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宗教：世界七大宗教的历史与智慧

在《下个一百万年》（The Next Million Years ）一书中，达尔文（Charles Galton Darwin）评论说，任何人要想对人类历史造成相当大的冲击的话，有三个层面可以选择。他可以选择政治行动、制造出一种教义或者试图改造人种的遗传组合。第一种方法是最弱的，因为政治行动的效果很少比行动者更长命。第三种则是行不通的，因为就算我们有知识和技术，遗传学的政策连短时期都很难强制执行，而且在看得见的任何效果达成之前就几乎会被放弃。达尔文下结论说：“这就是何以一种教义给予人真正控制他未来命运最实际的希望。”㊟历史对这一主张所提供的支持，再也没有比孔子的工作更清楚的了。两千多年以来他的学说深刻地影响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其发展简直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因为孔子那外表看起来平凡的事业，其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是，建立了一个成为中国统治精英的学者阶层，而孔子本人则升起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公元前130年，儒家经典被定为训练政府官吏的基本教材，这种模式继续着（在公元200—600年的政治分裂期间有所中断），直到1905年清王朝的崩溃为止。在汉代，儒家事实上变成了中国的国教；公元59年，在所有的城市学校中都被指令要祭孔子，在第7与第8世纪中，帝国的每个县都建立了孔庙，作为对他及其追随者的神龛。中国着名的文官考试制度，在世界其他地方做梦都还未曾想到的时候，就把公共机关民主化了，其中心就是儒家的典籍。宋朝（第10世纪后期到13世纪后期）把这个制度完善化，一直到20世纪初还仍然施行着。

达尔文顺着他对“教义”的力量的一般论点说：“中国的文明（孔子的教义在其定型上做了很大的贡献）比起世界任何其他文明，在更大的程度上被视为模范的典型。”我们还是不要说得如此过分。因为要从质上来将文明分等级是没有尺度可寻的，我们只可满足于量上的估计，数字的确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故事。不同于欧洲或印度，中国结合在一起编造了一个政治组织，在其高峰时期拥有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华帝国在朝代的传承下，持续超过两千年之久，它所跨越的时间，使亚历山大、恺撒以及拿破仑的帝国看起来都如昙花一现。如果我们把帝国持续的年代乘以平均每年所拥有的人口数目，在数量上它就成了使人印象最深刻的人类所设计的社会机构了。

我们很难说孔子对这个机构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因为儒家的价值与中国人民的一般价值，在时间的过程中混合在一起，难以把两者分开。因此，我们在此处要指出的，是集中在孔子和他的门徒们所加强的而非他们所创造的那些中国性格特征。我们所要提到的那些特征差不多可以说适用于整个东亚，因为日本、韩国以及大部分的东南亚，都有意地输入了中国的伦理。

我们先从东亚显着的社会重点开始，那是孔子帮助将之固定在社会适当的位置的。几乎每一位汉学家都会谈到这一重点，在这里我们只需谈到两项结果就足够了。“所有的中国哲学明显地都是社会哲学。”巴拉兹（Etienne Balazs）如此观察，陈荣捷也同意上面的意见：“中国哲学主要是对伦理、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兴趣。”要一下子看到这社会如何将其所着重的付之实行，我们就留意到虽然中国和美国大陆一样大，她却只有一个单独的时间标准。明显地，中国人觉得应该按照他们的时间意识，在他们自己之间同步，而不是以他们的时钟来顺应非人格性的自然。

这当然是个小问题，不过小的讯号却能反映出更深的态度，总而言之，更大的证明就在手边。孔子的社会重点，在中国人身上产生了一种显着的社会实用性——一种当有需要时，去大规模地完成事务的本领 。历史学家推测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社会重点，可能源于中国早期一方面需要大的灌溉工程，另一方面又需要巨大的堤防来围堵汹涌的河川之故。我们不应该忽略社会实用性（如我们在此处所称的）可以被错误地应用的事实；在中国曾经有过许多暴政，但是，无论好坏，社会的实用性似乎是一项事实。本世纪的第三阶段，面对着人口问题，中国生殖率在十年间减少了一半。由1949到1979年的30年间，她似乎已永远把饥荒、水灾和传染病自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中摒除了。正如1980年9月份的《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 ）杂志中指出的：“这乃是历史上一桩伟大的事件。” ㊟直接与本书主题有关的，在世界文明当中很独特的，是中国调和其宗教的方式。印度以及西方宗教是排他性的，如果说不是竞争性的话——把某人同时想成是一个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或者甚至同时是一位佛教徒和印度教徒，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对这种事情的态度却不同。每一个中国人在伦理和公众生活上是儒家，在个人生活和健康上是道家，而在死亡的时候是佛家 ，一路上还加入一些健康的萨满教的民间宗教。正如有人曾经这样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戴上一顶儒家的帽子，穿上道家的袍子，以及佛家的草鞋 。”日本在这个混合体中则加上神道教。

中国家庭的重要性——孔子五伦中有三项是配合它的——是无须再重述了。有些汉学家立论说，如果把祖先崇拜和孝道包括进去，家庭变成是中国人民的真正宗教。在中国，姓是在前面的，然后才是名。中国的大家庭一直持续到20世纪，正如下面的一份报告证实：“一个家庭可能包括八代人，包括兄弟、叔伯、祖叔伯、儿子、侄子辈和侄子的儿子们。有超过30位的父亲辈和他们的孩子，每一位都有他们的祖先和孩子，甚至追溯到祖父母和孙儿们，可能都住在一幢连接的家庭房屋中，全都属于一个家庭。”㊟家庭关系的中国词汇也是同样的复杂。一定要两个字（兄弟）来说明所提到的人到底是年长或是年幼，用一个字（brother）来说就太笨拙了。姐妹、姨婶、叔伯、祖辈等都有同样的情形，需要不同的字来指示出这些关系是父亲那一边还是母亲那一边。在中国大家庭中，有各种名衔给115种不同的关系。㊟强大的家庭联系使人窒息，但也带来好处。一直到现在，这些还为东亚人运作着。吾人想到当地的低犯罪率——日本的失窃率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一——以及东亚移民到其他地区让人印象深刻的记录，他们青少年犯罪率低，成就和向上升的能动性高。亲戚们甚至经常会联合起来帮助远亲接受进一步的教育。

在孔子五伦关系中，有三项对年长一方有所偏向，使东亚人对年长者的尊敬提高到几近崇敬的地步。在西方当有人承认已50岁时，反应多半会是：“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40出头的人。”在传统中国礼貌的反应多半是：“你看起来很像是60岁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到日本的西方年长访客被日本友人问起他多有智慧。这个问题所引起的混乱，使那个日本人发觉到他犯了错误。那日本人一面为了他错误的英语道歉，一面解释说他是想问他的朋友多大年纪。当我们把这件事与西方对年龄的态度比较——“过了四十就过了顶峰，过了顶峰你就加速地下坡了”——其对比是突出的。面对着身体衰败的必然性，中国创造出支持鼓励精神的社会组织。每过去一年你就能从家庭和同仁那里得到更多的关怀，以及我们已提到过的更殷勤的倾听发言的尊敬态度。

孔子的中庸之道到今天仍然继续表现在中国人偏爱协商、调停以及“中间人”特别是典型地牵涉到家庭和其相关成员的时候。中国的数字无法得到，但是在1980年中期的日本，其律师数目与美国相比是1：24。其协商论题与其特别的东方现象“面子”联系在一起，因为赢与输的法律裁决关系中，被判输的一方丢了脸。这是严重的，因为如果你还要继续与你的同仁亲密地生活在一起的话，长远来看，在心理上把关系搞糟了是没有好处的。

孔子还主张“文”：他的信念是学与艺不单是表面的装饰，而是改造社会和人心的力量。中国尊崇着他的这项信念：他把学者和官僚置放在社会阶梯的顶端，而把军人放在最底层。虽只是一种尝试，不过各处零星地、不时地会有成果。在中国曾经有过文艺鼎盛的黄金时期，在同时代中没有任何文明可与之比肩，而成就了高深的学问：令人立即想到的是书法、宋代山水画与养生的太极拳。纸早就发明了；在古腾堡（Gutenberg）之前四百年，活字版印刷术就发明了；一部15世纪的百科全书，2000名学者研究的结晶，一共有11095册；还有伟大的诗篇；精妙的画轴；以及瓷器，“由于其材料和装饰之精细，其形状之雅致，可以被认为是所有国家，所有时代中所能产生的最好的瓷器”。㊟与儒家生命艺术本身混合，这些文物产生了富有其自己特色的文化。一种巧妙、光辉和含蓄品味的混合体，使中国人拥有一种同化的力量，在其巅峰时期无出其右者。在一切伟大的文明中，中国有最开放的边界线，定居在土地上的农民，曾一波又一波地遭受到驰骋的野蛮人的入侵。打到门口来的有鞑靼人，其长程的攻击曾经对罗马帝国造成了致命伤。但是中国对那些抵挡不住的，就将之吸收进来 。每波的入侵者总是通过自愿的事例而丧失其自身的认同，他们爱上了他们所见到的。一次又一次地，一个不识字的人侵者，原先入侵的唯一的目的是为了抢劫，最后却屈服了，几年之内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临摹一首手写的中国诗，可以让他的老师（其实是被他征服的奴隶）承认够得上是出自士人之手，而他所最希望的是被误以为是中国人。忽必烈是最显着的例子。他征服了中国，自己却被中国文明所征服 ，他的胜利实现了他恒久的野心，那就是成为真正的天子。

魔法并没有永远持续下去。中国文明在15世纪，世界上还没有可与之比肩的，之后，僵化就开始了，西方的军事优越性把中国的命运从其手中夺走，上两个世纪的中国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了。在西方挑起战端、强迫输入鸦片以及随后把中国瓜分成为欧洲势力范围的背景下，去讨论儒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要了解儒家持久而建设性的影响，我们可以去看过去40年来东亚经济的奇迹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都被儒家的伦理所塑造，在20世纪末构成了经济成长的动力中心——有效地见证了科学工程与社会工程结合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结果。一项统计数字，和记者有关日常事件的报导，就提供了其所以成功的答案。1982年日本工人平均只拿他们合法假期12天的5.1天，因为（通过他们自己的计算法）“长假会造成同仁的负担”。㊟那份报道，是这样的：

春天，早晨六点钟。京都中央车站前面有六个男子围成一个圈在唱歌。他们全都穿白衬衫、打黑领带、着黑裤子以及光亮的黑皮鞋。其中一人朗诵着一份要服务顾客、公司、京都市、日本以及世界的宣言。他们是出租汽车司机，正要开始他们日常的工作。㊟

这与生产并没有关系，不过另一项从京都来的报道就显示了东方人知名的礼貌：“在京都混乱的交通中，两辆车的保险杆互相刮到了。两个司机都跳了出来。两个人都鞠着躬，拼命道歉说自己太不小心。”

这些都是孔子精神的回音，不过人们必然会想到在西化的世界中，这种宗教的未来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答案。

1.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论语》），ⅤⅡ：1。
2. 《中庸》，第十三章。另一在精神上与此类似的说法可见《论语》，ⅪⅤ：28。
3.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ⅤⅡ：33。
4. 各处均见《论语》。
5. 由Ruth Benedict报道。
6. Arthur Waley, The Way and Its Power , 1934. Reprint. (London: Al-len & Unwin, 1958), 32。
7. 我表述的现实主义者的立场，主要是通过正统儒家历史学的眼光得来的。学者会奇怪有时候对他们的描写几近于讽刺书，不过对他们的表述的一般指向仍然是不可争论的。
8. 引述在Arthur Waley, 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 1939. Reprint. (London: Allen & Unwin, 1963), 199。
9. 《韩非子》，引述在Waley, The Way , 74。
10. Waley, The Way , 162.
11. 虽然love的字义就是“爱”，A. C. Graham用“相互关怀”或“对每个人的关怀”，来翻译这个片语，争论说这样比较适合墨家实用和功利的主张。
12. 译注/原文：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此则天下之害也。然则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爱生。今诸侯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何以易之？……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誉之。（见《兼爱》篇）
13. Yi - Pao Mei，（梅贻宝）， Motse , the Neglected Rival of Confucius , 1929. Reprint.(Westport, CT: Hyperion Press, 1973), 89, 145。
14. Yi - Pao Mei, Motse, 83。
15. 我是纲要性的，而不是按年代来处理这些答案的。孔子拒绝的答案，在他死后才被系统化地提倡。它仍然要留待孔子的追随者根据孔子的指导原则明显地加以驳斥。
16. A. C. Graham, Disputers of the Tao (La Salle, IL: Open Court, 1989), 43。
17. Walter Lippmann, The Public Philospoph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55)。
18. Waley， The Way , 161。
19. Chiang Molin（蒋梦麟）， Tides from the West 《西潮》（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7）, 9, 19。
20. Confucius，由Arthur Waley引的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1938. Reprint.(London: Allen & Unwin, 1956), 28。
21.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ⅩⅡ： 2. ⅩⅤ：24。
22. 我把孔子的“父子”、“兄弟”这种字眼扩大了，来适合现代的敏感性。我不以为这样做破坏了孔子的真实意向。
23.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ⅩⅤⅡ：9。
24.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Ⅱ：17。
25.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ⅩⅠ：11。
26.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Ⅸ：5。
27.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Ⅲ：13。
28. Tu Wei - Ming（杜维明）， The World and Ⅰ (August, 1989), 484。
29. 同上，485。
30. Cnarles Galton Darwin, The Next Million Year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3)。
31. Ding Che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Scientific American* (September 1980), 152。
32. F. C. S. Northrop , The Taming of the Na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1953), 117。
33. Maxine Hong Kingston, The Woman Warri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9), 12。
34. 引述在Rene Grousset, The Rise and Splendour of the Chinese Empire , 1953. Reprin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207中一位有知识的收藏家的意见。
35. 报纸专栏作家Georgie Anne Geyer, from Tokyo, August 13, 1983。
36. East West Journal (December 1979)。