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

对大多数人来说，上面的描述听起来就像是一场噩梦。但是，要真正意识到这有多么可怕，你得明白这一切基本上都是真的。的确有过这样的实验——实际上是一整个系列——这些实验是由心理学教授密格兰主持的（Milgram，1974），参加这些实验的充当老师角色的人的确愿意把连续不断的、密集的、伏数达到危险程度的电击加到一个踢打着、尖叫着、恳求着的学生身上。惟一一不真实的地方是，电击并没有真的加到学生身上。那个一直不断地痛苦尖叫要求怜悯的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实验对象，而是一个假装遭到电击的演员。密格兰实验的真正目的也不是研究惩罚与学习及记忆的关系，而是要研究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当一个普通人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会愿意把多少痛苦加到一个完全无辜的人身上？

答案是非常令人不安的。在与前面的描述一模一样的情形下，大部分老师都愿意把手头所有的最痛苦的惩罚加到他人身上。在密格兰的实验中，三分之二的人都对受害者的恳求充耳不闻，把他们面前的30个电压开关一个一个地拉了一遍，一直到拉完450伏之后研究者停止实验为止。而同样令人吃惊的是，当受害者开始要求释放时，所有参加这个实验的40个实验对象没有任何一个人决定就此罢手。甚至当受害者开始乞求时，当受害者的反应用密格兰的话来说成了“痛苦的尖叫”时，还是没有一个实验对象停下来。

这些结果让每一个参加实验的人都十分震惊，密格兰也不例外。事实上，在这个实验开始之前，他让一组耶鲁大学（这个实验就是在那里进行的）的同事、研究生和心理学系的学生阅读了一份对实验过程的描述，然后要他们估计有多少实验对象会把电压一直加到450伏，结果几乎全部的人都说是在到1%到2%之间。而另外一组39名心理治疗医生则估计每1000人中大概会有一个人一直进行到最后。因此，没有一个人对实验中发生的事情有任何一点思想准备。

面对这种惊人的现象，我们应该作出何种解释呢？也许，就像有些观察者指出的，这可能与实验对象全是男性有关，因为众所周知，男性是一个更具攻击性的性别；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实验对象对这么高的电压所能造成的危害缺乏足够的认识；当然也有可能这些实验对象恰好是一群性格怪异、智力低下的虐待狂。但这里提到的每一种解释都遇到了强有力的反面证据。首先，后来的一次实验表明，性别在这里根本不是一个决定因素，因为女性老师与第一次实验中的男性老师的做法几乎一模一样。

另外一个实验则是针对实验对象没有认识到高电压的危害这种解释。在这个实验中，受害者明确告诉实验对象自己心脏有毛病，电击已经影响到了他的心脏：“够了，快让我出来吧。你知道我有心脏病。我的心脏已经开始感到不舒服了。我不要再进行下去了，让我出去！”但尽管如此，还是有65%的实验对象忠心耿耿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直到用完最高一道电压。

最后，密格兰的实验对象是一群个性扭曲的虐待狂的解释也是站不住脚的。那些“记忆实验”的参加者覆盖面非常广，在他们中间可以见到我们这个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年龄、职业和教育水准。更何况后来进行的一组个性测试也表明这些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完全正常，作为一个整体没有任何一点心理疾病的迹象。实际上，他们就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或者用密格兰的话来说，他们“就是”你和我。这样一来，这个噩梦般的实验便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孤立事件，而是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起来；而那个尚未解答的问题也就变得更让人不舒服了，因为问题的矛头已经指向了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是什么让我们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密格兰确信他已经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深深植根于我们心中的对权威的责任感。根据密格兰的说法，这个实验中所发生的可怕现象背后的罪魁祸首就是实验对象们无法拒绝他们的上司这一事实，而他们的上司就是那个身穿实验室工作服、无视他们的行为可能造成的伤害、一直鼓励甚至命令他们履行自己职责的研究人员。

密格兰的这个解释是以很多事实为基础的。首先，如果研究人员没有命令实验对象将实验继续进行下去，实验是进行不下去的。事实上，实验对象们都痛恨自己所做的事情，也为受害者的痛苦而难过，因此一再请求研究人员让他们停下来。当研究人员拒绝停下来时，他们才硬着头皮继续下去。可是他们的手在颤抖，他们紧张得满头大汗，他们的身体摇摇晃晃，像要倒下去的样子，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继续结结巴巴地表示抗议。在极度的紧张和痛苦中，有的人指甲掐进了肉里，嘴唇咬出了血；有的人用手支撑着自己的头，发出了一阵阵神经质的大笑。有一个密格兰初次实验的旁观者是这样描述一个实验对象的：

我看到一个老成持重的商人面带微笑地走进了实验室，一副胸有成竹、镇定自若的样子。可是不到20分钟，他就完全换了一个人。他浑身颤抖，话也说不清楚，不时地摸自己的耳垂，手也不停地扭来扭去，显然已经到了神经崩溃的边缘。有一次他把拳头砸向自己的前额，小声说，“天哪，让我们停下来吧。”但是，他还是继续服从实验者的每一个命令，一直到最后（Milgram，1963，p.377）。

除了这些观察之外，密格兰还提供了很多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比如说，在一个后来的实验中，他让研究者和受害者交换一下台词，也就是说研究者告诉老师停止电击，而受害者却勇敢地要求老师继续进行下去。而结果非常清楚：当只是另一个实验对象要求他们继续时，百分之百的人都没有答应。同样的结果也出现在另外一次实验中。这一次是研究者被绑在椅子上充当学习者的角色。当研究者抗议的时候，另外一个实验对象却要老师将实验继续进行下去。结果同样没有一个老师再碰一下开关。

在密格兰实验中实验对象们表现出来的服从权威的极端程度也在另一个后续实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实验安排了两名研究人员发出相互矛盾的命令。一个说一旦受害者要求释放就马上停止电击，而另外一个却说不管怎么样实验都要继续进行下去。这两组相互矛盾的指令每次都造成了这个研究项目中惟一的幽默：在一种又好笑又可悲的迷惑之中，实验对象一会儿看看这个研究者，一会儿又看看那个研究者，请求他们给出一个统一的他可以遵守的指令，“等一等，等一等。怎么回事？一个说要停，一个说要继续……到底要怎么样？”当两个研究者还是固执己见时，实验对象气急败坏地想要分辨出来谁是这里更重要的那一个。最后，由于实在无法找到一个真正的权威，每一个实验对象都按照自己的直觉和常识，停止了电击。就像其他后续实验所证明的一样，如果实验对象是虐待狂或具有病态的攻击性的话，这样的现象是完全不会出现的。^[1]

当密格兰仔细检查一组又一组的实验数据时，一个让他不寒而栗的事实渐渐冒出头来。“这个研究项目最主要的发现就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也会为了服从权威的命令而做出一些完全丧失理智的事情。”对于那些对另外一种形式的权威——政府——的那种让普通公民盲目服从的魔力一直就表示担心的人来说，这个发现无异于又一次敲响了警钟。^[2]而且，这项研究也充分表明，在权威的强大压力面前，个人的抵抗力是十分渺小的。当我们看到密格兰的实验对象在权威的压力和自己的良知之间做抉择时那种痛苦不堪的样子以后，对这一点还有什么怀疑呢？

当然。如果还有什么人对这一点表示怀疑的话，还可以看一看布莱恩·威尔森的例子。1987年9月1日，为了抗议美国运送军用设备到尼加拉瓜，威尔森和另外两个人决定在加州康科德海军武器站外的铁道上卧轨。抗议者们深信他们的行为能够阻止定于当天开出的火车，因为三天之前他们就已经通知了海军和铁道部门他们的打算。但是，执行任务的非军方人员却收到了不要停车的命令。因此，虽然他们在600米以外就可以看见抗议者，但他们根本就没有停车，甚至都没有减慢速度。虽然另外两个人从车轮底下逃了出来，威尔森却跑得不够快，两条腿从膝盖以下被齐齐截断。在场的海军医疗人员拒绝对他进行急救，也不愿意用他们的救护车送他去医院，旁观者们——包括威尔森的妻子和儿子——只好自己想办法止血，直到45分钟后一辆私人医院的救护车赶来。

令人惊讶的是，在越南当过四年兵的威尔森，并不把自己的厄运怪罪到火车操作人员和医疗人员头上，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总是用服从的压力来限制这些人的行为的整个系统。“他们的所作所为和我在越南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只是在执行一项疯狂的命令，他们是在前面冲锋陷阵的人。”但是，那些火车操作人员虽然同意威尔森关于他们也是受害者的观点，却并没有他那样的高姿态。事实上，他们事后的反应可能是这一系列事件中最出人意料的：他们对威尔森提出了起诉，要他赔偿他们的损失。因为他们必须轧断他的双腿才能够执行自己的任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蒙受了“人格上的羞辱、精神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