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为了好玩 (Just For Fun)

Linux 革命结束了吗？

撰稿：斯科特?伯瑞纳托，《PC 周刊》谢谢您的垂询，革命已经结束。您如果想得到关于 Linux 的更多信息，请按……”

这表明林纳斯?托沃兹有了一名助手，意味着整个 Linux 也流俗了，所以还是忘掉这场革命，重新回到Windows 操作系统去完成工作吧。 以前，记者把电话打到以斗篷和短剑为标志的 Transmeta 公司找 Linux 操作系统的发明者时，接通分机，你总会听到另一端林纳斯自己的回答：“这是托沃兹。”他很耐心地回答你的提问，告诉你他没有时间。有时，即使你提问的是毫无意义的初级程序员思索的问题，他也予以答复。那时总是他自己接听电话。 今天，当你打到 Transmeta 公司，接通他的分机以后，却会有一个悦耳的女子声音欢迎你的来电：“谢谢您给林纳斯?托沃兹来电。这个电话不接收信息，如果想与他联系，请把传真发往……”

什么？一切都改变了。对你来说他已是可望不可及了。他已很富有，他已是位名人，如果想和他会见一次，就像会见其他计算机界的大腕名人一样困难。女子继续喋喋不休地重复传真号码。如果你想要拨打原先的0#号找一位接线员……“我们的接线员不负责为他仁慈信息，也不知道他的日程表。”她的声音还算动听，不过最糟的一句是：“但他们很高兴把您的传真号码告诉他。”啊啊，比尔?盖茨还很高兴分裂微软以取悦戴维?鲍埃斯（David Boies）呢。 Linux 革命并没有结束，但与任何革命一样，零星的喧嚷正在被众多的支持者所取代。远方的新生波浪正在取代眼下无用的顽石，富有的地主也跟从在贫穷的纳税者后面参加起义（顺便提一句，后来，富有地主极力主张向边远地区居民征收威士忌税，其实威士忌税与以前向他们征收的茶叶税没有多大区别）。 实际上，这正是林纳斯开始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所以，只提供一个新闻电话号码或者令人不快地把提问范围加以限定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本月早些时候，在圣何塞举行的 Linux 世界博览会的问答会上，参加问答会的托沃兹难以当场回答众多提问者的问题，所以不得不喋喋不休地重复着相似的答案，应答相似的问题。开放源代码能用于商业领域吗？

你会不会像比尔?盖茨管理微软那样管理 Linux？你怎样评价微软？什么是开放源代码？什么是 Linux？为什么以企鹅为标志？

因此，托沃兹像体育明星那样把话题限制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如特姆?罗宾在布尔?德拉姆所说的：“我只是来到这儿并尽百分之一百一十的努力去帮助球队……”

问题不仅太多，而且记者们在与技术无关方面的提问有时候也令人难以预料。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顶尖人材》的记者问他怎样把握小型和中型商业市场。托沃兹象征性地回答：“就个人来说，我一个都不把握。”

回答过两个问题后，一位热心者――一名自以为对开放源代码的混乱状况有独到见解的记者问托沃兹，他怎样评价公司就农作物基因申请专利这一问题。托沃兹做了象征性的回答：“对于申请专利，我同时怀有两种心情――好的和坏的，但坏的成分更多。”

程序员们认为：如果有人向你提问农作物基因的问题，那么你可能该请一名助手了。 所以，林纳斯不再自己回答电话也许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失去了感受他的直率和自谦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如果我们的传真的确放到了他的办公桌上，他确实会给我们一个答复，而这答复将会保持他的托沃兹风格。

但假如负责公共关系的人士们已经开始负责这项工作，我们恐怕就没有机会再次感受林纳斯的个人魅力了。

好的，我想我应该向伯瑞纳托先生解释，但不是道歉。 任何一个读过这个专栏的人都明白，作为计算机呆子的领头人所产生的压力，已经使我从一个电脑迷变成了一个混蛋。他错了，实际上我一直是一个混蛋。 要从头说起。我从来憎恨语音信箱，它是技术利用方面的负面例证。事实上，它是现存技术中最糟糕的技术，我强烈地憎恨它。在 Transmeta 公司是地，最初我们使用一种分立语音邮件系统，每个雇员都可以收存二十分钟打进来的语言信息，时间用完之后，打电话者会被告知邮箱已满，请与接线员联系。我的语音信箱总是满着的。我想这正是记者们造成的麻烦。

在我的语音信箱满了之后，他们就与接线员吵闹。经历过数百次以后，接线员失去了耐心，她们也知道我对这些来访者不感兴趣，但她们不愿让打电话的人觉得是她们要赶走来电者。

于是，我只好不听录音信息就直接把它们删去，以使前台的人不再受打扰。大多数时候，我根本不听任何信息。不过，打电话的人通常把电话号码说出来以供记录，所以我不得不听十五遍去把他们所说的话弄清楚。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我不给他们回电话。人们留下号码后常会被一种温暖、易于动感情的情绪控制，直到明白我不会给他们回话为止。 那就是他们找到接线员的时候。由于接线员不知如何回答，所以我告诉他们，要来电者给我发传真。传真与语音邮件一样令人厌烦，但只要你愿意，你还是能弄清楚传真上的电话号码。

而我却从不想去弄清楚。

起初，接线员礼貌地告诉来电者请他们给我发传真。最后，人们认识到我实际上并没有读那些传真。一周后他们又打电话来，抱怨说他已把传真发给了我。接线员又被弓弦进来，可他们的工作并不是处理我的电话。 尽管伯瑞纳托先生对我在 Linux 发迹之前的良好形象进行了慷慨的描述，但我实际上一直就是一个刻薄的家伙。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 传真问题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最后，他们设立了一个没有语音信箱的专门的电话信息接待处。Transmeta 已聘用了公关人员，他们自愿为我处理这一事项。听说他们受过职业训练，专门处理这一类事情。他们告诉我，好使我不想与记者们交谈，我也应该尽量给记者们回电话，如果我回话，记者会有一种温暖而快乐的感觉。我对此的反应是：我才不在乎他们的什么温暖或快乐的感觉。

当我在办公桌前时，碰巧有人打来电话，我确实会亲自接听。但那并不能被解释为平易近人，那当然也不是一次政治宣言。对开放源代码的立场并不能使我比别人更为平易近人，也不能比别人更为道德，也不能说明我更易于接受别人的意见。这从来不是事情的关键。事情的关键在于，即使我是来自地狱的最黑暗的魔鬼，即使我邪恶异常，人们也可以在使用 Linux时忽视我的存在而自行处理自己的工作。这与我个人的开放与否无关，这只与他们拥有忽略我的权力有关。那才是最重要的。 Linux 没有官方版本，有我的版本也有任何人的版本。事情是大多数人都相信我的版本，并把它看作事实上的官方版本，因为我为之工作了九年。我是发起人，人们都认为我的工作十分出色。但我们可以说，即使我刮成光头冲他们大喊“向我鞠躬，否则，我打死你们”，他们也不会搭理我的。

人们相信我，而他们相信我的唯一原因就是我曾经值得信任。 那不意味着我愿意去听语音邮件，或者愿意我在办公室里时人们正好打电话进来。 我并不认为人们应该把我看成是一个所谓的好人，任何给我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的人回话。

想来这事的确奇怪，到底是哪些廉洁把我描给成了一个不爱钱财的谦恭的和尚或圣人。几年来，我一直想驱散这个神话，我不想成为新闻界所希望的那种人。 事实是，我从来憎恨那个谦恭的和尚形象，因为那个形象实在太不酷了。那是个沉闷的形象，而且，那不是事实。

钻出我的卧室，站到世界的聚光灯下，我立刻感觉到我必须学会某些别人在进幼儿园时就已学会的生存技巧。例如，我从没有预料到人们会如此认真和荒诞地对待我和我的一举一动。

有两次的情形，可以说明这同一个主题。 在大学时，我在电脑上建了一个总目录，所有目录的名字都与它有联系，目录的名字是为了作为个人的提示，所以我把机器中的总目录命名为“林纳斯?上帝?托沃兹”。我是我办公室里那台机器的上帝，这有什么问题吗？ 人们使用一台 Linux 或 UNIX 的电脑，他们会敲键盘看看谁登录过那台电脑。因为有了防火墙，所以这种操作今天已不经常。但在几年前，如果人们想知道另一个人是否登录或看过他的信件，就必须敲开电脑看看。这也是看看别人放在计算机上的个人信息(它有点像网页的前身)通常所用的方法。我的“项目计划”总是包含着最新的核心版本，所以人们要想知道当时版本的方法，就去打开的电脑看看。有些人甚至把这一过程设置成自动完成，他们每次访问我一个小时，以便?上版本的更新。不管怎样，当人们访问我时，都会看到那个总目录被称作“林纳斯?上帝?托沃兹”。起初还没有什么，但不久我开始收到电子邮件，人们告诉我那么做是亵渎上帝。所以，最后我不得不更改了它。这些人对待自己过于认真，而他们的法通常使人发疯。

当然，另一次是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事件。哎，那真是糟透了。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红帽子公司的书，把那一事件看作带有潜在灾难的国际性事件。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红帽子举行了一次 Linux 用户集会，邀请我参加，会议就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德汉姆市举行。

听众席挤满了听讲的人。当我站起走向讲台的时候，人们都起立并向我欢呼，第一句进入我心中的话就从我嘴边溜了出来： “我是你们的上帝。”

那是一个玩笑。因为那样可以喊得更响。 那并不是说：“我就是你们的上帝，你们要牢牢记住。”那只是表示“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我是你们的上帝，虽然我感激你们这种对我的赞赏，但现在请坐下来听我演讲，听过了再表达你们的态度。”

我相信我再也不愿重新经历这一切。 这几个字的开场白使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几小时后，我的这句话成为新闻讨论组里专栏的标题。我承认，这句开场白不雅，但这不是故意的不雅。事实上，我只是走向一个讲台，而人们站起来并向我欢呼，我很窘迫，而那正是我对付困窘的方式。 人们对待我太认真了。他们对许多事情都看得过直。在为 Linux 奔走的几年里，我认识到了一件更糟的事情：有些人并不满足于过分认真地对待自己，如果他们自己的成见没有被别人实践，他们便会更不高兴。

这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烦恼。

你曾经思索过狗为什么那么喜爱人类吗？不是因为它们的主人每六个星期就带它们到整形师那里去一趟，也不是因为它们的主人偶尔会在人行道上捡起它们的粪便。狗喜欢人类是因为人类喜欢命令它们怎样去做，那是它们活着的一个（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大部分都被阉割，所以它们已从繁衍下一代犬科动物的工作中被解脱出来。另外，它们对项圈下的交配也没有多少欲望）。作为一个人，你是狗群体的领导者，你告诉狗该怎样做。狗的情感服从于你的命令，而且它们喜欢那样。 不幸的是，人类的性情也是如此。人们希望有人告诉他们该如何行动。这种倾向植根在我们的基因核里。任何社会性的动物都本性如此。 所以，那些具有个人意识，敢于对别人说“不，我不遵循”的人就变成了领导者。要变为一名领导者并不很难（肯定如此。我不就变成其中一员了吗？）。那些没有这种信念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更喜欢领导者替他们做出决策并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当然，人们遵循他们所选出的领导者的吩咐去做是正确的。我争论的并不是这一点，我所要说的是，不论领导者还是跟从者，都想把他们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对方，正是这一点令人难以接受。这不仅令人沮丧而且可怕。令人沮丧的是人们会盲目服从任何事物，其中包括服务我；而令人可怕的是，人们希望把他们的盲从心理强加于他人，当然也包括强加于领导者。

当坐在计算机旁，对一些微妙的技术问题深入思考时，你就会忘记那些棱角分明、随时会碰到门上的机器人。当看着孩子最后终于入睡时，你就不禁生出丝丝柔情。另一个手边的更贴切例子发生开放源代码组织中：狂热者相信每种发明都应在公共通用专利（GPL）下注册（用黑客的话说，就是“GPL'd”）。理查德?斯多曼希望把一切都归入开放源代码。对他来说，这是一项政治斗争。他希望利用 GPL 作为促进资源开放的方式，他认为舍此之外，别无它途。而我开放 Linux 资源则不是出于那么高尚的目的，我希望得到回报。这是事情运行的法则，在计算机研究的早期，大多数工作是由大学或国防军事组织承担的，最后都开放了。如果有人需要它，你会把你的成果与另一所大学共享。理查德在被赶了他所喜爱的研究后，成为自觉开放源代码的第一人。

的确，把某人的技术公开，把它改进成像 Linux 那样具有统一术语的可用资源，由此会产生一系列的技术革新，其好处是不可胜数的。只要你看到了这些好处，你自然会反思那些质量很差的封闭软件项目。公共通用专利注册和开放源代码模式为最好的技术产生创造了条件。

不仅如此，它还防止了技术封锁。而且，它还保证了任何对研究和技术感兴趣的爱好者都不会被排斥于开发研究之外。

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斯多曼，这位提供公共通用专利注册而值得尊敬的人，曾为自由软件的出现而欢呼雀跃。因为他参加了马萨诸塞技术研究所的一系列有趣的开放研究工作。但当这些项目转变为私人公司的项目时，他便被排挤了出来。研究工作中最有意义的是表处理语言（LIS）机的开发，表处理语言开始是作为人工智能的一部分被加以开发的。像许多事情一样，有人看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认为应该把它纳入商业轨道并从此获取利润。这种事情在大学里随时都会发生。但理查德不支持将其商业化，所以当 1981 年 LISP 变为斯姆伯利克公司的一个项目时，他突然被开除了。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斯姆伯利克公司还解雇了许多在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的他的支持者们。 相同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好几次。我理解他的想法，与其说他的动机是反商业化，倒不如说是反垄断。对他来说，开放源代码关系着无论谁对项目进行商业化他都能够继续工作。 GPL 为每个人都提供了机会，成绩卓著，这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的进步。 可是，所有设计创新都应纳入 GPL 吗？ 这他妈的完全不可能。这事就像堕胎合法化问题移进科技领域一样棘手。应由开发者个人自行决定是在 GPL 里注册还是利用其他更便于保护版本的方法。令我几乎发疯的是，理查德认为非黑即白，别无　，由此产生了不必要的政治划分。他从来不理解别人的观点，如果他在宗教方面也是如此，他将是一名狂热的教徒。 实际上，最令人恼火的事情是几名摩门教徒敲开我家的后门，他们告诉我应该相信有人敲后门（或用电子邮件轰炸我的信箱），是我应为我的软件注册这件事。这当然不是一个政治话题，人们应该做出自己的决定。建议别人在 GPL 注册或不注册是一件事，就此进行急诊则又是另一件事。当人们抱怨我在为一家商业公司工作，而这家公司从来不做任何与 GPL注册相关的业务时，我能说的是：少他妈的多管闲事！

理查德最让我生气的地方，并不是他主张 Linux 应该称为“GNU Linux”，因为 Linux 的核心的确利用了 GNU 软件程序的许多材料；也不是他诬蔑我过分张扬，声称当他与人分离代码时我还是一个在洗衣篮里睡觉的孩子。让我觉得他讨厌的原因是，他不断地抱怨别人不在 GPL 下注册 Linux 系统。 有众多的原因使我对理查德充满赞赏，但只能从远处。我想，我倾向于尊敬像理查德这样有强烈道德感的人。

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能独善其身呢？我最不喜欢别人教训我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我讨厌别人对我的个人决定指手划脚（也许我的妻子除外）。 在 Linux 的发展过程中，艾立克?雷蒙德等专家指出，操作系统的成功与否以及开放源代码发展的性，或多或少都与我的实施方式和在争执中保持公允的能力有关。虽然艾立克可能是开放源代码现象的最好发言人（但我非常非常不赞成他那种偏激情绪），但我还是相信他有点偏离了阐述的主旨。并不是我要避免偏袒，而是我憎恨任何把自己的道德观念强加于他人的人。在此，你可以把道德观念替换为“信仰”或“价值方式”等。 把道德观念强加于人是不对的，其下一步，把道德观念制度化也无疑是错误的。我只是对自己的选择抱有极强的信心，这表明我认为当面临道德问题时，我会做出自己的决断。 我希望自己做出决定，我反对繁冗的社会规则。我坚持每个人如果在自己的天地里，只要不妨碍他人，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我发现了几可怕的规则，尤其是其中强加于学校和孩子们身上的规则。想一想关于强加给教育改革的规则，以及以后发展的错误方向，你就会感到它的可怕。

这就是实际上没有必要却无处不在的所谓的社会良知。 同时，我个人还认为比我和我的道德判断更重要的，不是人类，而是进化。从这一方面说，我希望我个人的选择能履行其社会责任。那也许是本来即有人，我想它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固定部分，促使人们考虑社会事务。否则，我们早已过分偏执。 此外，只有一件事值得一说，就是那些过于唠叨的人。人们没有理由空话连篇，也没有自以为是。

嗨，我听起来与他们一样唠叨。 但是，当人们开始过分认真地对待你时，就为你设下了一个温柔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