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为了好玩 (Just For Fun)

每天醒来的时候，我经常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家伙。我不记得 1999 年 8 月 11 日星期三是否是一个有意义的日子，但它应当是。对 Linux 来说，它是第三个最重要的日子。那一天，苏斯公司的执行总裁德克?霍恩德尔从德国赶来，到圣何塞会议中心商业展示会，晚上就住在我家为客人准备的床上。我认识他多年，他是老“XFree86”组织的成员，积极支持 Linux，他还是丹妮亚拉的教父。我起床后，为塔芙和丹妮亚拉准备了热牛奶咖啡，又像通常一样，仔细阅读《圣何塞信使报》除了体育专栏和分类广告以外的所有内容，然后我们挤上丰田车向圣何塞城区驶去。

我记得我与许多人握了手。

这一天是红帽子公司上市的日子。公司几年前就给了我一些股票期权，但直到最近才送来一些纸面文件。我并没有兴趣读那些文件，它们一直扔在我电脑边的纸堆里。我的确很希望红帽子能走势良好，股票期权并不是让人特别兴奋的事情――因为我还没有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令我兴奋的是另一个原因：从许多方面来说，首次上市的成功代表着大家对 Linux 的认同。所以那天早上我有点紧张，不过恐怕不只是我如此。市场已低迷了几个星期，人们都想知道红帽子的首次上市能否取得成功，或者没准它会撤回上市申请。 结果它终于上市了。在大会门口我们得到了消息：红帽子的股票开盘价是十五美元，或者是十八美元，我已记不清了，最重要的是那天的交易在三十五美元的价位上收盘――虽然没有创什么记录，但运行良好。

我记得我与塔芙和德克驾车回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接着，我想到了钱。我开始兴奋起来。

直到我们被拥挤的车流堵塞在 101 公路往北的?上，我才清醒地意识到，我在一天之内从身无分文一下子变成了拥有五十万左右美元。我的心跳开始加剧，既得意又有几分不敢相信。 我对股票运作一窍不通，我需要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于是我给莱瑞?奥古斯丁打了一个电话。我告诉他，他是我所认识的唯一通晓股票事务的人，我当时是这么说的：“你是否喜欢做我的股票经纪人？或者你能推荐一个你信任的什么人，因为我不想在网络上进行交易。”

红帽子给我的是期权，而不是直接的大宗股票。我不知道怎样去动作他们，我知道通常会有一个资金搁滞期，但我不知道是否对我也是一样，我也从没有想过纳税。莱瑞精于此道，并且交往广泛，我在莱曼兄弟交易所见到了他。但他对我并不热心，因为我不是一个大客户，但他答应帮我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另外，在上市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红帽子人力资源部或是他们的律师的电子邮件，信中提醒我在公开上市以前公司的股票就拆分了。我对这些一无所知。于是，我找出那些装着股票期权文件的马尼拉纸信封，阅读我以前不愿费力去看的文件，文句很浅显（法律术语）：我拥有双倍的期权。 我的五十万美元变成了一百万。说实话，我已顾不得长期以来在新闻界形成的形象了，也顾不得自己实际像个无私的取悦于人的杂耍演员一样生活于穷困之中的事实了。我亢奋不已。 我接下来阅读了所有关于红帽子公司股票的报纸报道，是的，我有一百八十天的资金搁滞期。 没有亲身经历过，你就无法想像一百八十天对于一个第一次成为名义上的百万富翁的人来说，到底有多长。

现在，我有了一项新的活动：跟踪红帽子公司股票的价格。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红帽子公司的股票价格一直在上涨，它一会儿稳步攀高，一会儿直线上升，总之是不停地上涨。到达某一点时，它再次拆分股份。情况最好时，我的股票价值达到了五百万美元。 红帽子就像华尔街，起价很低，但不断上涨。它与其他许多领域发生了恋爱关系，甚至与互联网也产生了某种远距离的关系。红帽子公司脱颖而出。我们成为 1999 年末那几个寒冷月份里的大众话题，电台和报纸的投资评论家都从这种让人发狂的有望打败微软的操作系统上得到了让自己满足的机会，而我的电话也一直响着。这一切与十二月九日的 VA Linux 公司上市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令人眩晕的高潮。 那是一次超出任何人意料的上市行动。 莱瑞.奥古斯丁和我赶往金山的波士顿第一信用中心，参加首次上市路演。我穿着平时所穿的衣服：一件免费赠送的 T 恤衫和一双凉鞋。我们还带着妻子和孩子――带着蹒跚学步的孩子在衣冠楚楚的投资银行家中乱跑，的确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一切都在突然之间发生了。屏幕上晃动的手势表明，VA Linux 在第一天的交易中，卖价在每股三百美元左右。这是以前闻所未闻的。即使没有看到手势，我们也知道这创造了一项记录，因为从银行投资家被 CNN 和财经新闻网的所震惊的表情也可以看得出来。说到莱瑞，他表现得像平常一样冷静，我敢肯定在整个过程中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当然，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在忙着追赶我的到处乱跑的女儿。 现在，即使马达加斯加雨林中的居民都可能知道，莱瑞因此而暴富。当他赶来旧金山时，他的公司里没有多少净资产，而当他返回硅谷的时候，他的身价已高达六十他美元。而且，如报纸不停报道的，他才只有二十几岁。 对我来说，我得到了 VA Linux 的大宗股票期权。如红帽子一样，我在六个月内不能卖出股份。但与之不同的是，红帽子一直稳定地上涨，而VA Linux 却价格日跌。虽然 VA Linux 上市第一天创出高价的记录，但在此后的六个月内，它的价格一直下跌，最低点跌到了每股二十五美元。一方面，它是市场调整的牺牲品――四月份的市场调整损害了大多数技术股的价格。另一方面，也由于我的股票在 VA Linux 所受的限制――因为 VA Linux 尚处于资金搁滞期，所以我无法对波动激烈的市场加以利用。从心理学观点讲，跟踪公司的趋势要比根据红帽子的运行情况做出决策更加困难。在那些天里，当我躺在床上，常常因担心净资产的日益减少而突然醒来。 但我依然认为自己是最幸运的家伙。 一月的一个晚上，林纳斯驾车来到我在苏萨利托的办公室。在对我所使用的苹果电脑和非 Linux 的操作系统开了几句玩笑之后，他坐下来，读我所写的冗长的前言草稿的第一页。那是我从他的视角以第一人称撰写的。我就坐在旁边，唯一的响声是林纳斯读到无论他怎么不在意，自己也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明星，芬兰为有像他这样的人而骄傲，就像为音乐家西贝柳斯和驯鹿尼基而感到的骄傲。大约过了十分钟，他读完了前言，他唯一的评价是：“哥们，你写的句子真够长的。”后来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把句子削短，把一些专业术语改成常用词语，同时也尝试着一起写作。事实证明在合作方面，我们是消磨时光的高手，最后我们放弃了那篇前言。

接着，林纳斯尝试着提高我的纯平显示器的分辨率，但没有成功。那是去年产的“艺术之国”显示器，我把它当作身份的象征。“你怎么能从这上面看东西呢？”他问我。最终，他成功地把显示器的分辨率提到与机器的标准相匹配，然后，他拿出一页纸画了一副草图，向我解释显示器的工作原理。不知过了多久，我说：“嘿，让我们来点寿司。”

“关于钱的事情使我发疯。我一直等待资金搁滞期的结束，我心里总在想：好像有很多钱，却还是没有钱。

”

我要了清酒，他因为要开车，所以只喝果汁。 “到现在，我们的经常账户上从来没有超过五千美元，除了可以存着却无法花的股票和证券，那就是我们所能消费的所有的钱了，所以，现在我只是名义上很有钱，而……”

“大约有多少钱？一两百万？”

“两千万吧？如果不再下跌。那是 VA Linux 公开上市以来发行股票的价值，但在资金搁滞期的六个月间，我没有机会拿到钱。不，现在来说只有五个月了。”

“我看不出有任何问题，你真的必须五个月后才能买一所大房子吗？并不是我没有同情心，而是……”

“嗨，一开始，我们像是有很多的钱，可以买任何我们中意的房子。我们需要一所有五个卧室的房子，房子周围要有大片的空地，能使我们听到动物的叫嚷声。我在平常工作时，每天都打弹子球，所以我希望有一个足够大的房间，能安放弹子球台。我们还想有一个独立的单元，供塔芙的父母来看望我们，或在我妹妹的朋友从芬兰来时能住上几个月，顺便也帮我们看看孩子。很有意思，当我们从芬兰移民到美国时，我们有了帕特里夏，当我们从公寓搬入套房时，我们有了丹妮亚拉，而且……”

“所以你们很想再生一个孩子。”

“嘿，我们顺其自然。”

“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听到你宣称：‘我们正要再生一个孩子！'你这个能干的家伙。”

“好吧，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房间，我们曾去看过几处空房，但这些待售的房子价格高得实在离谱。我是说，我有两千万美元，而且那是靠非凡的成就得来的。我能够买得起任何房子。但我们看过的一座房子临着一片树林，没有空地，而且相当荒芜，却索价一百二十万美元，而最好的房子要五百万美元。至于那两千万美元，你必须拿出一半纳税，于是你只能剩下一千万美元。而像这样一所房子，每年的房产税就是六万美元，所以你还是预留出这笔钱。而我不知道，在我一生中，除了这次以外，我是不是还能这样地大笔挣钱。我不愿做不自量力的事情，以致我们付不起在那所房子里的费用，我也不愿负担着贷款抵押。”

“我并不同情你。毕竟，如果 Transmeta 上市后运行良好，你就可能一切顺利。”

“是的，但我只是一个资历不深的管理者，我还没有那么多的股票，也没有那么高的薪水。”

“林纳斯，如果你愿意，你能见到这所城的任何一位风险投资商，然后得到任何你想得到的……”

“我想你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