下几只乌鸦呱呱几声，以便衬托出画眉、蜡嘴之类贵鸟啼声之美妙。

其实真能成为乌鸦，叫出完全异于别鸟的恶声也不错，只可惜我连乌鸦也不是。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自己认为还是“现实主义”大旗下的一名小楼罗（“现实主义”将官们不接受我是他们的事）巴尔扎克、老托尔斯泰、肖洛霍夫、鲁迅（鲁迅也“魔幻”的很可以）、赵树理等人的创作都对我产生过影响。这影响有多么大只有我自己知道。“投奔”“现实主义”并不是要挤进这个伟大营垒捞点子油水，去当走光明大道的好作家，实在是一种自我的定性分析。

回顾近年来创作的一批作品，更坚定了我是“现实主义”作家的结论。如果不戴变色眼镜，能看到我的作品中的严肃生活。如果你一开始就认定了我是一个肆意丑化社会的坏人，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中国古代有个皇帝看到老百姓饿的枯瘦如柴，纳闷地问他的大臣：他们为什么不喝点肉汤呢？——我可没有遗责这个皇帝的意思。

我是个没有深刻思想的人，但有接受别人思想的能力。

我同意“艺术是苦闷的象征”的说法，鲁迅先生也同意这说法。我理解这句话并不是要让作家们都高扬起自我表现的旗帜，去一味地宣泄一己的痛苦，置人民的痛苦于脑后，做一个个人主义者。这里的苦闷应该是大苦闷，是时代的苦闷，是民族的苦闷。只有在这大苦闷的炉子里，才可能锻炼生长出艺术的璀璨晶体。一个人不可能超然出世，即便是一己的苦闷，也是社会的产物，也是社会苦闷的组成部分。这种说法当然也是相对的。如果这个作家是一位万岁爷，他的苦闷与我爹的苦闷自然就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他的苦闷成了文学，也大概是不灵的。南唐后主的亡国词呢？如果有人这样问我，我另说点子别的吧。

我的一个红皮本子上记着一段鲁迅的语录（大概是他翻译了日本人的）真是好极了：“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惟一的世界。忘却名利，去除奴隶根性，从一切羁绊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才能成为文艺上的创作〕必须进到与那留心着报章上的批评，算计着稿费之类的全然两样的心境，这才能成为真正的文艺作品，因为能做到的仅被心里燃烧着的感激和情热所动，像天地创造的曙神所做的一样程度的自己表现的世界，是仅有文艺而已。”

然而，好道理固然能激起一种心灵深处的强烈共鸣，真要实行起来却不容易。谁能“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谁又能完全地“忘却名利”、不“留心报章上的批评”、不“算计稿费”之类？鲁迅自己一辈子就没摆脱过外界的压抑和强制，并且像一匹孤独的老狼一样撕咬着脖子上压抑强制的铁链条。他很留意报章上的批评，并且始终采用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态度，决不宽恕一个敌手。因为他要养家糊口。所以他也必须算计稿费，并且建有详细的账薄子。鲁迅是一代风流，大大的文豪，尚不能进入那“纯然超然”的境地，何况我辈小东西！

尽管如此，我还是被上面那“纯然超然”的话感动，就像共产主义社会离着现实虽然不近，但总是让真正的共产党员激动、神往、并为之奋斗终生一样。

一切都是相对的，而且两条真理加在一起很容易成为一条悖论。“苦闷的象征”也罢，“纯然超然”也罢，都难以彻底。而如果这两条都算真理，也恰好成了悖论：没有苦闷就没有文学，而文学家最大的苦闷莫过于受压抑受强制。受压抑受强制就不能“纯然超然”不“纯然超然”就没有文学，而受压抑受强制又很苦闷。

至今也没读到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文学的理论。大多数理论家是在寻找部分文学作品说明自己的文学理论，不符合自己的理论模式的文学作品就视而不见，无论它是多么优秀，而只要是适应了自己的理论模式的作品，无论它是多么的平庸。但仔细一想这也是对的，否则只有一个理论家就够了，否则只有一个作家就够了。

在我阅读的范围之内，作家的创作理论一般地都是混帐的理论，仔细一想，“混帐”才是对的，如果不“混帐”那不成为了会计师了吗？

理论家也经常地在两个极端之间跳来跳去，作家也完全可以这样。我想搞文学不是搞政治，搞政治讲究的是中庸之道，搞文学最好搞点极端。如果搞文学的都中庸起来，像鲁迅笔下的哈巴狗一样，那才是真正地可恶、该打。

毕竟本文是要与一部评论我的创作的文章编在一起的，我必须明确地阐明我的观点：我同意没有苦难就没有文学的观点。

我同意文学是生命的纯然表现的观点。

尽管这两个观点都不完善且有互相矛盾之处。

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里曾经改造地引用过埃斯库勒斯的剧作《普罗米修斯》的话（原话是：“说句真话，我痛恨所有受f我的恩惠、恩将仇报、迫害我的神”)“说句真话，我痛恨所有的神灵”马克思接着说，“这是他的自白，他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他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灵，因为这些神灵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的神灵同人的自我意识并列。”

虽然现在与马克思的时代和埃斯库罗斯的时代相去甚远，但他们的话依然唤起了我强烈的共鸣（我决没有狂妄到把自己的卑微感情去和普罗米修斯的高尚感情认同的程度）由此推出别人的文学观点改造一下让他变成我的文学观点：当代文学是一个双黄的鸭蛋，一个黄子是渎神的精神，一个黄子是自我意识。渎神精神和自我意识好像互不相干，实际上紧密相连，他们共存在当代文学这个鸭蛋里。现在，对神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官僚的批判，对官僚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政治的批判，而对政治的批判实际上就成了唤起自我意识的响亮号角，于是，对神的批判也就成了民主政治的催化剂。

如果连渎神的勇气都没有，哪来批判神的勇气？

多少年来，人类造了形形色色的神压在自己头上，自我意识的觉醒——人性的觉醒敲响了诸神的丧钟，但灭神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刚刚开始渎神呢。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说：“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之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之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在这里引用这段话未必合适。

压在我们头上的神太多了，有天上的神，有人间的神，但无一例外不是我们自造的。打破神像，张扬人性，一个古老又崭新的口号。

总有一天，神圣的祭坛被推翻，解放了的儿孙们，必将干出胜过前辈的业绩。

本文的所有议论，都限制在文学的特定意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